考课及官员的迁转、升降、赏罚
在正常的情况下，官员的迁转、升降、赏罚和考课的结果密不可分。所谓“考课”或“考绩”，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政绩优劣之考核，大致可分为内官、外官两类，至于国子学或太学生员，实为尚待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者。他们还是学生，故虽有称之为“考课”者，[574]但似不应归之为官员考课以期迁转、升降、赏罚之类。
魏晋南北朝官员之考课，其制度与实施，基本上是重外官而轻内官。
曹魏文帝时，考课无常制，大抵据“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575]明帝青龙（公元233～237年）中，始议考课之制。中书郎卢毓奏：“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明帝采纳其建议，[576]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使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景初（公元237～239年）中，刘劭撰《都官考课》72条，又作《略说》一篇进行疏议。上奏明帝，以期“著定典制”。[577]明帝制下百寮，进行议论。杜恕全力支持，认为：“其为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就是对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进行严格考课。[578]反对者首先是司隶校尉崔林，他认为，现在军旅事繁，“或猥或卒”，如果按“考课法”来“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无法施行。不如仍按太祖的常规，“随宜设置”为妥。[579]司空陈群掾傅嘏也不同意，理由也是“芟夷遗寇”，“日不暇给”；“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于行通，不如“随时之宜，以应政机”。[580]习惯势力太大，加上明帝晚年“宫馆是营”，[581]忽视吏治，故“考课竟不行”。[582]又《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附荆扬所传陆凯谏孙皓20事之第19条[583]称：孙权时，“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似乎孙权时是有官员考绩制的；“今州郡职司，或莅位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是指责孙皓时考绩之制和任期制全都废除。不过这里指的都只是“州县职司”，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大概孙权时也未必有什么考绩制度。
晋之注重考课，始于司马懿专政之初。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杀曹爽，专制朝政，使王昶“撰百官考课事”。[584]其有关尚书、侍中考课之制有5条：（1）“掌建六材，以考官人”；（2）“综理万机，以考庶绩”；（3）“进视惟允，以掌谠言”；（4）“出纳王命，以考赋政”；（5）“罚法，以考典刑。”[585]这是保留得较完整的有关内官决策人物考绩的标准，是难得的资料。司马炎以晋代魏，泰始年间，又有一系列有关考课的规定。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六月和十二月，武帝先后颁布了两个诏令。六月丙申诏主要是要求“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要“见长史，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年，亲见百年”；还要“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586]与郡国属县长史的考绩当然有关。但更直接规定郡国考绩条格的是当年十二月的诏书，它规定考绩郡国长史的5条是：（1）“正身”；（2）“勤百姓”；（3）“抚孤寡”；（4）“敦本息末”；（5）“去人事。”[587]这次诏令，大概与杜预、石苞的活动有关。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月，以守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588]杜预认为“魏之考课”失之于细密。具体提出：“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他认为这种“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589]的考课法，是简而易行的最佳选择。石苞是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十一月为司徒的。[590]这位出身贫寒、屡遭仕途挫折的司徒，对州郡农事比较关心，上奏称：“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591]因此，泰始四年六月和十二月有关郡国考课的规定，大概与杜预、石苞的建议有关。至于贾充在尚书郎期间“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592]不仅事在曹魏（司马师当政前夕），而且主要是局限于“度支”即“财政”的考课方面。曾资生说：晋考课之法不为不周全，但事实上却不能通行收效，“即以杜预所拟的大体法则，就西晋政治于武帝之后日趋向于分崩混乱的大势而论，事实上亦未能行。”[593]这个看法是比较合乎事实的。
东晋南朝时期，有时亦间有考课黜陟之诏令。晋元帝曾令“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594]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十二月壬午，文帝诏“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595]萧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三月癸丑，武帝诏：“莅民之职”，“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596]萧梁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正月己巳诏，四方“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597]陈太建四年（公元572年）九月辛亥诏：“通示文武，凡厥在位，其莅政廉秽，在职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陟。”[598]每个朝代都有此类诏令，除宋文帝、陈宣帝诏令及于内外文武，其他都是谈“莅民之官”即州郡县长吏的，显然是把目标对准州郡而不是朝廷内官。东晋的内政方针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在近百年的统治中最著名的宰相不过是王导、谢安。王导“阿衡三世”，以“政务宽恕，事从简易”自得；[599]谢安则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著称。[600]即使诏令要考核王公大臣，又有谁去进行黜罚！孝武帝时，范宁陈时事时指出：今“守宰之任”，其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归”。[601]晋末，豫章罗企生为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602]刘宋琅邪王僧达，与兄锡不和，“诉家贫，求郡”，文帝拟以为秦郡太守。[603]企生、僧达均系门阀世族，其所以求为郡县守令，皆因可以搜括致富。琅邪王秀之，出为晋平太守，至郡一年，自称：“此郡丰壤，禄俸常足”，我“山资已足”，上表请代。[604]此虽宋升明（公元477～479年）间事，恰恰说明“富足便归”的事，南朝一直沿袭。再加上皇帝（如宋孝武帝、明帝、后废帝，齐武帝、郁林王等）向刺史郡守强索“奉献”。[605]因此，州郡县长吏几乎无官不贪，地方长官的考绩又如何进行。从皇帝到刺史守令都在拼命捞钱，大刮地皮，而刺史守令却正是外官中真正的“考绩”对象。所以，当时除了争夺权势、打击政敌之外，确属为了澄清吏治、解民倒悬的黜罚事例乃是屈指可数。东晋南朝官吏考绩难于推行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受到门阀制度的制约。上述王导、谢安的治政原则，罗企生、王僧达求为守令已是证明。其实，早在西晋时期政制就已如此。清谈误国的王衍，石勒骂他“名盖四海，身居重位”，却恬不知耻地自称“不豫世事”，荒唐之至！而王衍道出的确是真情，他之所以能“少壮登朝”，位极人臣，只不过是“随牒推移，遂至于此”。[606]萧齐时，王骞也悠然自得地对他的儿子们说：“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607]此即所谓“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注脚。[608]门阀贵族们可以“随牒推移”、“依流平进”，在毫无竞争、不受任何诸如“考绩”之类的“干扰”下“坐致公卿”，考绩制对这一大批官居要职、尸位素餐的官僚贵族又有什么作用？而上至尚书令仆、中书监令、门下侍中黄门，下至秘书、著作佐郎，正是内官中最值得“考绩”的一群。
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前，考绩的诏令，虽屡有发布，[609]但官制未定，俸禄之制未行，所有诏令自然纯属具文。自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颁布俸禄制和十八年、二十三年《职令》的颁布，百官考课制度也趋于健全。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十一月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诸牧守”；丁亥，孝文帝下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赐衣一袭。”[610]对牧守考绩，是分三等九级，而以赐戎号作为最重要的赏赐。
迁都洛阳的部署布置妥帖后，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九月壬申，孝文帝在平城宫正式颁布百官考绩诏：“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611]12天后，即当月壬午，孝文帝亲临朝堂，自加黜陟。办事可算得认真而又迅速。这次大概主要是考绩京官。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十月，定都洛阳。壬戌，孝文帝在新都下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612]这主要是考绩外官，是否执行、何时“亲览而升降”不见记载。只是在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正月己亥，曾诏遣兼侍中张彝、崔亮和兼散骑常侍刘藻，“巡方省察，问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扬风化。”[613]
宣武帝时，进行过四次考绩，即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正月壬戌至六月丁亥，对象是“分遣大使”，考“诸州刺史，加以黜陟”。[614]第二次是正始二年（公元505年）七月甲戌，“分遣大使，省方巡检”，“褒赏贤者，纠罚淫慝，”[615]对象仍然是方镇大吏。第三次是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十二月壬申，诏书说：“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齐，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闻。”[616]第四次是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提出“大考百僚”；[617]到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八月甲申，宣武帝才“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618]“三年考绩”的制度是由孝文帝钦定下来的，到他的儿子时就不能按期进行，一方面说明吏治上已有问题，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具体问题，妨碍考绩的正常进行。
早在永平四年（公元511年）考绩时，高阳王元雍和尚书右仆射郭祚就曾提出异议。元雍的奏疏主要有两点：一是“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而散官“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均“充剧使”。考陟时却“排同闲伍”，属于不等不均；二是文官在直、武夫赋闲，“致使近侍禁职，抱槃屈之辞；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而这些武人现在是羽林、虎贲或随从，他们过去“累纪征戍”，“带甲连年”，现年老伤残，考绩时“责其如初”，“退阶夺级”，于“理未通”。[619]主要是为“散官”、“代迁羽林虎贲”抱不平。郭祚的奏疏有两次：第一次是指出景明、正始与永平考绩升迁的具体规定不一致，要求诏旨划一；第二次提出10年通考，“寡愆为最，多戾为殿”，“未审取何行是寡愆，何坐是多戾”？都是从右仆射参与考绩，希望明确考绩标准提出的具体问题，而且都得了宣武的诏书答复。[620]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准备大考绩，员外散骑常侍崔鸿认为《考令》于体例不通，提出谏议，说“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621]使考绩流于形式，应该改革。但得不到宣武帝支持，第二年照考、照转不废。
孝明帝时，灵太后专政。熙平（公元516～517年）末、神龟（公元518～519年）初，也进行过考绩。[622]当时，御史中丞、东平王元匡提出，“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623]灵太后批准了这个建议。任城王元澄出面反对，认为“革世之事，方相穷核，以臣愚见，谓为不可”。[624]也就是说从景明以来，“窃阶盗官”的人太多，不能认真查处。这个关系政局安危的建议马上为灵太后采纳。(https://www.daowen.com)
就在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二月，京师洛阳爆发了羽林千余人的暴乱，原因就在“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625]从考绩角度看，就是高阳王元雍建议中的第二条：“近卫禁职，抱槃屈之辞；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从此之后崔亮担任吏部尚书，推行《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登。”[626]在这种情况下，“考绩”只能是走走过场而已。
史称。太和定官制，“百司位号，皆准南朝。”[627]而太和前后《职令》，专以门阀为重；梁武《职令》，清官中文、武各有其系列，此北魏与萧梁之区别。萧梁安抚武职，乱不在朝内而出自侯景；北魏重文抑武，乱不在外而在代迁之羽林虎贲。《停年格》之施行，不分文武内外，以年资顺秩升迁，此亦有补于武人实力本强，在政治上自然得以反映之必然法则？
东魏、北齐，起于朔北军镇，初时，战马风云，军功为崇，其迁升似因袭《停年格》以资历为尚。北齐后主临朝，卖官鬻爵及于州郡僚佐，百官考绩之制，自然无从谈及。西魏、北周，其执政虽亦北镇豪强，但兵力弱于关东，较重文治。大统（公元535～551年）初，荥阳郑孝穆行岐州刺史，“每岁考绩，为天下最。”[628]考绩之制，似未曾废弃。大统十年（公元544年）七月，苏绰遵宇文泰前后所颁24条及12条新制，“总为五卷，颁于天下”。次年三月，又下令云：“诸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负阙之招累，夙夜兢兢，如临深履薄。才堪者，则审己而当之；不堪者，则收短而避之。”[629]“总为五卷”的新制，当即《六条诏书》，[630]次年三月的令，应该就是贯彻诏书的具体要求。把它们认为即是考绩百官的条例，大概也无不可。当然，斟酌《周礼》，由卢辩最后完成。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7年）颁布的“六官制”，[631]也可能包括“三载考绩，三载黜陟幽明”的规定。[632]
按照常制，根据规定标准进行考绩之后，到一定时间（3年或者6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官员的黜陟赏罚。在正常情况下，和考绩一样，黜陟赏罚也是有制度规定的。
所谓“迁”，最常见的是“平迁”，前面提到的西魏行岐州刺史郑孝穆，“每岁考绩，为天下最”，受到宇文泰赏识，“征拜京兆尹，”[633]就属于此类。北魏明帝初，裴延㑺为幽州刺史，“在州五年，考绩为天下最”，征至京，拜太常卿。[634]萧齐时，临淮刘玄明，历任山阴、建康令，“政常为天下第一”，以司农卿终。[635]如此者甚多。还有一种非考绩的“平迁”。两晋南朝的“平流进取，坐致公卿”，[636]北朝后期的所谓“停年格”[637]都属于这一类。前者是享有政治特权的门阀贵族子弟，依仗的是父祖官爵，高贵的门第，属于贵族世袭制的范畴；后者是豪强武吏，依仗的不是本身的什么在职政绩，而是本人以往权势和“劳绩”，属于官僚终身制范畴。这种只上不下、只升不降的所谓“随牒推移”[638]、依资顺迁式的“平迁”，是对两汉官僚制度的一种反动，而前者为害更为深远。与“平迁”近似的还有“稍迁”。早在晋武帝时，因官员“等级繁多”，同班诸官，又有级、阶差别。李重在其奏所说的：“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639]的这个“稍迁”即是。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宣武帝曾下诏：“考（绩）在上中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迁一阶；三年以上迁半阶；残年悉除。”[640]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由宣武帝颁布的后《职令》中，除九品均有正、从外，第四品正、从之外，又分上阶、下阶，这与晋武帝时“等级繁多”是一致的，“三年以上迁半阶”，自然属于“稍迁”了。
还有超级提拔，称之为“超迁”。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七月辛亥，献文帝诏书中提到：“诸非劳进超迁者，亦各还初。”[641]要清理的是“非劳进”的“超迁”；以劳进而“超迁”者是法令所准许的。因为当时的原则是“官以劳升”。[642]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二月甲戌，作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又下过一道诏令：“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太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643]虽有三年黜陟之义，但兼治二县、三县，二郡、三郡的做法，似乎含有“超迁”的意思在内。至于“超迁”的实例，不乏实录。东晋时韩伯康为吏部尚书，吴隐之“遂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644]傅琰为山阴令，“县内称神明”，偷盗息迹，升明二年（公元478年），萧道成执政，擢为益州刺史、宋宁太守。[645]梁武帝时，何远为武康令，“正身率职，民甚称之”，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646]自然属于“超迁”一列。
政绩优良，除了晋级提升之外，更多的是赏赐。赏赐的内容很广泛。加秩：宋吴兴太守王韶之，积年良守，“加秩中二千石；”[647]梁豫章内史萧颖达，“加秩中二千石。”[648]加戎号：宋元嘉初，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息止”，文帝诏进元德为宁朔将军；[649]北谯、梁二郡太守申季历，“进号宁朔将军。”[650]赐钱、帛、谷、役：宋文帝赐彭城内史魏子恭绢50匹，谷500斛；鲷阳令李熙国等绢各30匹、谷200斛。[651]萧齐永明七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可增俸，详给见役。”[652]建武元年（公元494年）明帝以张瑰为给事中，“月加给钱二万。”[653]此外，还有给田的，赐书的，赐鼓吹、乐器、宅第、车马，甚至女妓[654]、阉人，[655]真是无奇不有。而北魏前期，赐奴婢、隶户之例更多。
经过考绩，也有降罚。降官别称甚多，或称“左迁”，或称“左降”、“左转”，有时单称“贬”、“降”。汉有“左迁法”，大抵曹魏有所沿袭。东晋元帝时，应詹提到《左降旧制》，约制定于西汉宣帝时。其基本内容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免官后不仅很长一段时间“不得叙用”，就是期满叙用，所领户口要减半，距京道里要加倍。因此，应詹主张“今宜峻《左降旧制》”，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而“人慎其职，朝无惰官”。[656]西晋时，山涛也提到此制，他认为“晋制，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叙用”，其法似有不妥之处，因为“其中多有好人”，如果让他们闲散无事，而又官须其人，不如对《左迁法》稍作变动：“随资才减”，降级使用，“亦足惩戒”。武帝认为此议很好。[657]南朝梁沈约立《左降诏》：“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左迁，往朝继轨。自今内外群司有事者，可开左降之科。”[658]从西晋到萧梁，官吏政绩恶劣，其处分较之两汉都有宽减。沈约为立《左降诏》和《山涛启事》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北朝也有黜罚科条，已于考绩中涉及，此处不赘述。因事免官，本有一定时间限制，实施中宽严随诏旨而改变。刘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丹阳尹褚湛之坐刘义宣诸子藏匿郡界，“湛之免职禁锢”，其年，孝武帝复以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659]而其兄褚叔度，东晋义熙中，刘裕版为广州刺史，在任4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660]兄弟2人，“禁锢”长短，诏令一纸定案。还有所谓“白衣领职”者，如萧恭“白服随列”，[661]萧会理“白衣领尚书令”，[662]其依据大概正是沈约拟定的《左降诏》，不过比之“减秩居官”、“贬职左迁”更严格一些，属于“递夺官服”型了。北魏对犯官的处理似乎严于南朝，陆定国是侍中、司徒公陆丽之长子，少养宫中，与献文帝同游止。献文在位“超迁司空”。定国恃恩狂妄，目无法度，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坐事免官爵为兵”。[663]原沁水县令李超，“巨政崇治，绰居尤最”，但被人诬告，“宪台误听”，“被兹深劾，除名为民”，此后20余年“浮沉闾巷”，至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才再度为官。[664]他“除名为民”正是太和改制时事，不管李超个人是否属于冤案，当时考绩黜陟执行较为认真是可信的。官降为民，贵族贬为士兵，这是除了刑辟囚杖之外最严重的惩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