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休假和致仕

魏晋南北朝时期，休假也有制度。休假大体上可分“休沐”、“急假”、“告宁”等三大类。“休沐”和“急假”涉及面广、影响最大。“休沐”是指入直台省的官吏，5日回家休息1日，有点像今天的星期日。[665]据王国维考证，这种入直者5日一归家的制度，从汉至赵宋都一直存在。[666]萧齐建元（公元479～482年）年间，周颙为正员郎，“直侍殿省”。他在建康附近的钟山西修有“隐舍”，“休沐则归之，”[667]也就是5天回隐舍休假1天。尚书郎、中书侍郎等需要入直的官员，在晋时也行此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668]东晋时，中书侍郎“更入直省五日”，[669]5日后，即可“休沐”1日。两晋南朝如此，北朝后期制度多效南朝，北周武成（公元559～560年）中，明帝“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萧㧑预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请在外著书，有诏许焉”。[670]萧㧑时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郡公，由于参加校定经史，仍需番上，也是5日为期。王国维还谈到，自汉至宋，一般官吏（即非入直台省者）则10日一休沐。[671]魏晋南北朝史中尚未见到实例，是否因为非休沐日也只是入朝点卯，不大影响起居，史不具载？“急假”，包括病假和探亲假，家在京师及其附近者系指病假，家在外州者多为探亲假。[672]《晋令》规定：“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673]请“急假”，一般每年只准60天；如果路途较远，或者病情较重，可以酌情延长20天，即“急假”80天。如果路途在千里之外，往来时日要更多一些，最多也只能达到95日这个极限。[674]这一规定，在东晋孝武帝时有一次改变。《晋起居注》载：“孝武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诏大臣疾病，假满三月，解职。”[675]《初学记》卷20亦引此条，误为“孝武太康元年诏”，[676]余文全同。不过这都仅仅是摘录，除了在京大臣急假60日，病重延长20日外，现在“假满三月，解职”，实际上又延长了10天。当时，对探亲假也有宽松的改变：按“旧制”，群臣家有事，听并急60天。“太元中改制，年赐假百日”。家“居千里外，听并请来年（即次年）限，合为二百日”。[677]这比《晋令》规定，最长不得超过95日，延长了一倍还多。这样的改变，对朝廷达官贵人自然是十分有利的，也正符合东晋政局的总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晋末。

刘宋建国，对休假进行过一些整顿。永初（公元420～422年）中，黄门侍郎王韶之上奏，认为“太元中改制”，“盖一时之令，非经通之旨”。例如“会稽虽涂盈千里”，交通方便，“百日归休，于事自足”，不应合给两年假200日。如果家居河、洛和岭南、沔、汉，“道阻且长”，可以“别有条品”，“详为其制”。武帝“从之”。[678]我们知道，会稽乃中原衣冠集中之处，这一休假制度的改变，对他们显然很不利。

东晋末，刘裕执政，曾经颁布过“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679]长吏指的是刺史守令，因父母疾病不告假而擅离职守，处以禁锢罪。但此制颁布不久，就被否定，在“以孝立国”的旧中国，刘裕当然顶不住“亏天下之大教”[680]的压力。

“告宁”本来就是请假的意思，古人区别：“吉日告，凶日宁。”[681]两者就不一样了。皇室的婚丧嫁娶，不受法律约束，这里不必叙述。一般官员的婚娶是吉礼，属于“告”假，按照东晋人范宁《启断众官受假故事》中提到的：官员“诸婚，给假九日”，除去来往途中的时日，“周亲（至亲）婚嫁，（给假）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均不给程”。至于丧假类，如果属于周亲以下而无后裔者，“百里内（？）”除去往返时日不计算假期。此外，“周亲已上，疾病危笃；远行久别及诸急难”者，可以酌情给假。[682]北魏宣武帝时，光禄少卿邢虬，老母在故乡河间鄚县，病重，虬“请假归”乡探疾，[683]就是属于后者。官员父母去世，自然是凶礼，属于“宁”假。[684]大臣父母逝世，服丧3年，汉魏时，均按皇帝诏令，时行时断。西晋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大鸿胪郑默母丧，葬毕，有司依旧例要求郑默摄职，默固陈不起，“久乃许之。”[685]于是，“始制大臣得终丧三年。”[686]但是，到惠帝元康中，“陈准、傅咸之徒，犹以权夺，不得终礼。”[687]此实为皇帝权力至上的曲折反映，违反令制的事例在古代本属常事，不足为怪。

范宁对东晋休假制度混乱，援引《故事》提出改革休假制的意见，除上面谈到的婚假、周亲病笃假之外，还提出了：内外诸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用它来代替一般的“急假”（主要指探亲假）；其次是“扫墓假”，百官九品，除里程不计外，四时祭祀各给假4日、5日；流外以上文武官，父母在，3年给假30日；扫墓者5年给假10日，均不计来往里程；其三，“冠礼假”，至亲给假3日，五服内亲冠礼，给假1日，“并不给程。”[688]以上建议是否为皇帝采纳？哪一些被采纳？史籍没有记载，不好乱加推测。(https://www.daowen.com)

对各种休假制度，有的官员是认真执行的，曹魏时，南阳平氏人祝皓，“志节抗烈，笃于仁义，为吏归休，周旋乡里，吊死问疾，毕乃还家。”[689]刘宋时，有殿中将军申道献，“禁省八载不休急，时莫之此。”[690]官僚投机取巧，钻休假制空子的事例就更多。东晋永和（公元345～356年）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时疫，染病3人以上，本官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复入宫”，致使“直侍顿缺，王者宫省空矣”。[691]更有甚者：曹魏正始中，李丰为侍中、尚书仆射。丰在台省，常多托疾。“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李丰疾未满数十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692]既可不办事，又能拿俸禄，真是挖空心思。

“致仕”，按照现代说法，就是“离休”或“退休”。“致仕”制度，上古业已存在。致仕的条件是年老，或有病。致仕后的待遇，一般在经济上只能享受原来俸禄的1/3；但是，如果本人官位高、功绩大或者受到皇帝的分外宠幸，不仅可以享受全俸，政治上还根据诏令的规定有朝见皇帝，甚至参与机密的权力。[693]

魏晋南北朝时的致仕制度大抵近似。萧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694]御史中丞沈深（渊）[695]表奏：“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致仕。”[696]所谓“周制：大夫七十致仕”，大概是一种习惯法的追述，两汉并无法令明文，官员多习惯执行，魏晋亦复如此。西晋武帝时，尚书左仆射刘毅，“年七十告老，以光禄大夫致仕，门施行马，赐钱百三十万。”[697]但是，也有像魏文帝那样，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还要年已82岁的弘农杨彪当太尉，借以表示累世公卿的杨氏也支持曹魏政权。[698]总之，从西周到汉魏、两晋，70致仕大概属于习惯法，而萧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才第一次用诏令公布，使“七十致仕”法典化；大概加上物资奉养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致仕官员“并穷困私门”，终于引起明帝武建元年（公元494年）十一月庚子诏：“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699]值得注意的是“辞事私庭，荣禄兼谢”，这正是永明七年“致仕科”不能执行下去的要害所在。一直要在近200年后的唐代再次制度化。北魏末年天下即将大乱的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七月辛亥，孝明帝曾下过一纸非常灵活的致仕诏。诏书的指导思想是“虽七十致仕，明乎典故（即习惯法）；然以德尚壮，许其絷维”。因此，除了“新解郡县”、“外佐始停”，而年满70，要求再行任职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外，其他如“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者，“不拘斯例”；即使“庶僚之中”，“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念其“勤旧”，未忍“老弃”；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逋受考级”者，“虽满七十”，仍“听其莅民，以终常限”。甚至“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也“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目的是“使辞朝之叟，不恨归于闾巷”。[700]其后唐代“半禄之制”，大概即起于此。除萧齐永明七年至建武元年（公元489～494年）数年外，魏晋南北朝致仕无法典化的年龄、奉养规定，一切按习惯因循处理。

高级官僚致仕，按官职高低、功绩大小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皇帝个人的好恶，大概分为三类。一类如西晋王祥、北魏尉元、游明根。王祥“固乞骸骨”（这是“致仕”的谦词），武帝听以睢阳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又“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还“赐安车驷马”，宅“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升迁子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701]这年，王祥80有5。[702]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八月，北魏孝文帝诏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诏书说：“更、老非官，耄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这年，尉元年整80，[703]游明根74岁，[704]都超过习惯上的致仕之年很多。第二类多以“特进”致仕，如曹魏骠骑将军刘放、卫将军孙资等，“逊位以侯就第，并位特进”。沈约说：“其诸官加特进者，从本官供给；特进但为班位而已，不别有吏卒车服也。”也就是说特进只是荣誉职位，刘放、孙资仍按骠骑将军、卫将军发给俸禄。[705]北魏兴光三年（公元456年），刁雍以67岁为“特进”；约15年后（皇兴末）以拥戴孝文帝继位功，和陇西王源贺、中书监高允“并以耆年，特见优礼”，赐刁雍“几杖，剑履上殿，月致珍羞”，这时他已有82岁。[706]第三类与第二类很相近，多以光禄大夫致仕，其尤受尊重者，则加金章紫绶。北魏高允以拥立孝文帝功，迁中书监。太和二年（公元478年）以疾告归，寻又征召回京。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时年97，次年正月逝世。[707]至于以光禄大夫致仕者，曹魏有常林、杨彪，晋有刘毅、王览、李喜、傅柢，北魏有李茂；以太中大夫致仕者晋有华表。以上均见《太平御览》卷243“光禄大夫”条。刘宋时，太常臧焘，以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708]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太常傅隆致仕，拜光禄大夫；[709]前一年，南琅邪太守裴松之以中散大夫致仕。[710]萧齐时，太子步兵校尉范述曾也是以中散大夫还乡就养父母。[711]南朝梁、陈，致仕之事不见记载，清人朱铭盘作南朝宋、齐、梁、陈四史《会要》，梁、陈两代《职官部》无“致仕”条目，另增“终养”、“乞养”条。梁天监中，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供养；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太子中庶子陆罩以母老求去；外兵参军陆山才，以父疾，“东归侍养”，均属《南朝梁会要》“乞养”之条。《陈会要·终养》条内容近似，这大概与梁武帝优容权贵，宣扬“以孝治天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