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般的家伙在测试我的忍耐极限”——随拉佩鲁塞和德·恩特雷斯塔克斯远航的博物学家们
第七章
“恶魔般的家伙在测试我的忍耐极限”
——随拉佩鲁塞和德·恩特雷斯塔克斯远航的博物学家们
与18世纪其他几乎所有的探索远航相比，由拉佩鲁塞伯爵指挥的法国远征不仅体现了启蒙时代的科学探索精神，而且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大国对抗。库克第三次远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时期，但受到法国政府一项安全行动法令的保护，因为法国认识到那次探险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库克在夏威夷去世，多国人士深表哀悼。虽然如此，美国独立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开始准备探索远航，目的是与英国匹敌。这一重任授予一位最受尊敬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弗朗索瓦·德·加罗普·德·拉佩鲁塞（Jean-François de Galaup de la Pérouse）。他曾参加七年战争，和平时期在印度洋服役，稳步晋级，1781年升为高级舰长。第二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他下令派出三艘舰艇中队前往哈得逊湾，缉获英国皮毛贸易站。对法国船只来说，除了应付哈得逊湾公司的“要塞”里缺少阳刚之气的加农炮之外，更要克服冰山和船只搁浅的巨大威胁。拉佩鲁塞一方面果断地摧毁了英国的贸易站，另一方面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给幸存者和当地供应商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和弹药，使他们得以度过寒冬。
库克在三次远航中已建立了从新西兰到阿拉斯加的太平洋主要航线，但仍有许多细节有待确证。法国人打算完成库克开启的大洋勘测事业。他们的目的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土地、民族和物产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或许会比库克的航海业绩更胜一筹。拉佩鲁塞的这次行动堪称库克远航的“法国版本”[1]。不仅如此，它还是法国皇家学会启动的搜集项目向全球各个角落的延伸。布封伯爵在1740—1788年担任学会会长期间，大力推动在世界各地的植物和动物搜集活动，到了18世纪下半叶，法国海外领地之间的香料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交易量急剧增加。参与策划这次探险的包括政府内外有影响力的人物：海军部长马雷切尔·德·卡斯特里斯（Maréchal de Castries），港口和军备主管克拉克·德·弗勒里厄（Claret de Fleurieu）——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2]，皇家地理学家让-尼古拉斯·巴赫·德·拉诺维尔（Jean-Nicolas Buache de la Neuville），还有国王本人。路易十六一直以来都对探险感兴趣，他积极参与拟定这次探险的指令，在弗勒里厄提交的草稿上加注大量的评语和建议。远航指令的大意是，拉佩鲁塞率领船队首先绕合恩角航行，进入南太平洋，在那里，他将用20个月的时间展开对新荷兰海岸和大洋岛屿群的勘测工作；然后前往北太平洋，完成对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勘测，包括北纬50º—55º的地带，拉诺维尔认为可能会在那里发现西北通道的入口。他是支持这一假说的地理学家之一。国王亲笔批注：“这是一个必须仔细探索的地区。”[3]在完成对日本、千岛群岛、朝鲜半岛和台湾岛海岸的考察之后，船队将驶往马鲁古群岛和法兰西岛。在返航途中，进入大西洋后，拉佩鲁塞仍需完成更多的勘测工作。“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之旅，是依据传统模式铸造出的一个宏伟版本。”[4]它展示的雄心如此勃大，乃至有人怀疑，提出这一系列令人畏惧的目标是为了误导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而真正的目的或许是在北美洲西北海岸建立法国的立足点，通过迅速发展的海上皮毛贸易获取商业利益。
总体方案获得批准后便开始制订远航的科学计划。科学学会给探险队的学者提出了一长串建议[5]；布封同拉佩鲁塞会面，对自然史研究提出设想；年轻的园艺师让-尼古拉·科利尼翁（Jean-Nicolas Collignon）将参加远航，皇家花园的高级园艺师安德鲁·图因（André Thouin）为他起草了采集和保存植物的详细说明。[6]科利尼翁的任务不仅是在偏远地区采集植物，而且还要将大量的种子、球茎和植物栽种到各个适宜的地区。为了在航程中有效保存标本，专门设计了带倾斜顶盖的特殊植物箱（图18）。它们的侧面有便于浇水的孔洞，并有分层的金属丝网、玻璃板和木制百叶窗，以保护脆弱的植物。[7]科学学会提出的考察建议近200页，特别建议博物学家专门寻找以下几种经济作物：“中国人用来造纸、塔希提岛人用来织布”的纸桑（paper mulberry，Morus papyrifera）；智利草莓（Fragaria chiloensis），弗雷泽尔在1714年率先带回；最重要的是新西兰亚麻（Phormium tenax），“当地人用它的纤维做帆布、绳索和各种织物。詹姆斯·库克船长带回了大量的新西兰亚麻种子到英国，但没有一粒发芽。因而，假如这次远航能够带回新西兰亚麻植物的根茎，那将是最好的礼物”[8]。关于博物学家担任的角色，科学学会对拉佩鲁塞提出了概括性指南，再次强调了他们的工作内容：“将确保采集自然、陆地和海洋的珍奇物种……对它们进行分类，撰写描述性条目，注明每个物种的发现地点，以及在当地人生活中的用途。”最后，拉佩鲁塞除了要求艺术家记录大自然的风景，还建议他们描绘“不同地方的土著人形象及其服饰、礼仪、游戏、建筑和航海载具，以及所有陆地和海洋产品”[9]。探险队返回法国后，拉佩鲁塞会将自然史的收藏、艺术家的绘画，连同博物学家的科学观察等资料，全部呈献给国王。在最后这一点上避免出现早期探索远航返回后的争议。
对于漫长而艰巨的探索远航来说，选择称职的高级军官和科学家是十分重要的。拉佩鲁塞曾担任450吨军需船指南针号（Boussole）的船长；保罗-安托万·弗莱里奥特·德·兰格尔（Paul-Antoine Fleuriot de Langle）曾伴随拉佩鲁塞在哈得逊湾探险，指挥另一艘军需船星盘号（Astrolabe）。这两艘船被改建为远航船之后，均被授予护卫舰的荣称。绝大多数军官在新近的战争中服过役，并且熟识这两位船长。至于随同拉佩鲁塞或德·兰格尔航行的15位科学家，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不乏脾气暴躁者，很难相处。他们并不都是平民编外人员。指南针号的高级外科医生克劳德·尼古拉斯·罗林（Claude Nicolas Rollin），星盘号的外科医生西蒙·皮埃尔·拉沃（Simon Pierre Lavaux），均兼任博物学家；神父勒瑟弗尔（Father Receveur）和蒙格斯（Father Mongez）也是博物学家。有些学者的工作涉及多学科。例如，查瓦里埃·德·拉曼翁（Chevalier de Lamanon）加入指南针号的身份是物理学家、气象学家、矿物学家兼植物学家。他信奉卢梭主义关于原始民族具有高贵性的思想，这造成了他和拉佩鲁塞之间的分歧，亦可以说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所有博物学家在探索远航中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在一门心思收集标本的时候，最有可能远离船只，遭遇土著人的袭击。随行的资深植物学家约瑟夫-休斯·德·拉马蒂尼埃尔（Joseph-Hughes de Lamartinière）是一位合格的医生，移居巴黎后，兴趣转向植物学。在星盘号离开法国港口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布雷斯特（Brest）周围搜寻稀有植物。植物学和其他标本的绘画任务交给了普劳沃斯特（Prévosts）叔侄两人。后来证明，对前者的任命是这次探险中的不幸之举。随着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其他专家的加入，迄今为止太平洋探索远航中阵容最壮观的一支科学家队伍组成了。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库克最后一次远航时仅带了两位平民编外人员——艺术家约翰·韦伯和天文学家威廉·拜利，而将自然史观察和搜集的任务交给了冒险号的外科医生威廉·安德森。与库克不同的是，拉佩鲁塞还特地带上了一名会讲俄语的船员——年轻有为的巴塔利米·德·莱塞普（Barthélémy de Lesseps），其父曾是法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
指南针号和星盘号于1785年8月1日从布雷斯特起航。进入南大西洋的航程平安无事，尽管拉佩鲁塞和拉曼翁在特内里费岛发生的争吵预示了未来的麻烦。拉曼翁率领一个小组攀登岛上著名的火山泰德峰（Pico de Teide），想要精确测量它的高度。这是合理的科学活动，他理所当然地以为骡子和搬运工的费用将由官方拨给。结果他们未及登上顶峰，拉佩鲁塞便告知拉曼翁，他得自己支付大部分。拉佩鲁塞在日记中写了这段插曲，未加任何评论，但在给弗勒里厄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对这位科学家缺乏尊重：他（拉曼翁）是个性情急躁的家伙，为人刻薄，虽然自诩了解世界的形成更胜布封，但除了本身的物理专业，“就像个和尚一样无知”。为了增加幽默感，拉佩鲁塞甚至编了个笑话：拉曼翁“一直举着望远镜寻找回归线，因为见习领航员告诉他能观察到一百里格之外”[10]。不过，通过拉曼翁在特内里费岛写给海军部长的一封信，人们可以获得对这位博物学家的不同印象。他在信中附上了一种白豆种子，建议用它取代扁豆。扁豆在拉曼翁的家乡普罗旺斯是农民的传统基本饮食，但最近正在遭受枯萎病的摧残。他也并非没有幽默感，写道：“我的主啊，我们从特内里费的顶峰回来了……在那里度过了圣路易王盛宴之夜，为国王的健康干杯！没有任何一个臣民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庆祝过这个盛宴。”[11]当船只抵达巴西海岸的下一个港口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时，二人的关系似乎修复了。拉佩鲁塞报告，他跟科学家们相处和睦，最后还是忍不住挖苦了两句：“他们之间有些竞争，每个人都偏袒自己的专业，不过早在我意料之中。”[12]
绕合恩角驶入太平洋，航道异常平静。1786年2月24日，船只抵达智利港口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停泊了三个星期。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西班牙当局对来访者表示友善。唯一令拉佩鲁塞焦虑的是，允许船员们过久地待在岸上或许不够明智。一旦完成修缮工作，并将食物、水和木料装载上船，他们就放任自流了：“因为葡萄酒在智利很易获得，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小酒馆；智利的普通妇女几乎像塔希提女人一样自由放荡、无拘无束。”[13]博物学家们在岸上应该是很忙碌的，但是拉佩鲁塞并未提及，正如他在日志序言中解释的，拉曼翁、拉马蒂尼埃尔及其同事的日记中都会有详细的描述。出于一贯的实用考虑，拉佩鲁塞的日记中只记录了抗坏血病植物的细节。不幸的是，博物学家们没有顺利地将观察笔记带回法国。在星盘号上，德·兰格尔写信给海军部长赞扬他的两位博物学家：拉马蒂尼埃尔是“一个充满激情、不知疲倦的植物学家”；神父勒瑟弗尔在履行精神和科学职责方面十分勤勉敬业，并且是“一位宽厚的智者”。唯一令人恼火的是老普劳沃斯特，从不积极主动完成艺术家的任务，除非直接给他下命令。[14]
在这段逗留期间，拉佩鲁塞决定放弃指令给出的下一步路线，改为直接航行到北美洲西北海岸。他向弗勒里厄解释了这一决定，提醒他在离开布雷斯特之前有一条新闻传到了法国：曾跟随库克第三次远航的约翰·戈尔准备率船去西北海岸探险。拉佩鲁塞写道，“为了在哈得逊湾建立我们的立足点，我认为，最好赶在他之前到达那里”。谣传的约翰·戈尔探险之旅从未成行，但英国的六艘贸易船于1786年抵达该海岸，开始利用库克远航发现的丰富海獭资源。在向北航行途中，拉佩鲁塞打算访问复活节岛和夏威夷群岛，他对这两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兴趣。在不生长树木的复活节岛，拉佩鲁塞探险队仅停留一天，接触了当地人，并观察了神秘石雕像。十二年前，库克和他的军官们曾访问这里。与库克的猜测一样，拉佩鲁塞认为，巨大的石像是通过数英尺长的木杆移动的，不过每根木杆都需要一百来人合力才能推得动。园艺师科利尼翁陪同德·兰格尔深入内陆，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在那里栽种了蔬菜和果树种子。根据以前布干维尔和库克远航的报告，船员们预料到在波利尼西亚会遭到偷窃，但完全没想到的是，复活节岛上小盗贼的主要目标是帽子和手帕。拉佩鲁塞写道，回到锚地时，“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没戴帽子，手帕也不翼而飞……一个伸手助我跳下甲板的岛人，眼疾手快地攫走了我头上的帽子，然后便逃之夭夭”[15]。
探险队在夏威夷群岛待的时间也很短。库克七年前在夏威夷群岛丧命，因而拉佩鲁塞完全避开了它，选择停泊在毛伊岛，在那里装载了猪肉等食物，于1786年6月1日起航，驶向北美洲的西北海岸。仅三个多星期后，随着雾气消散，宏伟的圣埃利亚斯山耸立出云层，出现在眼前。它是由白令命名的。探险队到达海岸的时间是北半球的夏天。无论虚实与否，西班牙人的远航记载表明从这里有可能发现西北航道的入口。[16]路易十六下旨必须在此处“十分仔细地探索”。当船只驶近海岸时，拉佩鲁塞有意降低自己的期望值：“现代地理学家们很容易接受这类地理传说。”甚至陆地上的景象也不能令他精神振奋，“眼前是冰雪覆盖的荒芜悲凉的土地”。经过九天向南航行，拉佩鲁塞率船通过了一系列令人毛发悚立的潮汐裂缝，进入北纬58°52′的入水口，它是西班牙人和库克都未注意到的。拉佩鲁塞将之命名为“法兰西湾”（Port de Français，今称Lituya Bay，利图亚湾），并建议，如果法国决定在这一带沿海设立贸易站，此处可能是个合适的落脚点。海獭的数量如此之大，拉佩鲁塞估计一年内能捕获上万只。指南针号的外科医生捉到了一只，不过是幼年的，只有几磅重。经过几个月的漫长海上航行，一直缺乏搜集机会，植物学家们感到沮丧，这个湾区的景象同样令人扫兴。它的海岸覆盖着树木、灌木，但几乎都是科学界已经熟悉的。拉佩鲁塞写道，拉马蒂尼埃尔发现“只有三种植物是未知的。一名植物学家在巴黎附近就能有类似的斩获”。拉曼翁则小有惊喜，他爬上入水口的悬崖，在海拔四百米处发现了扇贝。在拉马蒂尼埃尔、蒙格斯、勒瑟弗尔和科利尼翁的陪同下，他艰难地爬上周围崎岖不平的斜坡，寻找矿物标本。拉佩鲁塞对他们赞不绝口：“这些最不知疲倦和充满热忱的博物学家，无法到达顶峰，但攀登到了相当的高度，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没有一个石块和鹅卵石逃过了他们的搜索目光。”拉佩鲁塞描写特林吉特人“粗犷而野蛮，正如他们的土地坚硬而未被开垦”，接下来他说，“我们美化了土著人的形象，理由是他们跟大自然非常接近。然而，我在三十年的航海生涯中，亲眼见证了这些人的卑鄙和诡诈。坐在壁炉边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很可能反对这种说法”。这段话暗示他对卢梭的自然人思想持不同的看法，尽管可能在跟船上的博物学家们辩论之后，他的观点变得更加尖锐了。
船队发现，法兰西湾的尽头是一条死路，没有通道。更糟糕的是，两艘小艇在入口附近翻覆，船上的六名军官和十五名水手全部失踪，连尸体也没找到。探险队一直在海湾中待到了7月底，一方面抱着找到幸存者的一线希望，另一方面等待风向改变。当他们终于向南行驶时，拉佩鲁塞意识到，计划三个月完成对西北海岸的勘测根本不现实。鉴于海岸线的复杂性质、频繁的雾天以及潮汐和水流的危险，比较全面的勘测需要数个季节才能完成。当船只驶往加利福尼亚时，拉佩鲁塞的一段日记反映出对寻找通道的恼怒，他认为，想象有一条可航行的西北通道，同那些在更轻信时代里的“虔诚骗局”一样“荒谬”[17]。
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探险队停泊在西班牙人十五年前建造的港口蒙特雷，轻松地度过了一个星期。这一带土地肥沃，科利尼翁给当地的传教站留下了各类植物的种子。“我们的植物学家一分钟都没有耽搁，抓紧搜集植物标本，但这个季节并不凑巧——夏天的烈日将果实晒干了，迸裂开来，种子飘散到了地里。”[18]从蒙特雷到澳门，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远洋穿越期间，博物学家们几乎无所事事。他们的日志没有一部幸存下来，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日益积聚的挫折感和气恼，还可从拉佩鲁塞和科学家发生争吵的事件中看出一些迹象。拉曼翁未通知拉佩鲁塞，就带领几位科学家离开了船，在岸上宿营。对此拉佩鲁塞的反应是，不允许博物学家们参加葡萄牙当局邀请的社交活动，当他们表示异议时，更将他们逮捕，关押了24个小时。用凯瑟琳·加济洛（Catherine Gaziello）的话说，海员和科学家之间是“难缠的同居关系”[19]。一系列发往法国的信件概述了双方的不满。在发给弗勒里厄的报告中，拉佩鲁塞责怨拉曼翁及其同事的“虚伪”行为，“恶魔般的家伙在测试我的忍耐极限”，老普劳沃斯特则“毫无用处”和“无法管束”，至今只画了15株植物。另一方面，天文学家达格莱特（Dagelet）发牢骚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百天的航行，感觉像是一千天。”[20]拉曼翁在给卡斯特里斯的信中表示歉意，因为未能提交给海军部长令人满意的发现结果，“我应当呈交一份完整的报告”[21]，相反，只能满足于发送一些观察摘录，请部长转交给科学学会。
从澳门出发，船只驶往菲律宾的甲米地（Cavite，今马尼拉港），经过六个星期的停留后向北航行，准备在夏天探索鲜为人知的亚洲东北部海岸。从这时起，拉佩鲁塞希望在岸上停留更多的时间，因为前18个月里的15个月都是在海上度过的，“漫长的海上航行对我们的植物学家和矿物学者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只能在陆地上施展才能”[22]。在通过库页岛和大陆之间的鞑靼海峡（Strait of Tartary）期间，博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多次上岸考察，拉佩鲁塞对此的记录却十分简短。[23]有时候，他们的随意行为简直令拉佩鲁塞感到绝望。譬如，在鞑靼海峡最北端附近的卡斯特里湾（Kastri Bay），科利尼翁忙着播种从欧洲带来的种子，突然下起一阵滂沱大雨，把他淋成了落汤鸡。他决定点燃火堆把衣服烤干，但“不明智地使用火药，火苗引燃他手中的火药罐，引起爆炸，炸断了他的拇指骨，伤势严重。多亏资深外科医生罗林，才保住了手臂”[24]。这一带对欧洲人来说是完全未知的，在雾气弥漫的海岸上勘测的成果非常宝贵。库页岛和北海道之间的一个海峡是船只通往堪察加半岛途中的航道，至今仍以拉佩鲁塞命名。精疲力竭的拉佩鲁塞在给弗勒里厄的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次探险的艰辛，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体会。”[25]
1787年9月6日，船只抵达堪察加半岛，停泊在圣彼得港和圣保罗港。早期航行者在那里留下了遗迹，当地人带法国人凭吊了拉克罗伊尔的墓地，他在白令率领的北大西洋探险中遇难；最近的一个墓地是查尔斯·克拉克船长的，他是库克最后一次远航的第二指挥官。在拉佩鲁塞写给巴黎政府的报告中，有一处批评了参加这次探险的科学家：“一般来说，他们属于一类充满自尊和虚荣的人，在这种长期远航中很难领导。”[26]在此停留期间，神父蒙格斯和勒瑟弗尔连同勘测员吉洛特-塞巴斯蒂安·贝尼泽（Gérault-Sébastien Bernizet）释放出被积压许久的能量，不畏艰难地攀上了阿瓦钦斯卡亚山（Mount Avachinskaya）。在八个哥萨克人的伴随下，他们到达火山口的边缘，回头向海湾望去，法国船舰显得比独木舟还小。拉佩鲁塞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山上没有绿植，只有被积雪覆盖的岩石，崖壁陡峭超过40度，我以为它是不可能被攀缘的。也许从未有过如此艰险的科学探险旅程。”[27]总体来说，植物学家们仍不满意自己的收获：大多数植物是已经熟悉的，参加白令远航的施特勒或是研究堪察加半岛历史的克拉舍宁尼科夫都曾描述过。在科学家中，神父勒瑟弗尔也许是最惬意的一个。大约此时，他写道：“我从未感到无聊乏味，沉浸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每天都过得飞快。我们的船长德·兰格尔先生十分友善，助我度过了这些愉快的日子。”[28]此次停留中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即收到了从鄂霍次克寄来的邮件，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收到来自国内的新闻，除了私人和家庭信件，还有来自海军部长的官方信函，其中包括几项提升任命，拉佩鲁塞被升为准将。他还被告知，英国正计划在新南威尔士的植物学湾建立定居点，他受命调查此事。根据最初的指示，他应当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驶往新西兰。现在原计划被搁置了，他将直接前往澳大利亚东海岸。几天之内船就起航了。在出发前，探险队将官方信函和日志交给了德·莱塞普，由他走陆路带往法国。用拉佩鲁塞的话说，这将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位会讲俄语的法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换乘马匹、雪橇和小船，横穿西伯利亚，于1788年9月抵达圣彼得堡，10月17日到达巴黎。他当时才22岁。
穿越太平洋的漫长旅途，在极端寒冷的堪察加半岛和严酷热带地区的航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单调沉闷的，很多人的健康受到威胁。拉佩鲁塞写道：“没有什么能改善这种冗长乏味的生活。”12月初，船只到达萨摩亚群岛，二十年前布干维尔将之命名为“航海者群岛”（Navigators Archipelago），因为“当地人旅行全靠独木舟，从不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岛民们已准备好跟他们进行交易。拉佩鲁塞遇到的麻烦是不易在图图伊拉岛（Tutuila）的北海岸找到一块安全的锚地。下锚之处是一片开放暴露的水域，到了晚上，船只摇晃得很厉害，仿佛是漂浮在深海区。因而，拉佩鲁塞决定第二天早晨上岸，只待半天，尽可能多换一些猪、鸡和水果。他们偶尔跟岛民发生冲突，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拉佩鲁塞觉得必须展示欧洲枪械的威力，便用手枪射杀了一些鸽子并击碎了木板。拉马蒂尼埃尔和科利尼翁寻找植物时离开海滩太远，孤立无援，岛民们便趁机要求用玻璃珠来交换每一棵植物。拉马蒂尼埃尔背着一袋植物蹚水回到小艇上时，岛人还用石头砸他。是时候离开了，然而德·兰格尔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小港湾，坐落在迷人的村庄脚下，附近有一道清澈的小瀑布”。德·兰格尔要求拉佩鲁塞允许他第二天早晨带人上岸，乘小艇去运水，将储水桶装满。他坚持说，饮用天然淡水是最好的抗坏血病疗法。这两个亲近的朋友为此发生了争执。我们在文献中只看到拉佩鲁塞的一面之词，那显然是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对他说，我发现这些岛人太蛮横了。把小艇和长舟送上岸，若舰上的枪炮不能护助他们，是很危险的。我们的节制没有获得印第安人的尊重，那些高大强悍的岛人只看到我们体力上的弱点。不管我怎么说，都无法改变固执己见的德·兰格尔先生，他还说我若阻止，我个人将对坏血病的危害和蔓延承担全部责任，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露出苗头了。[29]
拉佩鲁塞写道，最终德·兰格尔没有“获得”允许，但自行“撕下了”一张许可书，一意孤行地带人上了岸。
德·兰格尔承诺在三小时内返回。第二天早上，12月11日，两只装有旋转小加农炮的长舟和两条小船出发了，总共有61名船员。一旦他们进入那个海湾，就看不见大船并处于它的射程之外了。德·兰格尔上次进入海湾时是涨潮，这次赶上了退潮，珊瑚礁上的水不足一米，两只长舟都搁浅了。在他们等待涨潮时，海滩上聚集了很多岛人武士，下午达到一千多人；一些人涉到浅水处包围了船只，其他人开始猛烈地向船员投掷石块。但德·兰格尔拒绝下令开火，因为“恐怕发动敌对行动在欧洲被指责为野蛮行为”。拉佩鲁塞推测，尽管他最终决定朝蜂拥而来的武士开枪，可是已经太迟了。他被击倒而死。这是一个发起总攻击的信号（图19）。船员们开枪打死了三十名袭击者，但是来不及重新装载弹药。“在不到五分钟内，搁浅船上的法国人全部丧命，游泳逃往其他两只船的人身上有多处伤口，几乎所有人的头部都受伤了；不幸的是，那些被撞倒在印第安人身旁的人立即就惨死于乱棍之下。”在疯狂的暴行中，岛人武士反复棒打死者，还把长舟砸得稀巴烂。在剩下的两只船上，船员们把水桶扔到船外，给受伤的人腾出空间，设法通过海湾的狭窄入口仓皇逃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接近安全地带的时候，船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血迹斑斑的伤员，却看见不远处停着几十条独木舟——岛民们正在平静地跟大船上的人进行交易。拉佩鲁塞利用他的权威，极力阻止船员们向“野蛮杀人犯的同胞兄弟和孩子”复仇。拉佩鲁塞失去了有“三十年情谊的朋友”德·兰格尔，“一个机智风趣、充满智慧、知识渊博的人，（他的）仁慈导致他失去了生命”。拉曼翁跟随这批人上岸寻找植物标本，也不幸身亡；另外还有十人丧命，二十人受伤。神父勒瑟弗尔也在那艘船上，他的眼角有一个小伤口，后来才意识到十分严重。科利尼翁打算上岸挖掘面包果树的根部，身体几处受伤。他写道：“我们被自己的善良本性蒙骗了。”[30]两个月后，拉佩鲁塞在给弗勒里厄的信中说：“我对那些大肆赞美野蛮人的哲学家愤怒无比，仿佛批评野蛮人就是攻击他们自己。拉曼翁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可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对我说，这些人的价值比我们要高。”[31]拉佩鲁塞的这段话后来刊登在米勒特-穆鲁出版的远航记中，成为卢梭追随者驳斥的经典论点。
船员们的身心均受到沉重打击，情绪消沉，人手也不足了，拉佩鲁塞决定尽可能直接驶向植物学湾。在诺福克岛附近，他希望博物学家能够上岸，因为他们离开堪察加半岛后几乎无事可做。但是当时海浪汹涌，根本无法着陆。1788年1月24日，他们到了植物学湾，发现一支停泊在那里的英国舰队。由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总督指挥的第一舰队载着750名囚犯，几天前刚刚抵达。英国人发现这是一片贫瘠的沙质土地，风大干旱，感到失望，打算沿着海岸向北移到良港杰克逊（Port Jackson，后来的悉尼港）去。对这一巧遇，英国人比法国人更感吃惊，当时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正如拉佩鲁塞所说：“天涯海角遇老乡，欧洲人都可称同胞。”[32]法国人在植物学湾停留了六个星期，新建了两艘长舟。令人格外悲哀的是，神父勒瑟弗尔在2月17日归天了，大概是两个月前被图图伊拉岛人袭击之后伤口感染所致。令法国人感动的是，神父勒瑟弗尔墓的墓碑在拉佩鲁塞的船只离开后倒了，英国总督菲利普又为他竖了一块铭刻墓文的铜碑。[33]
法国人在此逗留最后几星期的详情鲜为人知。2月1日，英国官员参观了法国船舰，拉佩鲁塞向他们展示了拉马蒂尼埃尔“非常完备的”自然史收藏，并说他已保存了三年，预计在15个月后返回法国，“他很高兴满足菲利普先生的任何要求”[34]。一个星期后，一位法国军官来到杰克逊港，把拉佩鲁塞的日记和信函连同其他信件一起交给了英国人，委托他们通过下一艘去英格兰的船递交给驻伦敦的法国大使。[35]在一封信中，拉佩鲁塞向一位朋友透露了长时间航行的负面影响，描述了在法兰西湾和图图伊拉岛遇到的灾难及后果：“无论这次探险带给我什么专业上的优势，你都可以肯定，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我归来的时候，你见到的是一个牙齿脱落、头发掉光的百岁老翁。务必提醒你的妻子，否则她会把我误认为我的祖父。”[36]建造长舟的工作掩藏在栅栏后面进行，有武装人员保护；尽管植物学湾土著人的武器很差，但法国人绝不会再过度自信地让图图伊拉的事件重演。据新殖民地军事法庭的指挥官戴维·科林斯（David Collins）的说法，法国人“对那个国家及其土著的看法最为负面；有官员声称，在整个航程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如此贫穷，居民如此可鄙、可怜”[37]。
尽管身体疲惫、心情悲伤，拉佩鲁塞仍决定完成使命。他打算从植物学湾航行到汤加、新喀里多尼亚、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再去勘测新荷兰的北部和西部海岸。他计划在1788年12月到达法兰西岛，6月返回法国。这是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即使是刚从欧洲到来的远征队也不易做到，更不用说他们已在海上煎熬了两年半之久。1788年3月10日，指南针号和星盘号离开了植物学湾便神秘地消失了。拉佩鲁塞的传记作者称之为“湮没四十年”[38]。
假使拉佩鲁塞按计划在1788年底到达法兰西岛，消息将在三四个月后传至法国，他的船只应当在1789年仲夏回到布雷斯特。当时法国处于政治动荡时期，以7月14日攻破巴士底狱为标志；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仍没有探险队的消息，人们的焦虑日益加剧。法国人一方面通知英国和西班牙有船只失踪，并请求他们报告有关讯息；另一方面试图组织私人搜索队。1790年10月，弗勒里厄伯爵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在他的努力之下，同时迫于失踪人员亲属和同事的压力，国民议会于1791年2月批准了一项官方搜索计划。国民议会法令的序言中包括以下响亮的宣言：“欧洲人到遥远的纬度地区不再是侵略或摧毁，而是带去收益和回报；不再是占有导致腐败的金银矿藏，而是利用那些有用的植物，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快乐。”[39]
这次航行的总指挥是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在弗勒里厄策划拉佩鲁塞远航时曾与之密切合作。海军配给他两艘改装的军需船，类似拉佩鲁塞率领的船，一艘命名为研究号（Recherche），船长为亚历山大·德赫西米维·德·奥里博（Alexandre d’Hesmivy d’Auribeau），另一艘是期望号（Espérance），船长为让-米歇尔·霍恩·德·克马代克（Jean-Michel Huon de Kermadec）。
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接受的指令不仅有寻找拉佩鲁塞，还有一项完整的科研计划，包括访问失踪船只不大可能经过的地区。议会的法令声称，采取此种方式，这次探险“将给航海、地理、商业、艺术和科学均带来益处”[40]。科学队伍中有三名博物学家、两名水文学家、两名天文学家、一名矿物学家、两名艺术家和一位园艺师，有两人在好望角离队。矿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当时远落后于植物学和动物学，首次派出了一位独立的代表——研究号上的牧师让·布莱维尔（Jean Blavier）参加探索远航。博物学家包括雅克-朱利安·胡图·德·拉比亚迪埃（Jacques-Julien Houton de Labillardière）、路易·奥古斯特·德尚（Louis Auguste Deschamps）和克劳德·里奇（Claude Riche）；他们和其他许多植物学家一样，曾受过医学训练。园艺-植物学家费利克斯·拉哈耶（Félix Lahaye）是他们的助手。所有博物学家都接到了一份冗长的指导文件，其中地质学部分占14页，动物学18页，植物学17页，园艺学29页。[41]
在博物学家中，拉比亚迪埃曾在黎凡特接受了系统的植物学训练，1799年发表了第一部关于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探险的故事，接下来又出版了关于新荷兰植物的两卷著作。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拉比亚迪埃是“澳大利亚植物学、动物学和民族学的创始人之一”[42]。在参加研究号之前，他给在访英期间结识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写信，征询建议，并说“植物学是未来我最关心的题目，不过我也尽量不忽视自然史的其他领域”。班克斯回复：“对于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植物学家来说，访问即将去的国家是很不寻常的旅程，因而必须充分利用你所拥有的独特机会。”根据四分之一世纪前奋进号远航的经验，班克斯建议拉比亚迪埃准备大量夹存干燥植物标本的粗纸，以及用来存放标本夹的亚麻袋，用系袋绳上的结数来标记里面的内容。[43]不过，拉比亚迪埃很难找到足够的粗纸，因为大部分纸张都发给驻布雷斯特的炮兵用于包装火药了，船舰正在那里进行装配。
从表面上看，这次考察工作的人员配备得当，装备精良，却忽略了一个要害——三位高级指挥官都有健康问题，最终都未能在此次远航中幸存。此外，随着航程的进展，法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对于在海外执行纪律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从人员来源上看，绝大多数军官来自“大兵团”（1789年10月——法国大革命初期被废除的一个特权集团），而科学家们除德尚之外，都比较激进，是共和党人的同情者。尽管在招募时较为留意，将直接卷入1790年港口海军叛变的人筛掉了，但船员中仍有很多人来自圣马洛（Saint Malo）或布雷斯特——这两个市都由雅各宾派掌权。[44]
这支船队于1791年9月29日从布雷斯特起航，首先造访了特内里费岛，包括拉比亚迪埃和德尚在内的一组人奋力登上了火山泰德峰。至此，登上泰德峰几乎成了博物学家在探索远航中的标准首发式。1792年1月18日，缓慢行驶的船只抵达好望角，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在那里收到消息，英国海军军官、船长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船失事后，他改乘一艘荷兰船航行，在海军群岛［Admiralty Islands，现为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的一部分］看到一些土著人，“身着欧洲人的而且明显是法国海军的制服……亨特船长确信是拉佩鲁塞先生的遗物”[45]。经过进一步调查，人们对亨特的报告提出了质疑，因为他在研究号和期望号抵达后两个小时就离开了好望角——这或许可以说明他并无有价值的信息可提供给法国探险队。在两年后发表的关于访问海军群岛的报告中，亨特根本没有提到“身着欧洲人服装”的土著，唯一有关的暗示实际上无足轻重：一个岛民“手里拿着件东西，做出剃须的动作，连续地刮自己的脸颊和下巴；这引起我的猜测，最近也许有一艘欧洲船舶在此地失踪……可能是拉佩鲁塞”[46]。尽管存有疑虑，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仍觉得别无选择，必须根据所谓的亨特报告去实地调查一番。然而，他不得不先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博物学家和艺术家中有六人要求离开探险队，原因是不满意船长支付的费用，以及允许船上的外科医生采用竞争而非合作的方式搜集标本。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个人的观点是，科学好比空气，属于所有的人。不过，他必须设法解决这一威胁性的“出埃及记”，否则将对探险的科学目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最终仅有两位学者因身体抱恙在好望角离开。拉比亚迪埃又搜集了丰富多样的植物，托好望角的一位法国人带回国，但那个人未完成任务就命丧黄泉了。五年后，这些标本终于被运上了一艘法国战舰，结果被英国军舰截获，拉比亚迪埃的标本全部被拍卖，散落无踪。[47]
为了调查亨特可能观察到的蛛丝马迹，他们开始向海军群岛行进。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希望直接横渡印度洋行驶到海军群岛，但在与东向季风搏斗了三个星期之后，他意识到这条航线走不通。于是，他打算采取迂回的、较长的朝南航线，绕经澳大利亚，在范迪门斯地停留，维修船只。探险队在塔斯马尼亚东南海岸的洛切切湾（Recherche Bay）停泊了五个星期，博物学家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去附近地区考察，尽管拉比亚迪埃抱怨给养供应匮乏，船只不够用，限制了远途考察。他们总共搜集了五千件植物，包括大约一百个新物种。目前尚不清楚其中多少被做成了干燥标本，多少是鲜活植物和种子。搜集的桉树品种特别丰富，拉比亚迪埃后来发表了对七个新物种的描述，惊叹有的物种很高大，澳大利亚土著用它的树皮来盖屋顶。有一个物种叫作塔斯马尼亚蓝桉（Tasmanian bluegum），树干可用来制造船的桅杆。木工修缮期望号时用的就是这种木料（图21）。在日记中，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对博物学家搜集了当地“所有珍贵物种”十分满意，大体上支持他们的工作。当研究号船长德·奥里博命令拉比亚迪埃把植物压干器从大舱中搬出去时，后者成功地向总指挥求助，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下达命令帮助他。[48]朱丽叶·德·拉朱尔维埃（Jurien de la Gravière）参加探险队时只有19岁，多年后回忆起当时船上的紧张关系：“冲突发生在地理学和自然史两个阵营之间。舰队司令被指控偏袒水文学家。之前有两个深度分裂的阵营，现在出现了三个阵营、四个派别。一场考验天使忍耐力的争斗爆发了。”[49]
博物学家更感兴趣的是上岸观察到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外表。船上的一位军官描述了克劳德·里奇上岸时的衣着和携带的装备：
他套着一件宽大的帆布背心，前襟和后背都缀着口袋；腰间绑着一个巨大的文件夹，看上去像是子弹袋，下面挂着一把矿物学家用的小榔头；另一只肩带上吊着带亚麻布垫的镊子，是专为捕捉昆虫和蝴蝶用的；他的纽扣孔上挂着一只针垫，上面扎着许多细长的针；他身体的一侧别着一把军刀或短剑；一顶伞状的宽边皮帽遮护着头和肩；皮革绑腿保护他的腿不受伤害；最后，他还带有一支枪，这就是通常的全部装备。[50]
这次停留的一项瞩目成果应归功于水文学家查尔斯-弗朗索瓦·波坦普斯-波普（Charles-François Beautemps-Beaupré），他绘制了布伦尼岛（Bruny Island）和范迪门斯地之间的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海峡的详细地图。1792年5月28日，他们从洛切切湾起航，向东北方向驶往新喀里多尼亚。来自海岸的强风阻止他们从布满礁石的南岸登陆，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便决定驶往新爱尔兰岛。途中他希望停靠在皮特岛（Pitt's Island，亦称瓦尼科罗岛，Vanikoro）。它是潘多拉号（Pandora）船长爱德华兹在1791年发现并命名的，但没有进行考察。“我决心去调查、勘测并绘制一张地图。”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写道。可是当7月7日晚驶过附近海域时，他们没有看见这个岛。“我觉得，为了一次小勘测而浪费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是不明智的，因而下令继续航行。”[51]这是整个航行中最令人伤感的时刻，因为皮特岛恰是四年前拉佩鲁塞的船舰遇难之处，当时岛上可能尚有幸存者。相反，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依据在好望角获得的据称是亨特提供的线索，从新爱尔兰岛驶往了海军群岛。当人们远远地看到“礁石上横卧的一棵大树，一头是竖起的树枝，另一头是粗大的根部，还以为是仅剩下部分龙骨、桅杆和尾部的一艘船的残骸”，一时间兴奋不已；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写道，那个景象仿佛整个舰队都遭遇了海难。[52]然而，这是在海上经常看到的一种幻象。在新爱尔兰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水手们为能轻易摘取椰子而要砍倒椰树，拉比亚迪埃及时制止了他们。他一如既往地坦承：“假如听任他们胡来，岛上一棵椰子树也不会有了。”[53]
9月和10月上半月，他们停泊在荷兰管辖的一个小港，位于马鲁古群岛的安汶岛。许多船员都患上了坏血病，有必要在陆地停留一段时间。拉比亚迪埃被允许进行植物考察，但时间很有限，随后发表了一些观察结果。他对丁香和肉豆蔻特别感兴趣，并指出，这些香料在欧洲很受欢迎，价格不菲，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付给种植者的价钱极低。他惊艳于当地总督和理事会秘书收藏的漂亮蝴蝶和贝壳，描述他们向驻巴达维亚的公司官员和欧洲人士展示这些标本，以此作为一种获取优惠的手段。[54]对于博物学家们来说，这个地区不是人迹罕至的，因为早在18世纪中叶，《安汶岛植物细目》（Herbarium Amboinense）六卷本已出版，描述和解释了近一千种热带植物。该书作者是德国医生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拉比亚迪埃本人拥有这部巨著，还特意访问过郎弗安斯的墓地。[55]这里是距欧洲最远的港口，归属于荷兰，收不到任何关于法国的新闻。不过，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借此机会给弗勒里厄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探险队自从离开好望角以来的旅程情况。或许是由于克劳德·里奇对乘小艇考察没有获得帮助而牢骚不断，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简短而冷淡地写道：“关于博物学家的活动，我无可奉告。我既不欣赏他们的才能，也不看好他们的工作。”只有德尚受到了赞许，因为他“不参与任何派系”，“安静地”尽其职守。[56]（但是，连同其他信件一起，多疑的荷兰当局从未将这份报告转交给法国。）
从安汶岛出发，船只向西南方驶去，绕过澳大利亚西海岸，然后向东开往南部海岸。在埃斯佩兰斯湾（Esperance）短暂停留期间，里奇几乎丧命。他在搜寻标本时，将一个大盐湖误认为是海，迷失了方向，在酷热的天气里待了50多个小时，食物和水几乎耗尽，他精疲力竭，不得不扔掉了已经搜集的植物和岩石。当最终远远地看到了大船后，“我又开始采集，但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背负重担”[57]。里奇安全返回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这一事件导致军官和博物学家相互指责。后者声称，指挥官偏袒在船上工作的天文学家和水文学家，忽视博物学家的利益，上岸考察的机会很少，即使有机会登陆也拒绝提供船员护卫。作为回应，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指出，是里奇本人不让仆人随行的，并说，他通常不允许博物学家参加沿海勘测船队，理由是沿海勘测在岸上待的时间通常比较短，此外还存在超载的问题。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意味着他和博物学家之间的分歧非一日之寒：“使用海军人员来从事这些探险工作的优势，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他们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允许做的，所以不会提出不可能被满足的要求。”假如依照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的建议去做，那么，绅士博物学家参加探索远航的时代就要画上句号了。
1793年1月下旬，这些船只再次驶离范迪门斯地，停泊在落基湾（Rocky Bay）的苏德港（Port du Sud），然后前往探险湾。上一年访问此地是秋天，这次正值盛夏，植物的花朵盛开，博物学家们非常高兴，一天之内便采集了三十种植物。在拉比亚迪埃后来描述和发表的标本中，有三种茅膏菜（carnivorous）——诱捕昆虫的食虫植物。[58]他还发现了威廉·布莱前一年乘普罗维登斯号（Providence）访问这个海湾留下的踪迹——刻在一棵树上的“在这棵树的附近，威廉·布莱船长栽种了七株果树，1792年；植物学家S和W先生”。拉比亚迪埃不喜欢这句话，他说，将植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詹姆斯·威尔斯（James Wiles）的姓名缩写为一个字母，宣称是布莱亲手栽种了这些树，是对贵族军官们“表示敬畏服从”的例证，这正是他在法国船舰上时常遇到而深感愤怒的。[59]
与前一次造访不同的是，探险队遇到了很多土著人。首当其冲的仍是博物学家。拉比亚迪埃、园艺师德拉海（Delahaye）和两名船员一起在岸边采集植物，突然察觉到林中出现了许多土著人，手举长矛冲将过来。顿时，短兵相接，剑拔弩张。犹疑片刻之后，双方却都放下了武器。“从那一刻起”，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写道，双方“建立了热情友好的关系”（图22）。[60]他们经常跟土著人聚会，交换礼物，裸体不再令人震骇，船员们很自然地拥抱和抚摸土著孩子。探险队的艺术家让·皮隆（Jean Piron）描绘了土著人的集体和个人画像，印制发表在拉比亚迪埃的远航记中。拉比亚迪埃搜集整理出塔斯马尼亚人的84个词汇。参加库克第三次远航的安德森在此短暂停留时只列出了九个词汇。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则尴尬地回忆说，仅在一年前，他还怀疑这些澳大利亚土著是食人族呢。如今看来恰恰相反，正如海军上尉伊丽莎白-保罗-爱德华·德·罗塞尔（Elisabeth-Paul-Edouard de Rossel）所说，他们是一群“简单而善良的人”[61]。牧师路易·文特纳特（Louis Ventenat）意识到同澳大利亚土著人相遇的意义，他发现同伴们“不像塔斯曼那样（对土著人）视而不见；也不像马里恩那样想杀死他们。他们近距离对土著人进行观察，一起吃饭，待在茅屋里，连菲尔诺[62]和库克都从未有过这种体验”[63]。
有些法国人仍保留不同的看法。拉比亚迪埃徒劳地抗议说，土著妇女不得不潜入冰冷的海水中采贝，他们的男人却闲坐着烤火。[64]德尚进一步贬斥道：“很难找到比这更野蛮、更远离文明的人类物种了。”[65]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仅有一次近距离地观察到这些澳大利亚土著，尽管如此，他还是热衷于记录下自己的印象，不同于先前几位英法访问者对塔斯马尼亚海岸居民的冷漠，同现代观察者对新南威尔士杰克逊港移民区附近土著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部落似乎展现了原始社会的最完美形象。在这里，人们尚未被强烈的情欲操纵，或被文明造成的恶习侵蚀。一个群体由几个家庭组成，除了妻子和孩子之外，没有其他财产，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因为唯一的酋长是由大自然指定的：父亲和长者……他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必然得以享受和平与满足。因此，他们微笑的面容表达了一种幸福感，从未受到外来思想和无法实现之欲望的困扰。[66]
无论是事实还是想象，田园诗都是短暂的。不出几代人的时间，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印象中简朴善良的居民大都从地球上消失了，被殖民者、捕鲸者和传染病一扫而光。
从此开始，厄运似乎降临探险队，步履维艰。据期望号的拉莫特·杜波尔塔伊（La Motte du Portail）中尉回忆，离开塔斯马尼亚时，大家都感觉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的状况不太好：“我越观察首领，越从他身上发现一种深深的悲伤迹象。我通过与霍恩·德·克马代克先生几次谈话，知道首领的悲哀是军官之间的纷争导致的。他们出于嫉妒和野心而互相扯皮，破坏了他的心境。”[67]船接近新西兰北端时，拉比亚迪埃恳求着陆，去搜集新西兰亚麻的标本，他相信可以用这些纤维制造坚固的船用缆绳。但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担心遭到当地人的袭击，拒绝了。拉比亚迪埃抱憾地说：“这位领袖应当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这种植物对海军的巨大用处。”[68]在汤加群岛没有发现有关拉佩鲁塞的信息，但是在汤加塔布岛（Tongatapu）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导致一名船员受重伤，两个汤加人丧命。当船只抵达新喀里多尼亚时，拉比亚迪埃发现，在汤加塔布岛采集的一些面包果植物死掉了，原因是研究号上的人将咸水泼在了上面。这是一起恶作剧。库克曾经描述那里的居民“友好而彬彬有礼，丝毫不迷恋偷窃”[69]。然而，持续发生的偷盗事件和食人证据迫使船员们产生怀疑。博物学家去内陆冒险考察时，总有一支大护卫队跟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岛上，拉比亚迪埃充分利用远足考察的机会，在晚年出版了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第一部植物区系。在整个航程中，与一些早期植物学家明显不同的是，他先花一天的时间上岸采集植物，在接下来的一天待在船上进行检索和分类。
在船只离开新喀里多尼亚前不久，期望号船长霍恩·德·克马代克因病去世。研究号船长德·奥里博接替了他的职务，德·罗塞尔上尉则升为旗舰舰长。克马代克的死对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在回忆录中，朱丽叶·德·拉朱尔维埃描写道，他“陷入了一种阴森的沉默，几乎对任何食物都感到厌恶”，不久便开始显现坏血病的症状。[70]当船只从新喀里多尼亚向东北方向行驶时，他们再次经过了皮特岛——拉佩鲁塞沉船遗址附近，还是没有停靠。它不过是广袤的西南太平洋中几百个岛屿之一。他们继续行驶，前往所罗门群岛。自门达尼亚在1568年发现它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猜测和疑惑，这一次，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确认了弗勒里厄对这一群岛的定义。然后，船只沿着新几内亚岛和新不列颠岛海岸航行到一片水域，自一百年前的丹皮尔之后，再没有欧洲船只到过这里。这项勘测工作是有价值的，波坦普斯-波普制作了精美的海图。他们很少着陆，博物学家没有机会继续工作。1793年7月8日，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写道，船只必须前往爪哇，“行程越来越艰难”，食品供应几乎告罄，船员们的健康恶化，体力“被漫长的艰苦航行耗尽了”[71]。这是他最后一篇日记。7月20日，他与世长辞。德·奥里博接替，可他也重病缠身，非常虚弱，甚至无法参加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的葬礼。指挥官的去世对一支已经开始瓦解的探险队来说是残酷的打击，正如一位下级军官所写，德·恩特雷斯塔克斯“不仅是船长，更具有父亲的品格”[72]。
船只驶向荷属东印度群岛，更多的船员罹患了坏血病和痢疾，在9月初抵达布鲁岛（Buru Island）的凯杰利港（Kajeli）时，仅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勉强还算健康。德·罗塞尔写道，他们的眼睛“早已厌倦了干旱荒芜的海岸景象，现在面对一片肥沃的土地，感到宁静的满足”。他的另一段回忆很可能代表了所有船员的感受，除了博物学家们：“原始大自然的美丽最初令我们着迷，现在变得单调乏味，令人消沉……我们曾经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拜访原始人并了解他们的习俗，这种欲望现在完全消失了。”[73]10月底，探险队到达爪哇的主要港口泗水（Surabaya）。正如德·罗塞尔所说，在天涯海角“遇见的每个欧洲人都是老乡”，船员们自信探险队在从事一项有益的科学事业，期待获得荷兰总督的帮助。恰恰相反，他们震惊地听到了法国与荷兰开战的消息，路易十六已被处决，共和国宣告成立。他们顿时沦为战俘。
这是探险队出发两年来首次收到法国的消息，导致船上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了。保皇党德·奥里博指控拉比亚迪埃“散布背信弃义的言论”，里奇对国王被处决感到幸灾乐祸，这两个人与船员中的共和党人合伙策划着某些阴谋。荷兰总督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不愿允许已成为敌方的法国人登陆；另一方面，在人道主义的冲动下，试图解救被困在船上的海员。1794年2月，荷兰人占领了这两艘法国船，逮捕了所有被德·奥里博指控的共和党人同情者，包括在船上的和已上岸的。拉比亚迪埃是被捕入狱的人之一，通过陆路被转移到三宝垄（Samarang）。德·奥里博和荷兰人要求拉比亚迪埃交出日记，后者奋力相争，最终得以保留。1794年8月，德·奥里博病故，船上仅存的一位高级军官德·罗塞尔接替职权。抵达荷兰控制的水域后，船员们欠下了大笔债务，为了偿还，罗塞尔被迫卖掉了研究号和期望号。不久后，罗塞尔和探险队的第一批幸存者乘荷兰的一艘护航舰前往法兰西岛，探险队搜集的珍贵标本也放在这艘船上。第二批幸存者，包括拉比亚迪埃，通过进一步的囚犯交换计划，于1795年3月离开爪哇，前往法兰西岛。一年后拉比亚迪埃抵达法国，震惊地听说那艘荷兰护航舰已被英国战舰截获，他搜集的37箱自然史标本全部被带到英格兰去了。[74]
法国的一切似乎都变了，甚至殃及通常不受政治动荡影响的科学界。拉比亚迪埃的一些同事在恐怖事件中被处决，有些人被降职或撤职。不被接受的“皇家花园”更名为“植物园”。连日历也改头换面了。对于拉比亚迪埃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回他的标本。但这绝非易事。被放逐的国王路易十八已向英国索要这些收藏品，甚至同意先让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从中挑选一些。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身兼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政府科学顾问，成为解决这一事件的主要中间人。拉比亚迪埃在三宝垄身陷囹圄时曾写信给他，抱怨德·奥里博的行为，指责他把探险队搜集的科学信息交给荷兰人。回到法国后，拉比亚迪埃再次致信班克斯，呼吁他本着“对科学的热爱”协助收回藏品。到了1796年6月，班克斯认识到，尽管早些时候已达成某种协议，但将标本归还法国博物学家是正确的做法。正如他向拉比亚迪埃表示的，这是“我们通过你保护库克的收藏而学到的公理”，“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处于战争状态时，科学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班克斯描述了这批藏品的状况，一方面，它们遭到相当大的损坏。在海上航行或是可能在英国海关扣留期间，大部分箱子的三分之一高度被水浸泡了。所以许多植物已“腐烂成粪肥”；大多数鸟类标本保存得很好，但有些“很糟糕，不得不丢弃”；部分昆虫标本被“压成碎片”；有价值的贝壳都被人劫掠了，仅剩下最常见的物种。另一方面，班克斯估计，幸存标本的数量仍有至少一万件。将这批收藏还给拉比亚迪埃后，班克斯给他写信称赞说：“我有幸寄给你这批壮观的收藏。我碰巧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十分钦羡。恢复和平后，我希望能从你那里获得一些复制品。”[75]
探险队解散后，拉比亚迪埃的同行博物学家德尚决定留在三宝垄。此后的几年，他在那里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1803年，他在返回法国途中被捕，后因非战斗人员身份被释放，但搜集的六箱爪哇植物不幸遗失。他的许多绘画幸存下来，却从未出版。比较幸运的是园丁德拉海，他在航行中设法保存了一些活的植物以及干燥标本和种子，后来不失时机地当上了皇后约瑟芬（Empress Josephine）的园艺师。
拉佩鲁塞和他的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的部分日记幸存下来，记载了从探险队启程直到抵达植物学湾的重要事件。当船只访问各个港口时，这些日记被陆续送回了法国，由米勒特-穆鲁编辑出版。由于原稿失踪，不清楚编辑做了哪些改动，因而读者对日志的精确性有所保留。这部三卷本于1797年出版时，虽然在法国销售得很差，不过很快被译成了英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到了1977年，拉佩鲁塞的日记原稿被重新发现，表明米勒特-穆鲁版本的改动是很有限的。此人的研究专长是陆军而不是海军事务，主要的编辑加工是删除了日记中有关君主政体和古罗马爵位的语言。至于科学家们搜集和观测的成果，更不易找寻回来，尽管最终发现了一些残存物。1827年，爱尔兰商人彼得·狄龙（Peter Dillon）在瓦尼科罗岛发现了失踪探险队的一些遗物，且从岛民口中听说曾有船只撞礁遇难。[76]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陆续找到了部分残骸——大炮、锚和船钟，它们被送回了法国。该探险队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德·莱塞普对一些物件做了鉴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岛民传说和考古调查，拉佩鲁塞探险队的失踪之谜终于被部分解开了。
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场大风暴中，指南针号和星盘号估计是撞毁在同一块礁石上。许多船员要么死于海难，要么在挣扎登岛时被岛民杀死。少数幸存者造了一艘小艇，慌不择路，不知所踪。有两个人被遗弃在岛上，可能活了几年。潘多拉号在1791年经过时，或是第二年，假如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按照原计划在瓦尼科罗登陆，他们极有可能获救。[77]不幸的是，法国船只擦肩而过，消失在远方。不管是在大革命中还是在拿破仑执政的动荡时期，法国人对这支探险队的命运久久无法忘怀。1828年，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奖励给狄龙一万法郎，这是国民大会在1791年承诺给提供有关拉佩鲁塞信息者的奖赏。
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探险队的幸存者拖了很久才发表远航记录。最先着手的是拉比亚迪埃，他优先出版了自己的日记《寻找拉佩鲁塞之旅》（Relation du voyage à la recherche de La Pérouse），1799年问世，再版数次，后来还被译成英文和德文。毫无疑问，这一文献有助于拉比亚迪埃在1800年11月当选科学学会会员。由于这位植物学家同情共和党人，有人担心书中会带有政治倾向，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它叙述了很多故事细节，描绘了当地的风俗，提供了许多有关树木和花草的实用价值的建议；还收入大量蚀刻画，包括土著人、自然史标本和文物的画像，大部分是皮隆的手笔。拉比亚迪埃的植物学杰作《新荷兰植物标本》（Novae Hollandiae Plantarum Specimen）两卷本在1804年12月和1807年8月之间出版。
书中有265幅插图，存在不少错误，主要是植物的发现地点不准确，还有些标本同后来尼古拉斯·鲍丁探险所搜集的混淆了，用爱德华·杜克（Edward Duyker）的话说，这部作品犹如“璀璨的王冠，因一些宝石镶嵌错位置而略为逊色”[78]。然而，他或许是原创的作品在探险结束三十年后才问世。在探险出发之前，班克斯建议拉比亚迪埃特别关注新喀里多尼亚：“有关这些岛屿的观察非常肤浅。福斯特和库克相处得不好，几乎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其他博物学家拜访过那里。”[79]1793年，拉比亚迪埃在新喀里多尼亚停留了两个多星期，在几次内陆旅行中搜集了大量的标本。经过长期的耽延，终于在1824—1825年出版了先驱性著作《澳大利亚-喀里多尼亚植物集》（Sertum Austro-Caledonicum），其中包括对岛上77种植物的描述。显著的特点是，他在这部晚年成就的著作中，青睐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的自然分类系统，而没有采用旧的林奈分类法。
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直到去世前12天都在写日记，可惜手稿遗失了。他死后，探险队最后一位幸存的高级军官德·罗塞尔保存着日记，在英国流亡了几年。1802年，《亚眠条约》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他携带日记及其他文件回到法国。弗勒里厄在出版前读了这本日记，不满意地说，有太多的“删除、添加和移动”，读起来非常“吃力”[80]。他要求德·罗塞尔做一份清晰的文本。我们无法确定德·罗塞尔的文本是否忠实于原稿。它的形式不像航海日志，而是连续的叙述，多处省略了细节，压缩了航行中单调乏味的内容。某种猜测是，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或许在记录官方日志的同时，为了出版，又写了这本更具可读性的日记（库克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远航中做了类似的事）。这仍然不能确定德·罗塞尔扮演了什么样的编辑角色。他是一个狂热的保皇党人，但该日记的中立语调表明，他没有试图使之倾向于自己的政治立场。1808年，《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寻找拉佩鲁塞的特殊远航记》（Voyage de d’Entrecasteaux Envoyé à la Recherche de La Pérouse）终于出版，距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去世已过了15年。或许是因为这支探险队没有完成它的主要目标，所以这部远航记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当德·恩特雷斯塔克斯的继承人要求分享这部书的利润时，只得到了粗鲁的回复：只卖出了87本。
这可真是一次命运多舛的远航啊！
[1] Catherine Gaziello, L’Expédition de Lapérouse 1785-1788: réplique française aux voyages de Cook, Paris, 1984.
[2] Claret de Fleurieu, Découvertes des François en 1768 et 1769 dans le sud-est de la Nouvelle-Guinée, Paris, 1790.
[3] 指令全文见John Dunmore ed., The Journal of 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de la Pérouse, 2 vols, 1994, Ⅰ, pp.cx-cl, with the king's marginal note on p.cxvii。
[4] John Dunmore ed., The Journal of 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de la Pérouse, 2 vols, 1994, p.xxvii.
[5] Williams, French Botany, pp.19-28.
[6] Ibid., pp.34-49.图上有科利尼翁撰写的说明，包括需要携带的设备清单，从用于存放植物和种子的各种尺寸的锡箱，到用于给采集的标本戳盖识别号码的金属压印器。
[7] Nigel Rigby, Pieter van der Merwe and Glyn Williams, Pioneers of the Pacific: Voyages of Exploration, 1787-1810, 2005, pp.46-47.
[8] Nigel Rigby, Pieter van der Merwe and Glyn Williams, Pioneers of the Pacific: Voyages of Exploration, 1787-1810, p.21.
[9]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Ⅰ, p.cxlv.
[10] John Dunmore, Where Fate Beckons: The Life of Jean-François de la Pérouse, Fairbanks, AK, 2007, pp.195-196.
[11]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456.
[12] Ibid., p.464.
[13]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Ⅰ, p.51.
[14] Ibid., Ⅱ, p.469.(https://www.daowen.com)
[15]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Ⅰ, p.65.
[16] Williams, Voyages of Delusion, ch.8.
[17] 上述两段中的引文摘自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Ⅰ, pp.95, 97, 129, 132, 133, 165。
[18] Ibid., pp.192-193.
[19] Gaziello, L’Expédition de Lapérouse, p.195.
[20] Dunmore, Where Fate Beckons, pp.217-218.
[21]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486.
[22]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p.492-493.
[23] Ibid., pp.298-299.
[24] Ibid., p.316.
[25] Ibid., p.513.
[26]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525.
[27] Ibid., p.349.
[28] Edward Duyker, Père Receveur: Franciscan, Scientist and Voyager with La Pérouse, Sydney, 2011, p.27.
[29]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397.
[30] Rigby et al., Pioneers of the Pacific, p.53.
[31] 拉佩鲁塞在日记中并在1788年2月7日给弗勒里厄的信中提到1787年12月11日的事件，见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p.396-411, 536-541。
[32]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446.
[33] Duyker, Père Receveur, p.21.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在外出采集植物时被澳大利亚土著人杀死的，见‘The Death of Father Receveur’, in La Pérouse Journal, Ⅱ, pp.564-569。
[34] Paul G. Fidlon and R.J. Ryan eds, The Journal of Philip Gidley King: Lieutenant, R.N. 1787-1790, Sydney, 1980, pp.37-38.
[35] John White, Journal of a Voyage to New South Wales [1790], Sydney, 1962, p.115.
[36] Dunmore, Where Fate Beckons, p.248.
[37] David Collins, An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olony in New South Wales [1798], Sydney, 1975, p.16.
[38] 这是Where Fate Beckons一书第22章的标题。
[39] Williams, French Botany, p.108; Louis-Marie-Antoine Milet-Mureau,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 4 vols and atlas, Paris, 1797, Ⅰ, pp.lv-lx.
[40] Williams, French Botany, p.109.
[41] Brian Plomley and Josianne Piard-Bernier, The General: The Visits of the Expedition Led by Bruny d’Entrecasteaux to Tasmanian Waters in 1792 and 1793, Launceston, Tas., 1993, pp.223-227.
[42] Edward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A Naturalist's Life in Revolution and Exploration, Melbourne, 2003, p.1.
[43] 信件往来见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Ⅲ, 1789-1792, 2010, pp.244, 272-273。
[44] Frank Horner, Looking for La Pérouse: D’Entrecasteaux in Austral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1792-1793, Melbourne, 1995, pp.36-40.
[45]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12.
[46] Horner, Looking for La Pérouse, p.52.
[47] 关于探险队在好望角的停留，详见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p.87-92。
[48] Bruny d’Entrecasteaux, Voyage to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1791-1793, ed. and trans. by Edward Duyker and Maryse Duyker, Melbourne, 2001, p.34;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104.
[49] S. G. M. and D. J. Carr, ‘A Charmed Life: The Collections of Labillardière’, in D.J. and S.G.M. Carr, People and Plants in Australia, Sydney, 1981, p.87,节译自Jurien de La Gravière, Souvenirsd’un Amiral, 1860。
[50] 引自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109。将这段描述同林奈的自我描述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1732年，他骑马在拉普兰旅行（附近没有船只可放他的大部分物品）：“我的装束包括一件西哥特兰布的不打褶外套——带镶边和毛绒领，一条齐整的皮裤，一顶猪尾假发，一顶绿色绒帽和一双高筒靴；一个小皮包，长约60厘米，不太宽，一边有钩子，这样就可以把它关上或挂起来。在这个包里，我装了一件衬衫、两件短袖衫、两只睡帽、一个墨水瓶、一只笔盒、一枚放大镜、一具小望远镜，还有一个纱布面具保护我不受蠓虫的骚扰，以及日记本和装订起来的一沓纸，用来压干植物……我的腰上挂着一把短剑，大腿和马鞍之间放有一支霰弹枪。我还有一个带刻度的八面杆，用于测量。”见Blunt, Linnaeus, p.42。
[51]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69.
[52]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p.79-80.
[53] J. J. H. de Labillardière, Account of a Voyage in Search of La Pérouse, 2 vols, 1800, Ⅰ, pp.251-252.
[54] Ibid., p.351.
[55]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p.122, 288; William Eisler, The Furthest Shore: Images of Terra Austral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Captain Cook, Cambridge, 1995, pp.113-115.
[56] Horner, Looking for La Pérouse, p.103.
[57]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p.119-126.
[58] 有关这种神奇植物的更多信息，参见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141。
[59] Labillardière, Account of a Voyage, Ⅱ, p.77.
[60]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141.
[61] Plomley and Piard-Bernier, The General, p.309.
[62] 这三个人分别指：荷兰航海探险家阿贝尔·扬松·塔斯曼、法国私掠船船长和探险家马克·约瑟夫·马里恩·杜·弗雷斯内（Marc Joseph Marion du Fresne）和冒险号船长托拜厄斯·菲尔诺。——译者注
[63] Plomley and Piard-Bernier, The General, p.366.
[64] Labillardière, Account of a Voyage, Ⅱ, p.53.
[65] Plomley and Piard-Bernier, The General, p.378.
[66]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147.
[67] Plomley and Piard-Bernier, The General, p.378.
[68] Labillardière, Account of a Voyage, Ⅱ, pp.86-87.
[69]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539.
[70] S. G. M. and D. J. Carr, ‘A Charmed Life’, p.90.
[71]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261.
[72]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263.
[73] Williams, French Botany, pp.194-195.
[74] 这一段是对探险队抵达荷兰东印度群岛后发生的一系列混乱和复杂事件的简要概括。详见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chs. 13, 14。
[75] 班克斯和拉比亚迪埃之间的通信，见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p.207, 277-278, 386, 408-409, 455；班克斯对这批收藏的描述，见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208。
[76] Peter Dillon, Narrative and Successful Result of a Voyage to the South Seas … to Ascertain the Actual Fate of La Pérouse's Expedition, 2 vols, 1829.
[77] 更多关于瓦尼科罗岛海难的细节，见‘John Dunmore's comments’, in Dunmore ed., La Pérouse Journal, Ⅰ, pp.ccxix-ccxxviii。
[78]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p.232.
[79]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Ⅲ, p.273.
[80] E. and M. Duyker, D’Entrecasteaux Voyage, pp.xxxix-x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