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至今的中沙交流

3　由古至今的中沙交流

圣城麦加

自古以来，红海与中国就存在着海上交流。14世纪30至40年代，有两个东西方有名的大旅行家，中国元代的汪大渊（1311—？）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分别完成了从红海到中国泉州之间的航行，并且汪大渊往返了两次。

红海与中国的交往，有比较确切记载的是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间。1431年，郑和船队的翻译马欢，随着船队从印度古里港出发，横渡阿拉伯湾进入了红海，在吉达港登陆，随后去往麦加、麦地那朝圣。他还把麦加城画了一幅《天堂图》带回国。

这幅画是中国对麦加圣城最早的描绘，现已不传，但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这本书中对“天堂”麦加城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是很珍贵的记载。他讲到麦加的城市布局，有城墙、廊柱，有中间的大房子，有放置于天房“克尔白”西南角的著名黑石头，还有渗渗泉等。

这是中国与麦加之间官方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证据。文献记载，马欢去麦加朝圣时携带的礼品，包括中国的麝香、瓷器等，从阿拉伯半岛带回的包括麒麟、狮子、骆驼等珍奇动物。麒麟其实就是长颈鹿，马欢在他的书里做了详细记载，说长颈鹿有牛一样的尾巴，鹿一样的身体，非常高大。因为它前腿高后腿矮，脑袋抬起来总高度有一丈四尺高，人没有办法骑。这在中国朝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皇帝还命人画了一幅《麒麟图》。

《明人画麒麟图沈度颂》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实际上麒麟就是四不像，是没有人见过的一种神兽。当时从海外带回长颈鹿，谁也没见过，都觉得很新奇，想象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麒麟。但其实麒麟是中国固有的一个传统概念，作为一种瑞兽的符号，和长颈鹿是没有关系的。

这次交往留下了两个重要的文物证据，一个是《麒麟图》，另一个是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当然不一定是马欢带过去的。可能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就已经在中东地区行销，因此在红海和波斯湾各个港口的考古发掘，都发现了中国瓷器，从唐宋时期到明清时期都有。

我们这次在塞林港发现的中国瓷器，有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所以中国瓷器行销中东地区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关于此方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记载，一是元代汪大渊在中东地区游历时，曾看到市场上销售“青白花器”。但这是不是青花瓷呢？青花瓷确实是为了适应穆斯林市场而生产的瓷器品种，它首先在中东地区流行，中国人开始不太偏好，后来才在中国流行起来。汪大渊生活在元代，元代有元青花，但他看到的“青白花器”究竟是青花瓷，还是青瓷或青白瓷，陶瓷学界还有争议。但不管具体是什么，都可以确认是中国瓷器。第二个重要记载来自比汪大渊时间要晚的马欢，明确提到他去麦加朝圣的礼品清单里有麝香和瓷器。这说明当时中东地区的人们已经很喜欢中国瓷器，中国也把瓷器作为一种珍贵的礼品带到麦加。

郑和的港口据点

马欢是穆斯林。他本人通晓阿拉伯语，是当时郑和船队的翻译。1431年，马欢等人受副使洪保派遣，从印度的古里港出发，横穿阿拉伯海，进入红海，到麦加、麦地那朝圣。郑和当时在古里港去世了，所以由他的副手洪保发出指令，洪保的墓在2010年发现于南京。

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郑和的背景。郑和的父亲是云南的一个哈只，只有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才能称为“哈只”，所以郑和有穆斯林家庭背景。然而郑和本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复杂，他经常捐钱去修建妈祖庙，因为妈祖是海上航行的保护神；他对佛教和印度教也很推崇，当他卷入斯里兰卡的内部宫廷斗争锡兰山之战时，他支持的就是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对抗伊斯兰教徒。

在郑和身上，伊斯兰教、佛教和妈祖信仰的背景都有体现。以前有很多郑和本人是否去过麦加的讨论，从考古与文献的研究来看，郑和本人没有去过麦加，但他应该一直有派团队成员去麦加朝圣的心愿。斯里兰卡曾发现过一座《布施锡兰山碑》（锡兰山即今斯里兰卡），是当年郑和立的。石碑上以大明皇帝的口吻，对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主、真神进行了歌颂和朝圣，并贡献了祭品。所以郑和对这三种宗教都是尊重的。而因为郑和本人有伊斯兰教的背景，去麦加朝圣，可推测为他的一个夙愿。

古代航海不是从中国起航，一下就到了红海，东西方的海上之路是通过港口连接起来的，沿途需要许多停靠，进行粮食、淡水补给，货物卸载等，是一站一站前进的。古代中国被称作“梯航万国”，跨越崇山峻岭、远涉重洋，乃至于红海、波斯湾等极西之地。

以郑和航海为例，当时建立的港口据点包括哪些呢？

从南京太仓港起航，可能会停泊在福州的长乐港、泉州港；从泉州港出发后，第一个重要海外港口是越南的占城港，随后是印度尼西亚的巨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斯里兰卡，再到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港、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王国。这些是郑和在海外建立的港口据点，是郑和航线上的明珠，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郑和在当地有可能建立了一些官仓，即存放货物并进行当地贸易活动的仓库。塞林港就是红海之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犹太人、也门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阿曼人都在这里停靠。马欢的船队或许也曾经停靠在这里，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

对于欧洲而言，地中海世界和波斯湾-红海是两个航运系统，但通过红海和波斯湾的顶端，可以与地中海世界串联。所以当时的海洋贸易，地中海是与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勾连的。在文献里可以看到，穆斯林商团、犹太人，后期还有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等地的人，都建立了地中海世界的航线贸易。

地中海世界有个很重要的港口叫亚历山大港，在埃及。这一港口也曾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它是通过转运的方式，从红海通过运河进入尼罗河，再往下游到地中海的港口，这个贸易线路在古代一直都存在。虽不能确认中国人是否走到了那里。但作为海洋贸易品的中国瓷器，却通过这条线路到了红海，走到了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港，这些已经通过考古发掘的丰富文物得到确证。

红海的水下

塞林港的考古工作是个立体工程，遥感考古、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三头并进。

水下考古是其中的重要亮点，也是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部分。两次参加水下考古工作的队员里，有中国队员，也有沙特阿拉伯队员。而且其中有一名沙特阿拉伯水下考古队员是我们中国培养的，名叫麦迪，是我的潜伴。

在中国的时候是我照顾他，因为中国的海域能见度不好、水流比较复杂，所以他会跟在我的后面；而在红海潜水则是他在我前面，我跟着他，因为他对当地很熟悉。红海的海水特别清澈，能见度最远据说能达到50米。红海是潜水者的天堂，可以看到很壮观的鱼群、很漂亮的珊瑚石。当然对考古学家而言无心顾及这些，我们都在水下做工作。

有一次我的潜伴是另外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沙特阿拉伯水下考古学家，叫瓦利德，我和他一起作为潜伴下水。他完全没有依照我们的操作，即两个人顺着绳子一起慢慢入水下潜，而是直接潜下去了。因为在红海其他地方潜水的时候，水都很清澈，无论到哪里互相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顺着绳子，不需要两个人眼睛看着眼睛往下潜。

2019年1月16日，考古队员在沙特塞林港遗址水下作业

然而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岸上曾有淡水河，有淤泥的堆积，所以水下的能见度不太好。一潜下去，他看不见我了，马上出水，我们俩重新商量好了再下水。对沙特阿拉伯的考古学家而言，在这种环境里面潜水，他没有经历过。但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潜水环境，因为我们向来都在能见度不大好的地方潜水。

通过水下考古，我们有几个收获：第一，红海潜水，心旷神怡。那么好的能见度，能看见那么多的海洋生物，感觉很特别。第二，解决了非常重要的水下考古的专业学术问题。我们确认了航道，确认了停船的港湾，找到了淡水河的考古证据，采集了海底的样品等，对解读岸上港口遗址的发展历史起到了支撑性作用。

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感到很自豪，这是第一次在红海地区进行港湾航道的水下考古。以前西方人在红海做水下考古工作，都是针对沉船，而我们则是主动配合陆地的港口考古工作开展水下考古。

当然，以后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沉船，红海里是有沉船出水过中国瓷器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里，就会和沙特阿拉伯以及意大利的考古学家一起进行沉船考古的工作，值得期待。

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

1986年，新华社发表题为《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文章。

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南海Ⅰ号”沉船被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中日联合调查“南海Ⅰ号”沉船。

1989—1990年，中澳联合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1992—1995年，对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该项目被列入“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1999年，开展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调查、西沙群岛及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香港大屿山竹篙湾水下考古调查等。

2001—2004年，重启“南海Ⅰ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

2005年，确定整体打捞“南海Ⅰ号”。

2007—2009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并进行了第一次室内试掘，同时期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展开考古发掘。

2009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成开放。

2010年，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发掘，中国与肯尼亚联合在肯尼亚拉穆群岛开展水下考古工作。

2012年，中央批复同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中国首艘水下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建成交付。

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并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6—2020年，“南海Ⅰ号”全面发掘。

2017年，《水下考古》创刊。

2018—2019年，中沙组建联合考古队，对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开展了联合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遗址，调查、测绘了一批珊瑚石墓葬；通过水下考古发现并确认了泊船的海港和出入港湾的航道；发现了为港口提供淡水资源的季节河；同时出土包括中国瓷器在内的诸多文物精品，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2019年，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

2020年，中央批复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南海一号整体出水

沙特阿拉伯国家博物馆

《古兰经》六页
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9世纪，墨水、金粉、羊皮纸。以用金粉书写经文，以深棕色墨水勾边，古阿拉伯字母则以红色、蓝色笔迹勾出，以提示其发音。

先知大清真寺大门罩幕
丝绸、金线。

克尔白天房之门
奥斯曼王朝时期，镀金、包银、木。这件镀金大木门曾立于克尔白天房内室门口，该门板的木质板芯上有镀金和包银装饰，其板面中间及门环的工艺设计表明它应该出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匠之手。一首来自10世纪的诗歌记载天房之门表面：“覆盖着镀银的铭文、圆圈以及藤蔓装饰”，与17世纪奥斯曼时期的相关描述非常接近。

香炉
奥斯曼王朝1649年，铁、金、银。这件大香炉由艾哈迈德一世之妻柯塞姆命人专门为麦地那神殿制作而成，表面镶嵌有精美的植物纹饰，其形制具有公元17世纪奥斯曼的风格特征，很可能制作于伊斯坦布尔。

墙壁装饰残件
公元9世纪，彩绘石膏。这件罕见的彩色石膏残件来自拉巴哈地区某宗教建筑的装饰构件，铭文以太斯米——意为“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开始。

带题铭的石板
1520—1566年，大理石。石板上镌刻有奥斯曼统治者苏丹苏莱曼大帝的名字，苏莱曼大帝在麦加重修了麦加的两座尖塔，并新建了第三座尖塔，其事迹影响深远。

锁盘
1603—1617年，镀银。克尔白天房最重要的象征性礼物是天房之门的锁和钥匙，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定期向天房捐赠这些物品。

烧瓶
8—10世纪，玻璃。玻璃器是朝圣之路沿线拉巴哈出土文物的典型代表，虔诚的伊斯兰信徒可以很方便地随身携带这些生活用品，或者将它们作为商品沿路出售以换取朝圣路资。一些旅途艰辛的朝圣之旅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朝圣者往往随身携带陶瓷、玻璃、金属器皿或丝绸品沿途贩卖或交易，以解决旅途上的开销用度问题。

烛台
奥斯曼王朝时期1757年，铜镀金。大烛台由奥斯曼工匠制作而成。

星形油灯
8—10世纪，滑石。此油灯的出土地马比耶位于欧拉绿洲附近，在古代曾是重要的贸易城市；伊斯兰时代早期，逐渐发展成为朝圣之路上的重要停歇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