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课 相互依存
没有生命可以摆脱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关系网。大自然是我们的靠山。
一只鸟被杀死了，随鸟而亡的是歌唱，随歌唱而亡的是杀死飞鸟的人。
——俾格米人的格言
故事发生在近400年前的荷兰。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冷风刺骨，雪花纷飞。尽管如此，乌得勒支大学庄严的报告厅里还是挤满了学生，他们缩在马甲里热切地期盼着“全世界最有知识的人”开讲。这个人就是勒内·笛卡儿，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已经声名远扬，不过今夜，大家是冲着他作为“科学的播种者”的威望而来的。他是一个凭借孜孜不倦的理性探究可以领悟宇宙奥妙的智者。
讲坛四周的鲸鱼油灯忽明忽暗。一个穿着黑袍的教授昂首阔步地走上台，让听众安静，并激动地宣布才华横溢的勒内笛卡儿即将改变他们观察世界的方法。教授还提醒听众，讲座的内容可能会让某些人目瞪口呆。然后，他就挺起胸膛退场了。5分钟过后，带着贵族气质的笛卡儿像散步似的走上台，一只无精打采的黄毛狗跟在他身后。他命令狗趴下，于是狗便趴在讲台前面，把头放在两爪之间，目光越过油灯，凝视着远处的黑暗。
笛卡儿像分析钟表的齿轮和弹簧的工作原理一样，透彻地讲解了世界的运转方式。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抬起一只胳膊，伸出食指指着房梁，神圣地宣布天下只有人类可以破译创世的秘密。他说，人类独领风骚，我们被选中不仅仅是因为其他物种智力低下，而且是因为它们没有情感、思想，甚至缺少身体感知的能力。
他一边说，一边绕到讲坛的前面踢了狗一脚——恶狠狠的一脚。
狗尖声吠叫了一声。
听到听众席传来倒吸气的声音，笛卡儿摊开手掌，像个慈父那样面带微笑。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他应该是这样说的，“近代研究已经确定，地球上除了人类，没有其他生物能够感觉到疼痛和恐惧。你们刚才看到的只是无意识的身体反应。因为它的神经系统不完善，所以它不会感觉到不舒服。”
然后，为了强调这个观点，他又踢了狗一脚。
勒内·笛卡儿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众所周知的“现代科学之父”。我们虽然对他在人山人海的听众席前踢自己的狗的行为感到震惊，但是对这一荒诞行为背后的主导思想推崇备至。相当一部分人笃信人类具有优越性，生物应该按其价值被分成三六九等，没有什么可以与人类相提并论。长久以来，我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卓尔不群，而组成宇宙的零部件已为我们所知，皆可为我们所用，似乎大自然不是一个有机的生物体系，而是一台机械装置。约350年前，艾萨克·牛顿曾经说上帝是“技艺高超的工匠”，这句话直到现在都仍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像笛卡儿和牛顿这样的人提出的观点既独具慧眼又刻画入微，虽然事后让人感觉过于绝对和自信，但这样的世界观并非突发奇想，它在大约1500年前的确曾经大放异彩。追根溯源，还是古希腊人。他们孵化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宇宙万物逃脱不了“终极真相”，若要找出这些真相，就必须依靠绝对的理智和客观。
对古希腊人而言，所有关于自然运转的问题永远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想要了解世界，却不能得到所谓的标准答案，即不可撼动的唯一真相，那么就是你的提问有问题。为了获得大自然的“终极真相”，你需要把注意力定格在“那里”，运用智慧对事情进行分类或者分解。笛卡儿和当时的某些人一改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用一些惊人的数学方法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这种分类方法的发展。如果你不能置身事外地把一个东西固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给它划定清晰的物理界限，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
17世纪时，伽利略说过，要想发现大自然“真正的”特性，就必须以人类不存在为前提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这种语气有点儿像古希腊人。了解天地万物和个人体验毫无关系，只有超然物外才能获得智慧，而数学则是这些事物的性质最好的表达方式。宇宙的“真实”只建立在可以被客观地研究、测量和预测的基础上，这句话不无道理。伽利略正是利用这种方法创作了著名的《星际使者》一书，他在书中描述了通过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看到的月球上的山峦、宇宙中数百颗过去用肉眼看不到的星星，甚至木星的卫星。伽利略不但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而且在此过程中播下了无尽奇迹的种子。
然而，过度关注独立的物体，让我们越来越相信世界因某种“结构”而存在，从而削弱了我们感知动态关系的能力。这将导致——或者说正在导致——我们无视大自然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特性，即没有生命可以摆脱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关系网。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科学课上学会了早期科学观察世界的方法：尽可能多地熟记每种事物的细节和特征，从植物细胞到青蛙的心脏，积少成多。感谢我的大学以当时方兴未艾的“生态学”为重点，为我们提供了更前沿的课程，研究事物彼此间的关系。从此，只要走进树林，我就会想到“生态”，日久年深，我就对大自然生出一种细腻的、无法摆脱的情结。
从我父母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小房子出来，穿过米沙沃卡大道，然后路过努内尔小学（Nuner Elementary School）的绿茵球场，就到了一片老林子。那里离我父母家大约有10个街区，靠近水流湍急的呈巧克力色的圣约瑟夫河。一切都和小时候一样：我看见铃兰和野生甘草在脚下恣意生长；我听见黄鹂和雀鸟在头顶婉转歌唱，红衣凤头鸟在枝头抖动翅膀。混杂在一起生长的老橡树和枫树最让我印象深刻，有些大树的树干是你和我手拉手也抱不住的。
大四那一年，我经常到那里去，只为和树木待在一起。那时全球变暖是个热门话题，如果碰巧刚上完环境科学课，我就会为这些树储存的碳而对它们高声大喊；如果我当时正在读达尔文的书，我就会反复默念：圣约瑟夫河岸边的古树在剑齿虎和42英尺[1]长的鲨鱼存活的年代破土而出，是经历了大约2500万年进化历程的物种。
有时兴起，我也会以更古怪的方式看待我的老树朋友们，比如以祖先的视角，带着梦想、慰藉和神秘感观察它们。大菩提树是佛祖顿悟的地方；笃耨香树低垂的树枝是亚伯拉罕迎接天使的地方；宙斯通过大橡树向人间传达神谕；美国梧桐据说是亡魂的营养品，所以梧桐木被做成棺材，陪埃及的法老们躺在寂静的金字塔里；来自易洛魁族神话的巨人格鲁斯卡普的足迹遍布缅因州的森林，他射箭劈开树干，解救了人世间的第一批男人和女人。美国的风景画家曾经钟情于橡树——美国的国树，他们说那是新世界民主和自由的象征。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被大树的故事连在一起。
随着年龄的增长，森林在我眼里越发绚丽多姿。一部分原因是科学突飞猛进，被知识点亮的森林像在神话和传说中一样引人注目。我们知道，针叶树的基因组几乎比地球上其他任何生命的基因组都更庞大和更复杂：我们路过城镇的广场时，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大云杉是安静地存活了几亿年的物种，它携带的遗传物质比人类的多7倍。有些树木超级长寿：不仅有加州的狐尾松（它们已经活了四五千年，这意味着它们早在石器时代就已发芽），还有犹他州占地106英亩[2]的“潘多”白杨林。“潘多”是这颗星球上已知最大的生命体，据推测已经达到8万岁高龄。它开始生长的年代差不多是人类离开非洲、进行史诗般的迁移，在世界各地定居的时候。
更主要的原因是：森林是我们从大自然获取经验的特殊通道。它能够出其不意地让你一眼就看出什么是相互依存。此时此刻，在圣约瑟夫河岸边的橡树林里，人们正耍弄小伎俩，利用风媒激素在树木之间散布害虫的信息，以此帮助大树的茎叶建立联合防御的体系。一些正在被毛毛虫咯吱咯吱啃的大树向附近的黄蜂释放信息素，黄蜂在接到信号后会嗡嗡地飞过来产卵，它们的后代就会吃光祸害树的毛毛虫，大树因此得救。受到同样骚扰的苹果树则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直接释放化学物质，迎来以虫子为食的鸟。这种利用化学语言展开的环保式对话在空气中回荡，从北极低矮的桦树到南美的热带雨林，从中国的山区到美国田纳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传遍全世界。而这种环保式对话所蕴含的数百条信息，人类才刚刚开始解读。
现在，该说说土壤里让人惊艳的大事了。其实，森林中的这些树盘根错节，它们的根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菌根真菌连接在一起。从几百万年前开始，森林和真菌就相互依存，始终密切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进化关系，但真菌的出现大约比树木早一亿年。有些真菌的地上部分能长到25英尺高、几英尺宽，看上去的确有点儿像树干。它们长在大树的下面，把蛛丝一样细的管状卷须插进树根，吸取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与此同时，树木通过真菌网络来获取无法用其他方法获得的氮和磷等基本营养物质。
真菌一旦在根系铺开网络，就会启动防御反应。这相当于激发大树的免疫系统——类似于我们打流感疫苗——以增强抵抗力。除此之外，树木通过这张地下网络彼此交流，相互帮衬。树挨着树，林挨着林，这么说再贴切不过了。
上一次进入树林时，我在背阴处看见了几株幼苗。它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光照，缺乏碳元素，不能长高长大，正在挣扎求生。好在有真菌传递消息，其他强壮一些的大树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它们会采取行动，一点一点地利用网络把自身多余的碳和其他营养物质传递给需要它们的幼苗。
有一棵在林子边缘的树显然患了枯萎病。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这棵树通过真菌的交流网向整片树林传递了化学信号，提醒其余树木采取防御措施，极大地降低了整片森林的患病率。
圣约瑟夫河岸边有一棵巨大的橡树，这位高雅的“老夫人”腰围近12英尺，其作用相当于“祖母”——自觉地为幼苗和弱苗输送营养，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树木，包括相当多其他种类的树。在这位祖母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在她的躯干上看到了伤口，也许她活不了多久了。但是，即使她死了，她也将继续利用网络为邻居们提供资源。
年复一年，森林教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最近，我们发现真菌的一个副业是制造广泛的抗病毒化合物。有一年夏天，我在缅因州西南部靠近国王和巴特利特湖（King and Bartlett Lake）的地方偶然看见一棵高大的杨叶桦。近观可以看到树干上的擦伤，很可能是旁边的树在被风吹倒时蹭掉了它的树皮。伤口流出的树脂为多孔菌蘑菇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之后，它们会被掰下来，摆在商店里出售。蜜蜂也发现了大树的伤口，趴在上面享用树汁里的糖分，顺便也吃下了蘑菇里的抗病毒化合物，所以它们在返回蜂巢之后就能避免螨虫的骚扰。近来，蜜蜂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急剧下降，部分原因是瓦螨携带的两种致命性的病毒。事实证明，最有效的药物之一是一种蘑菇提取物，这种提取物可以让所谓的西奈湖病毒惊人地减少45000倍。
所以初中上完科学课，在林子里溜达的时候，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几百万年以来，树木和植物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密切合作、繁荣兴盛的共同体。人类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
走在林间小路上，我们脚边的树木和一些小型植物时刻在散发一种抗菌化合物——芬多精。虽然你看不见这种化合物，但是它潜伏在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里。到达肺部之后，它会跟随特定的神经细胞进入动脉，降低你的心率和血压。另有一部分被淋巴结征用，可迅速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还有一些被送进下丘脑，支持重要器官的高效运转。伊利诺伊大学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郭（Frances Ming Kuo）博士说，树木对人类的价值，不管是上文所述这些还是其他价值，都不可否认，“人类周围的绿色越少，其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就越高”。
过了几百年，我们终于放弃了“自然属于我们”的错误观念，开始接受正确的、令人欣慰的真相：从很多方面而言，大自然是我们的靠山。
大约150年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一次严重的中风之后，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尽管他可能缺乏对森林的科学认知，但他仍然热情地歌颂了新泽西州卡姆登郊外的一片森林：“你……有能治愈我的良药吗？……你就这样神秘地悄悄地从天而降（治愈了我），又不为我所见？”
如果我们可以摒弃只关注某一种生命体的习惯，比如一只松鼠、一棵大树、一只白尾巴的小鹿，转而放眼这些生物所处的环境，那么我们最终会使我们的生活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多年以前，我幸运地得到了一次亲身体验的机会：为《国家地理》写一篇有关最偏远的地区的文章。该地区是美国本土48个州里远离所有公路的地方，即黄石国家公园东南角的角尖上，和我家隔着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
于是在初夏的一天，我背着行李走出家门，开始长达125英里的翻山越岭之旅。10天后，我沿着黄石河上游穿过美丽的荒野——特罗费里谷地，终于到达目的地。旅途中野狼和灰熊带来的视觉盛宴，以及冻原四周的奇峰峻岭让人胆战心惊。我在那片高地逗留了差不多3个月，大部分时间待在森林服务站的一个小木屋里。秋天，当山谷中发情的雄麋鹿吹起求爱的号角时，我才绕道回家。
探险最开始的几天，我只是在感受接踵而来的喜悦：从瀑布到钓鱼洞，再到险峻的高山；美丽的熊爪印就是美丽的熊爪印；飞速穿过美国黑松林的麋鹿就是一头麋鹿，在黄石国家公园缓缓流淌的水边觅食的白头海雕就是一只白头海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每一片森林、每一丛灌木及每一种生物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了各具特色的生命力，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如果在傍晚看到一队匆匆跑过的麋鹿，又有足够的耐心藏起来，就通常可以等到跟在它们后面的那头熊或者那群狼。鹿群闻到了捕食者的气息，准备逃生。显然，面对这样的处境，它们驾轻就熟。
如果多待一会儿，我就会发现去年厚厚的积雪已经融化成奔腾的溪流，溪水旁有一丛丛新生的植物，鹿群就站在这层极好的屏障后面。这些积雪延长了熊在窝里冬眠的时间，消耗了它比往年都多的脂肪。如果再睁大眼睛，我通常可以在狼群的上方看到盘旋的渡鸦，这些鸟知道狼群会得手，想在残羹冷炙中抢得头彩。
接下来需要考虑天气因素。空气的湿度会影响狼和鹿捕捉彼此气味的敏锐度。8月初，熊和狼白天待在各自的窝里躲避山谷里突然袭来的热浪，等到凉快的黄昏到来才出行。这时，捕食者和猎物各行其道。
盛夏渐渐远去，我注意到落日开始慢慢南移，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像缓慢地跳房子似的从凹地跳到峡谷，再跳到山峰之后。我点灯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宁静的夜晚引出了蚊子和叮人的小虫，饿了一天的燕子和鹰随后蜂拥而至，翻着跟头狼吞虎咽。8月，最后融化的积雪顺着山坡流下来，河水悄然漫过岸边。此时，雪水已经滋养了草地，草地喂饱了鹿群；源源不断的雪水灌溉溪流，养育出美洲鲑鱼。
鲑鱼是熊在六月天的美食，是水獭整个夏天的食物来源，是对钓鱼人的诱惑——他们赶着驮马从26英里外的地方奔来，甩出鱼竿碰运气。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融化的雪水一鼓作气跑了近900英里，汇入密苏里河，然后汇入密西西比河，最后流进新奥尔良，河上停泊着从南美驶来的船只，船上载着咖啡，就是此刻我的杯子里冲泡的这种。在山区的清晨开始变冷的时候，我在捧着热咖啡杯暖手。
科学家对这片迷人荒野的生物相关性进行了大量调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水文学家、鱼类学家、野生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纷至沓来。说实话，我特别想把他们的研究故事连篇累牍地写出来，但是在特罗费里谷地每日的经历让我决定跳出水、熊、狼、河、夜鹰和天空的范畴，说点儿别的。
“专注！”笛卡儿可能会站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草地上对我大喊大叫，“要独立。摆脱其他的一切。专注于单一的问题，找出唯一的答案。坚定这个答案。”
但是特罗费里谷地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剧院。整个地球都不例外，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皆是演员。单就这片谷地而言，它是一张生命网，生机勃勃、琳琅满目。专注力只能让我捕捉到转瞬即逝的瞬间。好吧，我对熊有些了解，但是我从来不了解“那只熊”。显然，我不能成为笛卡儿和古希腊人倡导的那种纯粹的观察者。
因为，我也是演员之一。首先，我无意间成了几百颗麦芒草种子的搬运工，它们沾在我的袜子上到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在那里生根发芽。还有，我在小路上散步，引来一群好奇的喜鹊围观，结果，鸣禽以为喜鹊要抢走它们未出世的孩子，死死地护住自己的巢。与此同时，不想成为喜鹊午餐的鼠类落荒而逃。而我的气味，毫无疑问地打乱了狼的计划，也许还有熊的计划，于是它们匆匆朝相反的方向逃窜。
我在特罗费里谷地感悟出的宏伟的生命观，正在被全世界上千家生物实验室，甚至物理实验室验证。不过，这个观点也是在呼应牛顿和笛卡儿时代之前的理论，那些理论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与数不胜数的原生文化和精神传统相交。那些传统至今依然和我们密切相关。
举个例子吧。在法国南部的梅村修道院，著名的一行禅师双手捧着一张白纸站在学生面前。
他很可能会说，学生中的诗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纸上有一片云。
“没有云就没有雨。没有雨，树木就不能生长。没有树就造不出纸。”
他停顿了一下，给学生理解的时间。接着，他告诉他们，如果认真地看，他们也可以在纸上看到阳光。没有阳光就没有森林。没有森林就造不出纸。
然后，他循循善诱道：“如果继续看，你们就会看到伐木工人锯断一棵树，将其送进工厂，生产出纸。多看一会儿，你们就会看见伐木工每天吃的面包原料是小麦。”没有小麦就没有他的口粮，所以我们可以说做成面包的小麦也在这张纸里。你和我也在纸里，因为纸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
“你的想法也在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纸包含了一切。你找不出可以排除在外的东西。时间、空间、地球、雨水、土壤中的矿物质、阳光、云朵、河流、热量，每一样东西都在这张纸里，和平共处。”
沉浸在特罗费里谷地3个月以后，我开始相信一行禅师的话，并且知道狼、渡鸦、麋鹿、熊和所有的东西也在美国黑松林里和平共处。我在那里修正了自己的理念，放弃了以前的“无疑问”信念，不再坚信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理智客观的科学解答。我开始思考，如果借用不同地方的语言的灵动特点，即更多地使用动词而不是名词表述生命，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告诉别人你看见了一只鹿，而是你感受到了各种不同的生命力汇聚在一起，以一种“鹿来了”的形式体现。同样的道理，人也可以被称作“人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画地为牢的束缚，大方地接受变通趋势，会怎样呢？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放下“世界有固定的模式，所有东西都命中注定地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执念才能得到解脱。很多顶级科学家认为清晨出现的新问题比前一天下午的新发现更让人喜悦。我们也可以学着他们的样子唤醒每一天。学无止境，乐在其中。
令人欣慰的是，地球上的生物与其说是一场摔跤比赛，不如说是一场科学展览。的确，大自然充满竞争，但人类社会不是也一样吗？相当一部分竞争内容是因地制宜的策略。正如达尔文所说：“（包含）投缘的成员最多的那些团体……最活跃。”
然而，如果你的生长环境和我们多数人一样，沿袭了古希腊人分门别类的习惯，那么你很容易对人类生存的真正动力产生误解。众所周知，美国人一直信奉“适者生存”，但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最开始，“适”表示在可获得的资源中维持原有关系。达尔文说：“我从更广泛和更深层的角度使用‘为生存而战’这个说法，它包括相互依存。”“适者”意味着足够强大、可以抵抗或者摧毁弱者的论调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那些自认为生活在“狗咬狗”的世界里，需要拼杀求生的胆怯的人鼓吹的口号。
事实上，就连古代的道家也明白天生的生存之道，即“自然”——也可以理解为“舒展”——可能会影响位于食物链下端的生物的生存。比如，麋鹿群限制了草地和开花植物的“舒展”，但是如果它们吃光食物来源，那它们自己也将走向毁灭。当然，狼在吃光麋鹿后也会饿死。人类也不例外，单纯通过打压获得成功的人终有一天会流离失所。我们的世界有自然的因果，这些因果保护着整个世界的生命力。
在人类以外的自然界，特别争强好胜的个体的结局可能不是独占鳌头，而是和对手一起从基因库里消失。两头雄赤鹿在发情期可能会愤怒地厮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的雄鹿正在和它们俩争夺的对象耳鬓厮磨。在繁殖期，极具攻击性的阿尔法狒狒如果遇到已经和雌性建立牢固关系的低级雄性，有时候也只能败兴而归。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倡议创建包含自然界、人体和社会的综合健康概念，强调合作，而非竞争。(https://www.daowen.com)
我在北落基山脉游历的几十年中，经常观察趾高气扬的灰熊，它们吃飞蛾、蚂蚁、植物块茎和野樱桃的时间比捕猎的时间长。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大失所望，甚至备受打击。在我们建立的世界观里，敢于挑战庞大、威猛的熊的人颇具阳刚之气。现在，这个梦碎了。1872年，猎人科尔文·弗普朗克为《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有关科罗拉多高地灰熊的文章，他说自己在发现灰熊以卑微的蚱蜢为食的时候失望至极。后来他补充说，这一幕使它“失去了在我们心中的高大形象”。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他在1870—1920年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自然作家——对生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佐证。他说，生活中的挑战“只是小鸡破壳而出的拼搏、花瓣撑破花苞的努力或者根系穿透泥土的力量。它不是仇恨和战争带来的”。
人们总是动不动就说某人特立独行，这句话在美国尤其盛行。但这个观点也有问题。你可以在地球上漫步，也可以深入海底或者穿越浮冰，但是不可能找到一样独立存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找到。如果狼群的首领不愿意和队友一起追逐更脆弱的猎物，反而独自去招惹一头健康的雄麋鹿，那它的结局要么是头盖骨破碎，要么是肋骨折断，总之不会安然无恙地过完一生。独自捕猎对它没有好处，对它的家庭没有好处，对它的种群也没有好处。
我们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在相互依赖中生存。狮子不会平白无故地快跑，它加速是因为它的猎物黑斑羚先提速了。
我们不是因为愚蠢才会执着地相信违背自然常识的理论，而是因为随着科学日益深入人心，我们把它当成了权威的“终极真相”。人类的生活经常受到热门科学观点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对科学，比如“适者生存”，做出了错误解释。有时候，这种错误的解释被恶意利用，就像19世纪晚期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在工厂利用“适者生存”理论进行剥削一样：认为因恶劣的工作环境而生病的工人身体虚弱，他们的早亡只是“自然之道”。
人类在生活中过度粉饰热门科学和技术，以致适得其反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笛卡儿时代，世界已经被齿轮、杠杆和弹簧支配了一百多年，于是人们开始像分析机器一样分析宇宙，包括哺乳动物的大脑和身体。同样地，当化学在18世纪兴起的时候，很多人开始用化学反应解释人类的生活和爱。接着，100多年后，当无线通信横空出世的时候，大脑突然和电报相提并论了。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变成了电脑。
17世纪，科学宣称高度理性的思维是智慧唯一的准确表现形式，这一观点深入人心。回到当时的英国或者法国，不难看到使用象征主义手法的艺术或文学领域人士被不屑对待的情况。不仰仗纯理性手法的艺术创作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是彻底的冒犯。以前的诗歌和故事，包括富于幻想的民间故事中的仙女、精灵、神仙、鬼魂瞬间被摒弃。非洲的神话，甚至来自美洲的情节跌宕起伏的传说，比如佩诺布斯科特人和易洛魁人的故事，也很快被认为是可怜、低级的思想产物。
在极端情况下，滥用科学可能导致无法收场的混乱。笛卡儿、皮埃尔·加森迪和托马斯·霍布斯等人以宣扬远离大自然为使命，立即得到了欧洲宗教领袖的支持。随着宗教越来越把自然界看成魔鬼的藏身之地，无视自然变成了一件圣事。这一疯狂的举动在“燃烧的年代”达到巅峰，大约50000个女人和10000个男人被判为巫师并施以火刑。
谢天谢地，那段时期一直有一些强势的局外人。就和现在一样，无论发生何等大事，总有人反对光天化日发生的过激行为，也许你就是其中一员。在欧洲的启蒙时代，意大利就是局外人。这个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国家，拒绝放弃合理的艺术需求。结果，它的文学创作被其他国家指责为低劣到无可救药，尽管以诗歌为代表的优秀创意作品是在意大利获得新生的，比如朱塞佩·帕里尼和加斯帕罗·戈齐。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的思想也不受欢迎，他本人对推动科学思维发展的精密数学并不陌生。维科多次义正词严地反对单纯地培养年轻人的分析能力，他说这种过度关注的行为会削弱他们的想象力。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对此观点几乎充耳不闻。
意大利拒绝轻率地加入高度理性思维的阵营，这可能也为妇女的创造性贡献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1732年，杰出的意大利学者劳拉·玛丽亚·卡特里娜·巴西获得了哲学学位，同年参加了12场论文答辩，着实令人佩服。虽然她没有男校友那样的自由，但是截至1760年，她是意大利学术界月薪最高的人之一。接着，她又成为蒙塔托学院和科学院著名的实验物理学教授。与此同时，英国的白人男子们正忙着证明雄性智商高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那些拒绝支持远离大自然这一声势浩大的主张的人，那些没有声援永恒真理概念的人，也就是伏尔泰所说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被当成了不值得尊重和考虑的蠢人。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对学者的敌意从何而起？为什么受过教育的白人男子总是排挤其他背景的人？最好从启蒙运动开始寻根。
科学界用了100多年来摆脱固守客观的陈旧思想。当年量子物理学一锤定音，打破了自然可以通过客观观察被拆分和被牢牢控制这一深入人心的理论，同时指明传统物理学和数学的预测并非万无一失。这在当时无异于惊天动地的观念。
量子物理学发展的初期，“双缝实验”证明测量电子的运动这一行为决定了电子的位置。被观察的物体呈现的样子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
量子物理学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准备证明光是由微粒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微粒的存在。如果我们想要证明光是由波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光波。实际上，这两种存在都是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二者都有可能是光。后来，人们发现了量子隧道效应，即微粒神奇地穿过强大的壁垒，在另一端呈现的景象。懂了吗？就亚原子层面——所有生命最基础的层面而言，几乎没有终极真相，或者至少它比我们想象的更难以企及。世界充满变数，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神秘莫测的地方，与其说它是由终极真相组成的，不如说它是由虚构的关系和不断变化的潜力驱动的。
真可谓拨云见日。很快，科学家开始在生物学领域研究量子运动。时至今日，很多自以为了解大自然本性的生物学家仍然对量子研究退避三舍。但是，叶绿素却曾激起千层浪。众所周知，一个叶绿素分子从阳光中捕获一个光子，然后把它送到加工中心转换成化学能量。但是光子转换的路径不是唯一的，它能同时勘测多条路线，然后迅速调整，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条通道。当然，你会问：“到底在哪儿能找到那粒光子？”如果你期望传统物理学给出答案，告诉你定位，那得等到世界散架你才能知道。
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划分什么东西是完全属于你的，是你独有的，而什么不是属于你的。我们也不可能明确划分什么属于乌龟，什么属于斑马，什么属于细菌。动物、植物和人类绝对没有独立存在的个体，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天地万物好比一行禅师手里的白纸，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叠加。换句话说，叫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量子科学，它使我们有机会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听到才华出众的物理学家吉姆·阿尔-哈里里的讲座，这和约400年前聆听笛卡儿演讲的感受截然不同。阿尔-哈里里口中的世界引人入胜、神秘莫测，令人为之激动。他称量子生物学“简直就是魔法”。
他没有讲什么机械原理，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共享生活中激动人心的画面，让我们深深地感悟到越是见多识广的人，就越会认为自己孤陋寡闻。
1932年，伟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说：“科学无法对神秘的自然做出终极解释，因为我们终归不能置身事外。”他的话掷地有声，以至于约90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多人在围绕这个话题忙碌。
我们已经远离把纯粹的客观当作唯一真理的年代。夜空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那些美丽的亮点——猎户座、大熊座、火星和木星，它们都是“那里”的美好事物。它们在它们的世界里，而我在我的世界里。再过一会儿，定定神之后，我才能真正“感觉”到造物主对那些行星、恒星、星云、它们的轨道及组成它们的化学物质一视同仁，对生机勃勃的地球也同样不偏不倚的事实。当我终于成功地摆脱独立的个体，看到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的关系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我们都来自星尘”才从诗句变成现实。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纽约州北部搜集素材，准备写一本轻松的小书，记录美国那些与森林唇齿相依、兴衰与共的人。我喜欢在休假的日子开着破旧的厢式货车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天，我开上了沿着哈得孙河修建的高速公路，漫无目的地左转右转，希望能有惊艳的发现。阳光下，绵延起伏的卡茨基尔山脉明暗相间，哈得孙河波光粼粼，景色让人陶醉。
路上车水马龙，快到堵车的时候了，没人愿意跟在一个从蒙大拿州过来、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好像眼镜掉到车窗外的傻子后面。疯狂的喇叭声加上几个骂人的手势，逼得我只好拐上岔路，顺着通向奥拉纳的林荫小路开。好运把我带到了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风景画家弗雷德里克·丘奇的波斯风格的大庄园，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站在悬崖上，往下看就是哈得孙河。
庄园博物馆已经关门，但馆长吉姆·瑞恩好心地领我参观了几个房间。介绍起弗雷德里克·丘奇和著名的哈得孙河风景画艺术流派，他的嗓音配上手臂的动作让人感觉像是坐在软椅里看古籍一般舒服。我想象着自己穿着便服、端着一杯白兰地，听他讲故事。
庄园的细节引人入胜。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有中国的、墨西哥的，还有古国亚述的。室内墙壁的绘画和图案都是丘奇的大作，每一种颜色都是他在调色盘里精心调配的。从每一扇窗子望出去，都能看到无边的绿色。客厅里挂着丘奇的《旷野黄昏》最后的草图，这幅作品被认作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这是一幅充满自然气息的风景画，绘制于美国内战前夜，所以全部使用深沉的颜色和红色，让人窒息，仿佛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溜走。
博物馆里还有与丘奇同时代的著名画家托马斯·科尔的作品。我在已经关门的博物馆昏暗的灯光下走过一幅幅画作，思绪一下子回到孩童时代，准确地定格在11岁梦想开始的那一年。当时，我每周都会去南本德图书馆看书，美术书中荒野的图片让我憧憬着更辽阔的大自然。哈得孙河风景画艺术流派的艺术家们把他们虚构的世界展现给我也把他们对文明融合的渴望传递给我。我牢记在心，并且不久之后便将其化为己用。
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最终激励我走进大自然的动力却是深深的歉意：美国人忽视自然、滥用自然，把自己排除在神圣的大自然之外。哈得孙河畔的艺术家们告诉我们，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走进了真正的伊甸园，但后来因贪婪而被放逐。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地区被过度砍伐的森林、由此被毁坏的水域和鱼塘，在画家眼中都是对上帝的冒犯。还有很多画家，如托马斯·莫兰和阿尔伯特·比尔施塔特，则把目光转向西部受破坏较小的地区。在他们的画布上，自然景观被放大，人物——至少是北美白人被缩小到几乎看不见的模样。
这是一种强烈的宣泄，表达了被迫与世隔绝和被赶出伊甸园的心情。它仍是我们现在看待自己的基石。优美的自然在远方，贪婪的人类在眼前。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持有同样的想法，看三里岛、洛夫运河和垃圾场冒着毒烟的东芝加哥都不顺眼。丘奇在哈得孙河上方奥拉纳的家虽然美不胜收，但在那个夏日看起来，却像是为我的愤怒和忧伤而立的纪念碑。
其实，人类把自己踢出伊甸园是自惩的说法本身就有漏洞。这种二分法的思维和古希腊人置身事外研究自然的理论如出一辙。我们没必要驱除自己，相互依存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我们可以追悔莫及，也可以唉声叹气，但应该马上着手耐心地修补已经摇摇欲坠，甚至支离破碎的与自然的关系。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了自然界万物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那么地球上的那些提到这个观点的最古老的传说也就不会让人大吃一惊了。下面的故事来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当地的故事有成百上千个，各具地域特色，但是都深陷同样的困境。
森林和老虎是最好的朋友，它们无所不谈，但是最喜欢在一起看季节的更替，看太阳和月亮滑下天空，又挂上树梢。人类出现之后，它们更加珍惜彼此。人类在砍树时战战兢兢，因为他们害怕被老虎吃掉；同样地，当人类带着枪来猎杀老虎时，密林深处就是老虎安全的藏身之地。
但有时候，好朋友也会把对方的友谊当成理所应当的，而且这种感情迟早会导致怨恨和鄙视。有一天，森林对老虎说：“你在这儿没帮什么忙，还弄脏了我美丽的地面。”作为回应，老虎抱怨说森林里漆黑一片，灌木丛生，令人烦恼，想让太阳抚摸后背都非常难。事态越发严重，直到有一天，老虎离开森林，走进了视野开阔的丘陵和山谷。
没过多久，人类就发现森林失去了守护者。他们蜂拥而至，拼命地砍树，最后美丽的森林变成了没有生命的不毛之地。老虎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阴暗的灌木丛，它就无处可藏，手持长矛的人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它和它的家人全死了。一开始看起来不过是朋友的分道扬镳，事实上，这注定是结局的开始：森林和老虎无一幸免地遭到毁灭。
最初讲这些故事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大自然中的关系至关重要，需要相互制约。几百年来，我们一直认为目标对象的存在比相互关联的理念更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棵树、那头牛，以及街对面穿着红靴子、打着黑雨伞的人无非是对我们身边千变万化的事物独特的表现方式而已。和其中的任何一样建立关系，都是和世界建立关系。
此处，让我们借助东方冥想练习里的一个概念——“初心”，接受这个事实意味着接纳“初心”，然后就是将自己置于我们获得的感知超出理解能力的情境。不要做水中捞月的徒劳之事。
动用感官之时，就是大自然出现之时。沉浸在自然之中会带来巨大的心灵变化，部分是因为这种体验会不动声色地消除大脑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受到的颜色、光亮、运动、声音、气味和联系超出了我们对其进行加工的能力。这种感官的丰收不会让人焦虑，反而让人感到欣慰，它可以把我们带入不知身处何地却心甘情愿不去刨根问底的境界，为我们描绘事物间崭新的关系铺开一张崭新的画布。
随着对地球上生命间相互依存观念的深入理解，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休戚与共便显得至关重要。“我是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喜欢的人的互动，以及对不喜欢的或陌生的人和群体的防范。尤其让人着迷的是，新兴的表观遗传学提出，我们对生活的体验程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祖先的感受。基因代代相传的不仅是身体特征，还有丰富的挫折感，它们会在特定的行为，甚至疾病中显现。例如，大屠杀的幸存者分泌的激素皮质醇较一般人少，他们似乎会将这一特征遗传给后代，在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有限的皮质醇含量可能会引发风险。
有些心理学家开始思考，能否利用万物互联带来的积极效果治愈痛苦和恐惧，把我们内心充盈的幸福感在生命中扩展并延续给后代呢？
既然我们已经敞开心胸接纳万物互联的事实，那我们不妨好好琢磨一下南非恩古尼族的子群——班图人古老的“班图精神”。“班图精神”认为人类最初的联系和最重要的关系都是通过分享实现的。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和周围的人分享，那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财富和真正的满足。一方面，它无形中迎合了所有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另一方面，这是为了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经验之谈，即内外兼收的富足兴旺。寒来暑往，无数诗人和艺术家告诉我们，健全的生活应该是一支充满激情和创造力、变幻无穷且轻松愉快的舞蹈。但这并非独舞，而是与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舞伴一起跳出的波澜壮阔的华尔兹。
我们再回忆一下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生活：为了治疗因中风导致的偏瘫，以及在内战那噩梦般的战场上做护士的经历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他搬到新泽西州的森林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到木材溪镇的斯塔福德农场，他就被一棵古树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写道：“多么强壮，多么生机勃勃而不朽的生命啊！……人类的存在和沉稳与之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他接着写道，科学总是取笑那些追忆森林仙女的故事或者相信大树会聊天的人，但是他们讲得有鼻子有眼，甚至比其他事更真实可信。惠特曼建议人们去果园或者森林里走一走，坐一坐，和那些沉默的自然伙伴一起冥想。
“当你厌烦了商务、政治、欢宴、爱情等，发现这些没一样可以持久，没一样能带来真正的幸福的时候，还剩什么呢？只有大自然。”
正如惠特曼所说，忽视被再次唤醒的向往是愚蠢的，诋毁一直被传诵的神话并认为其不值得认真关注是不明智的，照此下去，我们将斩断地球几千年来建立的各种关系。
说来奇怪，这种更加广阔和更富有想象力的智慧似乎也提升了我们产生共鸣和同情心的能力。这对心理健康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达尔文认为同情是我们最值得珍惜也是最强大的本能。近来，伊丽莎白·尼斯贝特和约翰·泽伦斯基的研究表明，通过计算一个人和自然界情感联系的水平，完全可以预测他经营健康、快乐和高效生活的概率，其中一方面是对他人的宽容和关爱。推倒和自然界之间的高墙，扑面而来的将是重逢的喜悦。
主流文化中的一些人喜欢自以为是，他们认为根生土长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几千年生生不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过去的科技水平限制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坦白地讲，我也这样想过。假设那时的人有和我们一样精密的机器，他们也会竭尽所能地榨取想要的东西。
但是几乎可以确定，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维护自然界的平衡密不可分。在那些文化里，日常生活就是和“其他东西”的衔接过程。过着这样生活的人绝对不愿意破坏这张关系网，不愿意失去生活中最大的幸事。他们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就会坚信打破平衡意味着可怕的失去——失去生命的营养和心理的慰藉，甚至整个社会都会退化。
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年仅19岁时写了这样一篇日记：一天下午，她从布满礁石的海岸爬上了一块伸进大海的岩石，站在那里面对涌动的海浪和在远方漂荡的帆船陷入沉思。她在思考海水和天气是如何雕琢、打磨，进而击碎岸边的岩石的。她听见风抚摸青草的声音，感觉到风在她的发间弹奏乐曲。就像很多走进美丽大自然的人重获新生一样，她开始用清澈的双眼审视自己的生活。
她对这种感觉的解释是：“在人间生出的信念带着些许贪念和欺骗，而淳朴的大自然带来的却是孩子般的纯真。这种感觉能让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行为，而是在阳光下、在风声里肆意地分享生命中独特的平等和美妙。”
我了解这种感觉。我在坦桑尼亚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观赏上万只粉色的火烈鸟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我在目瞪口呆地看着驯鹿像奔腾的小马一样闯过北部地区开裂的冻原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感觉。
有几次感受刻骨铭心，其中一次出现在我绕着黄石国家公园边界徒步500英里的过程中。那天，我在公园西南角贝奇乐河谷的洼地上搭好帐篷之后，拿着录音机和日记本走到河西岸的小树林边。青草地上有一片西洋蓍草，我决定就在那里等待。因为在干旱荒芜的西部，几乎所有的生命都要到河边求生，只不过有早有晚。时值夏末，蓝天万里无云，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松木香和麦草味。我脚边的河水轻盈地绕过5道弯，河里的鲑鱼一跃而起吞掉蚊子，在水面荡起圈圈涟漪；抓昆虫的树燕贴着水面忽左忽右地飞；沙丘鹤在西面的草地里欢快地鸣叫。
没过多久，一头年轻力壮的雌驼鹿缓缓走到远处的岸边，开始从容地吃柳树叶和水草。过了足足一个小时，它才慢悠悠地走进稀疏的树林，像大元帅一样揭开了动物阅兵狂欢节的序幕：一只秋沙鸭妈妈带着一群孩子最先游过去；大概100码[3]开外的地方，绿头鸭一家跟着鸟类王国最强势的妈妈随波荡漾，漂进嫩绿的水草丛；一只寻鱼的鹗扑棱着翅膀疾飞而来，受到惊扰的空气“低声发着牢骚”。
我已经饥肠辘辘，可是不忍离去。接下来出场的是河狸一家，它们从远处的岸边逆流而上，在距离我30码左右的地方停下来嬉戏。一只成年河狸拍打着尾巴，发出响亮的啪啪声，溅起无数水花。这不是常见的警告，反倒像游戏的前奏，看起来，它们过了好几天舒心日子了。就连我喜欢的水獭出现的时候，它们也无动于衷。水獭突然钻进水里，然后叼着一条鲑鱼抬起头，颠了几颠之后一口吞下。它时不时地朝我这边瞥一眼，仿佛在炫耀幸福的生活。
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宇宙的裂缝。录音机一直开着，我如数家珍般念叨着每一只登场的动物的名字，描述着它们的样貌。时至今日，我每每重放录音，听到当时自己因激动而颤抖的声音都仍然喜不自禁地微笑。10分钟后，大批观众蜂拥而至。麝鼠一家有的在远处的河里游泳，有的在啃食莎草和各种水生植物的球茎。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即使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想到它也会心安。就像期待一首乐曲，无论它是否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想到作曲家正在酝酿都是一种安慰。我身处其中度过了美妙的两个小时，被丰富多彩的生物激励，心也变得柔软。面对生命的奇迹时，无须多想，只要傻傻地、忘我地体会就好。
25年以后，我更加确信——虽然这种感受不如在贝奇乐河谷时那样强烈——大自然有能力帮助我们暂时摆脱烦人的自恋。初到河谷的时候，我是统计步数的徒步旅行者，感叹着自己的体能，编写着自己的故事。但是，贝奇乐河谷的柔美身姿、草地上各种娇嫩的颜色、河狸和麝鼠优雅的泳姿让我振奋，忘掉自己，和大自然浑然一体，感受到大自然中数不胜数的、永远可靠的关系。这种无拘无束的现实让人可以安全地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敞开心胸，接纳比平时更宽广的天地，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1]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2]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编者注
[3]1码约为0.9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