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浴火重生
灾难和毁灭之后，新生命总是更强壮、更活跃。
……事实上，也许我们需要失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能够克服什么？为什么磕磕绊绊？为什么跌倒？又为什么能够奇迹般地站起来，继续前行？
——玛雅·安吉罗
1988年的夏天炎热、漫长。离我家不远的黄石国家公园遭受了一连串的雷击，触目惊心。当时，芽草和须芒草像纸一样干燥，很多树的含水量比烘干的木材还要低，于是大地开始燃烧。借着风势，星星之火变成燎原大火，窜到100多英尺高。夏季耀眼的天空一下子布满浓烟。
8月20日，这个被消防员称为“黑色星期六”的日子，风暴溪的大火在3个小时内推进了10多英里，直奔蒙大拿州库克市的小镇郊野。大火眼看赶上马队，就要燎着马尾巴了，牛仔牵着缰绳带着马队在大路上飞奔，身后浓烟滚滚，火焰翻腾。为了抓拍这一画面，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
事后，很多媒体称这场大火是近现代的第一场野火。其实人们对火并不陌生。是火焰塑造了美国西部的大地，产生了肥沃的土壤。不过，纵观历史，恰到好处的火并不多见。20世纪初期，人类视野火为敌，它甚至被描述为和狼、郊狼、美洲狮、鹰、猫头鹰一样罪大恶极的掠食者。在60多年之内，我们用铲子扑灭了每一场能被扑灭的野火。我们看不到也想不到，林地上堆积的越来越多的枯枝断木俨然成了一个“燃料堆”，要是在以前肯定已经被小火烧干净了。
气候变化极大地加剧了森林地面燃料过厚的问题：积雪面积严重减小，森林干枯，土地干旱，雷电之火和人类的粗心之过会酿成规模更大、温度更高、破坏力更强的火灾。1988年黄石国家公园的大火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在森林里犯下的错误对气候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秋雪冷却了炙热的土地。9个月之后，也就是1989年夏，我进行了里程达500英里的生态考察，在广袤的“黑树林”——曾经寂静的针叶林此时已是一副惨败的景象——之间穿行。有些烧焦的树皮裂开——这是严重烧伤的痕迹——露出光滑的雪白树干。不计其数的昆虫葬身火海。各类啄木鸟，比如金翼啄木鸟和吸汁啄木鸟纷纷飞去了食物更丰富的觅食地。大树失去了自己的“鼓手”。
第二天，我站上一块高地，10英里内的景色尽收眼底：到处是火灾废墟，2000多英尺高的山上岩石裸露，光秃秃的、被风刮得支离破碎的树木像破衣烂衫似的挂在上面，烤得皱巴巴的。
森林能够在遭遇野火后起死回生，部分归功于它应对灾难的技巧。美国黄松在生长期，低处的树枝会不断脱落——避免火焰像爬梯子一样顺着树枝烧到树冠。同时，经过数千年来对火灾的适应，它们的树皮越来越厚，能为珍贵的形成层抵挡过度的热。成年黄松林的树间距大，既方便储存水分，又不利于火势蔓延。早年间，北美西部的探险者对被大火改造过的黄松林一见钟情：林地开阔，阳光可以照进来，马车也可以穿行其中。
当剧变发生，比如野火烧过大地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植物的残余部分判断这个系统的承受力和恢复力。孕育新生命的种子是否被保护起来了？比如美国黑松的种子只有遇到火才能从爆裂的松果中出来，成为最早进入灰烬开始生长的树种。土壤是否坚实肥沃？蜜蜂和苍蝇是否还在这里飞来飞去，为幼苗授粉？地下含水层是否完好如初？大自然如果做好了这些绝处逢生的准备，就将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元气、重获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生命体系不仅要死里逃生，还要欣欣向荣。数千年来，植物、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在大火中练就了因祸得福的技巧。树木和大地储存的营养随着灰烬进入泥土，沤出异常肥沃的土壤。虽然大火后的黄石国家公园的景象触目惊心，但是9个月后，扭柄花、杂草和绣线菊已经闹哄哄地长满大地，高及膝盖。被茂密的树冠遮挡了近100年的小草终于重见天日。
植物的数量增加了，质量也提高了。有研究表明，黄石国家公园发生大火一年后，焦土上的杂草所含的营养物质比在没有烧过的土地上生长的同类杂草高30％。这对食草动物来说意义非凡。黄石国家公园的麋鹿盯上了这片植物——营养大餐可以使它们在冬天来临之前变得身强体壮。第二年，专门在枯木上觅食的昆虫成群结队地搬来了，不久，对昆虫垂涎三尺的动物接踵而至，树上又传来啄木鸟“敲鼓”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年，我一直对黄石国家公园魂牵梦萦，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细微变化让我感受到了重生的喜悦：一株幼小的欧洲越橘树从焦土中探出头，一朵紫菀在黑色的裂缝中绽放。野火过后，大自然展现了自己的节奏——有时快，有时慢，但永不停歇。每当我屏息凝神地环顾四周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野火的力量——火苗修剪过每一棵树的形状，每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对同伴敬而远之。大地在灰烬中崛起，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不会改变。
生命的进程——尤其经过燃烧后——既不能被阻挠，也不容被忽视。假设在新英格兰某个废弃的农场里，一小片林地失火。农场主雇来伐木工和开着推土机的工人移走了树干和被烧焦的树枝，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像刚刚犁过的田地一样。然后，农场主想都没想就走了，这块土地就此荒废。
但是，在大自然里没有“荒废”这个词。过不了多久，焦黑的土地上便会长出地衣和真菌，然后是蓟和牛蒡一类的野草，接着，繁缕草、灌木和草丛也悉数登场。最后，幼苗走上了长成大树的征程。很多树苗扎根在野花丛中，从紫罗兰到毛茛，百花盛开。这片新生的森林终将引来飞鸟和小型哺乳动物。研究表明，即使是一棵看起来不太合群的树也能将鸟的多样性提高近40倍。至于那些在大火前一直生活在森林底层的生物——蠕虫、甲壳虫和细菌，很多已经浴火重生，继续通过啃食野花、灌木和幼树的残枝败叶为土壤提供养料。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奇迹：自然界受到严重破坏的部分，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之后，通常会变得比之前更纯粹，然后这种纯粹将带来更大的丰盈。当老居民的后代出现的时候，生态系统将开始扩张——树长得更高，蘑菇长得更大，苔藓长得更厚实。
植物利用从太阳那里获得的能量生长繁殖，然后将这些能量传递给吃草的小鹿、吃坚果的松鼠和吃浆果的鸟。有些能量会在腐败过程中作为营养被传递。最后，太阳的能量——被视作由生长做的“功”产生的热量——在这个系统中被彻底地释放。这些有关生命的基本常识众所周知，结尾貌似一场灾难，但到头来它竟然是一次高度协调、轰轰烈烈、多层面的爆发式创作。
“1988年大火”之后，在黄石国家公园500英里的徒步之旅总是让我陷入沉思：我能从此类事件中学到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如今野火和我们一起进入了新时代，它现在被称作“特大火灾”——燃烧面积超过10万英亩的大火，以前实属罕见，现在已变得常见。2000—2013年，至少出现过12次特大火灾。这样的大火不仅火势凶猛，而且温度极高，被它烧过的土地萧索肃杀，没有滋养土壤的营养物质，森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复苏。
我在野火中参悟人生。因为成年之前，我的家庭生活动荡不安，我习惯把所有的紧张迹象当作危险的信号，即使是正常的意见不合也被我看成必须扼杀的火星，应该尽可能快地解决它们。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却不料冒失地扑灭了有益的火种。日久天长，积少成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也没有人尊重我。这些深植内心的潜意识限制了我日后的交往。长时间压制小火终将酿成大火。
不过，这只是我最初的感悟。我开始努力体会自己的内心，挖掘本性中那些勇往直前的核心品质。我搜集健康的“种子”，在麻烦过后迅速播种，让它成长。我知道大自然的火后重生是集体行为，是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展示，所以我也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灾难来临之时和他人相互照应。
俗话说，不破不立。有一种心理疗法是在设定的失控状态下，适当地引发焦虑或者抑郁，让人利用这个机会直视困难，学会应对挑战的技能，重新获得快乐的情绪，建立心灵的愉悦。大破之后必有大立。它让我们放弃徒劳无益的工作，认清不健康关系的危害。
那么，如果是更严重、更灾难性的破坏，比如遭受暴力或者亲人死亡呢？这些相当于黄石国家公园的野火——重创林木，险些催生不毛之地的极端事件。针对这类事件，我们要加倍小心地呵护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因为它们是大自然恢复生机的起点。
人在经历最痛苦的灾难之后可能惶恐不安、怒火中烧或者缩手缩脚，给莫名的激动、辱骂或骚扰可乘之机。就像特大火灾掠夺土壤的营养一样，重大创伤过后的激动情绪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改变大脑。有些研究员称，经历过创伤的大脑可能会出现“底部沉重”的现象，即大脑中负责产生警惕、恐惧及反应的杏仁核变得神经质，与此同时，控制情绪和思维的部分变得迟钝。灾难没有持续，却让我们陷入焦虑、抑郁、失眠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状态。
生态系统在灾难后的反应是层层递进的，种子、水、坚实的泥土和阳光一波接一波地为新生命铺路搭桥。受到创伤之后，人接受的第一波康复包括安抚恐惧。
受创者应该尽快开始运动。每天锻炼20～30分钟有助于缓解高度紧张的情绪，同时促进身体释放修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另外应该关注当下，可以安静地冥想，也可以留意自己选择吃的食物，正念就像绵绵细雨落在焦土上一样。
关于进行正念的场所，大自然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在从战场回家之后总是先到野外生活一段时间。“OB”（Outward Bound）、“谢拉俱乐部”和“老兵远征队”等拓展培训机构日益增多，帮助了很多人。走在野外的小路上，大脑既可以安静地思考，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创伤后分泌的有害皮质类固醇的水平。
在大自然里，你能够感觉到世界通过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树木通过真菌的网络输送养料，救助生病的枫树；狼为掉牙的雄性长者撕碎猎物；卡罗尔·努恩去世后，她救助的黑猩猩相互安慰。
自然的准则就是你的准则——毕竟，你是自然的一部分。善良友爱的人可以雪中送炭，比如，有些人会一遍遍地听你讲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可以陪你流泪；孩子能够让你在瞬间感受到“在那里”的美好生活；有些人给了你展示仁爱和付出的机会。正如斯坦利·库尼茨所说，心灵就是这样与不可避免地包括“失去的宴会”的生活和解的。
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苏珊·大卫博士提出，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自称有‘坏情绪’”或者在不断努力控制坏情绪。“人类自然、正常的情绪现在居然有了好坏之分。”她解释说，当我们错误地把悲伤当作负面情绪，拥抱一种虚假的积极感的时候，我们其实放弃了接纳真实世界而非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的能力。
“苦恼是通往有意义的生活的入场券。”
我们天生就有资本谱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善待自己，维系和他人的关系——即使只是几个贴心的朋友和家人也可以帮助我们绝处逢生。(https://www.daowen.com)
2005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之一。那一年，我和相伴25年的第一任妻子简不幸在安大略湖北部遭遇皮划艇事故。我们的船在急流中翻滚了约一百码后倾覆，我带着严重的擦伤和多处骨折死里逃生。简失踪了3天，搜救人员登天入地，从日出找到日落。最后，一只搜救犬在深茶色的河水中闻到了气味。5月末的一个下午，天空飘着阴冷的雨，简的遗体被绳索系上，从混浊的河水中打捞了上来。我就在不远的搜救指挥部，听到噩耗，我悲痛欲绝，瘫倒在地。我从此开始万念俱灰。
亲朋好友、邻里街坊的安慰让我感到温暖——有时我很需要他们的安慰——但是说效果显著还是有些牵强。我仍然沉浸在悲伤中，完全偏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心灰意冷地接受关心我的人的照顾。6月10日，追悼会在我老家的天主教教堂里举行——只有那里才足够大。我拄着拐从旁门走进教堂，哥哥紧张地跟在我身边，担心我摔倒。朋友和亲戚从全美各地赶过来。
我申请了一个房间，请来的朋友们讲故事。他们有节制地讲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也有令人愉快的故事。轮到我的时候，我向他们讲述了简的愿望，她常说，希望自己在离开的时候正在野外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如愿以偿了。虽然，我以为这一刻离我还有几十年，也许应该是在她作为一个老妇人最后一次露营的时候到来，她和我挤在一个羽绒睡袋里，透过帐篷的门帘看着满天的繁星。
简的同行急救医生和搜救队员大部分来自“红屋消防局”，他们把最大的一辆消防车停在教堂外面，升起消防梯以示哀悼。仪式接近尾声的时候，调度员发出了被称作“最后一页”——向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或为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致敬——的指令。
无线电里传出：“红屋消防员，派遣单。”然后停顿了几秒，空气中回荡着电流轻微的吱吱声。
“这是为了简·弗格森发表的最后一页。她在离世时正在野外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将会铭记她的热情和奉献。”
稍后调度员才说：“发送完毕。”现场一时寂静无声。然后响起一片抽泣声，教堂似乎被浸泡在了泪水中。
回首往事，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大脑里那个叫作恐惧中心的地方濒临崩溃——噩梦不断，事故重现，对未来感到担忧和绝望。但是同时，我在内心深处隐隐地感受到朋友，包括新朋友和我的两只猫替我分忧解难，陪我化解孤独的力量。
腿伤痊愈之后，我重新开始在大自然中长途跋涉。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要把简的骨灰撒在美国西部她最喜欢的五个地方，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实事求是的说法是，我本能地知道——就像沃尔特·惠特曼中风之后——我离不开溪流、勿忘我、鹿、熊和美洲狮。它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给我安抚，让我倾听内心的呼唤，相信悲伤终究可以在更宏大的生活中化解。现在，我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通过意外之后那些年的旅行，我慢慢放下了狭隘，走出了孤独，回到了这个无限包容的辽阔世界。阳光照进骨髓，麋鹿、狼群、松树、河流在我的血液里奔腾。
我的第三站是犹他州南部的“平岩峡谷”。简20岁之前被几乎致命的进食障碍折磨了很多年，就是在这里的一次户外课程使她摆脱了困境。她生前提出要把骨灰撒进大自然，这里是首选之地。
我开车从蒙大拿州出发，到达犹他州凯恩维尔村的时候，大地一片死气沉沉：路过的风暴每次都会剥走一层铁锈色的砂岩；深蓝色的天空明亮无云，热浪把人烤得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就在高速旁，紧挨着起伏的砂岩，有一片不及院子里的游泳池大的小草甸，红色的钓钟柳和橘红色的球葵交相辉映。杜松七零八落地悬在斯洛特峡谷的峭壁上。
我把装着简的骨灰的棕色陶罐放在行囊的最上面，从诺汤姆路附近的一排牲畜栏开始步行，一路向西，直奔西茨峡谷和荒凉的沟壑遍布的水袋坳。沟边的棉白杨长出4月的新叶，青翠欲滴。天差不多放晴了，只在西边还拖着一条乌云，尾巴搭在红色的岩石分水岭顶上。这里的自然总是变化得风驰电掣，势头凶猛，看不清来路的暴风雨在峡谷里铺下一面面水墙，砸开岩石，将棉白杨连根拔起。这便是全神贯注“关注当下”的另一个好理由。
一簇簇的阿帕切羽果树和金花矮灌木在风雨中飘摇；沿着潮湿的峡谷边缘生长的马尾草看起来像细长的芦笋；喜鹊倾巢而出，在10～12英尺高的空中飞上飞下地戏弄着狂风。而我要选一个中意的地方，那里有我中意的河谷和孤峰。最后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站在了圆顶礁国家公园东缘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的景色诉说着浩瀚无垠的时间变迁：古老的沼泽地在秦里层干涸；巨大的沙丘在纳瓦霍砂岩中凝固；曼柯斯页岩冻结了吵闹的浅海。
那天下午，我在空中扬起骨灰，风一下停了，骨灰悬在半空，慢慢地向北边的铁锈色砂岩飘散。接着我把勺子和罐子埋在了脚下的沙子里。然后我俯身把脸贴在一块温暖的岩石上。一片南瓜形状的云飘过我的头顶，消散了。一只准备在星百合上享用午餐的蜂鸟从我手边飞过，那么近，我甚至听到了它拍打翅膀的声音。这些不容错过的美好啊。在这里的几分钟弥足珍贵，我心中的结打开了。生命里的大洞似乎变小了，化作属于蓝天、平岩和牵牛花的大世界中的一个小黑点。
在经历了可怕的心理野火之后，我痊愈了。这是微缩版的自然系统重启的过程。就像新英格兰的那片土地一样，先是野火肆虐，紧接着是推土机的“蹂躏”，被遗弃的贫瘠土地却迫不及待地开始一点一点地重生。我也一样，生活还要继续。生活会给我带来更多的交际和更丰富的体验、更多的感动、更多的美好。我会像新英格兰的风景一样，迎接植物、飞鸟和朋友，终有一天，我受伤的心会再一次敞开。
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曾经提问：“第一个音符是下一个音符的一部分吗？或者说你只是从一个无限宇宙进入了另一个无限宇宙？第二个音符总是一种启示，出乎意料。”
不久前，心理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涉及约5000人。调研结果非同凡响：人类在和朋友或者家人相处时幸福指数趋高，但当一个健康的人走进大自然的时候，这个指数更高。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大自然在我们的心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我们与它的关系不同于其他任何关系。这些研究还得出了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自然相关性”可以作为独立评估幸福的指数。换言之，在动荡时期，那些平时和大自然有接触的人，哪怕只是片刻，也会表现得更坚韧，心理接受能力更强。
野火、洪水、地震、飓风时刻提醒我们记住藏在神话故事里传承了几千年的真理——生命的舞步总是在创造和毁灭、编织和拆散的平衡中跳跃，新生命总是更加强壮和活跃。一个古老的道教传说巧妙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使是最动荡的生活也有一张平静的温床。
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生活贫寒的农民。一天，马厩的门闩开了，他最忠实的那匹马毫不犹豫地甩开蹄子冲了出去，消失在山野间。
“太倒霉了！”邻居们难过地摇着头说。
“也许是，也许不是。”老农回答。
第二天，不但他的马回来了，有3匹野马也跟着回来了。它们出人意料地一起走进牲口棚，开始吃干草。
“太神奇了！”邻居们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也许吧。”农民只说了这一句。
第三天天亮以后，农民的儿子决定试骑一匹新来的野马。他刚爬上马背，马就开始奔跑。结果他的腿撞在围栏上，骨折了。
邻居们又来了，这回充满同情地说：“怎么这么倒霉！”他们真心替农民难过。
“也许是，”老农回答，“但也许不是。”
过了一天，一支凶神恶煞的征兵队来到这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搜罗年轻人，逼迫他们去遥远的西部山区打仗。结果，他们放过了农夫瘸腿的儿子。
“真幸运！”邻居们吵吵嚷嚷，被这样的好事惊呆了。
“也许是，”老农回答，“也许不是。”
其实我们和森林差不多，的确可以从最惨烈的事件发生后的废墟里站起来。虽然面对灾祸，大多数人很难像那位中国农民那样沉着，但是我们可以凭借聪明的大脑和世代相传的本能，从人类和自然的联系中得到安慰。人类之所以能够至今屹立不倒，是因为拥有坚韧的恢复力和长久的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