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集中力量考察自然史”——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的科学与政治远航
第八章
“我们将集中力量考察自然史”
——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的科学与政治远航
库克、布干维尔和拉佩鲁塞等人率领的远航闻名遐迩，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的伟大远航业绩逊色多了。1789年7月，西班牙波旁王朝试图重振当年南海（Mar del Sur）远航的雄风，派出了一支新的探险队，从加的斯（Cádiz）出发，前往太平洋。它由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指挥，装备精良。它在一个层面上体现了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被欧洲启蒙运动激发出的哲学和科学兴趣；在另一层面上也是为了调研西班牙帝国在太平洋扩张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探索远航，正如马拉斯皮纳所说，“连接地球各个遥远角落之间最安全和最便捷的航线都已经搞清楚了。任何进一步发现航线的尝试都将受到鄙视”[1]。这等同于是皇家科学（或植物学）学会进行的一次海洋科学考察，目的地是新西班牙。考察行动于1787年被批准，紧接着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植物园和植物学研究所。[2]一系列短途陆地考察并不包括在官方最初的计划之内，而是马蒂恩·德·塞西·拉卡斯塔（Martín de Sessé y Lacasta）自己的想法，他是来自阿拉贡的医生兼植物学家。同样，建立海洋企业的建议也并非出自政府部门，而是由马拉斯皮纳和海军军官何塞·布斯塔曼特（José Bustamante）提出的。
马拉斯皮纳33岁，生于意大利，1774年加入西班牙海军，比布斯塔曼特晚了四年，后者虽不满30岁，却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了。马拉斯皮纳是一位熟练的水文勘测师，曾和几名军官一起参与唐·维森特·托菲诺（Don Vicente Tofiño）的绘图项目，制作了完整的西班牙海岸图。他是一个博览群书、思想激进的人，政治和经济观点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在教育、修养和做派上，他与英国及其他新教国家对西班牙海军军官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3]1786—1788年，马拉斯皮纳被临时派去皇家菲律宾公司参加环球远航，为后来的探险活动积累了经验。更直接的推动力是，1788年9月，他根据航行经历和观察，与布斯塔曼特一起向西班牙海军部长安东尼奥·巴尔德斯·巴桑（Antonio Valdés y Bazán）提交了一份建议——《环球科学和政治探索远航计划》。该计划在五个星期内便获得批准，不过目前不清楚是否经过卡洛斯三世御览，他当时身患重病，于1788年12月驾崩，儿子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继位。新国王虽不认同父亲的开明观点，但航行的准备工作没有中断。科学部分以库克和拉佩鲁塞的探险为模式，包括水文勘测和天文观测；自然史考察同新西班牙陆地考察并行不悖，博物学家们将为皇家植物园（Real Jardín Botánico，1755年在马德里成立）搜集标本。这些正是科学界努力的目标，因而，在1803年出版的《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试验》（Ensayo político sobre el reino de la Nueva España）一书中，亚历山大·冯·洪堡宣称：“相比其他任何政府，西班牙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来推进植物学的发展。”启程之前，马拉斯皮纳写信给约瑟夫·班克斯，向他保证：“我们航行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发现海上航线……我们将集中力量考察自然史，也可能会搜集土著居民的语言。”[4]
然而，这次远航也有不便公开宣传的目的——加强和巩固西班牙的国家利益。探险队的优先任务之一是制作西班牙海外财产的详细分布图，调查它们的商业和防御能力，并提出改进措施。此外，它还将报告（据传说）俄国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的定居点，以及英国在植物学湾新建殖民地的情况——“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地方都是（同西班牙）利益相关的”[5]。据马拉斯皮纳和布斯塔曼特预计，远航将花三年半的时间。他们的船舰先绕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沿南美海岸从智利航行到墨西哥，穿越北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再返回美国大陆，沿加利福尼亚北部海岸航行，然后访问中国广州。第二阶段前往西班牙领地关岛和菲律宾，再向南行驶，访问新荷兰、新西兰、社会群岛和汤加，最后经好望角返回西班牙。这项计划雄心勃勃，其政治目标包括最终的报告、建议和改革，都不同于英法前辈的远航。
库克和拉佩鲁塞的太平洋远航雇用廉价劳动力，船舰都是由军需船改造的，而西班牙的这次远航计划没有节省经费，专门建造了两艘帆船，或称小护卫舰，命名为发现号（Descubierta）和勇敢号（Atrevida），还配备了最新的航海和水文仪器。两艘船配员完全相同，每艘102名。军官们经过精心挑选，大多数都曾与马拉斯皮纳或布斯塔曼特一起航海。[6]科学家中有一位军官学者堂·安东尼奥·德·皮内达（Don Antonio de Pineda），被任命为探险队自然史部的主管。马拉斯皮纳描述他“不仅具备科学所需要的所有天赋和才能，而且性格极好。他真正地热爱探究新事物，并十分爱惜自身的名誉——这或许是他做事情的唯一动机”[7]。皮内达有一位非常勤奋却常被人们忽视的助手，他就是植物学家路易斯·尼埃（Luis Neé）。他在法国出生，后成为西班牙公民，当时已50多岁，大概是探险队里最年长的成员。皮内达评价尼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多年在西班牙的边远地带和山区采集植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这次考察的合适人选”[8]。另外有一位很晚才被任命的成员——捷克植物学家塔德奥·汉克，尽管不到30岁，已是一位杰出学者。他跟探险队其他成员不熟识。除了植物学的专业能力外，他还对地质学、矿物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感兴趣。汉克长途跋涉，穿越欧洲来参加这次远航，当他赶到加的斯时，发现号和勇敢号已在两小时前出发了。于是他搭乘商船，驶往探险队计划访问的第一个港口蒙得维的亚。可是那艘商船不幸在港口触礁撞毁了。接下来的情节不很清晰，有一种说法是，他游到安全地带，身上只有一本林奈的书。但是在给故乡友人的信中，汉克自述被一条救生船救起，没有衣服、文件和书，“所有东西都丢了”[9]。上岸后，他发现船队已在八天前驶往合恩角和太平洋了。汉克仍不气馁，毅然决定穿越南美大陆的大草原和安第斯山脉，花了八个月，终于在1790年4月追上了大部队。马拉斯皮纳报道，一路上，这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还搜集了近1400种未知的或未被准确描述过的植物物种。[10]
汉克加入探险队时，植物学家皮内达和尼埃已有了很多收获。在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的圣加布里埃尔岛（Isla San Gabriel）上，他们采集了各种各样的灌木和花朵，这些植物似乎展现了那个国家的全部自然史，而不仅是一个小岛。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埃格蒙特港（Port Egmont），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皮内达采集到了一只企鹅的骨架。[11]探险队里有几名非专业人士也十分热衷于搜集标本，甚至还有人尝试学习动物标本剥制术，当然并不总能成功。[12]当地有些收藏家将标本赠送给船上的博物学家。在瓜亚基尔（Guayaquil），一位市长送来了大量的干燥药用植物和填充的鸟类标本。至于汉克，他竟将一条活鳄鱼带回船上。[13]尽管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标本的损失率还是很高的。在巴拿马停泊时，马拉斯皮纳记载了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皮内达利用机会，再次检查从瓜亚基尔搜集的珍贵鸟类和动物珍藏，试图让标本接触一些新鲜空气……他设法在甲板上找到了一处空间，把标本箱搬了过去。可是当我们打开箱子，吃惊地发现全部收藏品都已腐烂，毫无价值了，虽然事先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14]
皮内达特别留意有实用性和药用价值的植物和树木。他向马德里的海军部长巴尔德斯报告说，在瓜亚基尔内陆旅行时，他和尼埃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药用植物。而且，森林里有一种分泌胶汁的树：“它显示的特性跟从葡萄牙带到马德里销售的弹性胶相同，以前不知道在我们的殖民地也生长这种树。土著人将胶液放在火上烤化，然后涂在亚麻布上，便获得了柔软的优质油布，可用于制作防雨帽、靴子和帽罩。”[15]在回到西班牙后提交的报告中，尼埃列出瓜亚基尔地区至少有55种树木的木材和纤维可用于造船。[16]对于植物学家来说，“这里总体上是一块乐土，将有显著的科学收获”[17]。在雷亚莱霍（Realejo），皮内达再次向巴尔德斯报告了很多有用的树木和植物，他说，这些发现“可以刺激港口一带某些萧条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18]。对于搜集和记录来说，艺术家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在探险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服务。何塞·古依奥（José Guío）和何塞·德·波索（José de Pozo）是最早加入的两位。后来又有四位新成员——何塞·卡德罗（José Cardero）、托马斯·德·苏利亚（Tomás de Suria）、费尔南多·布拉姆比拉（Fernando Brambila）和胡安·拉文内（Juan Ravenet）。尼埃提到古依奥时，说他“十分称职，很有耐心，懂得植物学原理，能够正确识别植物的各个部位，包括繁殖的方式。他的画很简洁，仅展示了系统分类要素。依据附加的条理性文字描述，便足以清楚了解这种植物了”[19]。从这一评价可以看出画家的重要性。除植物标本以外，古依奥不愿意画其他主题，后因健康原因退出了探险队。波索是名动物画艺术家，早期航行中的鸟类和其他动物图出自他的手笔。后来马拉斯皮纳发现他懒惰而固执，在秘鲁就打发他返乡了。卡德罗在航行初始时只是一名船舱工，却颇具绘画才能，因而成为“科学组”成员。当探险队到达新西班牙时，他绘制的鸟、鱼和陆地动物图为自然史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绘制了一些杰出的风景图（图23、24）。苏利亚是墨西哥圣卡洛斯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在阿卡普尔科加入探险队。除绘画技艺娴熟外，他还保留了一本日记，生动地记录了参与的航行，为马拉斯皮纳和军官们朴实的日志增添了一些色彩。刚登上勇敢号时，苏利亚心情很好，因为他分到了一间小舱室，虽然是和另一名船员共享。但很快他就发现，所期望的艺术和文学工作空间太小了，或者说几乎没有：“躺在床上时，我的脚顶在船的一侧，头紧贴床头板……胸脯距离甲板不到8厘米。噢，甲板就是我的屋顶，在床上简直无法移动。我被迫用一卷布把头盖住，虽然令我窒息，但总比遭受成群的蟑螂攻击好点儿。”[20]布拉姆比拉和拉文内在太平洋阶段加入了探险队，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画人物和风景图片。此外，皮内达、尼埃和汉克也作了一些画，作为搜集活动的补充。维多利亚·伊巴涅茨（Victoria Ibáñez）研究了汉克的大量手稿，其中“最出色和神奇的部分”是这位植物学家保存的一个笔记本其中的12页，“为希望绘制植物标本的艺术家提供帮助，列出了2500多种水彩‘色调’的代码，并讲解了如何混合不同颜色来构成颜色组”[21]。这些颜色代码可帮助汉克准确再现植物和其他标本在鲜活时的真实面貌。后来，费迪南·鲍尔（Ferdinand Bauer）参加马修·弗林德斯的远航时也使用了这个颜色系统。不管这几位艺术家有什么局限性，他们用最精确的视觉术语记录了马拉斯皮纳探索远航的成果，就这一点来说，胜过了18世纪的其他探索远航。[22]
1790年8月在卡亚俄，探险队准备将首批主要考察收获运往西班牙。秘鲁总督安排了装运，包括海图、日志、天文观测和植物学及其他绘图，接下来是19箱植物、动物、矿物和其他文物。后来，他们又分别从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将日志和大量标本运往西班牙。这种中途出货的做法是马拉斯皮纳探险同英法太平洋远航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发现号和勇敢号大部分时间在西班牙控制的海域航行，他们有大约一半的时间在海港度过，另外有10%的时间停泊在开阔的海岸，在海上航行的时间约占40%。相比之下，库克第二次远航有70%的时间在海上，福斯特的沮丧情绪与此有关。此外，马拉斯皮纳鼓励博物学家去内陆旅行，这类活动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更长，而且通常会派武装人员随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探索远航中，博物学家和军官的紧张关系是突出的问题，而在马拉斯皮纳探险队里，人们基本上可以和睦相处。不过，在陆地长时间停留也存在某些弊端，马拉斯皮纳记录了船员们在港口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违反纪律、擅自脱队和感染性病等。
1791年3月，发现号抵达阿卡普尔科，靠近太平洋海岸西班牙定居点的北部（勇敢号已先行到达）。马拉斯皮纳列出的一份名单显示，出航20个月以来，总共减员143名，原因多样，大部分是脱队。与出发时每艘船配员102人相比，这个减员比例是相当高的。在阿卡普尔科期间，他们又安排了将一批货物运往西班牙，包括132件植物和动物绘画，四箱植物、动物和矿物标本。与此同时，植物学家忙着上岸搜集新品种。皮内达不吝言辞地表扬尼埃付出的努力，甚至称赞他“发现了许多未知植物，等同于自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植物学家描述的数量”。勇敢号在圣布拉斯（San Blas）停留期间，科学家们搜集的标本体现出了对植物实用性的重视，进一步表明他们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了帮助。[23]皮内达获得了一份当地树木名录，并附有各种医疗用途的说明。艾里斯·恩格斯兰（Iris Engstrand）描述了其中十几种，讲解了树皮、荚果和水果对各种病症的治疗效用，包括虫咬、坏血病、黄疸和狂犬病等。[24]
在抵达阿卡普尔科之前，探险队一直遵循可预测的航向行进，尽管比最初的时间表延迟了一些，而且马拉斯皮纳已决定放弃环球航行的计划，从合恩角直接返回西班牙。航程进行了一半，已完成大量工作。据皮内达估计，总共搜集了7000株植物、500种动物和400种化石。[25]他认为，“如果计算一下其中基本未知的和林奈描述不准确的植物数目”，将给世界已知植物名录增加三分之一。马拉斯皮纳从阿卡普尔科骑马前往新西班牙的首都墨西哥城，会见了总督雷维拉·吉格多（Revilla Gigedo）。经过近两年的航行，马拉斯皮纳显然对很少收到国内的信息和新指令感到不快。巴尔德斯的来信批准了他的活动，但没有指示“下一步的工作目标”；总督对护卫舰“未来的最佳行动方案也未提出任何建议”[26]。鉴于没有相反的官方命令，船只准备横渡北太平洋去夏威夷群岛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就在此时，科学队伍的成员开始分头行动：尼埃和吉奥（Guio）随同安东尼奥·皮内达离开了勇敢号，前往墨西哥城，途经新西班牙的大部领土，进行考察和搜集活动，并提交报告。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搜集活动的规模不大。在陆地探险期间，皮内达被提升为步兵上校。
在墨西哥城时，马拉斯皮纳收到了布斯塔曼特从海岸发来的消息——国内下达了令人意外的新指令，简短却明确。[27]它命令探险队向北航行到阿拉斯加，在那里搜寻一条可连通大西洋的海峡——据说是洛伦佐·费雷尔·马尔多纳多（Lorenzo Ferrer Maldonado）在1588年发现的。几个世纪以来，真假难辨的传闻一直诱惑着航海家们去搜寻一条所谓的西北通道，而费雷尔·马尔多纳多讲述的故事是最为奇特的。他声称，他驾船从里斯本穿过戴维斯海峡和北极圈北面，向西航行了2000英里，到达北纬60°的位置，又从那里穿过传说中的安妮亚海峡（Strait of Anian），到达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发现了一个能容纳五百艘船的大港。他停泊在那里时，遇见一艘大船驶向波罗的海，船上满载珍珠、黄金、丝绸和瓷器。这个故事显然十分荒唐，公众对它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为什么在两百年后，西班牙档案馆重新翻出这一记录，试图当真对待呢？这很难解释。法国皇家地理学家拉诺维尔在回忆录中支持马尔多纳多的说法，但因为拉佩鲁塞几年前去阿拉斯加海岸探察利图亚湾时寻找西北通道的结果令人失望，所以他的可信度降低了。
马拉斯皮纳别无选择，只好返回阿卡普尔科，准备北航，放弃去夏威夷的计划。在给马德里的正式回复中，他提到马尔多纳多的说法有些“令人费解”，在私人信件中，他干脆称之为“虚构”和“不实”。勇敢号上的布斯塔曼特指责拉诺维尔的回忆录意在“迷惑欧洲”[28]。由于皮内达和尼埃去了新西班牙内陆，船上的全职博物学家只剩下汉克一人，艺术家苏利亚和卡德罗的主要亦最重要的贡献是记录阿拉斯加的风土人情（图24），而不是自然史。因而，这一“科学和政治远航”最终可能变成一次常规的发现航线之旅，正是马拉斯皮纳早先所说“将会受到鄙视的”。
1791年5月，马拉斯皮纳和布斯塔曼特从阿卡普尔科向北航行，他们是被动服从命令的，而当海员们听说目的地是阿拉斯加而不是夏威夷时，立即有十来个人企图离队。根据到过西北海岸的西班牙航海家建议，马拉斯皮纳在大洋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然后从北纬56°驶向阿拉斯加海岸。日记描述了沿途被积雪覆盖、令人惊叹的山峦。由于气候严寒，苏利亚无法在甲板上作画，被迫撤到底舱里。6月27日，在北纬59°15′，发现号和勇敢号驶近海岸，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海口，人们兴奋不已。马拉斯皮纳不得不承认这个入口（Yakuta Bay，雅库塔湾）跟马尔多纳多描述的很像，并补充说，“想象力提供了一千个理由来支撑人们的希望”[29]。1787年，英国皮毛商人乔治·迪克森（George Dixon）访问了这个海湾，将之命名为马尔格雷夫港（Port Mulgrave），但他主要关心贸易，没有进入海湾深处。黄昏时分，小帆船在海滩和特林吉特村落附近下锚。探险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便携式天文台，苏利亚和卡德罗进行素描工作。汉克则开始搜集民族志文物和植物标本，他后来告诉一位朋友，在当地居民中走动时他有点害怕，同时也因能有机会直接观察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感到兴奋。[30]他们同亚库塔特湾（Yakutat Bay）的特林吉特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发生了两次严重冲突。无论是在岸上还是在船上，船员们都随身携带着武器。
7月2日，随着船只修理和储备饮水任务完毕，马拉斯皮纳准备探索入口的内部河段，以寻找安妮亚海峡。他带了两艘小船和15天的食物，没有同意让汉克参加，仅向他保证会亲自搜集“一切有关自然史的东西”，并在返回后全部交给他。[31]这一许诺并不足以安慰失望的汉克。不出几个小时，重大发现的希望就破灭了。船员们先是听到雷霆般的巨响，那是浅水滩和冰川中巨大冰块崩解发出的声音，接着便看到了入口的末端，低岸上横着一道冰川（Hubbard Glacier，哈伯德冰川），后面矗立着海岸山脉的悬崖峭壁。沮丧的马拉斯皮纳将之命名为德森加诺港（Puerto de Desengaño）。就在他离开船只这段时间，船员们在锚地上与特林吉特人发生了尴尬对峙。经过一番争斗，马拉斯皮纳才掌控了船，逃离是非之地。虽然探险队搜集了丰富的民族学和自然史资料，而且苏利亚和卡德罗制作了一些优秀的素描和绘画作品[32]，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发现可通行的海峡。事后马拉斯皮纳在日记中反思，“在被我们视为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人们居然对马尔多纳多和其他航海家虚构的故事这么当真。[33]21世纪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惊讶吧。
1791年8月，船队从阿拉斯加向南驶向努特卡湾，这是前一年爆发危机的地点，几乎导致西班牙和英国开战。汉克像往常一样活跃，在努特卡的西班牙新聚居地周围“仔细地考察植物、陆地动物、鱼类、鸟类、土壤和海滩”[34]。后来，他在这里的发现一度被归功于尼埃，这种混淆在远距离探索远航中始终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在蒙特雷，汉克更加紧张地工作，因为春天已经结束，有些树的果实差不多消失了。卡梅罗河（Río Carmelo）河岸枝繁叶茂，接近海岸的地带混杂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它们的种子无疑是通过冬天的雨水传播的），遍布方圆一百多里格，不是短途远足所能企及的。[35]在蒙特雷，汉克发现了巨型加利福尼亚红杉，并安排将它的标本连同当地橡树的标本运到了西班牙。他总共描述了15种“可用于造船和建筑房屋”的树木。[36]返回阿卡普尔科时，马拉斯皮纳收到了来自墨西哥城的消息，皮内达和尼埃已跋涉了1200英里，并留下了13箱标本，准备运往马德里的皇家自然科学院或自然历史博物馆。墨西哥的西班牙皇家法院（Royal Audiencia of Mexico）给他们提供了一切帮助。法官唐·奇里亚科·冈萨雷斯·卡拉哈尔（Don Ciriaco González Carajal）的“房子仿佛一座学苑，他的宏伟自然史收藏在任何时候都对皮内达开放”[37]。从阿卡普尔科也运出了一些货，包括汉克的一箱标本。这位植物学家去内陆旅行时，很高兴地发现，新西班牙的一些矿工来自他的故乡波希米亚，不由产生了浓郁的思乡之情。他哀叹，自从离开故乡两年半以来，没有收到家人的任何消息。[38]
1791年底，当马拉斯皮纳准备再次从阿卡普尔科起航时，主要的探险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制作了西班牙所属美洲海岸线的详细地图，核实了主要港口的确切位置，进行了多项科学实验，搜集了大量的自然史标本，并观察和描绘了从巴塔哥尼亚到阿拉斯加的土著居民。不太对外公开的业绩是，马拉斯皮纳还调查了西班牙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防御状况，提出了改进建议。但就距离和时间而言，这次远航只完成了一半。从太平洋到菲律宾的航程漫长，要经过关岛，然后才能向南行驶。皮内达的关岛陆地之旅日记——从乌马塔克（Umatac）到阿加特（Agat），揭示了他对矿物学的兴趣。他罗列了一些树木，但后来放弃了，因为遇到了“一些不熟悉的属，我将向在岛上考察的植物学家［尼埃和汉克］请教”。他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岩石现象：从裂缝里冒出的气体和尘灰形成了晶体。他赶在大雨到来之前做了一些实验，加热了释放物，发现“它变成雪白色，尖端发出磷光”，并将它与硼砂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白瓷”[39]。尼埃继续从事比较传统的工作，采集岛上的植物标本，他后来在《马里亚纳群岛植物学观察》（Observaciones Botanicas——Islas Marianas）一书中描述了其中60种。
1792年，布斯塔曼特乘勇敢号访问了澳门。马拉斯皮纳在菲律宾度过了将近九个月，主要进行海岸勘测，他的博物学家们则艰难跋涉去内陆考察。远足有时是很危险的。当船到达马尼拉时，还没等到下锚，跃跃欲试的汉克就迫不及待地上岸了。从首都到吕宋岛北部的旅程花了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随时面临来自未被同化的部落和海盗的威胁。正如他在日记中警示的，“任何脱掉衣服、放下自卫武器而进入梦乡的旅行者，几乎肯定会在黎明前被割断喉咙”。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他搜集了约两千种植物标本。他写道，“对最勤奋和最实干的植物学家来说，这都堪称一生完成的工作”[40]。在吕宋岛南端附近的索索贡港（Sorsogon），尼埃离开发现号前往首都马尼拉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陆路旅行，收获甚丰，在旅途接近尾声时，雇了五个脚夫帮助携运搜集品和行李。尼埃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考察活动不仅限于搜集植物。我还培育和种植可可、桑葚、靛蓝、胡椒、糖和棉花……而且，尽可能增进动物学和贝类学方面的知识”。可能出于同等的学术和商业原因，发现号上的人迷恋贝壳收藏。在萨马岛（Samar）的帕拉帕格（Palapag），军官们购买了当地居民所能提供的全部贝壳之后，又亲自扫荡了整个海滩，“三天之内，附近海岸上没有一块石头未被翻开查看，也没有任何一种贝壳逃过我们的眼睛”。
皮内达也于1792年4月下旬从马尼拉出发，由拉文内和当地的一位博物学家陪同，前往东部和北部进行搜集工作。他们经历了“无法忍受的酷热”，“被拖进一种昏睡状态，仅被恼人的皮疹和虫咬而惊醒”。皮内达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去攀登圣伊内斯山（Santa Inés Mountains）。“他穿过厚密的草丛，独自爬上山顶。露宿一夜，只有一条毯子。最要命的是，他只带了一点儿难以下咽的冷食。这些艰难困苦对他的健康造成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尽管身体虚弱，皮内达仍坚持继续旅行。他的笔记“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涂写的，错误、重复和自相矛盾比比皆是，开始显示出病入膏肓的征兆。他的记忆力下降，混淆了不同的种属；他躺在褥草里或便携床上（由印第安人抬着），精力耗尽，但意志尚存”。皮内达发着高烧，却拒绝休息，“不停地记述这个国家的见闻，计划自己的行程”。6月20日，他到达了小镇巴多克（Badoc），昏迷三天后去世了（图25）。失去这位朋友兼同事，对马拉斯皮纳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也是这次探险的巨大损失。在悼念皮内达时，马拉斯皮纳提到这位博物学家的广博兴趣：“他的想法既雄心勃勃又切实可行。他的考察范围几乎覆盖西班牙王国在美洲大陆的全部领土，包括对其矿产开发的关注，对当地语言的研究，以及对殖民地的管理状况、社会风俗和民情的分析。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虽在他的笔记中有所阐述，但基本上同他一起消亡了。”事实上的损失更大，可能是由于内容的敏感，一些笔记似乎是用密码书写的。[41]皮内达把整理笔记的工作留给了他的弟弟阿卡迪奥·皮内达（Arcadio Pineda），但面对这项艰巨任务，似乎没有什么进展。为了向皮内达表达最后的敬意，探险队的军官们联合出资在马尼拉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
访问吕宋南部的棉兰老岛之后，勇敢号和发现号沿着半圆形的航道进入太平洋。1793年2月底，他们抵达新西兰南岛的西南海岸，进入库克命名的“神奇峡湾”（Doubtful Sound），绘制了海图，被沿用多年。由于天气恶劣，他们无法在神奇峡湾或达斯奇峡湾登陆，马拉斯皮纳决定航行到新南威尔士和在杰克逊港的英国罪犯定居地。早在离开西班牙之前，马拉斯皮纳就曾经提议访问新南威尔士，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政治和商业意义。在杰克逊港停留一个月反映了他的这种想法。西班牙军官们和英国的主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这毫无疑问体现了远离家乡的欧洲人之间的真诚友谊，但马拉斯皮纳的日记也揭示出，这些仪式使他得以“谨慎地为我们国家的利益遮上一块面纱”[42]。事实上，马拉斯皮纳在那里从事了隐秘的间谍活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建立初始前景很不乐观，但在短短五年间就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回忆录《对太平洋英国殖民地的政治考察》（A Pol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the Pacific）中，马拉斯皮纳阐述了这一新殖民地给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利益带来的威胁，甚至可能成为战时入侵智利或秘鲁的基地。为了消除隐患，他建议西班牙属下的美洲和英国殖民地之间建立商业关系，将潜在的敌人转化为互惠的贸易伙伴。[43]尽管西班牙政府不可能采取这一政策，但此建议反映了马拉斯皮纳对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思考已不落窠臼。
对于汉克和尼埃来说，这个地区是令人兴奋的新世界。在海上漂流了四个月之后，汉克被杰克逊港的景象迷住了。他写信给班克斯说：“当我们驶入港湾，渐渐地接近尽头，一片新奇而陌生的陆地出现在眼前，它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不言而喻，我激动无比，也燃起了丰富斩获的希望。”着陆后，植物学家在探险队的天文观测台附近发现了一块适宜暂存植物的地方。汉克写道，这“令我们喜出望外”。他们进行了几次远离定居点的旅行，深入到土地肥沃的帕拉马塔（Parramatta）地区和植物学湾南部的内陆。最后的一次旅行可能促使汉克给班克斯写了一封信（虽然在利马也曾写信给他），正是在这个地方，班克斯和索兰德“搜集了大量植物，从而使这门技艺得以被称作可尊敬的植物学”[44]。值得记载的是，除植物之外，汉克还搜集了许多动物标本，包括3只袋鼠胎儿、1只袋鼠、4只负鼠、1只黑天鹅、23只鹦鹉和1条鲨鱼。[45]
离开杰克逊港后，马拉斯皮纳直接驶往汤加群岛最北端的瓦瓦乌（Vava’u）群岛。库克没有到过这里。马拉斯皮纳在瓦瓦乌停留了十天，其政治目的比在杰克逊港更清晰了——占领此岛。这是西班牙航海家弗朗西斯科·穆雷尔（Francisco Mourelle）1781年造访的后续，是此次远航中实施的第二项占领行动。同亚库塔特湾一样，瓦瓦乌很少有欧洲人登陆，因而探险队的观测、绘画和词汇搜集具有特殊的价值。汉克继续采集植物，但更关注鸟类和鱼类，发现了“大量在已出版的自然史著作中未完整记录的物种”[46]。在瓦瓦乌的短暂停留同库克远航有最多的相似之处。布斯塔曼特的有关记载仿佛是引自霍克斯沃斯或布干维尔日志中的狂喜片段：“美丽的风景无与伦比……在这片令人欣悦的土地上，最乏味的想象力也无法抗拒大自然所激发的甜蜜和安宁的感受。目睹这里的人丰盛、快乐和恬静的生活……我们不由产生对幸福的哲学思考。”[47]
然而并非一切都是和谐的，出现了小偷小摸事件，和岛上的首领也产生了误解。对于继续航行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船员不守纪律。此时船员大体包括两类人：自始参加航行的老海员，如今已疲惫至极；在菲律宾和其他地方补充的年轻海员，普遍缺乏经验。从瓦瓦乌到南美大陆的两个星期航行中，马拉斯皮纳在日记里发泄了愤怒的情绪。他写道，许多人讨厌戒律，即使是很温和的规则。[48]他试图与船员们建立的信任“像烟雾一样消散了”。更令人忧虑的是，他和军官们的关系也破裂了，因为他们要求“更多的休息时间，却承担更少的义务”。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被当作暴政，谨慎被视为胆小，正常的和平共处愿望成为懦弱的标志”。他甚至暗示出现哗变的可能性。人员关系破裂也是马拉斯皮纳自身状况衰退的征兆，首先当然是身体上的，也有可能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他不仅独自担任了近四年的远航统帅，而且之前为皇家菲律宾公司服务，在此次出航前只休息了几个月。不过，马拉斯皮纳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尼埃和汉克。相反，当船只抵达卡亚俄港时，他称赞他们“不知疲倦，很聪明，很有用”。在船队绕过合恩角进入大西洋的长途航程中，由于很少有机会考察植物，马拉斯皮纳没有要求尼埃和汉克随船旅行，而是准许他们离开探险队，深入南美洲大陆，考察那些“科学界尤其是植物学界未知的地区”[49]。汉克和尼埃先后在卡亚俄和康塞普西翁离船，根据命令，到蒙得维的亚同探险队会合。
在卡亚俄，马拉斯皮纳为了躲避争吵不休的军官们，带着乐器和书籍离开发现号，到附近的马格达莱纳（La Magdalena）去静养。他写道，在那里“我可以脱下指挥官的可憎伪装，安静地让衰弱的身体得到恢复”[50]。自1791年10月以来，他已有两年多没有收到来自马德里的正式信函或指示了。他很可能觉得自己被最亲密的同僚背叛，并被上司抛弃了。更令他担忧的是，在卡亚俄考察期间，西班牙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这种政治局势可能给仅配备了轻型武器的护卫舰带来严重威胁。因而马拉斯皮纳做出决定：为了降低风险，发现号和勇敢号走不同航线去蒙得维的亚，万一遭遇敌舰，可避免所有考察成果毁于一旦，同时可以扩大勘测的地域范围。皮内达的日记和论文存放在勇敢号上，他的兄弟阿卡迪奥·皮内达和外科医生佩德罗·冈萨雷斯（Pedro González）继续整理标本和进行分类。从马拉斯皮纳指示的措辞来看，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进展似乎不大，他命令皮内达和冈萨雷斯“将所有资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科学的材料，确定哪些归入详细备忘录，哪些归入自然史；另一类是令人愉悦的、娱乐性的，又具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包括对大自然巨大多样性的哲学思考”[51]。
船员们患病和脱队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者最为棘手。马拉斯皮纳和布斯塔曼特不得不补充人员才能继续航行，这些新增海员来自先行驻扎在卡亚俄的海军舰艇。通常每艘船上约有一百名军官和士兵。记录显示，航行期间先后在发现号上服役的有215人，在勇敢号上服役的有240人。[52]在250名减员中，因探险导致的死亡或“损失”较少，只记载了20个姓名，尽管留在港口医院的船员有些可能亡故了未统计进去。可以肯定的是，马拉斯皮纳和军官们持续面临着强化训练和纪律的问题，日记反映出他对处境日益感到气恼。
由于船员们的身体日渐虚弱，还伴随着敌船骚扰的威胁，马拉斯皮纳放弃了在南美洲海岸某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勘测计划。他在西福克兰岛进行了勘测和科学研究（图26），布斯塔曼特在东福克兰岛（East Falkland）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之后船队在蒙得维的亚会合。尼埃此时回到了探险队。马拉斯皮纳见到他颇感欣慰，“他几乎每天都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之中。我现在觉得，他很快就能脱离由于盲目热爱植物而遭遇的巨大风险了”。尼埃穿越山岭和大草原，采集了四百多种未知的植物标本，以及山上的各种岩石，“这些岩石标本为我们的岩性调查提供了很多信息”。汉克付出的努力更加突出。他仍然待在上秘鲁（即玻利维亚），马拉斯皮纳又给了他一年的离船时间，“在植物学和岩性领域进行详细研究，并在漫长旅途中搜集新的鸟类标本。他对许多矿泉和朱古维利亚（Guancavelica）的著名朱砂（汞硫化物）的分析，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知识宝库”[53]。后来，汉克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附近定居下来，再也没有返回欧洲。他对所有要求他返回西班牙的命令不予理睬，但很谨慎地与王室资助人保持联系，在余生里接受定期的财政收入。[54]汉克于1817年去世。
从蒙得维的亚到加的斯的最后一段航程是令人扫兴的，发现号、勇敢号和一艘皇家护卫舰护送着一批笨重的商船，横渡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大西洋水域。行进速度缓慢，人们的情绪颓丧，然而马拉斯皮纳和军官们仍继续坚持进行观测，随时检查仪器。马拉斯皮纳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794年9月21日，结尾关注的是船舶计时器的状况。这完全符合他高度敬业的特点。至此，探险队已经离开西班牙五年零两个月，带回了“大规模的信息，创下有史以来探险队搜集的纪录”[55]。
* * *
在回到西班牙的两天内，马拉斯皮纳便写信给朋友保罗·格雷皮（Paulo Greppi），表示渴望参加西班牙军队在鲁西荣（Roussillon）的作战活动。10月7日，他致信仍为海军部长的巴尔德斯，语气冷静决断：“如果不是被整理远航的大量文件一事拖累，我将立即奔赴战场。”[56]这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完成，他对部长表示。但显然马拉斯皮纳过于乐观了。他打算发表的远航记录，不仅在规模上将使太平洋探险的前辈们相形见绌，甚至超过库克最后一次远航的浩瀚三卷本，还将完全否定人们的指控——西班牙迄今为止一直对他们的发现保密。更确切地说，这次探险结果的公布将“最终揭开掩盖西班牙海外势力的神秘面纱”。首先计划出版七卷文本，一部图集，包括70张海图（海港布局和海岸图景）和70张对开绘画。马拉斯皮纳希望出版续集，收录皮内达、汉克和尼埃的作品。这项不朽的工作不仅是事实的记录，而且将揭示“现行法律对西班牙海外帝国的迟缓但有害的影响”，还会对变革和改进提出详细具体的建议。[57]
1794年12月，马拉斯皮纳与布斯塔曼特和探险队的其他官员一起受到王室接见，但他感觉自己被浮夸浅薄的仪式蒙骗了。写给保罗·格雷皮的信表明，恭顺和圆融不是他的强项：“这一天的感受将足以认清我们的制度。我周游世界，见识大涨。我曾希望，无论当前制度如何混乱，从错误的路线到正确的道路，从荒谬到理智的哲学，仅一步之遥。”[58]马拉斯皮纳看问题也不仅局限于西班牙海外帝国的立场，他向海军部长巴尔德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与法国缔结和平条款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没有外交经验的海军军官对如此敏感的问题发表评论，激怒了大权在握的总理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他认为该评论“缺乏原则和节制”，并建议巴尔德斯令马拉斯皮纳将备忘录“销毁，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59]。1775年3月，马拉斯皮纳再次受到国王和王后召见，并被晋升为舰队司令。尽管这是受到官方青睐的迹象，但是他愚蠢地迈进了政治雷区，卷入了一场旨在取代戈多伊和其他部长的阴谋。11月，对“皇家海军准将堂·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的逮捕令发出了。这是官方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将军头衔，从此，人们将简单残忍地称他为“罪犯马拉斯皮纳”[60]。在马拉斯皮纳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国家咨询议会草率地听取了对他的起诉，剥夺了他的军衔，并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位于拉科鲁尼亚阴森的圣安东尼要塞监狱。戈多伊在议会上宣称：“依我看来，此人已丧失了理智。”[61]帮助马拉斯皮纳整理远航记录的官员被命令停止工作，交出全部有关文件。在监狱里，马拉斯皮纳埋头阅读和写作，但他有时会产生幻觉，譬如声称自己在被捕时曾被考虑作为海军部长的候选人，以取代巴尔德斯。[62]
马拉斯皮纳计划出版的七卷本仅有一卷问世，涉及此次探险的一个附属部分—1792年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里亚诺（Dionisio Alcalá Galiano）和卡耶塔诺·巴尔德斯（Cayetano Valdés）分遣队在胡安德富卡海峡进行的勘测。该书试图挑战乔治·温哥华在美洲西北海岸的远航记录。然而，尽管附有一套精美的地图，但它在事件发生十年之后才问世，比温哥华远航记的出版还晚了四年，因而太不够分量，也太过时了。
西班牙人的这本远航记中没有提到探险队整体和马拉斯皮纳，仅偶尔不具名地提及一位“小巡洋舰司令”。马拉斯皮纳已从历史文献中被抹去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率领的探索远航也被忘却，尽管其中一些成员的工作记录逐渐找到了出版的渠道。
从船队访问的各个港口运回西班牙的自然史标本最终都抵达了目的地，在马德里的皇家科学院和皇家植物园落脚，总共有70只箱子。在航行结束时，尼埃列出了他安排运回西班牙的植物标本件数和出口港：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潘帕斯（Pampas）：507件
德塞阿多港（Ports Deseado）和埃格蒙特港：235件
奇洛（Chiloé）和智利：1167件
秘鲁：1609件
巴拿马：449件
新西班牙：2940件
菲律宾：2400件
植物学湾：1155件
亲情岛（Friendly Island）［汤加］：160件
总计：10622件
此外还有5000多件草类、苔藓、藻类和真菌标本，总数达16万件，实在惊人。[63]尼埃的植物学发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后来被收入了《植物学图谱》（Icones et Descriptions Plantarum，共六卷，1791—1804）第五卷。编者为西班牙的植物学权威、皇家植物园园长安东尼奥·乔斯·卡瓦内尔（Antonio José Cavanilles）。由于标签不准确，有些植物的发现权被错误地归属他人，尽管如此，卡瓦内尔估计，尼埃所描述的植物中有一半是科学界未知的，它们成为皇家植物园新建标本馆的核心部分。[64]用尼埃采集的种子培育出来的植物美化了马德里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园林，并用于交换其他国家的标本。1801—1803年，尼埃在《自然科学学报》（Anales de ciencias naturales）上发表了四篇关于一些独特植物的文章。尼埃的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他将有关植物描述和田野记录的13个文件夹寄回了西班牙，有8个没有抵达目的地。他列出的综合清单表明，他在植物学湾采集了1155种植物，但在笔记中只描述了60种。[65]尼埃曾希望完整地发表他的藏品，成为一部“植物史综述”，但西班牙的官僚机构拒绝了这项为国增光的出版要求。路易斯·尼埃事业未竟，于1807年去世。[66]
探险队还有大量的搜集品很少受到关注。汉克一直锲而不舍地搜集自然史标本和民族学文物，却不大重视通过官方渠道将它们运回西班牙。他把其中许多作为个人收藏，通过一家波希米亚贸易公司运往欧洲，连同1.5万字的田野工作笔记，在布拉格的纳斯普雷斯克博物馆（Náprstek Museum）找到了归宿。[67]汉克去世后，捷克植物学家普雷斯尔（K. B. Presl）发起了一个重要的出版计划——将布拉格的汉克收藏品整理出版，预计有20个部分，但由于缺乏资金，于1835年中止，仅完成了六个部分。直到近几年，学术界才普遍认可汉克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的著作和传记先后问世，并且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国际会议，出版了一部论文集。[68]
有关皮内达收藏的研究，尤其是大量的动物标本，因他早逝而严重受挫。正如马拉斯皮纳哀叹的：“倘若命运允许我们把皮内达安全地带回祖国，他将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研究这些收藏品，那么西班牙该获得多大的益处啊！”[69]皮内达留下的文稿有日记、科学观察笔记、航海日志和个人文件。远航归来后，他的弟弟报告说，仅自然史论文就有五个四开本的本子，每本都有四五百页。随着马拉斯皮纳名声受辱而倒台，出版皮内达文稿的梦想也破灭了，它们散落到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70]
探险队的水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809年，探险队成员埃斯皮诺萨·泰洛（Espinosa y Tello）发表了回忆录：《西班牙航海家在世界各地的天文观测》（Memorias sobre las observaciones astronómicas，hechas por los navegantes españoles en distintos lugares del globo），它不仅包括取自马拉斯皮纳日记的细节，而且敢于提及马拉斯皮纳的名字。奇怪的是，《马拉斯皮纳日志》首次出版的是俄文。一位俄国外交官在马德里获得了西班牙文原作的复制件，它先被译成法文，又译成俄文，1824—1827年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俄国海军期刊上分六个部分发表。俄国学者亚历克赛·波斯特尼科夫（Alexsey Postnikov）发现了这部历史文献。[71]由于日志的内容被翻译了两次，并且是连载的形式，它的首次问世没有得到理想的反应，不得不等到一百年之后的1885年，才以西班牙文出版，由佩德罗·诺沃·科尔森（Pedro Novo y Colson）做了大量的编辑加工。用奥斯卡·斯皮特（Oskar Spate）的话说，这位编辑使马拉斯皮纳的日志“复活了，但旋即重新葬送了”，它“共有681页，其中573页是双栏排版，没有索引，甚至没有目录”[72]。直到1990年，马拉斯皮纳日志的原始手稿，包括他所做的修正，才得以出版，被收入一部综合学术巨著，共九卷，包括布斯塔曼特的日志，尼埃、皮内达和汉克的自然史观察，天文和水文勘测，以及马拉斯皮纳和探险队其他成员撰写的政治和人类学文章。至此，马拉斯皮纳在夭折的“导言”中设想的计划实现了，在探险队返回加的斯两百年后，它所经历的漫长征程和付出的艰辛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
1803年，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出面干预之后，马拉斯皮纳被释放出狱，但是他必须接受一个严格的限制条件——永远不再踏上西班牙的领土。他的余生在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度过，离他的出生地穆拉佐（Mulazzo）不远。他退休后的经济状况似乎尚可维持，但据1806年9月的一份文件记载，他卖掉了自己的六分仪，那是海军军官拥有的最珍贵的私物。[73]这个细节着实令人唏嘘。恢复名誉和军衔完全无望，他精心准备的、雄心勃勃的远航记录出版计划亦付诸东流。这一探险之旅，在水文、天文和自然史观测方面均为科学界树立了新的标杆，竟然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了。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18世纪太平洋航海家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的名字也被世人忘却了。1810年4月，马拉斯皮纳去世。
[1] Andrew David, Felipe Fernández Armesto, Carlos Novi and Glyn Williams eds., The Malaspina Expedition 1789-1794: Journal of the Voyage by Alejandro Malaspina, 3 vols, London and Madrid, 2001-4, Ⅰ, p.lxxix.
[2] 关于对新西班牙等其他重要陆地的皇家科学探险，分别由Hipólito Ruiz和José Antonio Pavón（秘鲁和智利）以及José Celestino Mutis（New Granada，新格拉纳达）率领，见Iris H.W.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The Eighteenth-Century Expeditions, Seattle, 1981, chs. 2, 3。
[3] 关于马拉斯皮纳的生平和理念，详见John Kendrick, Alejandro Malaspina: Portrait of a Visionary, Montreal and Kingston, 1999；关于马拉斯皮纳的哲学思想，见John Black and Oscar Clemotte-Silvero trans. and eds., Meditación sobre lo bello en la Naturaleza, Lewiston, NY, 2007。
[4]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Ⅳ, 2010, p.15 n.6.
[5] 《计划》的全文见David et al., eds., Malaspina Journal, Ⅰ, pp.312-315。
[6] 这次航行的官员和临时雇员的简介见José Ignacio González-Aller Hiero, Malaspina Journal, Ⅲ, pp.333-358。
[7] Domingo A. Madulid, ‘The Life and Work of Antonio Pineda, Naturalist of the Malaspina Expedition’,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11, 1982, p.45.
[8] Domingo A. Madulid, ‘The Life and Work of Louis Née, Botanist of the Malaspina Expedition’,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16, 1989, p.37.注意：尼埃名字的拼写重音在第二个e（Neé)。
[9] María Victoria Ibáñez Montoya,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1789-1794, Ⅳ, Trabajos científicos y correspondencia de Tadeo Haenke, Madrid, 1994, p.124.
[10] Malaspina Journal, Ⅰ, p.176.有关这次探险的植物学成就总况，详见皇家植物园的展示目录，收入Pabellón Villanueva ed., La Botánica en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Madrid, 1989。
[11] Malaspina Journal, Ⅰ, pp.52, 101, 108.(https://www.daowen.com)
[12] 关于填充和保存动物标本的问题，见Richard Coniff, The Species Seekers, New York, 2011, pp.60-66。
[13] Malaspina Journal, Ⅰ, p.256.
[14] Ibid., p.293.
[15]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50.
[16] Eduardo Estrella,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en Guayaquil: estudios de historia natural’, in Mercedes Palau Baquero and Antonio Oroxco Acuaviva eds., Malaspina ‘92, Cádiz, 1994, p.71.
[17] Ibid., p.70.
[18]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54.
[19] Malaspina Journal, Ⅰ, pp.256, 258n.
[20]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p.63-64.
[21] Victoria Ibáñez, Botanical and Zo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Exploration Voyages to Alask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p.12.我十分感谢Robin Inglis审阅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汉克的颜色代码被收入了Ibáñez, Trabajos científicos de Haenke, pp.98-101。
[22] Carmen Sotos Serrano, Los Pintores de la expedición de Alejandro Malaspina, 2 vols, Madrid, 1982.此段中的大部分信息由热心的罗宾·英格利斯（Robin Inglis）提供。
[23]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52.
[24] Ibid., pp.53 and n.
[25]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p.101-102.
[26] Malaspina Journal, Ⅱ, p.53.
[27] 在1790年12月22日安东尼奥·巴尔德斯（Antonio Valdés）的新指示中，实质性部分只有7行字，参见ibid., p.417。在同一卷427—484页《费雷尔·马尔多纳多的幻想》（The Ferrer Maldonado Fantasy）中包括了费雷尔·马尔多纳多所著《关系》（Relación）的现代翻译文本和有关文献。
[28] Malaspina Journal, Ⅱ, pp.431, 465.
[29] Malaspina Journal, Ⅱ, p.104.
[30] Ibáñez, Trabajos científicos de Haenke, p.137.
[31] Malaspina Journal, Ⅱ, p.123.马拉斯皮纳以汉克命名了哈伯德冰川附近的一个小岛，以示对他的诚意。
[32] María Dolores Higueras, NW Coast of America: Iconographical Album of the Malaspina Expedition, Madrid, 1991.
[33] Malaspina Journal, Ⅱ, p.477.
[34] Ibid., p.176n.
[35] Ibid., p.209.
[36] Ibid., Ⅰ, p.lxvii.关于有用木材的报告，见Donald C. Cutte, Malaspina and Galiano: Spanish Voyage to the Northwest Coast 1791 and 1792, Vancouver, 1992, pp.75-76 ‘Maderas de construcción, de fabricas y muebles’。
[37] Malaspina Journal, Ⅱ, p.245.
[38] Ibáñez, Trabajos científicos de Haenke, p.138.
[39] Marjorie G. Driver ed., The Guam Diary of Naturalist Antonio de Pineda y Ramirez February 1792, Mangilao, Guam, 1990, pp.4, 8.
[40] Malaspina Journal, Ⅱ, pp.399, 402.关于汉克在吕宋岛的旅程概要，见Ibáñez, Trabajos científicos de Haenke, pp.139-140。
[41] 此段中的引言见Malaspina Journal, Ⅱ, pp.403-413。
[42] Malaspina Journal, Ⅲ, p.75.
[43] Robert J. King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nvict Colony: Alexandro Malaspina's Report on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1990.
[44] Victoria Ibáñez and Robert J. King eds, ‘A Letter from Thaddäus Haenke to Sir Joseph Banks’,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23, 1996, p.258.
[45] 全部标本清单参见ibid., p.257。
[46] Malaspina Journal, Ⅲ, p.131.
[47] Malaspina Journal, Ⅲ, p.140.
[48] Ibid., pp.156-158.
[49] Ibid., p.168.
[50] Malaspina Journal, Ⅲ, p.163.
[51] Ibid., p.175.
[52] Pablo Antón Solé, ‘Los Padrones de cumplimiento pascual en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1790-1794’, in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1789-1794), bicentario de su salida de Cádiz, Cádiz, 1989, pp.173-238.
[53] 有关马拉斯皮纳对尼埃和汉克的表彰，参见Malaspina Journal, Ⅲ, p.249。
[54] Ibid., Ⅰ, p.xlv.
[55] Dolores Higueras Rodríguez, ‘The Malaspina Expedition, 1789-1794’, in Martínez Shaw ed., Spanis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laspina, Brisbane, 1988, p.156.马德里的海军博物馆收藏了数千份有关此次探险的文件清单，见Dolores Higueras Rodríguez, Catálogo critic de los documentos de la expeditión Malaspina en el Museo Naval, 3 vols, Madrid, 1985-1994；其概要以及保存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文件档案目录，见Dolores Higueras Rodríguez, ‘The Sources: The Malaspina and Bustamante Expedition: A Spanish State Enterprise’, Malaspina Journal, Ⅲ, pp.371-386。
[56] Carlos Novi, ‘The Road to San Antón: Malaspina and Godoy’, Malaspina Journal, Ⅲ,pp.313-332.
[57] Malaspina Journal, ‘Introducción’, Ⅰ, pp.lxxxi, lxxxiv.
[58] Novi, ‘The Road to San Antón’, in ibid., Ⅲ, p.325.
[59] Ibid.
[60] Kendrick, Alejandro Malaspina, p.139.
[61] Malaspina Journal,III, p.316.
[62] Kendrick, Alejandro Malaspina, p.148.
[63] Malaspina Journal, Ⅰ, p.xcvi; Engstrand, Spanish Scientists in the New World, p.106.
[64] Sandra Knapp, Lectotypification of Cavanilles Names in Solanum (Solanaceae), Anales del Jardín Botánico de Madrid, 64, 2007, p.196.
[65] Felix Munoz Garmendia ed.,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1789-1794, Ⅲ, Diarios y trabajos botánicos de Luis Neé, Madrid, 1992, p.40.
[66] Ibid., p.44; Madulid, ‘The Life and Work of Louis Née’, pp.41-43.
[67] Malaspina Journal, Ⅱ, p.118n.; Ⅲ, p.385.
[68] Josef Opatmý, La Expedición de Alejandro Malaspina y Tadeo Haenke, Prague, 2005.
[69] Malaspina Journal, Ⅰ, p.xcvi.
[70] Eduardo Estrella, La Expedición Malaspina 1789-1794, Ⅷ, Trabajos . . . de Antonio Pineda Ramírez, Madrid, 1996；Madulid, ‘The Life and Work of Antonio Pineda’, pp.49-50, 53-56.
[71] Malaspina Journal, Ⅲ, p.385n.
[72] O.H.K. Spate, The Pacific Found and Lost, Rushcutters Bay, NSW, 1988, p.177.
[73] Kendrick, Alejandro Malaspina, p.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