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让科学家和科学统统见鬼去吧！”
——库克、温哥华和“实验绅士们”

库克船长去世后，1780年1月消息传到英国。自那一刻起，世人对他最后一次太平洋远航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前一年2月发生在夏威夷凯阿拉凯库亚海湾（Kealakekua Bay）的致命遭遇上。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对库克之死争论不休，相比之下，航行中其他令人困惑的方面却很少得到关注。甚至在1776年7月离开普利茅斯去寻找西北通道之前，库克的行为就有些异常。在前两次太平洋远航中，他打破了地理学家推测南半球存在一个温带大陆的幻觉，以专业的怀疑精神来审视令人迷惑的假说。他曾写道：“天上的云彩和粗厚的地平线肯定不是大陆的标志。”^[1]然而在第三次远航中，他轻率地依据不可靠的海图，沿北美洲西北海岸寻找西北通道的入口，结果令人失望，浪费了整整一个考察季。那次航行的海军指令的主要部分是库克亲自拟定的，对于北太平洋，他采信了一张虚构的俄国人贸易航道图，图中显示阿拉斯加是一个岛屿，在其东岸和美国大陆之间有一条宽阔的海峡，似乎提供了一条进入北冰洋的直接通道。^[2]库克打算穿过这条海峡，沿大陆北部海岸向东航行，进入大西洋，然后返航。这是一条不大可能实现的航线，而且并不是他此行唯一的失算之处。

尽管库克在波罗的海和北美海域以及新近的南极都具有丰富的远航经验，但他接受了少数自许专家之人的理论，误以为北极在夏天是无冰的。因此，他的两艘船——决心号（再次出征）和发现号（Discovery）都没有进行防坚冰加固。令人费解的是，库克没有携懂俄语的人同行，尽管他正前往一个预期会跟俄国商人和海员打交道的地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或海军部咨询过英国的有关专家，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其实这两个人都搜集了有关俄国人远航的最新信息。^[3]

该次远航的科学部分需放在上述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出发的几个星期前，库克有一次对决心号的少尉詹姆斯·金（James King）大发雷霆。金的任命很不寻常。他才二十出头，在牛津大学为天文学教授托马斯·霍恩斯比（Thomas Hornsby）工作，领取半薪，并由霍恩斯比力荐加入这次远航。^[4]金受到的天文学训练令库克如虎添翼，这样他就不需要专门带一位平民天文学家了。不过，威廉·拜利仍旧参加（乘坐僚舰发现号）。除了具有科学训练的背景，金还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在远航中记录了一部完整的日记。库克去世后，约翰·道格拉斯博士编纂的官方航行记录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金的日记。当金向库克报到时，他对即将开始的远航缺少科学家随行表示了失望，库克的回答肯定令他大为震惊：“让科学家和科学统统见鬼去吧！”不过，这件事并非确凿无疑，因为它出自福斯特五年后写的文字。在库克第三次远航记录（未署名的德文版）序言中，福斯特写道，第二天，金就将库克的“这种无礼回答”告诉了福斯特，并补充说，他对这位指挥官的尊敬程度大大地降低了。在库克对科学的态度这个问题上，福斯特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不带偏见的证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不同寻常地扮演了和解的角色，尽管语言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令人宽慰：“我利用了一些机会化解矛盾。有些冲突是库克的性格使然，实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不过他的确是一个性情乖戾的人，有时脾气暴躁，甚至手段卑鄙。”^[5]关于库克和金之间的那番对话，人们或许希望有证人在场。不过即使无人亲见，事实摆在眼前：第一次远航有班克斯和索兰德带领的平民科学家团队随行，第二次有福斯特父子和斯帕尔曼参加，第三次没有任何科学家加入。肇因或许是班克斯返回英国后表现出的傲慢行为，以及福斯特在远航中牢骚满腹的表现，致使库克不再愿意接受任何“实验绅士”同行。不过一切都是猜测，并无实质证据。

于是，天文学方面由库克和拜利负责，金提供支持；自然史的任务被委托给外科医生威廉·安德森，用金的话说，他是“目前为止船上最正确无误、最有好奇心的一个人”^[6]。安德森在22岁时作为外科医生助理参加了库克第二次远航，显示出对自然史和人类学的浓厚兴趣。他编纂了探险队造访的大部分太平洋岛屿的语汇，其中塔希提语词汇被收入远航的官方记录。乔治·福斯特在《库克第二次远航》中抱怨，他和父亲因病均未能参加在新喀里多尼亚的短途旅行。一位外科医生助理藏匿了“一大堆新奇的贝壳”和“许多新发现的植物物种”，显然指的就是安德森。^[7]1775年7月，决心号返回英国时，索兰德访问了这艘船，他写信告诉班克斯，听说“一位姓安德森的外科医生助理搜集了不少植物”，尽管他尚未亲眼看见。^[8]在参加第三次远航之前，安德森将有关“南海的一些有毒鱼类的记述”寄给了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爵士，这篇杰出论文于1776年发表在学会的《哲学交流》上。

从库克的角度看，安德森在第三次远航中被任命为决心号的外科医生是有优势的。库克了解并很看重他的能力，尽管他的主要职责是外科医生，但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自然史兴趣的长处。而且，谢天谢地，与班克斯、索兰德和福斯特不同的是，安德森将受到海军纪律的约束。为了协助安德森，邱园的园艺师大卫·尼尔森（David Nelson）随僚舰发现号参加远航，他是一名文职人员，由班克斯支付薪水。他的作用有限，但很奏效。一位著名的园艺师詹姆斯·李（James Lee）告诉班克斯，尼尔森是“担任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他了解我们搜集植物的基本要求，具备一些植物学知识，还非常谦虚”^[9]。在航行结束返回后，班克斯抱怨尼尔森没能带回“面包果和亚麻的合格标本”^[10]。这也许正是反映了他的局限性吧。

在这次远航中，因工作杰出而获得最高赞誉的是约翰·韦伯（John Webber），他是海军部雇用的风景画家，描绘自然史不是他的主要职责，尽管也画了一些鸟和鱼。更确切地说，正如库克所解释的，“韦伯先生的目的是弥补书面记录中不可避免的欠缺，使我们能够保留和带回远航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画面，这正是一名技艺精湛的专业艺术家所能胜任的”^[11]。就这点来说，韦伯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次远航的官方记录收入了他的61幅绘画；他后来创作的《库克之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发生在凯阿拉凯库亚海湾的那场激烈冲突，堪称标志性杰作。他精心制作的自然史绘画较少受到瞩目，大英博物馆收藏了56幅，大部分是鸟类画。另有一位年轻的业余艺术家——发现号的外科医生助理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也画了很多素描和彩图，他带回了114幅水彩作品，大部分的主题也是鸟类。在自然史绘画成果方面，第三次远航不可与前两次远航媲美（帕金森和乔治·福斯特绘制了数百幅植物图画）。

有一个疑问：在准备第三次远航时，库克对科学和科学家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否反映在人员挑选方面？尽管库克发布的指示中包含关于天文、民族学和自然史观测的标准建议，但毫无疑问，他认为此行的目的纯粹是地理探索。对他来说，寻找西北航道是最重要的目标。指挥第一艘船驶过这条航道不仅会带来声望和荣誉，而且可获得议院提供的两万英镑奖金，这对库克是一个较重要的激励因素。作为一名出身卑微、财力有限的海军军官，自然期望在上层社会生活得游刃有余。在被任命为船长后不久，库克写信给自己的恩师——惠特比（Whitby）的老航海家约翰·沃克（John Walker），告知新的远航计划，并补充说：“如果幸运地安全返回，毫无疑问将给我带来很大的利益。”^[12]最后这句话暗示了权威机构默许的一系列承诺和担保。此次远航为科学工作提供的条件差强人意。据保留下来的库克指示记录手稿，十几页中关于自然史仅寥寥几句。^[13]除拜利外，船上未配备全职观察员，这与库克之后的几次远航形成了鲜明对比：拉佩鲁塞、德·恩特雷斯塔克斯（d’Entrecasteaux）和马拉斯皮纳率领的探险队都有大批科学家随行。根据库克同詹姆士·包斯威尔之间的一段有意思的谈话，或许可以较清楚地了解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约翰逊博士的传记作者回忆说，他们两人讨论了一项计划，建议政府派“探索者们”去太平洋地区生活几年，学习当地语言并考察居民的生活方式。^[14]倘若这是史实的话，它表明库克意识到了一点，就民族学考察来说，跟随海军舰艇仓促地访问各个岛屿是很有局限性的。这令人想起他在第三次远航中的一些反思，他觉得盘问汤加岛民的做法有“太多的失误”，而且外界船只的到来干扰、影响了岛民的正常生活，严重地损害了科学考察。库克感伤地说：“那里的人们原本总是像过节一样快乐的。”^[15]

在决心号上，安德森一直坚持撰写完整详尽的日记。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可算作一部官方记录，在航程结束时上交给海军部，存入船舰档案；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官方的，因为属于私人笔记而不是外科医生的工作日志。日记的前两本幸存下来，截至1777年9月2日，当时船停靠在塔希提的维塔比哈湾（Vaitepiha Bay）。第三本不幸遗失，记述到1778年6月3日，当时探险队在阿拉斯加的库克湾（Cook Inlet）考察。正如比格尔霍尔指出的，有关某些地方的信息，从安德森日记中发现的远比从库克中的多。^[16]安德森于1778年8月3日去世，在延宕多日的病痛中，他悲戚地预示了自己的结局。全船的人都感到哀伤。库克对他人的评价通常是很有保留的，但对安德森“非常敬重”，给予了罕见的赞誉：“他是一个明智的年轻人，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的专业水平非常出色，并掌握其他科学领域的丰富知识。”库克在航海日志出版前言中肯定了安德森的贡献，称他“对人对事有很多中肯的评论，增进了我在远航过程中的美好体验”^[17]。发现号船长查尔斯·克拉克说，安德森的去世给这次航程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令人痛惜不已”。此事对詹姆斯·金的打击最为沉重，悲痛之余更加惋惜学术界的损失。他写道，“安德森具有广博的自然知识，工作持之以恒，不知疲倦，乃至损害了身体，他的高尚品格体现在自然科学和民族学研究的过程中……作为一位真正的绅士和科学家，必定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自由的灵魂，摆脱了一切精神桎梏”^[18]。

从安德森的早期日记中，我们可窥见一位独立观察者的品质。在特内里费岛（Tenerife），他写道，仅凭三天的见闻就试图对这个地方做出描述是“相当专横冒失的”。1776年9月1日，当决心号穿越赤道时，他表示，对那些初次越过赤道的人施行“溺水仪式，是一种荒唐的习俗，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应竭力制止而不是鼓励将这种仪式轻率地强加于人”。1776年底，库克遵照海军部的指示，占领了荒无人烟的凯尔盖朗岛（Kerguelen Island），安德森描写说，占领仪式“实在滑稽怪诞，或许更让人发笑而不是愤慨”^[19]。此话可能反映了他的挫折感，因为他对库克说：“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半球的同一纬度上，所经之处全是一片荒芜，为博物学家提供田野考察的机会少得可怜。”^[20]其实他们并非一无所获，库克在日志里对该岛的企鹅做了描述，并提到安德森在沼泽地带发现了一个植物新属：凯尔盖朗卷心菜，拉丁名为“普林格利亚抗坏血病药”（Pringlea antiscorbutica），以纪念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21]

同班克斯和福斯特一样，随着航程的继续，安德森将更多时间花在描述造访之地的居民上，而不是自然物产。发现号在好望角与决心号会合，安德森给班克斯写信说：“很高兴在发现号上遇到了一个懂植物学的人，他能协助检索植物学文献，我绝不虚妄地自许能胜任这个任务。”此人大概是指大卫·尼尔森。尽管安德森仍在搜集植物，但此信透露出了一个迹象，这不再是他的优先任务。我们知道，库克访问新西兰时曾对当地风俗有大量记述，而安德森对土著居民的描述则更加详细，笔触更为精妙。在塔斯马尼亚群岛（Tasmania）的探险湾（Adventure Bay）短暂停留期间，所有人的日记只是简单提到塔斯马尼亚人赤身裸体，唯有安德森颇有兴致地将这种举止与新喀里多尼亚土著人进行了比较。在随同库克的第二次远航中，他曾目睹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他们跟你谈话的时候，会十分自在地玩弄阴茎，如同孩子玩玩具，或一个人给自己的手表上弦。”安德森还记录了该地区的自然状态，尤其注意到无处不在的桉树。它们的标本被带回英国，收藏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探险队在夏洛特王后湾的较长停留期间，安德森也遵循同样的模式，在描述了树木和植物（尤其是“有用”的品种）之后，更详细地记述了当地的居民。在阿蒂乌岛（Atiu），蛮不讲理的岛民夺走了安德森刚采集到手的植物，还更加过分地把他拦在距离海滩90米以外的地方。“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得到这样的机会，能够从容不迫地观察一些人类群体，他们顺从大自然的支配，不受教育偏见的影响，也没有跟较文雅民族交往而导致腐化。然而，现实令我失望了。”^[22]

在库克群岛，库克和安德森都描述了珊瑚。库克的笔调冷静、平实，推测了珊瑚形成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珊瑚礁的蔓延向海里自然扩张”，他说：“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持续不断的，尽管很难察觉。随着海水退潮，破碎的珊瑚和沙石等滞留在干燥的岩石中。”相对于珊瑚的起源，安德森则更注意它的迷人景观，后人的许多描述证实了他的观察：

一片巨大的珊瑚床，几乎与海面水平，这大概是自然界最迷人的景色了。它仿佛悬浮在水中；在它的脚下，海水骤然变得深不可测，看似几米，实际可达十几米。此时此刻，阳光照射在千姿百态的珊瑚礁上，熠熠生辉。有的珊瑚伸展出华丽的枝条，有的聚集成一只圆球或其他形态。闪闪发光的大蛤蜊半张着壳，点缀在四处，更增添了富丽气象。然而，在珊瑚丛中轻盈穿行的鱼儿是最令人惊艳的，凡能想象出的颜色无所不有：黄、蓝、红、黑，五光十色，妙不可言，超越了任何的艺术创意。^[23]

有时候，安德森似乎对库克的某些做法保留看法。在诺穆卡岛（Nomuka），有一个人因偷盗铁栓被捆绑了好几个小时，痛苦至极，直到他交了赎金。安德森对此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这种做法有违正义和人道原则。应当先选择其他适当的惩罚措施，若不奏效，再索要赎金或捆绑也不迟。”^[24]安德森记载了库克对汤加岛民实施的严酷惩罚，他诮责道，岛上的人“的确胆大妄为，朝我们投掷可可豆”。库克认为用刀砍断攻击者的胳膊是“最起码的惩罚”。在神秘的伊纳西（inasi）仪式上，库克赤裸着上身跟岛人共舞，安德森对这一有争议的行为显然有所保留：“看起来，当地人宁愿阻止我们的好奇心，倘若他们不在乎冒犯我们的话。”^[25]安德森批评当地茅屋的建筑拙劣，不过，岛民们“观察了海军的建筑（假如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并且非常善于模仿，因而还不算太糟”^[26]。这一讥讽似乎是针对库克的。

从汤加出发驶往塔希提，抵达后不久，安德森便开始了第三本日记，尽管它后来遗失了，但手稿中最重要的自然史观察和词汇均被收入航行官方记录，由约翰·道格拉斯博士编辑出版。其中有些段落直接引用了安德森的原文，比如对新发现的考艾岛（Kauai）和尼豪岛（Nihau）的描述；以及对努特卡湾（Nootka Sound）居民的观察——“跟当地语言有关的所有知识都是安德森的贡献”（库克语）。在去世的两个月前，安德森还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Prince William Sound）搜集了一些词汇和“许多对话”^[27]。官方记录的某些段落仿佛照搬了安德森的手稿，尽管编者未注明。譬如，有关1777年10月在塔希提时船上蟑螂成灾的记录：“任何食物暴露在外，只需几分钟，上面就爬满了蟑螂，它们很快就把食物咬得像蜂窝一般。蟑螂对填充和保存起来的珍贵鸟类标本尤其具有破坏性。更糟糕的是，它们异乎寻常地嗜食墨水，因而贴在各种物件上的标签大部分都被吃掉了。”补充说明指出，这种攻击来自两种不同的蟑螂：自上次远航就留在船上的东方蜚蠊（Blatta orientalis）和在新西兰招引来的德国蜚蠊（Blatta germanica）。^[28]采用昆虫的学名进一步证明，这段记录是出于痛心疾首的安德森的手笔。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安德森对夏威夷群岛和北美洲西北部沿海的观察记录，那是英国船只首次接触的地区。安德森的观察和采集工作几乎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勇气和责任感令人敬佩。1778年1月10日，当船只抵达夏威夷群岛时，拜利注意到，库克的全体船员“都很健康，唯有外科医生安德森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病”^[29]。

上尉詹姆斯·伯尼（James Burney）回忆了第三次远航中一个令人怅惋的故事。安德森和查尔斯·克拉克船长都患有肺结核，1777年8月发现号到达塔希提，准备去北太平洋之前，他们意识到北极的寒冷水域很可能致命，打算向库克辞职，留在塔希提，当地的温和气候或许有助于他们恢复健康。然而，由于克拉克的一些“文件和记录”尚未整理好，便决定推迟到抵达胡阿希内岛之后再说。可是，至时文件仍未整理完毕。接着是下一站赖阿特阿岛，停留了一个月，他们还是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到了博罗巴岛（Borabora），这是社会群岛的最后一个港口，他们终于决定向库克提出离开探险队的要求。可是发现号在那里仅停留了几个小时，库克上了岸，克拉克和安德森没有同行，自然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我们猜测，在这两个身患重病的人中，克拉克可能是更不愿意离开探险队的。正如比格尔霍尔分析的，“没有整理好文件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指挥官的忠诚促使他坚守到最后一刻”^[30]。

安德森将他制作的自然史标本和人种志文物留给了班克斯，连同一份手写的清单——“植物新物种……迄今未知的，1776，1777”，其中十几种植物用林奈分类系统的拉丁语名称（及英译）标明，它们是航程早期在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即塔斯马尼亚）、凯尔盖朗岛和新西兰搜集的。^[31]不很清楚安德森在航程的后期是否继续在做田野笔记。在那个年代，大学和博物馆都尚未建立植物学和人类学系，因而，安德森将标本捐赠给了班克斯在苏荷广场32号的标本馆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班克斯在暴躁地拒绝参加库克第二次远航（除非完全答应自己的条款）之后，逐渐修复了与这位探险家的关系，并进而成为库克声誉的维护者，以及随行航海者的利益保护人。第三次远航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临行时，上尉约翰·戈尔（John Gore）将孩子委托给班克斯抚养（假如他因故未能返乡）；克拉克船长在堪察加半岛去世前，最后一封悲伤的信是写给班克斯的；班克斯阅览了此次航行中发回的所有官方文件；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成为“首要的顾问和权威协调人”，促成了第三次远航官方记录的编辑和出版。^[32]1780年末，在克拉克去世后，詹姆斯·金率领发现号回到英国，他写信给班克斯说：“我将您尊为我们这些探险者共同的核心。”^[33]

在17世纪80年代，班克斯已有诸多头衔：准男爵、皇家学会会长、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后的知交、内阁部长的顾问、国际科学界的赞助者，如今又成为与库克探索远航发现相关的企业推动者。植物学湾殖民地塔希提的面包果生意、北美洲西北海岸的皮毛贸易、南部的捕鲸业等，都是班克斯关注的事项。作为植物学家的班克斯超越了库克的传统航海方式，大力传播植物交换的福音，以促进帝国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全球性的企业活动中，远航船上博物学家的活动是相对小的一部分，但日益广为人知；多年来，班克斯至少正式委托了126名海外搜集家，将植物标本寄给班克斯标本馆和空间更大的邱园——它在班克斯的领导下欣欣向荣，日益壮大。^[34]在不列颠势力扩展的外围地区，班克斯的时代为科学人员创造了国内不具有的专业机会，譬如东印度公司的医疗服务和考察工作、海军部的水文勘测、搜集标本和建立植物园等，为清贫的年轻人提供了研究自然史的职业。^[35]班克斯参与了植物迁徙的试验，有的项目是随意的，有的甚至很奇特，包括将棉花种子从印度运到加勒比海，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孟加拉，将胭脂虫从南美洲带到马德拉斯（Madras），等等，当然还有将面包果从塔希提移植到了加勒比海。^[36]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英国）国家重组期间，班克斯扮演独角戏，一肩挑起信息中心、学术机构和金融公司的重任。在欧洲，唯一可与班克斯相匹敌的人物是巴黎皇家植物园的布封伯爵，他在王室支持下雇用了一批杰出学者，并鼓励法国海军和海外殖民地官员广为搜集植物和其他标本。

据说，当克拉克船长将库克去世的消息报到伦敦时，国王流下了眼泪。而海军部桑威克伯爵写给班克斯的信语气平淡：“我们务必优先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可怜的库克船长已经不在人世。”^[37]从很多方面看，库克的第三次远航令人失望。1778年和1779年，他两次尝试穿越白令海峡均告失败，船只勉强逃脱了被巨大冰块摧毁的命运。远航目标未能达到，且有两位船长丧失了生命，唯一的收获是它引起了人们对海獭的注意。在北美洲北部太平洋沿岸，从努特卡湾到阿拉斯加的一带海域可以轻松地捕捉海獭，获取皮毛。金在官方记录中写道，在海边，一只海獭皮只能换几颗珠子或其他小玩意，而在中国市场上可卖到90—100美元。记录中有约翰·韦伯画的一只年轻海獭——是在努特卡被杀死的，它的皮毛“柔软而华丽”（图16）。跟随白令和奇里科夫远航的船员曾带回海獭皮，这个消息诱使俄国毛皮商人进入阿拉斯加水域，造成了人类和动物种群的一场浩劫，但他们的活动在西欧鲜为人知。金的报告揭开了隐秘的面纱，欧洲和美国商人对北太平洋提供的这一机会迅速做出反应。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商人配备了船只，开往北美洲西北海岸，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波士顿的船只紧随而来。班克斯从一开始就对去西北海岸的贸易航行很感兴趣，在他的主要支持下创立了一个新兴企业——乔治国王湾公司（King George's Sound Company），由理查德·卡德曼·埃切斯（Richard Cadman Etches）执掌。正如理查德的兄弟约翰所说，班克斯是该企业计划的主要赞助人，宗旨是“利用已故船长库克的远航发现推动国家公用事业的发展”。^[38]埃切斯兄弟共派出四艘船航行到西北海岸：1785年派出乔治国王号和夏洛特王后号，由纳撒尼尔·波特洛克（Nathaniel Portlock）和乔治·迪克森（George Dixon）指挥，1786年派出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长公主号（Princess Royal），由詹姆斯·科尔内特（James Colnett）和查尔斯·邓肯（Charles Duncan）指挥。这几位船长除邓肯之外，都曾随库克航海。班克斯让阿奇博尔德·孟希斯（Archibald Menzies）在威尔士亲王号上担任外科医生和植物学家的工作，表明他仍然重视植物学研究。推荐孟希斯的人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植物学教授约翰·霍普（John Hope）博士，他是最早讲授林奈分类系统的英国博物学家之一。他告诉班克斯，“孟希斯早年熟悉植物栽培，并在我的课堂上学过植物学原理，之后几年在哈利法克斯港站（Halifax station）的一艘海军军舰上担任外科医生助理，其间兴致浓厚地钻研植物学”^[39]。

大西洋彼岸的孟希斯早先以通信方式结识了班克斯。1786年6月，他将采集自巴哈马的一包种子寄给班克斯，有56个品种，并解释说他“是在嘈杂的驾驶舱里借着昏暗的烛光进行”分类的，因而难免会有失误。^[40]8月，他再次写信给班克斯，表示如果可以参加威尔士亲王号远航，将“满足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雄心，并提供搜集种子和其他自然标本的最佳机会”^[41]。出发之前，孟希斯特意前往班克斯的标本馆参观，以便熟悉库克第三次远航在西北海岸搜集的标本。

即便孟希斯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写了日记，也没有保存下来，他仅留下关于航行的零星信息。船只在大西洋南部驶往合恩角的途中，他给班克斯发了两封信。1786年11月，他从佛得角群岛写信保证，“北美西海岸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广泛植物学和自然史其他分支的机会”。1787年2月，他从火地岛附近的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又称埃斯塔多斯岛——Isla de los Estados）写信说：“尽管这里气候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我做了几次愉快的短途考察，研究和搜集了许多珍奇植物。其中一部分即使在林奈分类系统第十四版中也未被描述过。”^[42]在此次远航中，孟希斯肯定是施展了他的全部医术。当威尔士亲王号于1787年7月到达西北海岸时，科尔内特在日记中写道，船员们遭受坏血病的严重折磨，这片土地的“景象令人心情舒畅，我们已有十多个星期没见到任何绿色植物了。这使得情绪低落的人们兴奋起来，只要尚存一丝力气，就从底舱挣扎着爬上甲板”^[43]。这两个季节里，他们一直在西北海岸进行交易活动。1787—1788年在夏威夷群岛逗留期间，搜集了大量的皮毛，价格比十年前库克的船员们买的要便宜很多。科尔内特偶尔提到孟希斯上岸活动，但不清楚他能花多少时间搜集标本。虽然理查德·埃切斯曾告诉班克斯，“只要对科学有利”，孟希斯的活动不受限制，但此次航行是一项商业活动，船员和沿海居民之间的关系受贸易需求的左右，有时紧张，有时令人担忧，误会频繁发生。在决意获取皮毛、粮食和木材的过程中，科尔内特经常违反当地礼仪或侵犯所有权；而岛民也不时地偷窃，小到针线，大到长舟，激怒了船员们。当冲突上升为暴力时，受重创的是当地人，但科尔内特的人也感觉到压力。当威尔士亲王号不得不离开班克斯岛时，它的水手长，“一名真正的海员，从他的神态举止看，人们会觉得他一生中从未陷入过恐惧……（此刻却）像个孩子般的哭了起来”^[44]。

这艘船在1789年夏进入家乡水域，孟希斯写信告知班克斯，他要寄去“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我在环球航行后期搜集的所有植物标本。我搜集的种子尚未包装，但你可以指望在几天之后收到”^[45]。“一个小箱子”表明，孟希斯并未带回大量植物标本或民族志文物。很可能考虑到保存鲜活植物的实际困难，在孟希斯下一次更重要的太平洋远航中，班克斯不得不为保存标本提供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孟希斯进一步在班克斯的标本馆里学习，在那里遇见了林奈协会首任会长詹姆士·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是他买下了林奈遗留的全部藏书和标本，并把它们迁到了伦敦。

在孟希斯远赴太平洋的那段时间里，班克斯一直在推动18世纪末两个最重要的太平洋项目。一个是派邦蒂号去塔希提为西印度群岛搜集面包果，另一个是派第一舰队到新南威尔士建立罪犯定居点。虽然他的目标看上去是全球性的，但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北太平洋地区。18世纪80年代后期，北美西北海岸吸引了各国政府以及商人和地理学家的注意。海上皮毛商人的勘测结果似乎表明，有可能发现一条深入内陆的海峡，尽管这种观点同1778年库克所持的相反。沿海地区的皮毛贸易可提供一个缺失的环节，从而形成独立发展的北方贸易网络，将中国和日本跟西方连通、哈得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领地跟东方连通。然而，这一憧憬和设想破灭了。1790年2月初，从马德里传来消息：前一年夏天，西班牙在努特卡湾攫取了英国的船只和财产。英国政府最初决定派一支海军探险队前往西北海岸，由亨利·罗伯茨（Henry Roberts）指挥，他曾参加库克第二次和第三次远航。计划派出两艘船：发现号和查塔姆号（Chatham）。他们将途经新南威尔士，在那里招募30人，运送去西北海岸，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从威尔士亲王号返回的孟希斯以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但是，随着西班牙危机的加剧，英国舰队全面参战，考察计划又被搁置了。

1790年10月《努特卡湾公约》^[46]签订之后，海军探险计划重新启动，但指令不同，指挥官改成乔治·温哥华，他也曾参加库克的最后两次远航。他的任务部分是探索——详细勘测西北海岸；部分是外交——试图收复1789年西班牙在努特卡湾攫取的土地。温哥华的期望是在沿海找到一块合适的定居地，但西班牙人只同意割让很小的一块条状土地，这迫使英国政府改变了企图在西北海岸建立定居地的政策，对此孟希斯十分沮丧，并深感受挫。^[47]他参加这次远航的正式职务是外科医生，但他提出“将利用本职工作的空闲时间”从事博物学活动。目前尚不清楚孟希斯为什么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也不清楚温哥华为什么反对任命孟希斯为外科医生，而坚认亚历山大·克兰斯顿（Alexander Cranstoun）是更适合的人选。从这个尴尬的起点开始，温哥华和孟希斯在航程中产生了很多矛盾。他们争论的具体问题之一是关于木框玻璃植物箱，它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温室，比拉佩鲁塞探险队用的植物箱大，十分笨重，被安放在发现号的上层后甲板上。携带温室是班克斯规划的，他已为守护者号（Guardian）订购了一个，准备运送植物去新南威尔士的新建殖民地。这似乎满足了孟希斯向班克斯提的“一个合适的储藏空间，可将采集的植物安全地带回”。毫无疑问，他试图避免再次遇到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的难题。^[48]博物学家们都很希望把在探险远航中搜集的东西带回本国，但面临着许多挑战，不仅要防止昆虫和啮齿动物的蹂躏，还要保护它们免受气候变化和咸水的侵蚀。压制的标本可以保存在纸页中，保存种子比较困难，而保护和浇灌鲜活植物是最大的挑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18世纪70年代的一本书中得到了证实。作者是植物学家兼商人约翰·埃利斯。他统计了从东海带回的植物和种子的损失率。他写道，从中国获得的种子“能够发芽的很少，不超过五十分之一”^[49]。他的解决方案是在箱子正面安装细铁丝网，再加上可移动的百叶窗（图17）。但是，对于长时间海上航行来说，植物不适合在甲板上过多地暴露，大舱室才是存放植物的最佳场所，但能否使用要取决于船长和军官们有无善意。另一种选择是甲板上的植物箱，专门用来保护和照管植物（图18），1791年用于温哥华的发现号，几年后用于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的调查者号（Investigator）。

所有海军舰长对自己的权威都十分敏感，在温哥华看来，后甲板上安放一个大温室，里面满是桶呀盆呀，还需要不断关照和浇灌，这对他是一种公然的冒犯。班克斯或许有所预见，便起草了一份《温哥华先生如何对待孟希斯先生的指示》，寄给了内政部副部长埃文·内皮恩（Evan Nepean），告知“这份文件十分必要，假如这两位绅士在出海后产生分歧的话”^[50]。《指示》要求温哥华提供人手协助孟希斯搬箱运水，不应把木料放进“植物箱”里，温室的玻璃如有毁损应当“立即”修理，等等。更有可能令温哥华恼火的是，身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文学家，他得按照班克斯制定的考察指南工作。不过，班克斯无法说服内皮恩将这份《指示》交给温哥华。温哥华究竟是否看到这份文件，不得而知。^[51]班克斯的记录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1790年12月，纳撒尼尔·波特洛克船长写信给班克斯，说他“已向温哥华船长传达你要去拜访的消息，但他可能不会来拜访你”^[52]。最具启示性的是，在探险队起航后，班克斯给孟希斯写了一张字条：“我无法猜测温船长会怎样对待你，根据他对我的态度来判断，你将不会获得通常从有船长头衔的人那里应该获得的待遇。”

班克斯给孟希斯下达了详细的工作指令。孟希斯是唯一参加此次探险的博物学家，他的任务分量丝毫不减，即“考察即将访问的所有国家的全部自然史”。除了负责描述和采集植物的基本任务之外，他还需报告“欧洲的谷物、豆类和水果可能会在哪些地方茁壮成长”，以备“将来从英格兰输送定居者”——这表明班克斯仍未放弃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构想。最后一项要求是，孟希斯要完成一部日记，连同他采集的民族志文物和自然史标本，返回后一起上交内政大臣。就孟希斯的日志而言，这项看似有益无害的指令在航程结束时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53]虽然现存日志是一本生动的航海记录，内容包括直至1795年3月离开智利海岸开始返航，但对于植物学家来说，有两点令人失望。其一，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返回英国后，它被大幅度地编辑加工了，而班克斯要求的是第一手“全面和连续的航程记录”，但孟希斯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54]其二，班克斯希望赶在温哥华的官方记录出版之前，抢先发表一部航海故事，但孟希斯日记令人惊讶地缺乏植物学活动的细节（尤其是关于1793年和1794年的考察季）。据说孟希斯还另有专门的笔记，但不知所踪。温哥华返回英国后对海军部提出的抗议可以佐证这一猜测：“孟希斯先生对我们造访的不同国家的自然史各个学科的观察，应以某种方式同我的航海记录结合起来。”^[55]孟希斯根据事先附着的标签，将带回的干燥植物进行整理分类，做了大量艰辛的复原工作，但远没有完整地展现考察的全貌。^[56]

发现号和查塔姆号于1791年4月1日从英格兰起航。温哥华始终怀疑在温带纬度地区发现西北通道的可能性，他后来说，出发恰逢愚人节，或许是讽刺性的预兆。对孟希斯来说，航行开始不久，他的职责就加重了。在船只离开好望角后，发现号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克兰斯顿中风瘫痪，温哥华要求孟希斯立即接替他的工作，在船只抵达努特卡湾时正式任命。孟希斯已是温哥华的私人医生，仍勉强接受了“恳求”。从此，作为船上的正式成员而不是编外平民船员，他服从温哥华的直接指挥。作为补偿，船长分配给他一间额外的小舱，用来存放搜集品。^[57]在澳大利亚海峡的乔治国王湾和新西兰的达斯奇峡湾考察后，这个舱室很快就被装满了。在塔希提，孟希斯清楚地发现了前人留下的印迹：马塔维湾有一株“非常茂盛的”柚子树，是班克斯栽种的；邦蒂号船长威廉·布莱种植的橘树苗已达60厘米高。1792年4月，船只抵达北美西北海岸，开始主要任务——普格特湾（Puget Sound）和胡安德富卡海峡（Strait of Juan de Fuca）的勘测。从海峡东南乘船去探险湾短途考察时，孟希斯看到了引人注目的马杜拉或杨梅树（Arbutus menziesii），最初被命名为东方草莓树。他写道，它是这里特有的树，“它像森林中的一种特殊装饰，常青叶衬托着大簇大簇的白色花朵，特有的棕红色光滑树皮，让最没有经验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它”。这里是植物学家的乐园，宽广的草地上鲜花盛开，松树高耸，“整个画面像一位高明的园林设计师精心创作的作品”^[58]。几天后，孟希斯又看到了“盛开的大叶杜鹃”（Rhododendron macrophyllum），也叫太平洋杜鹃花，后被择为华盛顿州的州花。可以确定，他写日记时心中的读者对象是一般读者而不是植物学专家，例如他首先描述并命名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植物，一个是兜兰（Cypripedium bulbosum）（又称Calypso bulbosa，布袋兰，或误称为lady-slipper，“淑女拖鞋”），另一个是杜鹃花（Rhodendron ponticum，即大花杜鹃），然后声明，他还看到了“其他种类的植物，在这里就不必繁琐乏味地列举了”^[59]。随同彼得·普格特（Peter Puget）上尉在普格特湾的复杂海岸线上探险时，孟希斯抱怨说：“这类巡航探险于我的科学追求不太有利，船在多处停泊，但我能够待在岸上的时间太短。”^[60]可是在那个星期里，他上岸多达14次，搜集了十几种科学界未知的植物。他不久便意识到，这样的旅行不允许他走得太远。无论是有仆人陪同还是独行，必须跟船保持相当近的距离，足以听到呼唤或枪声。我们很难判断温哥华对这些植物学考察行动的态度。在描述普格特湾的考察旅行时，温哥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孟希斯先生找到了一种无休止的娱乐方式，我相信，这将使植物目录册变得更厚。”^[61]

离开田园诗般的普格特湾，船只驶向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很明显，发现号的体积太大，查塔姆号也过于笨拙，不易靠近海岸，因而只能乘小艇登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46次乘小艇进行短途考察，有时一次持续好几个星期。这种变换的方式增加了工作的强度，令官兵们疲惫不堪，尤其是向更北行进时。孟希斯对这些人充满了敬佩之情：“在接近北极的严寒条件下，驾驶着没有篷的小艇，白天重复乏味地奋力划桨，夜间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四周是冷寂高耸的雪山，没有任何可取暖之物，只能在寒冷的石滩或潮湿的苔藓上度过寒夜，有时还要忍受饥渴的煎熬。”^[62]旅途中似乎总在下雨，食品时常短缺，还有可能遭遇突然从水雾中出现的独木舟，驾舟者不很友善。船员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沿海居民，其中包括萨利希人（Salish）、夸扣特尔人（Kwakiutl）、海达人（Haida）和特林吉特人（Tlingit）。在温哥华一行的眼中，他们时时存在，行为不可预测，经常分散考察工作的注意力或造成麻烦，有时甚至危及安全。当船只驶向乔治亚海峡时，巨大的山崖贴近海岸，船员们越来越难找到适宜宿营的平坦地面。普格特对某天经历的描述很有代表性，晚上11点，他们着陆了，“经过一整天艰难的海上跋涉，船和用具都湿透了，找不到可遮风避雨之处……无论是继续在水上漂浮还是上岸，都同样地难熬”^[63]。孟希斯身负医生重任，尽管有两名助手，但他不能期望多次参加考察旅行，只能在离船较近的地方进行植物学活动。此次远航中，没有人死于坏血病，丧生的六人中仅一人因病而死，这应当归功于孟希斯的精湛医术。

在勘测胡安德富卡海峡的第一季中，温哥华发现，有两艘西班牙船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是由西班牙探险队的指挥官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派来的，任务是完成两年前开始的考察。温哥华一直确信自己是第一个通过这些航道的欧洲人，不免感到失望和懊丧。不过，两支队伍相处融洽，还互换了海图和信息。8月，温哥华率船绕过一座大岛的北端——这里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之后到达努特卡，在那里，他与西班牙指挥官博德加·夸德拉（Bodega Quadra）就归还英国财产问题进行了交涉，谈判的过程颇为友好，但未达成协议。何塞·墨兹（José Moziño）和阿塔纳西奥·埃切弗里亚·戈多伊（Atanasio Echeverría Godoy），这两位西班牙人的植物学作品给孟希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很有才华的自然史画家。”正如孟希斯指出的，他们的工作表明西班牙人“正在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受人诟病的好逸恶劳形象”^[64]，相比之下，没有一位专业艺术家来协助记录温哥华的新发现。这很可能令孟希斯感到一丝讽刺。墨兹总计列出352种植物，以及多种哺乳动物、鸟类、鱼类、贝类和昆虫，其中许多图像都是戈多伊绘制的。墨兹根据观察撰写了《努特卡湾见闻》（Noticias de Nutka），尽管直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它被编辑称为“独特的民族学和历史研究”^[65]。

从努特卡湾出发，温哥华的船只向南航行到加利福尼亚，在夏威夷过冬。在蒙特雷（Monterey），孟希斯有机会向班克斯寄出了一份报告，建议他不要在胡安德富卡海峡建立定居点，因为这里很少见到海獭。夏洛特王后群岛和温哥华岛的海岸线提供了较好的贸易前景，而且，越早在那里建立定居点，获得的优势就越大。虽然孟希斯负责医治多病的温哥华，两人也一同在海边散步，但他显然对船长为人处世的方式持保留态度。他告诉班克斯这次航行中发生了许多“怪事”；他批评温哥华以自己和西班牙指挥官博德加·夸德拉来命名几个大岛，“让他本人在海岸线上声名永存”。孟希斯还提到，植物温室的构造不如人意，“假如为保持空气流动而在下雨时不密封的话，从浸湿的索具上滴下的焦油和松脂油就会损伤植物的叶子和土壤；但假如将侧门打开通风，山羊、猫、鸽子等便会钻进去破坏植物”^[66]。温哥华和船员们的活动周期是这样的：冬天待在夏威夷群岛；夏天去西北海岸，乘小艇进行艰难的考察工作；随后在努特卡等待伦敦的下一步指示。在夏威夷群岛的停留为船员们提供了必要的休息机会，但对孟希斯来说，冬天不是访问夏威夷的合适季节。虽然他发现了许多未知的树木和植物，但“这个时节很少有植物开花，我的研究几乎一无所获……作为一名专心笃志的植物学家，眼见周围有大量未知的和稀有物种，却缺乏获得有关知识的手段，实在感到焦灼和烦恼”。1793年3月，他在毛伊岛（Maui）上的运气较好，有些植物正在开花或结果，它们是“从未被任何植物学家发现和描述过的”^[67]。

5月，船只返回去年考察曾经到达的最北端，彼时小艇的装备有了很大改进。孟希斯参加了那一季的首次小艇考察，他描述道，每艘船的尾部都有带帘的顶盖保护，其余部分有大天篷遮盖。一个底面厚实的大帐篷足以为船员们提供夜晚的庇护，而他们的备用衣物和物品则装在密封防水的帆布袋里。船员们每天可吃上两顿热餐：麦片粥和菜汤；官员有烈酒可供享用，还可酌情分发给手下的人。尽管如此，工作还是相当艰苦。大部分考察都在大雨中进行，温哥华一度病了很长时间。有一次，考察艇离开主船23天，沿着一条严重断裂的海岸线航行，绘制了700英里的海图（原有大陆海岸海图仅覆盖不足60英里）。这一路上，温哥华命名了几百个地名，大多遵循传统方式——以王室、贵族、大臣、赞助人和同僚命名；也有少数感性的名字：凄凉湾（Desolation Sound），恶劣天气崖（Foulweather Bluff），叛徒湾（Traitors Cove），逃亡岛（Escape Island），毁灭岛（Destruction Island），毒蝎湾（Poison Cove），等等，以便提醒人们访问那些地方的危险和艰难；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饥肠湾（Starve-Gut Cove），由查塔姆号上一名船员命名，但从未标在海图上。温哥华的航海日志极其详细地记录了这趟考察，孟希斯的日记则对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有更全面的描述。在北纬55°，接近纳斯河（Nass River）河口的瞭望台湾（Observatory Inlet），他们观察到了鲑鱼，温哥华仅一笔带过地提到“丰富多样”，而孟希斯生动地写道：

鲑鱼在海岸产卵的季节开始了，大股水流进入海湾，无数鱼儿顺势而来，很多露出了水面，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用手抓住它们。若在溪流入口布一张网，便可捕捉到数目惊人的鲑鱼，要想把它们全部拖到岸上，就会把网撑破。^[68]

在更北部的斯图尔特港（Port Stewart），孟希斯发现了一种“结着蓝莓果的植物”（Clintonia uniflora）。他严格遵循植物学方法对它进行了最佳处理：画了一幅素描，制作了一件干燥标本，并挖了几株养在后甲板上的温室里。^[69]

1793年考察季节结束，船只再次沿加利福尼亚海岸向南航行，去夏威夷群岛过冬。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孟希斯的植物学活动又遭到了打击，因为他“几乎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未知植物”，但很少有开花或结籽的。不过，最主要的烦恼来自船上。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他写信给班克斯，埋怨温哥华在温室的问题上总是“易怒和缺乏气量”，他附上了写给船长的一封信，开头的语气十分颓丧：“当面跟你谈有关温室的问题实在令我很不愉快，因而不得不采取书面的方式。”^[70]孟希斯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用坚实的网覆盖温室，保护植物免受家禽和野鸽的侵害；二是在自己和助手离船工作时，指派其他船员照料植物。孟希斯告诉班克斯，此信递交两个月后，第一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而第二点则毫无回音。他离船期间，经常不得不劳驾某位军官帮助照看温室。由于不放心船上的植物，在整个远航过程中他只参加了四五次小艇考察，每次仅持续几个小时。

在夏威夷，孟希斯和三名船员“不畏艰险，坚持不懈，排除万难”登上群岛令人惊叹的最高峰莫纳罗亚（Mauna Loa）。这是欧洲人的首次登峰。孟希斯使用便携式气压计估测山的高度为13634英尺（约4156米），与后来测出的实际高度（13679英尺）误差仅46英尺。对于温哥华来说，此次停留的主要业绩是在1794年2月与该群岛最有权势的大酋长卡梅哈米哈（Kamehameha）达成协议，将夏威夷的主权移交给乔治三世，尽管这从未被大不列颠政府承认。^[71]在温哥华返回时，英国深深卷入了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激烈战争。

考察的最后一季，温哥华来到了阿拉斯加海岸，在那里发现了库克河（Cook's River），距离18年前库克抵达的最北点很近。对孟希斯来说，这段寒冷的日子是灾难性的，采自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鲜活植物大部分都被冻死了。船只从重新命名的库克湾沿海岸向东行驶，直到前一年考察抵达的最北端。在发现号上，孟希斯忙于履行外科医生的职责，治疗冻伤、食物中毒和早期坏血病，抽不出时间参加这个季节的首次小艇考察。不过，在查塔姆海峡西侧的特林吉特，他在船上观察到陆地上的植被，顿时被深深地吸引，认为那是生长茂盛的烟叶。他相当自以为是地评论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野蛮人中出现的农业曙光。它表现在种植一种满足狂热欲望的药物，而不是供衣食住行所需的实用作物，这超出了我们固有的想象。”^[72]在上岸考察期间，孟希斯继续采集植物，填补在库克湾被冻死的植物腾出的空间；他还尽可能地大量采摘野菜和浆果，把它们加进船员的饮食中。1794年8月19日，船只完成最后一次考察返回，船长提供了额外的烈酒犒劳众人。温哥华写道，在高耸的山脉中没有发现任何水道；在考察结束的庆祝活动中，“船员们没少自我调侃：谁让我们专挑愚人节那天从英国出发呢，使得最终寻找西北通道成为笑柄”^[73]。

回家的路是一条熟悉的航线：第一站是努特卡，然后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在蒙特雷，孟希斯发现该地区“遍布各种新奇的植物”，他采集了42种，包括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巨型红杉，还有具有重要商业用途的蒙特雷松树。^[74]在努特卡采集的植物被大浪冲走不少，腾出了一些空间，他得以把这些植物苗存放在温室里。在特雷斯·马里亚斯群岛（Tres Marias Islands）的一次考察不够成功。孟希斯采集了一些新的植物放在小艇里，不幸全被巨浪卷走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阿尔比马尔岛（Albemarle Island），他们没有看到巨型龟——该岛以它命名，但有其他很多东西令人着迷。孟希斯写道：“我们惊讶地发现，赤道线上的这些崎岖不平的海岸是成千上万海豹和企鹅的家园；广阔的海面上波浪起伏，成群的巨大的蜥蜴朝着不同的方向游弋。”^[75]在圣地亚哥（Santiago），孟希斯通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获得了猴谜树（Araucaria araucana）的标本：在总督举办的晚宴上，他把甜点上的一些猴谜果仁塞进了口袋^[76]，回到船上成功地促使它们发芽，抵达英国时已长成幼苗，被栽种在邱园里。其中一株叫作“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之树”，深受威廉四世的喜爱，一直存活到1892年。孟希斯采集的植物没有全部幸存到最后，因为在发现号离开圣海伦娜岛时，温哥华不得不派出很多人手去缴获一艘荷兰船（可孟希斯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照管温室！），而把照管温室的任务交给了孟希斯的仆役。鉴于对温室的争论从未休止，接下来发生的事便有了一种可悲的必然性。一场暴雨突然袭来，仆人忙于应付其他事务，未能及时盖上防护板，结果许多植物的嫩芽被水淹没，再也未能恢复生机。孟希斯心烦意乱地写信给班克斯：“我现在只能展示死树桩了！最后一次穿越赤道的时候，许多还欣欣向荣地活着呢。”^[77]虽是不幸事件，但温室的设计本身就不是很成功。天气骤变，海水冲击，加上动物的破坏，都给保护这些幼小植物带来极大的困难。

温哥华拒绝处罚这个未按船长命令行事的失职仆人。孟希斯表示抗议，“顿时勃然大怒，狂躁的举动和谩骂的言辞不容他人做任何解释”。事后孟希斯拒绝道歉，于是被羁押起来。温哥华给时任海军部长埃文·内皮恩写信，要求将孟希斯送交法庭审判。他声称，孟希斯“在后甲板上对我表现出极度蔑视和失敬，并且拒绝收回刻薄和不当的言辞”^[78]。当孟希斯拒绝像其他船员那样上交自己的日记——坚称必须等待约瑟夫·班克斯或内政大臣的指示，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对于温哥华严厉处罚孟希斯的原因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很明显，早在航行开始之前，他就不满意班克斯代表孟希斯施行的干涉。其次，温哥华在库克第二次远航中是一名中尉，他或许目睹了船长库克与福斯特之间的一些矛盾，从而影响了他身为船长对孟希斯的态度。此外，温哥华的健康状况不佳，勘测工作十分艰难，也未能及时获得来自国内的指导。正如一位医学历史学家的分析，他承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79]孟希斯并不是唯一受到船长惩罚的人。在航程的各个阶段，军官、军校学员和船员都曾因过失而受到惩罚或训斥。托马斯·芒比（Thomas Manby）是一名能干的军官，指挥过多次小艇探险，有一次回到船上，遭到温哥华劈头盖脸的辱骂。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的态度，永远不会原谅他使用的语言。”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远航结束时，温哥华建议海军部给芒比晋级，称赞他是一名“非常积极、勤奋、值得尊敬的”军官。^[80]

温哥华的返乡体验并不愉快。首先是薪酬拖延不发，其次是缴获荷兰船应得的奖金迟迟难以兑现，再加上还要为出版航海报告筹措经费。此外，他跟威廉·皮特阁下（Hon. William Pitt）发生了激烈的公开争论。皮特此时的头衔已是“卡梅尔福德勋爵”（Lord Camelford），他严厉批评温哥华在远航中对一件事情的惩罚措施：一名情绪不稳定的军校学生因不服从命令遭到鞭笞，然后被遣送回家。至于温哥华同孟希斯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后者表示道歉画上了句号，这位植物学家被允许携带日记和植物离开发现号。对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温哥华来说，这大概是矛盾的结束；但班克斯不这么认为，温哥华五年前的粗鲁态度仍令他耿耿于怀。当温哥华表示不同意将孟希斯日志与他自己的合并出版，班克斯便决定抢在温哥华之前尽快出版孟希斯的日志。但困难在于他的日志尚不符合出版要求，正如孟希斯所承认的，他“写东西很慢”。直到1798年1月，探险队返回已过了两年多，他仍在吃力地撰写“完整和连贯的叙述”。在一封语气悲戚的信中，他告诉班克斯，他从凌晨5点开始一直工作到下午六七点。赶在温哥华之前出版日志是“我最热切的期盼，出于不止一个原因（这是个有趣的旁白）”，但这是无法实现的。^[81]温哥华尽管身体不好，但擅长写作，加之有哥哥约翰协助撰写航程的最后一部分。当他在1798年5月去世时，大部分文字已排版完毕，当年夏末出版了三卷本。此时，孟希斯大概已经放弃了出版日志的计划。他的幸存日志手稿最后一则写于1795年3月18日——远航结束的六个月前。

除日志之外，孟希斯还忙于整理从发现号带回的植物和文物。时任内政大臣波特兰公爵决定，一旦制作完目录，这些“奇特和自然的物产”将交给大英博物馆收藏，植物标本和种子则应和幸存的活植物一道归入邱园保存。^[82]虽然孟希斯是林奈学会的成员，经常在植物学方面提供咨询，但他发表的东西很少，仅在1798年发表了两篇关于苔藓的论文。一位植物学家在1806年指出：“孟希斯先生收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宝藏啊！但是很遗憾，他显然忽略了自己的发现。”^[83]孟希斯的大部分植物学发现最终还是公诸于世了，不过是由其他博物学家促成的，特别是他的同代人及朋友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他引用了孟希斯发现的190多个物种。在美国西海岸，几个著名的树种和许多植物的学名都含有孟希斯的名字，譬如道格拉斯冷杉（Douglas fir）和马德龙树（Madrone tree）。^[84]由于他的发现推迟发表，因而并不是所有有关学名都跟他联系在一起。例如，1792年在乔治亚海峡南端的桦树湾（Birch Bay）考察时，孟希斯写道，“在这里，我发现了美丽的山梅花灌木（Philadelphus coronarius），花繁似锦”；可是，在1814年弗里德里希·普什（Friedrich Pursh）编纂的《美洲植物区系》（Flora Americae）中，这种灌木的学名为“路易斯山梅花”（Philadelphus lewisii），因为它是在1804—1806年“路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报告中首次被提到的。^[85]迄今为止，人们没有发现孟希斯留下任何田野笔记，而且他的许多标本都没有注明确切出处，因而，孟希斯作为博物学家的工作成就未能获得恰当的评估。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太平洋考察的植物学家们，如哈得逊湾公司的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和为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搜集植物的约翰·斯库勒（John Scouler），造访了孟希斯两次远航中许多熟悉的地方，将一些种子和鲜活植物寄送给孟希斯，征询他的见解。1828年，三人有一次著名会面。道格拉斯记述道：“我一整天都和孟希斯先生待在一起，就在那天晚上，斯库勒来了……三个北美人聚在同一个屋檐下。”^[86]六年后，道格拉斯去了夏威夷，他写道，一些岛民仍然记得孟希斯，尽管措辞有损其形象：一个“砍断人的四肢和采集草叶的红脸男人”^[87]。

孟希斯继续在舰艇上担任外科医生，于1802年离开海军，在伦敦开了一家诊所。1826年退休，1842年去世，享年88岁。去世的两年前，孟希斯回顾了参加温哥华远航的岁月。漫长的时间使记忆变得温柔了。回想起船长和其他船员时，他脑海中出现的是优秀品质，而不是缺点：“他们是多么了不起啊——一群优秀的军官——现在都走了。（远航的业绩）应归功于船长，是他挑选了所有的人，除了我。……他是一位伟大的船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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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aglehole ed., Endeavour Voyage, p.289.

[2] Jacob von Stählin, ‘Map of the New Northern Archipelago’, 1774.

[3] 更多请参见Williams, Voyages of Delusion, 2002, ch.9。

[4] 有关詹姆斯·金的任命情况，见Steve Ragnall, Better Conceiv’d Than Describ’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ptain James King, Kibworth Beauchamp, Leics., 2013, chs. 7, 8。

[5]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p.xlvi-xlvii n.,引自1926年福斯特德译本的前言。库克这句话的德文是“Verflucht sind alle Gelehrten und alle Gelehrsamkeit oben drein”，这也许可以更好地翻译为对哲学家和哲学的攻击，因为尽管当时“科学”和“科学人”这两个词已经存在，“科学家”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参见Dan O’Sullivan, In Search of Captain Cook: Exploring the Man through His Own Words, 2008, p.106。

[6]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lxxxiv.

[7]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Ⅱ, pp.585-586.

[8]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959.

[9]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2008, Ⅰ, p.199.

[10] Ibid., p.315.

[11] 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 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 3 vols, 1784, Ⅰ, p.5.

[12]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Ⅱ, p.1488.

[13] National Archives: Adm 2/1332, pp.284-296.

[14] Anne Salmond, Between Worlds: Early Exchanges between Maori and Europeans 1773-1815, Honolulu, 1997, p.118.

[15]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Ⅰ, p.166.

[16]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Ⅰ, p.cxci.

[17] Cook and King, Voyage, Ⅰ, p.4.

[18] 献给安德森的致辞，见Ibid, p.lxxxiii;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Ⅰ, pp.406 and n., and Ⅱ, p.1430。

[19] 安德森日记的这三段摘录，见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Ⅱ, pp.732, 743, 769。

[20] Ibid., Ⅰ, p.43.

[21] Ibid., pp.43, 45-46.(https://www.daowen.com)

[22]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Ⅱ, pp.1519, 788, 791 and n., 839-840.

[23] 库克的描述见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Ⅰ, pp.95-96；安德森的描述见Ibid., Ⅱ, p.851。安德森的描述或许受到了约翰·埃利斯的影响，参见John Ellis,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rallines, 1755。Rüddiger Joppien and Bernard Smith eds., The Art of Captain Cook's Voyages,Ⅲ, The Voyage of the Resolution and Discovery 1776-178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8, pp.26-27.

[24]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Ⅱ, pp.856-865.

[25] Ibid., pp.909, 916.

[26] Ibid., p.936.

[27] Cook and King, Voyage, Ⅱ, ch.XII and pp.334, 375.

[28] Ibid., Ⅱ, p.99.

[29]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Ⅰ, p.263n.

[30] Beaglehole, The Life of Captain James Cook, pp.568-569.

[31] 现收藏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的班克斯藏品部。

[32] Carter, Banks, p.169.

[33]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Dawson Turner Copies, Vol. 1, p.304.

[34] David Mackay, ‘Agents of Empire: The Banksian Collectors and Evaluation of New Lands’, Visions of Empire, pp.39ff.

[35]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p. 127.

[36] David Mackay, In the Wake of Cook: Exploration, Science and Empire 1780-1801, 1985.

[37] Beaglehole, Life of Cook, p.689.

[38] John Etche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All the Facts Relative to Nootka Sound, 1790, p.2.努特卡湾原称“乔治国王湾”，由库克命名，注意不要混同于今天的“乔治国王湾”（原名“乔治三世湾”）——地处澳大利亚西部，由乔治·温哥华于1791年标记海图并命名。

[39]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2009, Ⅱ, p.126.

[40] John M. Naish, The Interwoven Lives of George Vancouver, Archibald Menzies, Joseph Whidbey, and Peter Puget, Lewiston, NY, 1996, p.50.

[41] W. Kaye Lamb ed., George Vancouver: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and round the World 1791-1795, 4 vols, 1984, Ⅰ, p.30.

[42] 这两段信文引自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Ⅱ, pp.136, 157。

[43] Robert Galois ed., A Voyage to the North West Side of America: The Journals of James Colnett, 1786-1789, Vancouver, 2004, p.100.

[44] Robert Galois ed., A Voyage to the North West Side of America: The Journals of James Colnett, 1786-1789, pp.150-151.

[45]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2010, Ⅲ, pp.35-36.

[46] 《努特卡湾公约》是西班牙王国和大不列颠王国在18世纪90年代签署的一系列三项协定，避免了二者争夺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部分领土的战争。这两个欧洲王国签署公约都未征求该地区居民的意见。——译者注

[47] Robert J. King, ‘George Vancouver and the Contemplated Settlement at Nootka Sound’, The Great Circle, 32, 2010, pp.3-30.

[48]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Ⅲ, p.59.

[49] John Ellis, Directions for Bringing over Seeds and Plants from the East-Indies and Other Distant Countries, London, 1770, p.1.关于18世纪90年代埃利斯和约翰·福瑟吉尔（John Fothergill）的植物箱设计，见Nigel Rigby, ‘The Politics and Pragmatics of Seaborne Plant Transportation 1769-1805’, pp.87-93。

[50] John Ellis, Directions for Bringing over Seeds and Plants from the East-Indies and Other Distant Countries, p.294;类似的信件见pp.234-235, 238,以及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p.122-123。

[51]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Ⅲ, pp.196-198.

[52] Ibid., pp.178-179.

[53]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p.199-202.

[54] W. Kaye Lamb, ‘Banks and Menzies: Evolution of a Journal’, in Robin Fisher and Hugh Johnston eds., From Maps to Metaphors: The Pacific World of George Vancouver, Vancouver, 1993, pp.227-244.

[55]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Ⅰ, p.227.

[56] 有关调查见Eric W. Groves, ‘Archibald Menzies (1754-1842), an Early Botanist on the North-western Seaboard of North America…’,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28, 2001, pp.71-122。孟希斯1790年12月至1794年2月的日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Add. MS. 36461；1794年2月至1795年3月的日记存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MS 155。部分收录于C.F.Newcombe，Menzies’ Journal of the Vancouver Voyage April to October 1792，收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档案馆，V（1923）；A.Eastwood ed., ‘Menzies California Journal’, Californian Historical Society, II（1924）, pp.265-340；Wallace M.Olson ed., The Alaska Travel Journal of Archibald Menzies, 1793-1794, Fairbanks, AK, 1993。由于章节和版本的多样，本书下面引用时通常简称为“Menzies Journal”并注明日期。

[57] Menzies to Banks, 26 September 1792,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Ⅲ, p.437.

[58] ‘Menzies Journal’, 2 May 1792.

[59] Ibid., 4 May 1792.这两种植物的现代名称见Newcombe, Menzies Journal, p.20。

[60] ‘Menzies Journal’, 20 May 1792.

[61]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Ⅱ, p.534.

[62] ‘Menzies Journal’, 18 August 1792.

[63]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Ⅱ, p.587.

[64] ‘Menzies Journal’, p.128 (no date).

[65] José Mariano Moziño, Noticias de Nutka: An Account of Nootka Sound in 1791, trans.and ed. by Iris H. Wilson Enstrand, 2nd edn., Seattle, 1991, p.x;自然史标本清单见pp.111-123。

[66] Menzies to Banks, 14 January 1793,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53.

[67] 有关夏威夷和毛伊岛的发现，见‘Menzies Journal’, 26, 27 February and 15 March 1793。

[68]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Ⅲ, p.990; ‘Menzies Journal’, 23 July 1793.

[69] Groves, Menzies an Early Botanist, p.91.

[70] Menzies toVancouver, 18 November 1793,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173.

[71] 英国议会从未批准该协议。尽管如此，其他国家认为该协议已经生效，这有效地保护了夏威夷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免受外国入侵。——译者注

[72] ‘Menzies Journal’, 21 July 1794.

[73]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Ⅳ, p.1382.

[74] 植物名称引自James McCarthy, Monkey Puzzle Man: Archibald Menzies, Plant Hunter, Dunbeath, 2008, Appendix 5, pp.207-208。

[75] ‘Menzies Journal’, 7 February 1795.

[76] 这一传说长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但晚些时候，约瑟夫·胡克确认孟希斯亲口告诉他，是“他从总督的甜点桌上拿的”。Groves, ‘Menzies an Early Botanist’, p.114 n.108; McCarthy, Monkey Puzzle Man, ch.18.

[77] Menzies to Banks, 14 September 1795, Chambers ed., Banks's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p.309.

[78]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Ⅰ, p.218.

[79] James Watt, ‘The Voyage of George Vancouver 1791-1795: The Interplay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Canadian Bulletin of Medical History/British Columbia History of Medicine, 1987, Ⅳ, pp.33-51.

[80]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Ⅰ, pp.88, 209.

[81] Lamb, ‘Banks and Menzies’, in Fisher and Johnston, From Maps to Metaphors, p.239.

[82] Naish, The Interwoven Lives, p.439.

[83] Ibid., p.450.

[84] 道格拉斯冷杉有两种，学名分别为：Pseudotsuga menziesii var. glauca 和P. Menziesii var. menziesii；马德龙树的学名为Arbutus menziesii。——译者注

[85] ‘Menzies Journal’, 16 June 1792; Groves, ‘Menzies an Early Botanist’, pp.83, 112 n.45.

[86] Groves, ‘Menzies an Early Botanist’, p.106.

[87] Ibid.“砍断人的四肢”应是泛指外来者对岛民的一些野蛮行径，而不是孟希斯的作为。——译者注

[88] Lamb, Vancouver Voyage, Ⅰ, 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