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起敬的先辈们：理想的国度与异域他乡

第三章　令人起敬的先辈们：理想的国度与异域他乡

我向他提问……而且不经意地说：“当然，我知道对你来说，用词语把它们讲出来是太模糊了……”但他却猛然打断了我的话，说：“恰好相反，模糊的是词语。无法把事情表达出来的原因在于它对于语言来说太明确具体了。”

——C.S.刘易斯《佩利兰德拉》（Perelandra）

要想用一章的篇幅把那些令人起敬的先辈们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先辈，如果别的一概不论，科幻小说领域起码是应当提到的。每一个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探寻着C.S.刘易斯所说的那些对于语言来说太明确的东西，那些我们感觉与我们很接近的奇异的东西，那些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被人们苦苦追寻的东西。

当我们扬帆驶入那早期探索性思想的海洋时，我们最好的收获来自18世纪。

18世纪是启蒙主义的时代，是浪漫主义观念得以形成的世纪。18世纪与当今时代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使我们为此赞叹不已，因为从那个时期以来新的知识不仅仅被看做是积累性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实验加以决定性的验证。在人们的头脑中，一个模糊但又至关重要的障碍被消除了。文明的本质通过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得到改变。在所有的科学当中，天文学主宰着科幻小说，这并非偶然。天文学的发现代表着一个根本的真理。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改变了欧洲的思想，接着改变了世界的思想。他们是通过艰苦的观测、事实的积累，而不是意志、法令去改变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们的成就。

系统的观察有助于创造更好的研究方法，反过来又会促进系统的观察。科学开始向前发展，思想观念得以改变。

艾萨克·牛顿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万有引力理论，该理论致力于通过一个物理原理来解释自然世界。[1]一位现代评论家这样说到牛顿：“他使人们获得希望，自然界的秘密可以全部得到解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它们绝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武断意志的迹象，而是有秩序有规律的原理的显示。最后，这些原理甚至可以揭示造物者自己的本质。”[2]这样的认识就表现在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头脑当中，他说：“每当想到发生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我就受到鼓舞，希望我目前的努力至少能给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我开始造人。”（第四章）

在这之前，这种惊世骇俗的想法是不可能出现的。真正的科幻小说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已经看到，爱伦·坡没有把握好他的科幻小说的形式。在他涉足写作的绝大多数科幻小说中，我们眼见他放弃了自己通常的哥特式小说叙述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教方式，只不过隐约地披着小说的外衣，或者就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如《梅隆塔·托塔》、《莫诺思与尤娜的会谈》以及《艾诺思和查米翁的对话》。

在这方面，坡表现出与他的文学前辈——乌托邦主义者、奇异的航海探险者以及利用神奇事迹来表达其观点的道德批评家们——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老一辈作家没有像安·拉德克利夫和她的追随者那样，通过使用悬念和人物刻画的技巧，致力于让我们感受他们的主人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的创作意图另有所指。当我们回顾基督教时代的开端，直到萨摩萨塔的琉善，会发现情况都是如此。

琉善的《伊卡诺-曼尼沛斯》（Icaro-Menippus）[3]的对话形式让我们联想到他具有某些苏格拉底的精神。在他的《真实的故事》中，一些情节、场景——特别是历险者们连船带人一起被一条鲸鱼吞进肚里的情节——往后可以延伸到闵希豪森男爵的故事，往前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的奇异故事。与此同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精神弥漫在他的整个作品之中。

一提到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就足以使我们想到那个至理名言，无论在普遍的科学和文明方面，还是在科幻小说方面，大多数贡献皆出自希腊人。科幻小说的许多重要主题、内容都是希腊人所熟悉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以对话录的形式写成，当属首部乌托邦之作。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散发着乌托邦的思想和异想天开的念头。在他的戏剧《鸟》（The Birds）中，厌倦了战争的市民与空中的飞禽联合起来，在天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鸟儿们成为世界的主人。在他的《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即使在本世纪也切实可行的主题：妇女们拒绝与她们的男人过性生活，直到战争宣告结束。在《青蛙》（The Frogs）中，阿里斯托芬把他的观众带到了一个远行之中，一个进入另一个世界——地狱——的远行。《和平》（Peace）一剧是首先为经历了十年战争的雅典而演出的，在剧中，特莱加尔斯（Trygaeus）[4]骑在一个巨大的甲虫的背上，飞上天空去见宙斯（也许琉善在描写他的曼尼沛斯登上天空时，想到了这次飞行）。

这种幻想中的飞行在喜剧中是允许出现的，但在悲剧中却是被禁止的。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

在《真实的故事》（True History）里，漫天暴雨和阵阵狂风将一艘希腊人的船只卷上了月球，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了。航行者们发现，月球的国王与太阳的国王为了争夺木星的殖民地而发生了战争。奇特而不可思议的魔怪被投入战斗。太阳一方的部属在太阳和月球之间修建起一座双层高墙，使得月球的居民们生活在长久的昏暗之中。月球一方最终投降了。

和平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是，双方向太白星（金星）派遣一个殖民团。航行者们驾驶着他们的船只驶往这个新的殖民地，然后转向空中的黄道带，离开太阳去登陆，直到抵达利克罗波利斯（Lycnopolis），这个居住着会说话的灯具的城市。他们也看到了“云中鹁鸪国”，目睹了一场巨人之战，访问了一个用黄金和宝石建造的城市。接着他们来到了梦幻岛，那里的歌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梦幻：

有些梦很长，美丽动人，而且令人愉悦，有些梦很短，而且丑陋不堪；同样，这里有金色的内容，也有低俗卑贱的内容。有些梦插上了翅膀飞翔，而且变得非常庞大，有些梦似乎只是为了排场和仪式盛况，为了神灵和国王；有些内容是我们在家里见过的。有些人迎面走来，而且像老朋友一样向我们致意问好；还有些人首先让我们去睡觉，极其庄重地对待我们，向我们许诺会使我们成为国王和贵人。有些梦把我们带回故国家园，使我们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又在同一天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在此地逗留了三十个日夜，享受了最豪华气派的款待，无时不即刻进入梦乡……[5]

这是关于梦幻宫殿的第一个描写，它在我们今天的小说里出现了好几个。

为了使纯洁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免受肮脏的地中海习性的影响，许多琉善作品的翻译者从他的文中略去了更富有趣味的段落——例如，他对月球居民们佩带人造生殖器的描写，这些人造器官显然功效不错。有钱人的人造生殖器是用象牙材料制造的，穷人的则是用木料制成。这种生殖器崇拜般的精巧装置足以使琉善不仅被称为第一位星际小说作家，而且是第一个描写假肢和电子机械人的作家。[6]

琉善的故事如今被看做纯粹的幻想，虽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当做推理小说而受到重视。这种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事例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琉善的一本两次月球之旅的小书中（现藏卡塞尔的国家图书馆）。这个版本有下面的编者脚注，还有一个后来的编辑者的补充，插在有关旅行者观看像月亮一样悬挂在月球天空当中的地球的文字之中：“现在的天文学家，我想，会认为我们之于月球恰如月球之于我们。虽然琉善的故事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我们发现，他的哲学见解是真实的（1780）。（月球不适宜人类居住，1887。）”

除了娱乐，我们不能期望从琉善那里得到任何别的东西，而他仍然在为人们提供娱乐。

随着几个世纪时光的流逝，星际旅行被人遗忘了，精神之旅成为另一种类型。人类在乘坐自己脆弱的文明小舟行进中取得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之旅，它很自然地在有关艰难的旅途故事中体现出来。然而中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致力于在地球的生活与天父之间寻找统一之处。用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话来说：“在所有哥特式想象的奇异表现后面，中世纪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看事情，但是我相信……外在之物只能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秩序的象征或标志，这个秩序是唯一的真实现实。”[7]

在那些时期，最接近科幻小说的可能是那些取材于希腊资源的动物寓言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动物被赋予人的属性，上演着道德的或讽刺性的故事，正如现在的科幻小说中的异类。通过卡克斯顿（Caxton）在1481年印行的译文，列那狐的故事在英语世界里成为这些动物寓言故事当中最著名的故事。列那狐和大公鸡喔喔啼也出现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修女和教士的故事”当中。另一个著名的动物是阿普列尤斯（Apuleius）的“金驴”，作者是琉善的同时代人。这是一个讽刺故事，一个人被变成了一头驴子，然后从驴子的视角讲述了它的主人做的各种各样的愚蠢和邪恶的勾当。这一变化是由于女巫的一个仆人的粗心大意而在不经意间造成的。这种故事总是数量很多，它们使人们向魔法靠得越来越近，使人们离科幻小说越来越远。

文艺复兴的曙光出现了，人们发展了思考和感受的新方式。他们重新发现了过去的传统，而且在这个过去的财富标志当中，重新发现了包括琉善在内的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琉善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出的著作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出现了好几个版本，他的著作在1634年由弗朗西斯·希克斯（Francis Hicks）译成英语。译文得到广泛的阅读，《真实的故事》（True History）和《伊卡诺-曼尼沛斯》（Icaro-Menippus）对后来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说琉善激发了拉伯雷（Rabelais）创作《巨人传》（Voyages of Pantagruel），西拉诺·德·伯格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创作《在月球上的旅行》（Voyage dans la Lune），斯威夫特创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杰出作家都贪婪地阅读他们前辈的作品，因为作家们总是本能地从其他作家那里寻找他们自己的信念。但是在模仿和超越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之处，而且最具独创性的作家通常都是在其他作家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依此而论，琉善本人是通过对那些希腊历史学家的戏仿来构思《真实的故事》，他们把每一个细节都放大为比其开始时更壮观的东西；斯威夫特创作《格列佛游记》的起端是对安妮女王统治下的政治的微妙讽刺。伟大的作家是豪夺，小作家是窃取。

17世纪初期是一个奇妙的异想天开的年代，一个出现了伟大航行和发现的年代，一个创作出乌托邦作品和包含丰富死亡主题的戏剧的年代，一个视野开阔的宇宙和首次使用小数点的年代。它是清教徒移民先辈们远航的年代，是发现血液循环和发明克里比奇纸牌戏（cribbage）的年代，是建立大学和学院的年代，是建立殖民地、完善燧发枪的年代。探索发现无疑具有感召力，而且可能就是导致虚构的月球旅行增多的原因。

就在希克斯翻译的琉善著作出版的同一年，开普勒的《梦幻之旅》（Somnium）[8]在法兰克福出版了。此时距开普勒去世已有四年了。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是德国数学家、占星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开普勒的叙述以一个梦幻的形式构成，他的观察者杜兰科塔斯借助超自然的手段登上了月球。到了月球以后，科学得到表现，杜兰科塔斯在月球上漫步，就像最近通过望远镜所揭示的一样。这里的冷热温差与地球相比显得非常巨大。月球上会出现长达两个星期的可怕的夜晚，月光也不起任何作用。月球的气候与地球的气候完全不同，其地势地貌也差异巨大：山峦更高，山谷更深。地面被洞窟和洞穴贯穿。在月球的左侧，云层密布，大雨不断。

虽然开普勒将生命带到了月球，这些生物被制造用来适应月球的环境，但书中没有细节的描述，只是给人留下了多样化和怪异的印象。有一句话使人预先领略了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大地上出现了东西——它们在群山的山梁上比较稀少，一般在同一天内开始并结束其生命，而每天随之出现新的后代。”

如今我们把这看做是幻想。然而开普勒将其纳入了他自己艰难地形成的科学理论之中。而对科学准确性的注重，是为两个世纪之后的儒尔·凡尔纳所预定的，仿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颖之处。

开普勒对于月球有一种科学的见解，他的《梦幻之旅》是一个直接的天文学阐述。他并没有创作乌托邦之国，然而乌托邦仍然被构建起来。

奇异的旅行与乌托邦的结合具有悠久的历史。只要一个作者把他笔下的旅行者带到地球上的某个神秘地区，或者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者去了未来，他都必须为他们找到一些要做的事情。从总体上看，作者相当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让他们的主人公讲解或者听别人讲解；另一类是让他们的主人公受到当地植物群、动物群，以及人类的力量的威胁，或者反过来，他们自身成了威胁。

如果这一分类仍然成立的话，至少怎样前往月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它在现实中证明了比任何故事讲述者所能够猜想到的都要昂贵。登月旅行的设备直到我们进入凡尔纳和威尔斯的时代之后才变得不是那么昂贵，但即使如此，巴尔的摩枪支俱乐部能够为自己的飞船提供经费，而卡沃尔（Cavor）[9]拥有自己舒适的个人手段。在这之前，只能指望大自然，或者一只气球以最少的支出来完成使命。

通过超自然方式进行旅行是最节省的了。阿萨内修斯·柯契（Athanasius Kircher）在他1656年的《星际巡游记》（Itinerarium Exstaticum）中创造了一个天使，她把主人公带上了天际的宏大远行以完成他的教育——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现在仍然可以运用于虚构类作品。

另一种省钱省力的旅行方式就是借助鸟类飞上天空。弗朗西斯·葛德温主教（Bishop Francis Godwin）的《月球上的人：或多明戈·冈萨雷斯的月球之旅记述》（Man in theMoon：or，A Discourse of a Voyage Thither by Domingo Gonsales）出现于1638年，而且流行了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葛德温笔下的冈萨雷斯分阶段地对天鹅进行训练，终于让它们学会了把他带上天空。这些天鹅，或者“gansas”，共有25只，它们列队成行，在航船失事时救起了冈萨雷斯。不幸的是，冈萨雷斯忽略了天鹅们飞行迁移的习性，结果他的天鹅队伍把他带上了它们的冬眠之地——月球。

冈萨雷斯发现月球是一个居住着巨人的乌托邦世界。巨人们的寿命很长，而且他们遭受的任何伤痛都会很快痊愈，即使把他们的头砍掉，只要用一种药草涂抹一下，头就会马上完好如初。他们根本不知道谋杀为何物，也不知道所有其他的犯罪行为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女性都是美丽非凡的——冈萨雷斯叹道——也没有任何男人想离开他的妻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和平安详的局面，是因为月球居民在婴儿出生之际就检测出可能成为罪犯的人，然后用船把他们运送到地球上，而绝大多数都被放置在北美洲（这是这种20世纪小说中大为流行的主意的第一次出现）。

尽管月球上有如此这般的快乐，有这样美丽的景象，冈萨雷斯还是要返回自己的家园。皮罗纳斯王子把珍宝赠送给他，他随着自己的天鹅们向着地球出发了——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结果被当做魔法师关押起来。

就在葛德温那令人愉悦的小说发表的同一年，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月球新世界的发现》（Discovery of a New World in the Moon）问世了。这是一部关于月球旅行之可能性的推测性作品，包括对月球上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讨论——涉及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众科普知识的内容。与葛德温的作品一样，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此书出现的时代因素已经成熟，而且随着人们对代达罗斯[10]的频繁回顾，事实上，更多17世纪和18世纪的市民开始谈论飞行的可能性。

威尔金斯的书影响了许多人，包括威尔金斯的一位朋友——不同凡响的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正是她引发了威尔金斯对飞行的想象。这个被遗忘的然而值得敬仰的女士确实是玛丽·雪莱令人起敬的前辈。

可能还有其他的女性写过类似早期科幻小说的作品，对此作进一步的探寻将有所揭示。本书作者经过研究发现了曾经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名字，她就是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出生于公元1623年，真名是玛格丽特·卢卡斯。根据塞谬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和其他人的说法，她既是一个时尚的美女，又是一个古怪的女人。每当她前往查理二世的宫殿去接受国王的召见时，整个伦敦市民都倾城而出，以一睹芳颜。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大瘟疫和伦敦大火，最后于1673年去世。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对科学颇感兴趣。她曾就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的实验方法与托马斯·胡克进行过辩论。她的《哲学通信：或对于自然哲学若干观点的初步思考》（Philosophical Letters：or，Moderst Reflections upon Some Opinions in Natural Philosophy）发表于1664年。这是对霍布斯、笛卡儿以及其他人的著作的回应。为此，她在1666年，即伦敦发生大火这一年发表了《有关实验哲学的观察》（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她还将一本名为《对一个新世界的描述，即烈火熊熊的世界》（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World，Called The Blazing World）的小书（160页）作为该书的附录，这本小书后于1668年单独出版。在谈到这本书时，她称之为“纯粹的奇思幻想，或者（我可以这么说）异想天开的”。

读到第二页一半的地方，我们已经置身于烈火熊熊的世界了。一个年轻人同他的恋人乘船潜逃，这条船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中被吹向了北方。在北极，船只漂过了位于这个世界和烈火熊熊的世界之间的一座桥，非常靠近这个世界了。烈火熊熊的世界拥有自己的太阳，然而我们的太阳产生的光芒使我们无法看到它。这两个世界两极相对，相互平衡。

在这个光辉灿烂的世界里，全是半人半兽的生物——“蜂人”、“狼人”、“熊人”，等等，与莫洛博士的岛屿十分相似。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具有一种非常超前的思想，即我们可能会被某种非人类统治——要么是动物，要么是“人工智能”。她的世界中的首都叫做“天堂”，只能通过一个迷宫般的大门进入，这是一个充满理性和财富的地方。这使得公爵夫人能够进行一种乌托邦式的演练，就存在于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中的贪心和贪婪展开论争。

在对这个杰出的假想性作品的介绍中，作者宣称：“虽然我无法成为亨利五世，或者查理二世，但我会尽力成为玛格丽特一世；虽然我没有权力、时间，也没有机会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如同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恺撒大帝，然而，即便命运和命运之神不会垂青于我，不能使我成为一个世界的女主人，但我已经成为我自己这个世界的女主人。”

这是为一个自我营建之世界的合情合理的自辩状。

这种拓展我们经验视野的急迫愿望常常遭到嘲笑，然而这种愿望却深深地潜伏在许多人的心中，并且在约翰·济慈的话语中得到概括：“让幻想尽情遨游，愉悦从来都应在家外寻求。”在当前的语境下，弥尔顿可能说得更好：“忘情的欢乐来自飞翔的翅膀。”

我们赞赏富有想象力的跳跃。然而，想象与创新，就像它们求实、乏味的兄弟逻辑一样，要通过一小步一小步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前进。而且只有通过这些迈出的小步伐，我们才能追溯到科幻小说中突出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突出的因素）。

从想象能帮助人类飞翔的翅膀，到想象人类生来就有翅膀，这是迈出的一小步。罗伯特·帕尔托克（Robert Paltock）的《彼得·威尔金斯的生平和历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Peter Wilkins）于1751年问世，并且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都受到欢迎。在遭遇了船只失事后，彼得·威尔金斯发现了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男男女女都能在空中飞行。他与一个名叫尤沃克的女人结了婚，这对恩爱夫妻生育了七个孩子。按照孟德尔[11]的遗传定律，有些孩子长有翅膀，有些孩子没有。

同一年，拉尔夫·莫里斯（Ralph Morris）的《约翰·丹尼尔的生平和奇异历险记》（The Life and Astonishing Adventures of John Daniel）发表了，在书中，人类的飞行通过一种真正的“引擎”得以实现。这个引擎是一个平台，上面可站立两人，他们通过杠杆操纵双翼。约翰·丹尼尔和他的儿子雅各布就乘坐这种机器飞往月球。

前往月球的最疯狂的方式当属西拉诺·德·贝尔热那克（Cyrano de Bergerac）在《月球之旅》（Voyage dans la Lune）中所描写的。这是一个首次发表于1657年的喜剧故事，作者后来又发表了《太阳王国记事》（L'histoire des Etats et Empires du Soleil）。这两部作品一起被称作“另外的世界”（L'autre monde）。[12]

西拉诺以自己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把许多装有露水的小瓶子捆在身上。太阳通过吸取瓶中的露水将他吸上天空，结果他在几个段落的篇幅中就登上了月球。

于是就开始了所有描写月球的书籍之中最滑稽逗笑的叙述，西拉诺完全就像一个现代的科幻小说作者一样，滔滔不绝地对那些奇异现象进行纯属想当然的讲解。他在第二本书中亦是如此，在他登上太阳之后就熟练地解释起来——为什么他在太空没有胃口，为什么太阳的炙热没有燃烧起来，是什么引起睡觉的，他如何变成了隐形人，太阳上的居民如何以一种自然生成的方式从地面长出来，如此等等。

西拉诺遇见了《太阳之城》（Civitas Solis）的作者康帕内拉（Campanella），两人同时遇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下了这样一个罪行，这个罪行使现代的反堕胎主义者的观点显得异常温和。

“既然您是一个哲学家，”这个女人这样回答康帕内拉的问话，“那么我必须在继续行进之前向您吐露我的心事。

“为了用几句话解释清楚我来到这里的缘故，您千万要弄明白，我是前来指控一件针对我最小的孩子本人所实施的谋杀。这个残暴的家伙两次将其杀害，虽然他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对此番话语感到大惑不解，连忙问她，被两次杀害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得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女人回答道，“在其他的《爱情法令》中，有一条法律规定了一个丈夫能够拥抱爱抚其妻子的次数。这就是为什么每天傍晚每个医生都要到他辖区内的家庭去巡视，在对夫妻双方进行了检查以后，他会根据他们健康状况的好坏规定当晚夫妻房事的次数。那么，我丈夫的规定次数为七次。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就寝之前，我丈夫被我说的一些轻蔑的话激怒，整整一个晚上，我俩都躺在床上，但他就是不靠近我的身体。可是上帝啊，替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复仇吧，想一想他是如此不公平地剥夺了我应当得到的欢爱拥抱，居然让这个无赖男人进入梦乡，以至于让一个新生命被荒废了。

“我告诉您吧，他的父亲两次将他谋害，因为拒绝让他出生，造成了他不能来到人世，这正是第一次谋杀；而且这一来他就造成了这个孩子永远也无法出生，这就是第二次谋杀。一个普通的谋杀者都知道，被他剥夺了生命的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普通的谋杀者们谁也无法造成一个人永远也无法出生。我们的地方法官将会审理他的问题，让他罪有应得。如果这个耍滑头的无赖没有获得原谅，承认他如果不是害怕会生出一个暴躁易怒的人（作为在我造成的使他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下进行亲热动作的结果），他就会完成他婚姻中丈夫的职责。”

许多观众都知道，西拉诺是罗斯丹（Rostand）[13]成功但浮华的戏剧《西拉诺·德·贝尔热那克》中的喜剧人物。而一个现代读者在欣赏他关于月球和太阳的作品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除非这个读者指望从中找到一个连贯的哲学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恰恰是西拉诺没有提供的。他所提供的是由近代科学和探索发现所展现的一切令人激动的前景的概观。

西拉诺（1619—1655）与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同时代，但比他更为年轻，多恩是另一个为“新哲学让一切都受到怀疑”这一事实而庆幸的人。多恩无法使自己信服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一切理论都可以被强行用来为他的玄学之智服务。正如一位现代的传记作者所言：“事实上，他并不在乎新的理论是否正确，只要它们能为他的玄想提供材料就行。他希望感觉自由地运用它们或是抛弃它们。”[14]这种快意的混淆今天仍然停留在我们的思想状态中。作为个体的我们，怎样才能证实或者否定最新的天体物理学理论呢？我猜想西拉诺当时一定也处于同样的情形之中。

在月球上，西拉诺得到苏格拉底化身的陪伴，他说的一些话仍然保留着它们最初的力量，穿透了好奇之心和它的限定。

“如果有些事情你们人类无法理解（西拉诺的化身说道），你们要么想象它是精神性的，要么就说它根本不存在。这两个结论都是虚谬不实的。这个事实就是证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着上百万的事物，你们就需要用上百万完全不同的器官去认识它们。以我本人为例，我从我的知觉中知道什么把天然磁石吸引在极地，潮汐如何拉动海洋，以及一个动物死后会变成什么。”

所有的幻想故事的作者都要从他们的先行者那里汲取养料。斯威夫特从西拉诺那里获取了些许智慧——谈到他的作品，其翻译者杰弗里·斯特罗恩（Geoffrey Strachan）公正地指出：“这是从这样一个时代里产生的诗，在这个时代，诗歌、物理学、玄学，还有天文学都能够在一本书里平行出现。”

无须进一步详细列举前往月球的奇幻的飞行。玛乔丽·霍普·尼科尔森（Marjorie Hope Nicolson）完成了一部有关这一主题的权威性概述，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很少有比它更好的了。[15]菲利普·格夫（Philip Gove）对这一类型进行了界定，并且列举了仅限于在18世纪发表的215部登月游记。[16]

可能是我们仍然需要乌托邦。也许是这一信念的缘故，人类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生存状态，犹如当代流行的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完美幸福权利的信念，由于它假定性的虚假而导致了痛苦的产生。无论是何种情形，我们都敬仰那些为改善我们人类命运而努力的伟大的乌托邦作品，尽管它只存在于笔下，而非别的任何地方。正如萧伯纳所说，尽善尽美唯独在笔中的世界得到实现。

乌托邦主义或者它的反面以未来的每一个视野显示出来。如果创造出的一个未来的景象没有与我们现在的景象形成对比，那就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那些伟大的乌托邦之作就是科幻小说，并非如此，它们的创作意图通常都是道德性或政治性的。然而它们指向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这个世界的愚蠢行为得到消除或者抑制。

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于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四个世纪，它关注的是正义和非正义，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柏拉图使它成为像雅典一样的城邦国家。“我们建立此城的目的不是让里面的任何一个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而是让整个城邦尽可能获得幸福。”

这种形态中的社会被分为三个阶层：统治阶层，他们由于明智而公正善良；护卫阶层，包括国家官员等等；此外是工匠和经商者阶层。奴隶们的状态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是人体机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简短的编年史。

教育受到极大的关注，私人财产制度被废除了，国家开始控制婚姻和生育。

如今我们对此种安排产生怀疑。我们觉得，《理想国》要想有效运行的话，只有在它的所有居民年满五十岁之后才行。这个地方缺少我们特别看重的两样东西，那就是激情和对我们的统治者行为的制约。

然而柏拉图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我们丰富遗产的一部分。《理想国》偶然地包括了柏拉图的深刻意象，对现实的无知和理解是关于洞穴中的囚徒的一个大博喻，这些囚徒只能看到真实物体投射在洞穴墙上的影子。[17]（第七卷）

乌托邦有时以对话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的情形，这一形式正是从此书中得以命名。这个词的意思是“乌有之处”，或尚有争议地表示“美好的地方”。[18]莫尔的《乌托邦》于1516年首次用拉丁文发表，而1535年莫尔被斩首处死，1551年它被译成英语。

莫尔所处那个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充满残暴的非正义国家，诸如言论自由这样的观念是闻所未闻的。莫尔本人甚至连沉默的自由都被他的国王给剥夺了。（正如罗伯特·博尔特〔Robert Bolt〕的剧作《一个永垂青史的人》〔A Man for All Seasons〕所展示的，这个剧作后来被拍成电影。）当我们阅读《乌托邦》时，我们应当想到这些状况。

《乌托邦》表现出许多创造性构思，但它不仅仅在形式上受惠于柏拉图的作品，那时它几乎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现在我是否要去造访柏拉图的城市

它的名声飞越了整个世界

乌托邦主义者和城市的规划者一样，希望自己建造的产物井然有序，运行良好。市民们必须适应这种模式，就像被纳入城市规划一样。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相当友好、合情合理的地方，但是它的种种禁止性规定常常使生活在国家警察盛行的世界里的读者们感到有些寒意。莫尔的乌托邦市民们在外出时全都身穿一模一样的外套。在乌托邦里有许多城市，但都是一模一样的，“只要知道一个城市的情况，就了解了所有城市的情况”。市民们要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必须获得许可证。此外，“掷子以及其他相似的愚蠢而有害的游戏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别了，地球上的快乐享受！别了，拉斯维加斯[19]！令人得到些许慰藉的是，他们“进行两种与棋类相似的游戏”。

莫尔提供了更高的东西。他的小世界里制定了理性的法律，得到明智的管理。市民们拥有优美的花园和医院。奴隶们承担一切劳役苦工，雇佣军担负所有的战事。交谈、音乐、宴会受到欢迎，而艾尔啤酒店和妓院是明令禁止的，就像占星术受到禁止一样。书中许多篇章都显示了莫尔人性的一面，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

一个品行端庄的已婚中年妇女将待嫁的女子——不管她是少女还是寡妇——以裸露之身展现给求婚者。同样，一个德高望重、品行审慎的男人将求婚者赤身裸体地展现在女子面前……人体的天赋之能使得头脑心智的美德更加受到敬重和称道，是的，即使在聪明睿智的男人的婚姻中亦是如此。

这证明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凡破坏婚姻的人，在乌托邦里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康帕内拉让国家来安排婚配之事。）乌托邦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度，而且虽然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信仰而遭受迫害，但只有虔诚信教的人才被允许教育少年儿童。像莫尔这样清醒理智且颇具价值地在地球上争取更好去处的规划对于今天的我们变得非常遥远了。我们对于人的尽善尽美和大公无私战胜一己之私利这样的信念，比之早几个世纪的情形是比较淡薄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环境主义成为新的乌托邦主义。

我们已经见识了乌托邦理想之国的高尚传统——诸如约翰娜·瓦伦丁·安德烈娅（Johann Valentine Andrea）的《基督之城邦》（Christianopolis，1619）、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洲》（New Atlantis，1627）、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城》（Civitas Solis，1623。这是他激进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为此他曾几次被关进牢狱）、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lington）的《大洋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以及19世纪的作家作品，诸如塞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1872）、W.H.赫德森（W.H.Hudson）的《水晶时代》（A Crystal Age，1887）、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我们看到这个乌托邦理想国的高尚传统像下沉的轮船一样陷入了反面乌托邦的冰冷的深渊之中。这个可怕的进程在叶夫金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1920）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49）中得到概括。得到的教训是，人类用以控制自己的系统已经成为国家军械库中的另一种武器，国家通过它来控制其国民。

绝大多数乌托邦作品都以描述到达某地的一次旅行作为开始。旅行的因素是重要的，无论是像莫尔的《乌托邦》那样的通过海上航行，还是通过时间机器到达某个未来的国家。运动是一个两足动物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如I.E.克拉克（I.E.Clarke）所说：“奇异的因素是17世纪乌托邦作品中一个必需的要素。即使在那些最具洞察力和独创性的作品中，比如《新大西洲》，它们的作者所关注的是愿望性，而不是预见性。”[20]

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普遍信念降低了，对于科学技术的效用产生了深刻的质疑，甚至对已经确立的宗教的口头赞扬也减少了，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在随后的未来不太可能产生乌托邦作品。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岛屿》（Island，1962）——它与那些杰出的先辈们的作品一样，更像是一个论战，而不是小说——在世界气候发生变化之前，可能属于最后一部重要的乌托邦之作。即使在赫胥黎情有独钟的岛屿上，也有人靠毒品来维持生计，而且认定现实生活只不过是短暂的过眼云烟。在书的结尾，他们受到迫在眉睫的崩溃的威胁。

乌托邦的问题在于它们太过于井然有序了。它们排除了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而这些非理性因素是最近几百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它们本身可能是奇幻，但它们却拒绝把奇幻看做是人的组成部分——这正是针对大多数18世纪文学作品的一种批评，而本章探讨的正是18世纪的文学作品。无论它们可能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在它们之中没有能够产生一位莎士比亚——甚至一位洛夫克拉夫特[21]的空间。

然而在杰出的17世纪乌托邦作品中，却有一个几乎可以同时包容莎士比亚和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家，还有E.E.史密斯亦当如此。当然，我们还得拓展一下我们的范围，把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1667）列入乌托邦之作，当然，这部伟大诗作的力量是无可争辩的。诗作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是它对于一个没有受到破坏的地球的远景展望，而那些描述地狱的篇章，描述撒旦孤独地从地狱中飞离出来，飞越海湾上空，抵达上帝的新世界的篇章保持着它们的壮观气派。特别是撒旦，他像当今的阿波罗一样充满力量，试看他：

像一座火焰之塔腾空而起

飞入广袤的空间，他的战斗精神震荡着

将他困住的，

四周的一切，得胜而去。（第二卷）

弥尔顿和与他相距甚近的同时代诗人约翰·多恩一样，将“新哲学”注入到他的诗作之中。

在彼得·威尔金斯的帮助下，我们从弥尔顿想象的世界和令人振奋的诗作中返回地球。这个探险者威尔金斯与一个生有翅膀的女士结了婚，还与她一起生育了七个孩子。

威尔金斯的历险包含着另一个科幻小说的进行方式，即进入地下的旅程并由此发现了生活在地底下的人类。后来——而且是很快的后来——这个策略就发展为进入地心的旅行。

威尔金斯的船只在非洲附近遭遇危险。一股威力强大、凶猛狂暴的潮流将船只卷向南极，最后通过位于一座岛屿下面的拱道，这只船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地下世界，“我可以看到这只船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向下坠落，我想，它掉进了一个绝壁断岩，然后突然间带着我飞旋起来，海水在四周发出轰然巨响，并带着一种最奇特的声音冲击着岩壁”。船只在一片漆黑之中顺着一条地底的河流往下漂流，把威尔金斯送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那里生活着能飞行的居民。

这里还有不止一个后来出现在爱伦·坡作品里的东西。进入地下的旅程也使人们想到在彼得·威尔金斯十年之前发表的一本书——霍尔伯格的《地下世界旅行记》（A Journey to the World Underground）。霍尔伯格的书，还有康帕内拉的乌托邦之作——《太阳之城》，是爱伦·坡罗列在罗德里克·厄舍书房里的书籍之一——“多年来，这些书籍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还真不小”。[22]

反过来，霍尔伯格的作品不仅受到早期诸如阿萨内修斯·柯契的《地下的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1665）这样的地下游记的影响，还受到了《格列佛游记》的重要影响。然而霍尔伯格具有自己的独特观念。

路德威格·霍尔伯格（Ludvig Holberg）于1684年出生在挪威的卑尔根[23]。他是个酷爱旅行的人，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剧作为他带来了声誉。就在一年前左右，我惊喜地发现他的一部喜剧还在奥地利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上演。

《尼哥拉·克里姆地下旅行记》（NicolaiKlimii Iter Subterraneum）是霍尔伯格用拉丁文写成的，于1741年在德国首次发表。作品一发表就广受欢迎，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现在仍然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

这里又是突出的旅行游记因素。尼哥拉·克里姆在卑尔根附近的山上进行洞穴探险时，掉进了一个陡峭的坑道裂口，一直往下坠落了很长时间，跟爱丽丝一模一样。就这样，他进入了一个奇境，一个丝毫也不亚于爱丽丝所到的奇境——他掉进了一个位于地心的空间，成为又一个环绕中心太阳旋转运行的天体。

克里姆安然无恙地登上了行星纳扎尔（Nazar）[24]，奇异的是，这个星球跟地球非常相似，只是夜晚几乎与白天一样明亮。“而且啊，夜晚应当比白天更受欢迎，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那光亮显得更绚丽灿烂，它是厚重的苍穹从太阳那里接收到的，然后折射到这个星球上，如此一来，它看上去（如果允许我使用这种表达的话）就像一个普天共有的宇宙大月亮。”这里与地球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纳扎尔行星上的智力生物是一种能行走的树木。

这个新奇之处更是一种娱乐性质的，而非其他。须知，除了他们的树木灵性，这些生物起着与斯威夫特的利立浦特小人国国民和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国民相似的作用：让有理智的人反省他自己的非理智行为，让那些看上去很自然的东西显得完全颠倒。树木智力生物并不能有效地达到教诲的目的。他们发出的吼叫要胜于他们的严词痛责。

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这些树木智力生物还显示出地域上的差异。他们的怪异、矛盾之处通过一连串细微的乌托邦式特征一一展示在克里姆面前：在一个地区，农夫们是最受尊敬的市民；在另一个地区，国家给予一个市民的荣誉愈多，这个市民的行事就愈加谦卑，因为“他是共同社会群体的最大债务人”；在另一个地区，只有年轻人才可以担任管理的职责，而上了年纪的人，其年龄越大，就变得越发任性蛮横，贪图享乐，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在一个最奇特的国家，居民们从不睡觉。这样一来，他们就总是处于匆忙和混乱之中，而且对细节特别着迷和在意。克里姆在当地的一家书店浏览，发现一部《对大教堂的描述》多达24卷，而《草本植物的用处》（Of the Use of the Herb Slac）则多达13卷。然而这些独特怪异的情形没有任何一个得到发展，霍尔伯格让它们一一从我们眼中闪过，就像彩色幻灯片一样。对于绝大多数的遭遇而言，克里姆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介入其中。

克里姆经历了一些惊险遭遇。他被鸟儿放逐到了“天穹之处”（Firmament），发现那里全是猴群。一个迷人的猴女士向他求爱。“我想，即使受到失意爱情的复仇打击，也胜于让我的血与一个非人类之异类的血混杂在一起，发生破坏人类本性法则的丑事。”

于是暴虐命运的矢石交攻[25]就成为克里姆的遭遇。他被遣送去做划船的奴隶；经历了船只的失事；打赢了一场战争；成为夸麦特斯（Quamites）的皇帝——尼尔斯大帝；变得专横傲慢起来；发生了革命；设法逃离；掉进了他在十二年前坠落的同一个洞穴里！

如今，克里姆的旅行只是一种奇异现象，再没有更多的东西。使其黯然失色的是在它之前出现的两部貌似旅行游记的伟大作品：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两部作品都围绕着在地球的遥远之处发生的船只失事而展开故事，两者都是科幻小说种类令人起敬的先行者，两者都以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一流风格写成，从而确保了它们即使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

经常地，当人们谈论科幻小说和在它之前的准科幻小说时，我们就像一个穿行在一条杂乱不堪的巷道里的行人，而在篱笆围墙的另一端就是经过修剪栽培的文学花园。偶尔，巷道和花园交会在一起。这时，无论对于野生花草还是栽种花卉，前景都变得开阔起来。正是在笛福和斯威夫特的时代，当上一个世纪的纯科学领域取得巨大进展之时，伽利略和艾萨克·牛顿的发现还在提供思索推测的推动力。

在性格方面，斯威夫特和笛福属于完全不同的作家。作为一个牧师，斯威夫特属于他的朋友——安妮女王时代的伟大诗人蒲柏一类的名流传统，而作为记者的笛福更多地接近民众。我们在这里要抵御去讨论他们以及他们包罗万象的作品，尤其是笛福的作品这样的诱惑，而集中探讨那些出现在他们著作中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幻小说的因素。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是克里普门一个肉贩的儿子。他的一生都卷入了宗教、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旋涡与急流之中。他广泛地游历了欧洲各国。他是一个清教徒，出生于王政复辟的前夕，经历了南海石油泡沫危机。所有这些影响都在他最好的小说里显现出来。至于文学方面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些滞后了，奇异旅行的记述从它在16世纪70年代初次出现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几乎在每一个英国家庭里都能找到：班扬的《天路历程》与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小说一样，是在狱中写成的。(https://www.daowen.com)

在度过了繁忙多事的大半生之后，尤其是作为一个写出了大量文字的记者，笛福在步入六十岁之后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或者说是仿回忆录的创作，[26]如《莫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以及一部爱伦·坡和玛丽·雪莱都知道的书：《瘟疫年记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在他繁忙紧张的一生中，笛福共写出了550部作品。

《鲁滨孙漂流记》发表于1719年。小说刚一发表便大获成功。读者的欢迎和它的成就并行不悖。不管在过去的两百五十年中趣味、爱好发生了什么变化，此书之后还是一再地重印出版。鲁滨孙·克鲁索在他位于奥林罗科河口的孤岛上的经历（在他发现“仆人星期五”之前，他在那里待了二十五年）具有持久不衰的魅力，就像普罗斯帕罗公爵[27]在他的岛上，他也是被流放隔绝在世界的同一个区域。

如果人们要举行某种全球性的投票选举来决定全部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情节，那么鲁滨孙·克鲁索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脚印可能就是首先被选中的，或者至少就紧随在哈姆雷特父亲鬼魂的出现、奥利佛·特威斯特[28]请求再添一点饭，以及小耐尔[29]之死的后面。事实证明，那个神秘的印记是无法被抹去的。

《鲁滨孙漂流记》在科幻小说因素方面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荒岛历险的主题是历久不衰的，无论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的孤岛，还是前往另一个行星（正如雷克斯·戈登〔Rex Gordon〕巧妙创作的作品，以人名作为书名表明了其源流所在：设置在火星上的《没有星期五这个人》〔No Man Friday〕）[30]。然而在这些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

当鲁滨孙·克鲁索在荒岛的蛮荒旷野中建设着他已经离开并与之隔绝的社会的一个模式时，当孤独的处境迫使他安于独处幽居时，从克鲁索头脑中进行的节奏缓慢的思索中，笛福勾画出一种与世隔绝的独自安居度日的情形，这在我们这个人口过剩的时代很富吸引力。没有任何一个想象中的行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像《鲁滨孙漂流记》一样，表现孤独之人的处境。虽然书中对宗教观念的强调对于现代人的情旨意趣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只要对这部小说本身进行细心的阅读就会发现，它是一部坚实地走向真正的伟大成就的作品。正如一位批评家对笛福所作的评论：“他绝不是才华横溢的，但他几乎是化单调为神奇的。”[31]

笛福放弃了宗教秩序，斯威夫特则迎接着宗教秩序。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出生于爱尔兰，父母是英国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又与他分开了。这些事实——与埃德加·爱伦·坡的身世颇有相似之处——究竟对斯威夫特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意识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们是无法断定的。还处于婴孩时代的他被带回了英国，后来又回到了爱尔兰，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完成了他的教育。从此以后，他的希望和追寻就如同他的人生一样，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来回摆动。他在1694年被正式任命为牧师。

斯威夫特撰写了一本杰出的小册子，并且被深深地卷入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之中。由于他的政治抱负在英国未能如愿以偿，他返回到爱尔兰，在那里最终作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而赢得极大的敬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遭受着日益严重的癫狂疾苦的折磨，这个宿命有时会压倒那些原本就是最清醒的人。

斯威夫特的一生是神秘的，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浪漫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家都致力于揭开斯威夫特一生中与两个女人——他的“斯特拉”和他的“范尼莎”之间的关系之谜。他的遗体如今安葬在都柏林大教堂，身旁是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Ubi saeva indignatio ulterius cor lacerare nequit.”——“躺在这里那强烈的义愤再也不会刺伤他的心了。”

他的大量作品，绝大多数都像他生活中的女人一样，披着面纱出现，以匿名方式或假名发表。似乎是作为对此的回击，公众总要拒绝他最著名和最具生命力的作品的名字《对世界上几个遥远国家的游历：四个游记》（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in Four Parts，1726），坚持把它称作让人更觉亲切的《格列佛游记》。

幸运的是，由于其创作目的并非出于思辨推测，而是讽刺性的或者道德寓意性的，这部杰作没有被当做科幻小说，否则的话，完美的科幻小说当时就已告完成，而且这一类型很可能在它肇始之际就走向结束。然而斯威夫特的这部奇书拒绝任何类别的归纳，尽管批评家们无不试图将其归入某种类型。

斯威夫特运用了所有笛福熟知的手法，而且还有更多的东西——例如对地图的使用——他向读者表明，他的手里还有另一部关于旅行的厚实的书。斯威夫特熟悉他的琉善。他的头脑里还装着来自旅行游记书籍的各种各样的意象。和笛福、柯勒律治一样，斯威夫特为了自己的创作目的也运用了这样的意象，正如今天的科幻小说作家一样。的确如此，科幻小说与旅行之间的联系在80年代的紧密程度就像科幻小说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样。

初看起来，格列佛似乎与约克郡的水手鲁滨孙·克鲁索很相似——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在书中是个外科医生，能写一种简洁明了的散文，而且与他的先行者一样时常遭遇船只失事。然而格列佛证明了自己是任何作家能在虚构类作品中塑造的最聪明的主人公之一，他既单纯又诡诈，既鲁莽又懦怯，既是一个自认为无比诚实的人，又是一个随时准备见风使舵的人。把格列佛与斯威夫特等同起来是一个错误。

然而斯威夫特的读者们却很难使自己不去认同于格列佛。斯威夫特编织了多层的嘲讽之网，我们难免不在什么地方被它网住。

这四个游记让我们更深地陷入了斯威夫特的罗网之中。我们分享着格列佛为利立浦特小人国国民和他们琐细卑劣的行为而感受到的惊异，所以我们必然要承受格列佛在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的朝廷上所遭受的羞辱。在这两个最初的游记中，评判的重心是对人类行为的衡量；第三个游记，在前往飞岛勒普泰的游记中，我们看到智力、才能价值何在；而在最后的游记中，在前往智马慧骃和人形兽耶胡所形成对比的国度，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动物本性究竟是什么。

从这以后，这精彩的第四部分的游记就像天然磁石一样吸引着嘲讽主义者——也吸引着霍尔伯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吸引着威尔斯、赫胥黎，还有奥威尔。相对于温文尔雅的慧马族（那些慧骃们），卑劣肮脏的耶胡就是动物怪兽，或者从最宽容的角度看，就是农民和仆从之类。格列佛对耶胡们充满了厌恶之情。然而当他自己把衣服脱掉以后，他与耶胡们几乎形貌无异。于是乎，有次在他游泳时，一个欲火中烧的女耶胡向他猛扑过来。耶胡们就是人类。

这不仅仅是隐喻层面的一个真实写照。关于耶胡族的构思极可能来自于有关霍屯督族[32]和中美洲猴子的一些叙述。1696年，约翰·欧文斯通对于晃荡着丑陋大奶头的霍屯督族妇女的描述导致了斯威夫特对耶胡女人的刻画：“她们的乳头悬挂在她们的前脚之间。”斯威夫特的创造性才智受到事实的激发，并把它们转化到自己的叙述之中，使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结构脱颖而出。

在刻画有关耶胡族的画像时，斯威夫特似乎早在进化理论揭示出人类冥想意识中这样一个观念之前，就具有某种关于石器时代种族的可怕而又滑稽的幻象。或者说耶胡族是与慧骃智马族之“超我”（Super-ego）形成对比的“本我”（Id）。《格列佛游记》各卷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对于不同的解读具有开放性。

当然，斯威夫特有力的讽刺为《格列佛游记》赢得了与时共存的力量和意义。它是不可磨灭的，无惧时间的流逝，拒绝最终的诠释。

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萨克雷为反对者代言时，把《格列佛游记》（特别是第四部分）称作“一个恶魔，怒冲冲地叫嚣着，咬牙切齿地诅咒着人类——撕去了所有端庄含蓄的面纱，抛弃了尊严和耻辱之感；言辞猥琐，思想龌龊，暴躁，狂怒，污秽不堪”。另一种极端的类型就是那位爱尔兰主教——或者正如斯威夫特在给蒲伯的一封信中所揭示的——他阅读了这部书并且宣称他连一个字也不相信。

有什么书能够与斯威夫特的书相媲美呢？它无可争议地拥有人类的投票拥戴，在它问世以来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最初的三个星期就售出了10000册，随后在整个欧洲屡遭翻译和盗版，从此以后就不断地被删改、节选、续写、改编为卡通、制作为动画片，并遭受剽窃——而且被人反复阅读，一如《天路历程》的一个暗淡的翻版。

斯威夫特的目的是娱乐那些有学识教养的人。读者从他的人类观中发现了坚实的真理，而作者关于大人族和小人族的幻想，关于文明的慧马族、不死之种族的幻想，关于死者的拷问等等，无不具有永恒的吸引力。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这是通过某些最精密的语言所表达的某些最难得的智慧。

斯威夫特作品中许多最好的效果是通过格列佛盲目的骄傲自大而产生的，这种骄傲固执地借助于某些卑劣的或琐碎的观念来支撑格列佛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

在谈到英国（“我亲爱的出生的地方”）的贸易时，格列佛告诉他的主人智马慧骃，欧洲的船只是如何驶往世界上所有的海域，带回各种各样的货物。“我要让他知道，要为我们一位富有的母耶胡准备好她的早餐，或者替她预备好盛早餐的杯子，航船至少要环绕整个地球三圈。”这是蒲伯的《秀发遇劫记》中的归原简化手法（reductive method）。贝琳达小姐打开了她的化妆箱：

无数的珍宝当即展现，在这里

出现了世上的奇物异品，应有尽有。

这里的问题是一个理智的衡量判断。

而且，当“我的主人”正在纳闷，相对其他动物对于洁净的自然向往，为什么耶胡族对于污垢和龌龊如此爱好？“我本来完全可以轻易地为人类洗去独占后面那一条癖性的恶名，如果在那个国家有任何猪猡的话（不幸的是，那里的确没有任何猪猡），尽管它可能是比一个耶胡更高贵的四足动物，它无法假装更洁净，我卑谦地认为……”

而且，在飞岛勒普特，格列佛的翻译指出，他已经“发现，争取长寿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的欲望和渴求。无论是谁，当他的一只脚踏进了坟墓，他肯定会拼命地把另一只脚抽回去”。

这样短小的例子可以持续不断地列举出来。它们表明了一种流行的“错误理性”。如果我们认为《格列佛游记》是一个有关理性主义的重要论争（在所有其他事情当中它的确如此），那么在第四部分中激发评论家争论的许多问题就将消失了。想一想在他的四重迷宫的最后，我们遇见了智马慧骃——斯威夫特的纯理性物种。这是格列佛探寻行动的高潮，而且他全盘地、彻底地接受了他们的生活观——以至于当他返回英国以后，他竟然把爱妻和儿女都看做是耶胡，无法再与他们共同生活了。

在格列佛赞赏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对他保持警惕。他的名字并非毫无缘故地以“Gull”作为开头。用F.R.利维斯的话说，这是斯威夫特“狂热和傲慢游戏”的组成部分。这些马形的“理性”之子们是冷峻、乏味，而且居高临下的——对于他们子女的生活或是他们配偶的死亡也是态度冷漠的（格列佛也变得如此冷漠）。他们的词汇有限，想象力贫乏，这是了解斯威夫特对于他们的真实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而且乔治·奥威尔指出，他们还是种族主义者。[33]

奥威尔将《格列佛游记》列入他随身携带的六本书籍之一，但他却错误地将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混同起来，而且认为斯威夫特崇拜智马慧骃族。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斯威夫特在慧骃族文化中呈现的是一个警告。他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乌托邦为纯理性所支配，这就是结果：几近于死亡状态。耶胡族虽然很可怕，但他们是受压迫者，他们比自己的压迫者更接近生活，更具有生命活力——而且他们可能得到比一般的想象更多的斯威夫特的同情。奥威尔本应知悉这一信息，因为他显然对于自己的《一九八四》中的无产者们是既反感又同情的，而这些无产者们正是耶胡族的后继者。

在《格列佛游记》中，黑白不是相互对立的，即使在令人鄙视的利立浦特小人国，人们也通过了奖励美德的法律。斯威夫特断定我们的修养足以使我们同有缺陷的生活状态进行比较，并且足以明白（正如我们在阅读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时那样）文明教化的美德可能只能公开地从文本中呈现出来，例如通过一种纯粹文雅的散文风格加以表现。由于他的主题是“理性”，所以欣赏他的娱乐内容需要充分地运用理性。

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格列佛游记》仍然魅力不减，仍然给人以乐趣的原因：纯粹的奇异幻想通过纯真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出来，与此并驾齐驱的是它充满智慧的似非而是的悖论。我们必须认识到耶胡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耶胡族，如此我们才能超越耶胡族，如此我们才能将自己提升到斯威夫特本人讽刺性视野的高度。尽管《格列佛游记》的题材使萨克雷感到非常厌恶，但这部伟大作品的力量仍然会继续令我们心动不已。

从两部安妮女王时代的杰作——《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中，我们再去跨越三十年的时光，去审视一下另外两部同时出现的杰作。审视一下足矣，因为它们都没有直接归属于那些向科幻小说发展的文学源流之中，但它们对现代社会人类困境的关注，使它们具有许多激发科幻小说读者兴趣的东西。

伏尔泰（Voltaire）的《乐观主义的天真汉》（Candide）发表于1759年2月，随后两个月不到，塞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传》（The History of Rasselas：Prince of Abissinia）便发表了。后来人们听约翰逊这样说：“如果不是它们发表的时间相距如此之近，根本就来不及进行模仿，否则要想否认稍后发表的那部书的构思并非取自另一部书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独有偶，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的《未来的种族》（The Coming Race）刚好发表在巴特勒（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之前，结果让巴特勒煞费精力地想要证明他作品的构思并非来自利顿的书。

与《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一样，《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传》和《乐观主义的天真汉》一经发表便大获成功。从那以后，这两部书就不断地再版重印。约翰逊的书大约在一个星期内写成，伏尔泰的书在三天内写成：这两个事实足以让寒士街（Grub Street）[34]的现代居民们大感振奋。

这两部书讲述的都是背离乐观主义的劝喻性故事。伏尔泰的作品更加活泼轻快，但任何对散文的节律感到怀疑的读者都会被约翰逊叙述中高尚的忧郁所吸引：

读者诸君，要是你喜欢聆听奇异幻想的喃喃低语，急于追寻希望的缥缈幻影，要是你期望人到老年就会实现青春年华的承诺，而且今日之缺憾会通过明日之功力加以弥补，那么就来听一听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的故事吧。

这里有更多英国的乐观主义！

在试图逃离他所生活的幸福谷的过程中，拉塞勒斯遇见了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有关机械能量的知识使他赫赫有名”，他还建造了一个飞行器。这个机器节省了许多工作和时间，最后却坠毁了——之前它的设计者发出了很有见地的感慨：“如果坏人能够轻易地从空中发起进攻，好人又有什么安全可言呢？”

无论什么好的开端，结局总是糟糕的。理想和愿望总是受到挫败，寻找和到达一样令人失望。唯一的安慰就是从每一个出乎意料的遭遇中获得令人心酸的教训。

在《乐观主义的天真汉》中，情形一开始就不好，而且愈来愈糟糕。其喜剧性在于老实人和他的同伴——邦葛罗斯和居尼贡德，他们在每遭遇一次新的磨难之后，都要不恰当地得出乐观的结论。希望与行为之间的反向疏离完成了，事实就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繁杂之事当中——它们被依据个人的秉性加以阐发。

充满空想的《乐观主义的天真汉》最接近理想乌托邦之处是在黄金国（El Dorado），那里的街道是用黄金铺成的。在那里，快乐纯粹是物质性的，晚餐总是非常丰盛。这里不存在法庭和议会大楼，这里也没有监狱。然而科学之宫却拥有长达两千英尺的展馆，摆满了数学仪器和科学设备。此外，国王说出的笑话即便通过翻译也显得非常机智、聪慧。

伏尔泰是一位勤奋的哲学家，他的哲理之言遍布那些为数不菲的富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中。他在写作《乐观主义的天真汉》之前，头脑中就已经激荡着超现实主义的意识，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以下两个故事当中：《查弟格或命运》（Zadig，ou La Destinee，1747）和《外星巨人》（Micromegas[35]，1750）。在前一部小说中，查弟格对线索的观察使他断定王后的狗和国王的马都死了，这足以使他成为爱伦·坡笔下的奥古斯特·杜宾[36]的先行者。

在《外星巨人》中，一个来自天狼星座某行星的身材巨大的来访者和一个比他矮不了多少的来自土星的朋友到达了地球。他们从波罗的海中拿起了一艘船。这两位巨人把船放在其中一人的手掌上，然后用一个显微镜打量它，并且观察船上的人类，还与他们交谈。这里很可能受到了拉伯雷的影响，前面还提到了斯威夫特。然而这种让宇宙旅行来到地球，而不是从地球前往宇宙外星的颠倒写法却是典型的伏尔泰风格，其中的对话亦是如此。最后，这两个体型庞大的来访者送给地球上的人们一本书，他们还许诺说，从书中可以找到对宇宙的解释。

当巴黎科学院的秘书打开此书时，他发现里面空无一字，只有空白的书页。后来，在冯内古特（Vonnegut）的《泰坦族的海妖》（Sirens of Titan）中，从另一个星系历尽艰难发来的信息被解开后，却只发现只有“问候”的字样。

在《乐观主义的天真汉》中有一个让我们想到《外星巨人》事件的片段，这是老实人和马丁之间的哲理性对话中的一个片段，这段对话就像马克斯兄弟俩的对话一样：

“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你相信地球最初是大海，就像船长的那本大书里说的那样？”老实人问。

“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类东西，就像不相信所有其他的几个世纪以来强加给我们的奇谈怪论一样。”

“那么你认为世界的形成有什么目的吗？”

“让我们的头脑发昏。”

“你对于我给你讲的那两个在猴君国（the Oreilions）的姑娘的故事不感到惊奇吗？她们让猴子做自己的郎君。”

“一点也不。这种鬼迷心窍的事情丝毫也不奇怪。我见过许多奇绝异常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会让我感到奇绝异常的了。”

“你是否认为人总是在相互杀戮，就像他们现在这样？……”

“你是否认为老鹰一有机会总要吞噬鸽子？”[37]（第二十一章）

《乐观主义的天真汉》是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不久写成的，这场地震沉重地震撼了欧洲的文明世界，就像泰坦尼克号邮轮[38]的沉没震撼了爱德华时代的社会一样。特别是在《乐观主义的天真汉》和《格列佛游记》中我们对当时的时代深刻的印象，包括那些无时不在伴随着我们的血肉之躯的脆弱——那时已经由于梅毒的肆虐而变得更加险恶，对此，两位作家都予以关注。

按照任何严格的标准，这两部杰出的作品，还有《鲁滨孙漂流记》和《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传》都难以被划归为小说之类。它们跨越了种种类属——小说、游记、反面乌托邦。就此而论，许多今天的科学幻想“小说”都与它们十分相似。这四部作品是刚气十足的阳性智力大发挥的极佳范例，它们简洁明了地刻画人物，不关注人类关系中充满矛盾的双重性，一心一意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对外审视着，并对作者本人所生活的世界加以评判。

在这方面，出现于19世纪的这四大杰作与今天的一些科幻小说非常相似——例如布鲁斯·斯特林的《分离教派》（Schismatrik），或者罗伯特·谢克莱的《奇迹的维度》（Dimension of Miracles）——与那些在它们之前出现的平庸淡泊的月球旅行之作相比，则更为相似。

一种更加阴柔细腻的感受性表达即将出现，而且将博得文学批评的极大关注——如果说还没有完全影响着小说本身的话。有19世纪初简·奥斯汀（Jane Austen）、19世纪末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还有E.M.福斯特（E.M.Forster）、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以及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在描写方面细致入微的作家们；批评家们更多地倾心于这些比喻（tropes）和图腾，而不是那些更粗犷的描画。而那些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们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是巴尔扎克（Balzac）、斯汤达（Stendhal）、狄更斯、麦尔维尔（Melville）、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哈代（Hardy），他们的写作目的是创作出达到一种完整性的作品或系列作品。

从后一类的“伟大作品”中可以发现那些被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契（Georg Lukács）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史诗”的集中描写，这个史诗表现的是一个孤独的，而且通常是异化的主人公如何极力地反抗他所在的社会或者他所处的环境。

这种模式也可普遍地应用于科幻小说。向外审视的传统，将主人公置于他所营造或发现的世界之中去考验这个人的传统——它与讲述一个奇异故事的习俗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可能并不比鲁滨孙·克鲁索在荒岛上度过多年的时光更富有曲折性——继续全面地发展着。

本章所汇集的那些奇异的旅行、乌托邦国度、种种探险历险和各种讽刺之作，逐渐显露出可以明确无误地被称为科幻小说的诞生。要宣称它们本身就是科幻小说无疑会搅乱那有益界定的边缘。

它们全都封存在时间之中——没有认识到变化是它们所描写的社会的酵母。格列佛可以永久地航行下去，去发现那些失落在渺无人迹的茫茫大海里的奇异社会。这些社会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视野是温和的，是由18世纪的卓越常识所具有的温和性决定的，自然作用于人类，或者人类作用于自然都是偶然发生的。追求冒险事业和遭遇航船失事以令人愉悦的频率相互碰撞。

虽然这些作者们运用了我们可能要情不自禁地称为追求实效的幻想，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幻想而幻想，他们并没有把幻想看做一种内在的力量。鲁滨孙·克鲁索的内省性全都指向了外部世界，指向了他的造物主。即使是睿智多谋的老实人也是作用于现在，丝毫没有涉及过去和将来的更宽广的图景。

如果这些作品就是科幻小说的话，其中最伟大作品一定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然而恰恰是本世纪出现的这一类型及其模式的发展，使它们尽可能地显得与科幻小说具有相似之处。它们可能成为了样板，它们的论点和它们的精巧构思得到重新发挥——但须知那些掠夺了金字塔的人并不因此就使自己成为了法老们的至亲好友。

《乐观主义的天真汉》展示了世界富有诱惑力的腐败现象。仅仅五年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始于一场梦的故事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种类，这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贺拉斯·沃尔波尔的《奥特朗托堡》。这个新种类的特点是环境封闭，古堡寺院，孤绝远僻，情节复杂离奇，极力营造气氛而不在乎行动。随着哥特式迷雾飘过理性的时代，我们走进的不是士兵的世界，政治家的世界，水手、医生和旅行者的世界，而是梦幻世界。

放眼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发现向内审视与向外开拓已经结合在一起。有时前者成为主流，有时后者成为主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早已出现在《弗兰肯斯坦》之中。然而整整一代新的作家们无不步玛丽·雪莱的后尘，很快就使她的许多技巧像鲁滨孙·克鲁索的旧式滑膛枪一样显得老套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