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挑战的水下世界

1　充满挑战的水下世界

一艘沉船就是一座博物馆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靠帆船来运行。帆船沉入海底以后，和陆地上的文物保存状况是不一样的，很少有人去打捞或者破坏，特别是很快被淤泥埋藏的文物，会保存得非常精美，出水的时候跟新出的文物一样。因此，水下文物往往保存品相好，文物精品多。另外，其品类非常丰富，船货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不光有瓷器，还会有茶叶、漆木器等，当时也可能还有丝绸（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完整的丝绸），以及铁器等，有着非常丰富的品类。

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的探险家和探险公司，开始在东南亚海域实施沉船打捞活动。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有惊人的发现。比如1984年，英国人迈克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发现了清代沉船“哥德马尔森号”，发现了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两门青铜的铸炮。1986年，从该沉船打捞出的文物在荷兰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拍卖会前后进行了9个月，引起了巨大轰动，大概获利了2000万美元。

这对中国的文物考古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拍卖的大部分文物都是精美的中国瓷器。据说当时中国也委派了一些专家到现场准备拍买文物，带了几万美元，结果连一件都没有拍到。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考古界，国家开始启动水下考古的工作。

类似的沉船在东南亚海域发现了很多，比如说后来的很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年代大概是公元826年，出水了将近6万件中国长沙窑瓷器。在此之前，全世界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完整器物不超过100件，而这艘沉船一下就出水了5.7万件，超过了全世界博物馆收藏的数量。这个沉船的文物被拍卖以后，目前主要收藏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文物现在回到了中国大陆，比如湖南长沙的铜官窑博物馆，还有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

还有菲律宾海域发现的“圣迭戈号”沉船，印尼海域发现的“井里汶”沉船、“印坦”沉船等。这些沉船上发现的文物都是海量的，往往达到了几十万件之多，可以说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博物馆。我们“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文物，登记在册的是14万件，还没有发掘完。而一座博物馆的藏品达到10万件就可谓很丰富了。

水下考古的起步和发展

水下考古是对一切水域遗留下来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田野考古在水域的延伸。它在全世界的发展，相对于陆地考古而言起步很晚。

水下考古需要人在水下开展工作，遗迹的测量、摄影、记录、发掘、清理、打捞等均须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进行。有这样几种水下工作方案：第一种是使用空气导管，我们称作“管供”，利用泵气通过供气软管向潜水员头盔（或呼吸面罩）内输送呼吸用气。第二种是SCUBA（水肺潜水），潜水员携带瓶状器具下水，可以在水下进行呼吸。第三种是密闭潜水，密闭式循环呼吸系统能在每次呼吸之后，回收利用废气，由此人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更长。

世界上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是在1854年，当时法国人在瑞士日内瓦湖对湖床上的建筑遗迹进行调查，采用了管供方案。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考古发掘，应该是在1952—1957年，法国人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在法国马赛附近海域对一艘希腊沉船的打捞工作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发掘。另外在1961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 Bass）等在土耳其南海岸勘测到一艘沉没的青铜时代船只，他把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完整地搬到水下实施，从而领导了首次完全水下作业的考古挖掘活动。因此，这两次水下考古工作，可以看作世界水下考古发端的标志。

1966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水下考古研究机构，也与我们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长期合作关系，相互进行人员交流。

中国的水下考古发展，以1987年“南海Ⅰ号”的发现为起始标志，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年。最初中国没有水下考古队员，所以我们把张威先生等三个人送到欧洲和日本去做潜水培训，由此，中国产生了第一批水下考古的先驱。

1989年，中国开始培训水下考古队员，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我们从澳大利亚聘请专门的教练团队来培训中国的田野考古队员，让田野考古队员经过潜水训练后，成为水下考古队员。截至2022年，国家文物局已先后组织了八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共培训学员146名，还包括几位在中国接受培训的国际水下考古队员，来自肯尼亚、伊朗、沙特阿拉伯、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从最初接受外国人的培训，到现在我们为外国人培训，水下考古的整体状况发生了转变。

最近几年，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受到全世界关注，首先因为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和成果，如“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世界上第一个水下考古博物馆白鹤梁遗址水下博物馆的建设。此外中国的水下考古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们的水下考古队员，以单一国家为单位也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中国水下考古这几年的磅礴发展，与我国“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的建设大背景相契合。

考古人的新天地

我本身是一个田野考古学者，在西安和洛阳从事了20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当时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汉唐宫殿建筑遗址。2012年，我开始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2014年国家文物局成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后，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参加了水下考古队员的专业培训，也参与了一些水下考古的项目。

对于考古人而言，这是一片新天地。水下考古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首先要有比较强的职业素养；第二要有一定的身体保障，因为潜水会大量消耗体力；第三还要经过良好的心理训练，因为潜水是有危险的。人在无法呼吸的情况下，两分钟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当水下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能紧急出水，要尽量在水下解决问题。如果上升太快，水压还会导致肺部膨胀，因此偶尔会有吐血的情况。此外，团队训练也很重要。潜水作业一般都是以团队为单位，强调潜伴制度，潜水员下水的时候都是生死相托的。

水下发掘比田野发掘困难很多，考古队员下水的时候，身上要携带很重的装备，一般重量在40—50斤，如果是用双瓶或带有其他装备的话，有时能达90—100斤。很多人背上这么重的装备后，行动起来都很困难，但水下考古队员背负这么重的装备，在水下还要做到行动自如，很不容易。考古队员要在水里画图，要在海水荡漾的水下对焦拍照，要在泥沙翻卷的海底做文物清理。

水下作业的装置有两套：

一套是与潜水有关的装备，如气瓶、面罩、潜水刀等。潜水刀是安全的保障，水里常有很多鱼网、绳子，会绊住人，或者有植物会缠住人，潜水刀可以解除困境；另一种是考古工作用品，比如在做船体清理的时候需要画图，要有特殊的绘图板、绘图笔，要有照相的设备，以及进行文物清理时的一些简单工具。

文物的提取、存放也和岸上完全不一样。水中提取文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文物，如石雕像等，要用气囊慢慢地起吊，由于深度变浅，气压变低，气囊内的气体膨胀，物体的上升速度会大大加快，所以必须控制好，否则非常危险。

举例来说，我们去年在广东上川岛海域的水下发现了清代铁炮，重量在3吨左右，长3米余。这样体量的文物，在岸上我们都不容易搬动，要想在水下把它提取出来，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对铁炮做了很好的固定，用考古船上的吊机慢慢起吊。当时下水作业的队员大概有4人，船上还有大概10人的团队进行配合。另外还有专业的水下考古科技保护人才。因为海洋文物出水后需要进行脱盐、脱水、脱硫的特别处理，不然文物会很快损坏。这是一个立体化、综合化的过程。

最大的危险源有两个：第一是水流，海洋中有时会出现强劲的水流可以把人卷走；第二是能见度，中国周边海域大部分都是泥质海床，海洋能见度很差，有时甚至是0。下去后基本上分不清前后左右。前不久我去“长江口二号”古船水下考古现场，水流非常湍急，人下去马上就会被冲走；同时海洋能见度是0，下水后潜水员根本不知道古船在哪里。所以潜水员下水前做了非常精确的准备，用仪器把整个船体的状况与姿态扫制得非常清楚。下水时也做了精准的定位，选择用管供的方式，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触碰到船体，进行相关工作。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永远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水下一定要确保安全。只要做水下考古的工作，危险时时刻刻就在身边。潜水带来的风险有时不是人所能控制的。

水下考古队员一般都严格遵循制度，中国水下考古没有出现过重大事故，但是有过小风险，比如潜水时和潜伴失散，由于工作过于专注而导致气体用完，出水的时候由于潮流很急而被迫漂流等，这些还在我们的防护范围之内，都没有酿成事故。

沉船如何改写历史？

中国在不同时期都有沉船的发现，我们现在讲得多的是“南海Ⅰ号”。这是南宋时期的一条沉船，年代大概在13世纪初，当时是宋元海洋贸易发展的高峰时期。“南海Ⅰ号”应该是从泉州港起航，在广州海域遇到风暴而沉没。沉船的地点，在古代中国称为“放洋之地”，就是出海起航的地方。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南海Ⅰ号”是最好的案例，这是一条国际贸易船，按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船上不仅有中国人，还可能有穆斯林商人、东南亚人和印度人。

这项考古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先通过水下考古对沉船进行整体打捞，随后把它运进博物馆，再开始发掘工作。发掘做得很精细，连南宋时期人的头发丝都找到了，获得了关于当时的海洋贸易和航海情况的海量信息。

2014年以来，甲午海战沉没的四艘中方沉舰，已先后发现并确认了致远、经远和定远三艘。致远舰和经远舰当年由德国和英国分别打造，是彼时世界上最重要、最新式的装甲战舰之一，对于世界海军史、舰艇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在致远舰上，我们找到了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制式餐盘，中间为篆书“致远”，由此确认了沉舰身份；还找到了致远舰大副用的望远镜，上面写着大副的名字“陈金揆”，陈是中国早期留美幼童之一。水下考古还出土了一批北洋海军官兵的个人物品，包括个人装备、舰船工具、出入令牌、制式餐具、衣物鞋帽、饷银钱币乃至图书印章、烟袋与鼻烟壶等，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北洋海军的舰船生活场景。我们还发现了北洋水师官兵的遗骸，也做了妥善处理。

通过出水文物，可对当时的战争情形进行更科学、细致、深入的分析，甲午海战史可能会被改写。诸多问题，如船上火力配置、中日双方战舰战阵，以及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平、爱国精神等都会得到重新认识。

依照档案研究和水下考古发现，北洋水师是当时中国训练最精良的部队，他们承袭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有洋教习随队管理，官兵训练有素，非常英勇，大部分管带（即舰长）在最后关头都选择了与舰同沉。北洋水师的战斗水平也很高，舰炮命中率超过当时的日本。但是我们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舰船的更新换代没有赶上当时日本人的水平，火药和弹药配置比日本人落后一代，所以炮弹的杀伤力较差。布阵方面双方也有一定差别，我们是“雁行阵”，日本是“一字阵”，这是双方舰船的火炮配置所造成的差别，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这些信息，都可以大大帮助我们对甲午海战进行更科学、定量的分析。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将“100年来沉没于水下的文物”定义为“水下文物”，在此之前的定名为“水下文化遗产”。但现在，以年代定性的效力正在减弱，只要在水下，并且具有重要价值，就可以定性为文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水下舰船和航空器，现在也都开始被定为文物。所以年代不是唯一标准，要根据价值来衡量。

我们中国发掘的沉船很多，经过水下考古科学工作的，一般是宋元时期及以后的沉船。宋元时期的包括“南海Ⅰ号”，在西沙海域发现的“华光礁Ⅰ号”，在泉州发现的“后渚沉船”。还发现很多明清的沉船，比如发现于宁波的清代道光年间的远洋木质商船“小白礁一号”，福建省东海海域的“碗礁一号”等，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瓷器。因海岸线变化，有些沉船是在滩涂发现的，有些甚至已经在陆地了。

这些年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水下考古工作项目，一个是在舟山地区发掘“里斯本丸号”，一个是在长江口发掘清代晚期沉船“长江口二号”。“里斯本丸号”是“二战”时期运送英国战俘去日本的日本运输船，在舟山海域被美军击沉。我们找到并确认了这艘船，水下考古队员也发掘了这艘船的相关文物，可以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长江口二号”与上海港的开放密切相关，船上有精美的瓷器。这也是上海地区水下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对研究上海港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海洋史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