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有严酷军令性质的法令，取代传统的习惯法

力微时期，仍然是礼俗纯朴，刑禁疏简。设有“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没有“囹圄考讯之法”，有人犯罪，“皆临时决遣。”[26]

猗卢时期，受西晋影响，“明刑峻法”，“每以军令从事”。在此以前，“国俗宽简，民未知禁”，突然强化法禁，百姓“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27]每次出兵征讨，“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28]带有严酷军令性质的法令的推行，一方面反映拓跋鲜卑出兵征伐是其掠夺生口、牲畜，发展部落的基本方式，必须绝对保证；另一方面说明法令简单粗糙，尚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但是，这种军令型的法令，比较起力微之前的习惯法来，已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它已成为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表达统治者意志很有力的工具。

什翼犍建国二年（公元239年），拓跋鲜卑的法令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它规定：“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公开宣布，因此，“法令明白，百姓晏然。”[29]什翼犍在《法令》中，最突出的是“大逆”罪，处刑特别重；其次是允许“献金、马以赎罪”和“以马牛四十九头”以抵死，反映金、马和牛，已具有货币的作用；其三，盗私物的处罚比盗公物重1倍，反映私有观念强化，特别重视用法令来保护私有财产。这个法令的公布，说明私有制已经发达，阶级已经产生，法令正是代表阶级的国家来维护私有制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有力工具。(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叙，拓跋鲜卑军事、政治中心的稳定；部落联盟军事首领已经逐步演化成为权力至高无上的军事独裁者；世袭王权的确立和由军事贵族充任的官僚机构的建立；通过经常性掠夺战争获得大批奴隶和牲畜，以及带有严酷军令性质的法令的颁布，充分说明拓跋珪建立魏国前夕，拓跋鲜卑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无阶级社会，确立了军事贵族专政的早期奴隶制社会，并为拓跋珪建立奴隶制国家，开拓疆土，发展政治、经济，奠定了较为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