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课 生物多样性
生物的种类越庞杂，生命力就越强大。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越丰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体系就越健康、越坚韧。
盼望所有生命的价值和利益得到充分的尊重。
——桑德拉·哈丁
21岁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博物学者在爱达荷州索图斯山森林服务站工作。我的老板兼导师查克·埃伯索尔时年62岁，是海军退伍老兵，既有真才实学，又有点儿小脾气，一谈到大自然，就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热情奔放。我刚到服务站工作的时候，他开着军绿色的雪佛兰带着我在索图斯山谷里进行了一连串的定向巡视。有好几次，当我们在高速路上驰骋的时候，他看一眼窗外就会突然刹车，然后跳下车，催促我跟着他跑进附近的沟渠、草场或者森林，大呼小叫地指着一朵花、一棵树或者一块古老的石头，向我展示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很多人在看见钱袋子时就会变得这样疯狂。对他而言，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值得学习的。“下课”的时候，他总是双手握拳，牙齿紧咬，眼睛里满是不可抑制的兴奋。
有一天，他宣布我们要徒步前往他最喜欢的一片山地草场。像往常一样，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抓起背包，系紧靴子，灌满水壶，跟着他出发了。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爬上一座山的山顶，眼前的景色让我目瞪口呆：倾斜的山坡上野花盛开，有钓钟柳、天竺葵、毛茛、委陵菜、火焰草、风信子、马先蒿、三花水杨梅和猴面花，那是我见过的最绚丽的“地毯”。我们肩并肩默默地站了很久，我仿佛走进了莫奈的画。最后，查克开始了一场苏格拉底式的交流，不厌其烦地抛出一系列问题。
“那么，盖瑞，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类的花呢？”
“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这里的土壤、湿度、光照适合很多物种生存。”
“对，但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物种？或者只有两三种？”
我被难住了。
“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可能对这个地方造成威胁呢？”
“疾病。”我谨慎地说，“虫灾。干旱。”
“好吧，咱们假设一场大干旱来临，这片草场会怎样呢？”
“有些植物会干死。”
“为什么不是全干死？”
“因为有些植物的根比较深，也许能熬过去。有些植物的叶子像蜡一样可以保存水分。”
“很好。如果它们真的幸存下来，会有什么益处呢？”
“哦，这里是陡坡，植物的根系越发达，土壤流失就越少。”
他点点头，但是并不满意。“还有吗？”
一只大马蝇落在我的脸上，我赶走了它。
“就是它，苍蝇。”虽然我一言未发，查克却咧开嘴笑着说，“植物幸存下来，苍蝇就会嗡嗡地吵，接着就会迎来蝴蝶。”
“还有麋鹿？”我用手指着脚下的一堆粪便问道。我大胆地推测，即使某些植物死了，麋鹿也照样有食物。
“你想说什么？”
我结结巴巴地说：“嗯，我想说，不同的花有不同的生存之道，此消彼长。”
“还有呢？”
“它们幸存，则整个体系幸存。”
“你是说大自然总有回旋的余地。”
我点点头。是这个意思。
他吸了一口气，我也跟着吸了一口气。
人类几乎和大自然里所有的生物息息相关，因此这节课的主题庞大且不容置疑：自然体系中的参与者越多，每个参与者的活力就越强，同时，这个体系应对变化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世界总在变化之中。这颗美丽富饶、生机勃勃的星球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展现多样性的本质力量。
地球上数十亿种植物、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组成了一张既变幻莫测又密不可分的生命网。这张网借助复杂的化学变化与空气、陆地、海洋、河流、小溪融为一体，相互支撑。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可以呼吸的空气和可以饮用的水源，更不用说滋养用来种庄稼的土壤、满足谷物授粉的需求了。
感谢森林里的树木、大草原上的小草和海洋里的浮游植物所进行的光合作用，为我们提供氧气。感谢所有植物为我们拦截对空气质量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碳元素。此外，还有很多植物是空气净化器，比如柳树、赤杨木、鸢尾花和香蒲。在我们看不到的深层泥土里隐藏着大量微生物，它们为植物提供养料，维护世界的持续发展。
不过，这么富饶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人类至今发现了80000多种可以食用的植物，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生物的多样性满足了我们的各种需求：从做衣服的材料，如棉、麻、丝、羊毛和亚麻，到汽车所需的燃料汽油，而汽油是包括浮游动物、海藻等古代海洋生物的岩石和沉积物的提取物。
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救命药有成千上万种，其中大自然直接为全世界的现代制药业提供的原材料大约占40％：预防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华法林最初以发酵的草木犀为原料；最早的阿司匹林是从白柳中提取的；治疗儿童白血病和曾经致命的霍奇金淋巴瘤的主要药物来自玫瑰色的长春花；微生物可以合成抗生素和降胆固醇类药物；巴西蝮蛇体内的元素可以用于生产常见降压药；用海绵中的化合物制成的药物齐多夫定可以用于艾滋病的治疗；吉拉毒蜥可以用于生产治疗糖尿病的药物；蜘蛛丝可以被制成人造肌腱和韧带；鸡心螺可以对付癫痫；珊瑚能参与癌症的治疗。就连马蹄蟹的血（在不会导致蟹死亡的情况下抽取）也在医院里充当了遏制致命感染的重要角色。也许，新近的研究更激动人心，即生活在未经开发的自然保护区周边的人患上呼吸道感染、疟疾甚至莱姆病的概率较小。所以，除了提炼、制药，力所能及地保护千变万化、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对我们保持身体健康来说意义非凡。
生机盎然的星球躲不过环境变化，所以当我们把生物多样性作为衡量自然体系自我愈合能力的重要参数时，我们说的不仅是它的存活时间，还包括整个群体在经历火灾、洪水、疾病、虫灾、飓风和干旱等突如其来的巨变后能够恢复的程度。很多年前，查克·埃伯索尔在高高的索图斯山上教给我的就是：某种植物遭受灭顶之灾以后，如果物种足够丰富，灾难就不太可能摧毁整个生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打击的物种重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动物界亦是如此，物种行为和性格的多样性给种群带来了益处。例如，有的蜜蜂火急火燎地见花就停，也不管有没有花蜜；有的则要先花时间甄别。这两种类型的蜜蜂都能给蜜蜂群体做出贡献。河乌的世界相对稳定，每到冬天，有一些河乌会迁徙，另有一些依然守在家乡的溪流旁。顺便提一下，走或不走出于自愿，和它们父母的行为不一定有关系。虽然好斗的蓝鸲可能擅长捍卫领土，但它更擅长社交的表亲在繁衍后代方面表现得更好。
科学界对所谓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即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将引起大批物种灭绝甚为苦恼，大自然的多样性和我们对多样性的绝对依赖正好可以解释苦恼的原因。美国国家科学院近来用“对人类文明基础的恐怖袭击”来形容“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我真担心你会认为人类聪明至极，会毫发无损。不是这样的。请记住，人类是最易于灭绝的物种之一。想想吧，30000年前至少存在4种和我们相差无几的人族，而现在只剩一种了。
那么，多样性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大自然非要花样百出地做同一件事——把收集到的阳光、水分和氮变成植物呢？为什么大自然不愿意精简，只留下两三个特别成功的种类呢？
现在，很多信奉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坚信地球上的3类生物——细菌、古生菌和包括动植物及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都是大约35亿年前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来的。和最初的生命形式一样，所有的生命都是由同样的23种“基础蛋白质”组成的。它们在数十亿年的进化中具备共同的特征。这样说来，世间万物其实都是血脉相通的。这23种“基础蛋白质”和变化多端的进化一起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繁荣景象。
可是，为什么范围如此之大？这么繁荣的多样性是怎么出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植物和昆虫跳了超过4亿年的探戈入手。没错，是探戈，双方的舞步完全受对方动作的影响，包括从有机体微小的变化到新物种的出现。
很多植物世代相传的对付昆虫的绝技如出一辙：树叶和花朵会分泌一种被称作“次生化合物”的化学物质。比如，包括茶树和咖啡树在内的许多植物会分泌咖啡因，芥末叶含的油也有同样的作用。马利筋属植物能释放带毒的糖苷，因此能成功地避免成为昆虫大餐的悲剧，更好地存活于世。这种植物通过保护叶子来使自己更加强壮，顺理成章地孕育出更多的种子，从而拥有更多的后代。
别以为这就结束了。慢慢地，某些昆虫和毛毛虫，比如帝王蝴蝶，通过变异获得超级能量，攻破了有毒植物的防线。这就是色彩鲜艳的帝王蝴蝶招摇过市的原因。它一面对着马利筋属植物大快朵颐，一面把自己变成了一味毒药。附近的大树上停着的任何一只抓昆虫的鸟都可能对帝王蝴蝶视而不见，径自飞走，因为它知道吃掉这只蝴蝶会使自己痛不欲生。不具备帝王蝴蝶那样的实力的飞蛾和蝴蝶选择掩饰，它们把翅膀伪装成植物的样子，欺骗鸟类的眼睛。
世间万物同舟共济，任何物种创新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植物促使昆虫向新的方向发展，有时进化出新的种类，与此同时，昆虫也促进了植物的生长。老虎促使羚羊增长技能，羚羊反过来激励老虎。这样看来，我们又回到了本书的第2课——相互依存。多样性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彼此相连。
我们能不能把多样性是生物变异和生存的关键这个课题引申到人类社会呢？很久以来，无数人，包括大量非专业人士一直在冥思苦想。约翰·肯尼迪曾经表示，既然人类永远不能消灭差异，那么世界繁荣应该建立在保护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美国作家玛雅·安吉罗建议父母尽早教育孩子“差异之中自有美丽和长处”。马尔科姆·福布斯这样的商界精英也意识到多样性的强大，将其运用于商业领域，定义为集体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巧不成书，在拉丁语中，思考一词的词根就是“一起摇摆”。
活跃在20世纪中期的作家、经济学家和城市活动家简·雅各布斯是最具魅力的有关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思考者之一。她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原名为简·布茨纳，年轻时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她主要关注城市生活，为此特意把家安置在格林尼治村。她性格坚毅，怀有爱国之心，拥护独立、廉洁、民主的政府；支持依托税收的公共事业，比如公共交通；坚信保护多样性的规章制度才是明智的。身为女人，在男性为主的城市建设和规划领域，她和同时代的蕾切尔卡逊一样受到世俗的讥讽。但是穷人和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是她的坚强后盾，她无所畏惧，一次次地深入大自然寻找支持她的论点的证据。(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50年代，简·雅各布斯启动她最宏伟的工程的时候，科学界、工商界和政府机构挤满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狂妄之徒。那时，核微粒，即“黑雨”从天而降，致使美国西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数千人罹患乳腺癌和甲状腺疾病。同时，我们正向农田和城市公园喷洒超过45万吨的DDT杀虫剂。1962年，蕾切尔·卡逊借着《寂静的春天》一书上市发出警告。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气和水源中的铅汞含量急剧上升，雾霾严重。单说纽约，1953—1966年，3次烟雾事件导致600多人丧生。
工业的覆盖面之广和杀伤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农垦局推行“西部大开发”，不遗余力地在最后几条原始河流上修堤筑坝，包括试图拦截美国国立恐龙公园中心地带的科罗拉多绿河和大峡谷内的科罗拉多河这一注定失败的尝试。遍布太平洋西北部和加利福尼亚的森林倒在“清场伐木”的运动中，就连生长在私人林场里的巨杉也几乎无一幸免。成千上万片湿地被填平。美国政府热衷于悬赏缉拿各类野生的“坏”动物，包括美洲狮、郊狼、狼、鼬、鹰和猫头鹰。人们利用炸药、链锯、毒药和破坏球等工具对上述挡路者痛下杀手。
雅各布斯在撰写关于东北部城市的文章的过程中，目睹了为所谓的“城市改造”修建多车道高速公路系统时，整个街区被夷为平地的景象。于是，她借用大自然——用自然界生物证明多样性对生命健康和活力的意义——为城市里的受困居民振臂疾呼，要求停止这些项目，这种呼吁使她再一次脱颖而出。她是最先提出地区多样化的价值——街坊邻里熟络，路边生意红火——的人之一，并且亲切地称之为“街头芭蕾”。她指出，邻里和谐能维持城市稳定，有助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重建城市。她说，用建筑把人隔离的做法会破坏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是“违背人性的”，是对很多穷困潦倒和悲观绝望的人的毁灭，是对地方经济的遏制。
她每次谈及城市规划，必提生态保护。她或许讲过所有生命体系的建立都是因为成功地获得了太阳的能量，而且林荫道越多，它们传递的能量就越多。换言之，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越丰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体系就越健康、越坚韧。生命依靠能量繁衍生息，既要存活，也要创新。
雅各布斯反复启发人们思考人类经济映射的自然现象。她在80多岁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如往日条理清晰地说：“自然赋予我们这些能力，（它们）对我们而言，就像蜘蛛织网、叮咬猎物一样自然，或者像蜜蜂采蜜一样浑然天成。用大脑做什么、用手做什么都是与生俱来的本领。我们利用它们和大自然利用生态系统异曲同工。这可不是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相同。”
她义正词严地指出，歧视会阻止人类发挥创造力，必将导致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失去活力。完整的社区生态系统坍塌会破坏经济基础，影响创新企业的崛起。如果男男女女只会做特定的工作，没有创新的能力，那么经济体系将不堪一击。
雅各布斯强调，我们没有机会选择其他的发展之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的选项。在日常生活中保护人类多样性，平等相处，博采众长，虚心改进——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街头——才有机会建立稳定活跃的经济秩序。大自然的成功不是此消彼长的游戏。成熟的生态系统包括各种生物，并且欢迎更多的生物加入。
她看出大自然有推陈出新的能力——从翅膀和羽毛到足和鳍——对已有事物稍加改变就能让其适应新的环境并创造新的元素，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事情。一个在卫生系统工作、为旧衣服过剩发愁的人，与当地的慈善团体合作，开启了新的经济模式：把旧牛仔裤和编织线卖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他零七八碎的部分卖到中东做成汽车座套。19世纪，棉纺工人玛格丽特·奈特发明了一种缝纫机，可以制作平底的纸袋子，这种设计标准沿用至今。震教派教徒塔比莎·巴比特是个工匠，她聪明地意识到圆形锯可以通过缩短工人拉锯的长度提高伐木效率，于是她把自己设想的原型安装在纺车上，发明了圆盘锯。
雅各布斯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想法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尊重观察和实验，喜欢刨根问底。”我们的创造力、经历、技能和作为人类这个头衔都是极好的，就像大自然不会山穷水尽一样，“用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多样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适应力这一方面。假设你的团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和队友有相似的背景——比如都是来自中产阶层或以上的白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那么你很可能建议开会讨论，而且你说的话很容易被同事理解。这意味着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大同小异。这种默契让人感觉舒服，甚至安心，但同时它也会影响你所在团队的创造力。
数学生物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桑德拉·哈丁称这种默契为“弱客观性”。与之相对的是“强客观性”，即集思广益，听取主流之外的声音。当然，为了生存，主导团队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社会科学家也在工作团队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弱客观性”使我们懒于思考、表达模糊。因为我们总是假定听众能够完全领会自己的意图，所以轮到自己听别人讲时也不会认真听。和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或者经历相同的人讨论的时候，我们习惯断章取义，用自以为是的共识去“填空”。
既然敏锐和创新源自多样性，那么我们还需要额外的付出吗？需要。收获会更大吗？毫无疑问，会的。
不久前，一组研究人员审阅了100多万篇科学论文——经过严格的同行审查的学术论文——按照创作团队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对文章进行分类。结果发现，成员差异大的团队写出的文章被其他科学家引用的次数更多，比成员同质化的团队的论文更具影响力。
当然，我们不能只谈种族和文化差异，还要关注心理素质的差别。2013年，天文学家通过“闪烁的星光”计算出星星的大小和演化阶段，这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组长凯文·斯塔森说，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他在挑选队员的时候，有意选择了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拥有不同学历背景的人。他的团队里还有几个自闭症患者，他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擅长“一根筋”追查到底，但是有时候不能忍受冗长的会议安排，因为这些会议不能充满自由讨论或离题的对话，于是斯塔森特许他们以收发短信的形式参会。
斯塔森说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队更容易发现像“闪烁的星光”那样重大的事件，因为差异迫使人们放弃“想当然”。“当不同的队友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同一个数据的时候，科学才能精益求精。”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凯瑟琳·菲利普斯写道：“把社会差异带进团队，可以提醒队员分歧无处不在，由此改变他们的行为。”她接着说，当他们意识到社会差异的时候，期待值也会随之改变。“预见会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使他们加倍努力以达成共识。”最终将是硕果累累。
我们只是假设一下你被诬陷，惹上官司（你应该不会这么倒霉），那么你应该盼着陪审团成员除了白人，还有其他人种。按照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萨默斯的说法，这样的陪审团通常更少出错，在复议案件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法庭、会议室和实验室里的差异越大，相关人员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工作也越勤奋。
再说一遍，人类是从大自然里崛起的，我们本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所以，我们应该懂得正是差异赋予了我们力量，赋予了我们强大的优势。
在自然界中，群体的兴旺和恢复能力不能单纯依靠丰富的物种，还取决于每个物种的特征和行为。这株雏菊擅长扎根，另一株擅长开花，还有一株擅长储水。在动物界，象群受到威胁的时候，需要一头暴躁的母象站出来，用她的庞大身躯和愤怒吓跑挑战者，解除潜伏的危机。但为长远打算，象群也需要宽厚的长者建立对它们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除了性格，我们的生活受到肤色、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的影响。我们有不同的居住地、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学历、不同的社会经历，就连大脑加工信息和做出反应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就是人类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原因之一。
虽然多样性孕育着希望，但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对它善加利用。17世纪欧洲的早期科学家们声称他们一视同仁，欢迎所有能人异士。他们说，追求真理就是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只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传统。然而在现实中，妇女、犹太人、有色人种和穷人并没有获得在学校学习数学、拉丁文和植物学这些能让他们进入科学领域的基础课程的权利。巴黎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666年，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科学团体之一，可是直到1979年才接收了第一名女性成员——一名科学院成员的妻子。
毫无悬念，科学在这种偏见之下注定是狭隘且后患无穷的。如果我们的智囊团拒绝了某个群体，那么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说该群体不堪重用。这种渗透文化的偏见正在过度地自我复制。
白种人一直想求证世界上哪个人种最聪明。19世纪早期，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内科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之一塞缪尔·乔治·莫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潜心研究。很多同事拍手称赞，坚信以他的技术和诚实，他绝不会无功而返。1851年，《纽约论坛报》在他的悼词中写道：“或许没有哪位美国科学家能如莫顿博士一样在世界学者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莫顿的研究从搜集世界各色人种的头盖骨开始——总数接近1000——包括非洲人、东印度人、西欧人、中东人和北美及南美的印第安部落原住民，然后按照头骨体积分类，因为那个时期的许多人认为这是评判智力水平最可靠的依据。实验初期，他挑选并使用大小一样的芥菜籽填充头盖骨，后来改用装在猎枪里的那种铅弹。
容纳芥菜籽或者铅弹最多的头盖骨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种的头盖骨。莫顿在完成研究之后出乎意料地公布了结果：西欧人脱颖而出——智商最高，美洲印第安人的智商处于中等水平，非洲人的智商最低。自此之后，19世纪有关人种的争论一直以这个结论为基础，美国南方的政客在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也以此为据。
且不说大脑体积是不是衡量智商的可靠依据，单就莫顿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大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认真梳理了莫顿的研究笔记，发现了他的方法中的漏洞：事实上，很多头盖骨的年龄和性别不详，但是莫顿为了迎合存在已久的官方说法，假定它们所属的种族，用一系列猜测和错误数据“证明”了西欧人是最聪明的。
莫顿搜集的古埃及人头骨不但证明被他称为“高加索白人”的头骨和黑人头骨没有大小的区别，而且证明这两种头骨都比同时代的非洲人的头骨小。古尔德至死不愿意相信莫顿有意误导——莫顿从来没有掩饰自己的研究过程。相反，他推测，长期存在的种族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导致莫顿沿着已经画好的线绘制了自己的图表”。不要忘记，在人们心中，莫顿是那个时代最客观的科学家之一，连公认的学者都指望他的学识能够“从凭空推断的泥潭中解救美国科学”。长期宣扬的实现科学的客观性这一崇高目标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束缚。
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弗兰克·布鲁纳基于莫顿的一部分研究结果，在《心理学公报》上发表文章，宣称黑人“缺乏远见、过度浪费、懒散、缺乏毅力和主动性，不愿在细节上持续付出努力”，而且“缺乏进行持续的活动和做出有建设性的行为的力量，实在令人悲哀”。两年后，发表了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一项沿用至今的智力测验）的手册直言，不同人种的智力有很大区别且“不能通过教育弥补”。一直自称完全客观、没有偏见的智商测试其实一文不值。倡导优生学的亨利·H.戈达德对移民进行了一系列智力测验，宣称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低能。这份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很多人被驱逐、被收容，甚至被自己的国家绝育。
这些错觉势不可当，不仅有色人种对其普遍接受，南欧人和东欧人也被卷入其中。1924年，美国开始限制移民数量，据说是为了有效阻止国民智力下降。稍微做些调查就会发现，2000年以来，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有40％是移民。然而，继1924年的条例颁布之后，犹太人受到了更厚颜无耻的指责，这些指责促进了之后纳粹所谓的“雅利安科学”——人类智力在历史上最大的失误——的诞生。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受种族偏见侵害的人身体健康都欠佳。经历种族战争或者对种族战争的担心，促使他们的激素（比如皮质醇）水平上升，由此引发的化学反应影响心脏、免疫力和神经内分泌系统。近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阿玛尼·努鲁-杰特主持的研究发现，遭受歧视的黑人妇女患有轻微的慢性炎症，这加大了她们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重大疾病的风险。不可否认，孤芳自赏非但不能取他人之长，还会危及人类集体福祉。
21岁的我离开家乡印第安纳州北部，如饥似渴地直奔落基山脉。这是在那之前8年，13岁的我对父母的承诺。那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我抱着一个盒子坐在客厅里，盒子里装着高速公路地图和我锄草、铲雪赚来的150美元。我告诉他们，我要骑着自己的紫色自行车西行约1500英里，到科罗拉多州去。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当时也厌倦了周围的一切——笔直的马路、笔直的草坪、笔直的玉米犁沟和校门外笔直的学生队列。
21岁，当我终于站在这片高原上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心中对自由的向往是北美男人祖祖辈辈的执念：攀越高峰，挑战急流，在无人的旷野享受无数次孤独落日的余晖。这一切的无穷魅力，让人无法抗拒。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美丽梦想老早就生出了翅膀。因为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我不是你想的有钱人。我家房子很小，不过带一个和中档酒店的客房差不多大的小院。我的父亲是蓝领——一名钣金工。感谢老天眷顾，让我成为几百年不变的奖赏体系的受益者——身为白人男性，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可以开着老式的“庞蒂亚克风暴”汽车随心所欲地驶向更高、更惊险的地方。妇女和有色人种可没这么容易享受这种待遇，我却可以无所顾忌地拔腿就走，远离家乡单调的风景、浑浊的空气和那些逆来顺受的人，到世外桃源开始新的生活。平原上的微风总能吹散我心中的凡人俗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最近，我越发忧心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多样性。而且，我自己的见识使我认为，所有人都和我过着同样的生活。十几岁的时候，我在一次环保活动中听见一群妇女说，对一个群体、一种文化、一个性别或者一个地方的压迫就是对所有群体、文化、人和整个世界的压迫。大自然诲人不倦，那时，生活的意义对我而言就是发现和呈现。
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就警告说，普世真理来得太快是件危险的事情——这种诱惑是邪恶的，“我们应该有所防范”。但是长久以来，科学都依赖于想象中的普世真理”，即回到伊甸园的秘密不在于强化和地球的关系，而在于学会控制它，真该为此感到羞耻。不要惊讶，那些被认为最适合操纵它的其实正是已经在操纵它的人。
我们的文化一边引导我们排斥博爱精神，一边引导我们滥用自然资源，我们终于有了古希腊说书人嘴里的“悲剧性的弱点”（hamartia）。这个词暗指英雄人物身上的致命缺陷，即无论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高尚，英雄气概导致的错误臆断都将让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自光明之路而来，却可能会因“悲剧性的弱点”而以悲剧终结。
这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挑战。小说和电影中总是出现这种场景，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政客名流为了追求权力、满足控制欲而身败名裂的新闻报道。他们很像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主角维克多，一个疯狂地想要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人。当热情变成狂妄的时候，他创造了一个恶魔，然后自食其果。
“悲剧性的弱点”有药可解，其中一味良药就是大自然的智慧。正如奥格拉拉拉科塔部落首领路德·斯坦丁·贝尔所说：“旧时的拉科塔人是智者。他们知道人心离开大自然就会变硬，不尊重成长的人就会自取其辱。”到了正视大自然多样性的意义，从中吸取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它的时候了。
坦率地说，这堂重要的自然课——生态圈内涉及的种类越庞杂，其生命力就越强大的内容——实在不好把握。我们或许感觉自己已经伸出双手准备接纳了，但是接着就会掉进一个陷阱：我们以为自己在和别人建立联系，实际上是在试图让他们变得更像我们。
19世纪，很多人对美国印第安人保护区的恶劣环境感到痛心疾首。出于关心，他们计划建立印第安住宿学校，可惜最后声名狼藉。这些学校的初衷是从非欧洲的传统——语言、服饰、歌曲和礼仪——中“解救”原住民。他们选择“根红苗正”的原住民儿童——必要时使用强硬手段，用上等的白人文化培养他们。他们的口号是：“相信我们，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你们最好的。”最后，成千上万名孩子因此失去了宝贵的家庭和文化传承，甚至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虐待。
再回首，这类错误让人羞愧难当。虽然必须反省，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便成了另一种自我放纵。这种自我放纵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它是另一个让我们丢分的“悲剧性的弱点”。除了后悔，我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找到更好的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从一个在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一天，一只筋疲力尽的海鸟被海风吹落在鲁国首都的郊外。一个好心的贵族于心不忍，命人把鸟带回自己的宫殿，用自己的银碗盛满最好的酒端给鸟喝。然后，他命人杀了一头牛，为鸟准备了隆重的王室盛宴，甚至传唤最好的乐师九韶奏乐为鸟助兴。可是，惊慌失措的鸟一直拒绝进食。第三天，它死了。
那个贵族从来没有意识到鸟的天性和鸟的需求。他如果能够早一点儿领悟，就应该送鸟回到海边，把它安置在受保护的巢穴内，留下鱼肉，让它享受其他海鸟的关怀。这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他的“悲剧性的弱点”在于忽视鸟的天性，以为自己的意愿就是鸟的意愿。把自己的喜好想当然地看作大众的标准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就像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的结尾一样，如果所有人都自以为是，那么谁都不会顾及他人。有人不是这样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