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气体启蒙开窍的族类：维多利亚时代的视野

第四章　由气体启蒙开窍的族类[1]：维多利亚时代的视野

我徜徉在海滩上，用科学的童话，

还有漫长时光的结晶

滋润一个翩翩少年的心田。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洛克斯利庄园》

人们形成了许多有关科幻小说的观念。一方面，它可能被简单地看做一种娱乐而已，每一个故事或者每一部小说都与其他故事或小说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可能被更严肃地看做是一种方式，一种可以使一个文明从中反观自己的方式——尽管认为所有的作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创作动机肯定是错误的。我们的西方文化——它如今影响着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从非洲的部落首领到朝鲜的小提琴手——包含着许多神话和信念，包括认为存在着互不相干的文明。

有一个西方神话——如果这个用法准确的话——说男人和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这一发现可以在上个世纪的科幻小说中得到见证。那些能够使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里的居民们享受舒适生活的奴隶如今已经为机器所替代，由迁移性的天鹅所引发的偶然性的历险也被一种日益增长的历史的方向感所替代，这就是关于“进步”的观念。

对一些人而言，进步的观点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原理，尽管有不少像塞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样的作家对此持有异议。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写于1831年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概论中指出，基督教社会的动力能量倾向于社会平等。他预言道，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种倾向都将出现。

在托克维尔这样的文字出现以后，奴隶制被废除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与生俱来的特权受到挑战，就像因种族原因所导致的歧视受到挑战一样。普选权得到确立，教育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对妇女平等权利的争取至少已崭露头角。

所有这些进步我们都接受了，它们被写进了进步的观念之中。

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从这些进步当中也产生了大众心理的专横强力，这种心理动辄期望对所有的事情都进行裁决。尽管这种心理带着其固有的平庸，而且缺乏专业知识，它却不由分说地要对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所经历的一切横加控制。

我们必须相信，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但同时我们又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正是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作家们描写的疑难问题。这些疑难问题导致了虚假的极端看法，需要求助于文学的判断：凡是卓越的就无法成为流行的，凡是流行的就无法成为卓越的。这种两分法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这个问题是我们是从上个世纪继承下来的，一直也无法解决。

19世纪视野中广袤的空间、隐藏着的山谷，就像一个伟大的大陆一样横亘在所有对昨天的小说进行探索的人面前。

一个打量着这片领域的批评家能够看到那种认为科幻小说始于H.G.威尔斯的流行观点的错误之处。威尔斯站立在19世纪末期，站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在他的身后是六十年灿烂而浓缩的时期。

要把那些毫无疑问是科幻小说的作家，或者是科学传奇的作家，或者处于科幻小说边缘的作家，甚至根本说不上是科幻小说，然而对科幻小说有着极大兴趣的作家（例如刘易斯·卡罗尔）等等所有这些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全部列举出来，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流行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在这个名单上的作家，除了凡尔纳和威尔斯，许多人的名字早已被所有公众——除非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遗忘。

然而科幻小说的城市景观和形态却是在上个世纪确立起来的，是在一种在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城市规划行动中完成的，今天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压力下——如果还是在一种更大的程度上——生存下去。有些城市是人们心目中的巴比伦，有些则是新的耶路撒冷。作家们将它们的主题反复发挥，然后汇聚起来——它们在威尔斯的作品中重新得到集中表现。

笃信虔诚和物质上的乐观主义曾经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特点，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人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很多。今天，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象重现这段多彩的时期时，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关于怀疑主义，关于经受折磨的无神论的情形，以及那些对一个日益扩大的大众社会的疑虑，正如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表达的。这些灰暗的音调在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中找到了一个回响。从《弗兰肯斯坦》开始，科幻小说就成为一种表现焦虑不安的文学的典型。

典型的还有其他的“弗兰肯斯坦”主题——人的双重性，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由社会的双重性显著地表达出来——富人和穷人，这个社会的双重性被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2]戏剧性地标志为“两个民族”。

文学史家指出，19世纪30年代既是浪漫主义运动衰退的时期，也是小说普遍衰退的时期。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于1832年去世以后，小说就处于衰退之中。但小说在40年代重新崛起，势头很猛，且在整个19世纪其余的岁月里成为在想象性文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形式。在19世纪40年代杰出的新小说中有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几部小说——包括《马丁·恰泽尔威特》（Martin Chuzzlewit）和《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迪斯累里的《康宁斯比》（Coningsby）和《西比尔》（Sybil）[3]，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简·爱》（Jane Eyre）、《怀尔德庄园的房客》（Tenant of Wildfell Hall），以及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哈里森·安斯沃思（Harrison Ainsworth）、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乔治·博罗（George Borrow）、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 Trollope）等人的小说作品。

这些名字中的绝大多数对于阅读的公众来说都是陌生的。还有不少小说家通过时代的理性或者精神，衔接着30年代的低潮期。他们当中有雪莱的朋友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ck Peacock）和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

布尔沃-利顿[4]的生活轨迹几乎与昆虫的变形一样复杂多变，他的名字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涉世之初，他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布尔沃作为自己的名字，在中途则差一点成为南·埃平汉姆勋爵，而他最终的名字是爱德华·乔治·厄尔·利顿·布尔沃（Edward George Earle Lytton Bulwer），是第一任利顿男爵。在经历了作为摄政时期的一个年轻的后辈之后，他把奢华的思想灌输给了迪斯累里，最终成为维多利亚社会最坚实的支柱之一。

两年之后，在具有时尚精神的出版商亨利·科尔伯恩（Henry Colburn）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玛丽·雪莱的《最后的人》之际，利顿行文浮华的小说《佩勒姆》（Pelham）在同一家出版社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后来利顿持续地转向写作罪案小说和罪犯小说（诸如《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历史小说（诸如《庞贝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Pompeii〕）、神秘小说（诸如《赞罗尼》〔Zanoni〕），以及以特洛罗普的方式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小说（诸如《我的小说》），他同时还创作有剧本。

“布尔沃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时代的第一位作家吗？我对此毫不怀疑。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玛丽·雪莱这样写道。[5]不过我们对他的兴趣在这里必须限定于他有关超人种族的小说《未来的种族》（The Coming Race，1871）。

《未来的种族》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奇遇，他进入一个煤矿，跌进了一个沟壑，结果在地壳下面发现了一个与人类相似的种族，宁静地生活在灯火通明的洞穴里。这个种族有气垫船、自动控制装置、机械翅膀、可怕的武器，还有高大的建筑物。还有似乎受到约翰·马丁[6]影响的景象：

我的主人迈步走到露台上，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站在一座尖角塔楼的最高一层，眼前出现的粗犷和肃穆的美丽景色是无以言表的——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巉岩峭壁，中间是长满色彩绚丽的草木的神奇谷地。河流和水溪闪闪发光，水流处闪烁出玫瑰色的火光，无数的灯火闪烁使静谧的光泽弥漫了此间万物。这一切所构成的整体之美使我的言语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是那样的壮丽，又是那样的忧郁；是那样的可爱，又是那样的可怕。（第五章）

这是伯克的极度崇高之美！

生活在这些洞穴中的种族名叫“维瑞尔-耶”（Vril-ya），是根据一种友好、和善而且具有大自然全能力量的“Vril”命名的，他们就是依靠“Vril”的力量控制了他们的世界。“Vril”是一种“自然能量因素的统一”。这个合成词还进而构成了一种营养型的牛肉饮料“Bovil”的名字，还有“Virol”——一种营养型的类似太妃糖的食品，这两样东西大量地进入这个批评家的体内，在他年轻的时候对他的健康大有益处。维瑞尔-耶种族远不是生性好战的。猎捕危险动物的行动（还剩一些大洪水之前的怪兽出没）只留给儿童去进行，因为狩猎需要残酷无情，而“一个儿童年龄越小就越会残酷无情地去破坏”。利顿用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进行讲述。

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所有乌托邦小说具有的方式对地下的世界如何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进行一般性描述。其中有一个比较幽默的因素，因为有一个这里的异类女人爱上了我们的主人公——这些女人比人类的女人更加高大，而且更加凶悍可怕，在择偶求爱方面总是很积极主动。我们的无名氏主人公是这样说的，泽（Zee）“不是像一个女人那样打动我，而是像一个天使那样让我感到敬畏”。

他赞赏这个地下的世界，但发现它很是沉闷，他最终被爱上他的那个女人用双臂抱着，逃回了自己的世界。这个具有某些哲学意味的叙述是以一种忧郁而危险的反思语气结束的：

我愈是想到有这样一个族类，在那些远离我们视线的地带，在被我们的哲人圣贤判定为无法居住的地方悄无声息地发展着——他们的力量超过了我们最训练有素的力量模式，而且表现在美德方面，而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随着我们文明的发展而愈加变得充满敌意——我就愈是深深地祈祷，我们不可避免的毁灭者出现在阳光之下的时间来临得越晚越好。

这里是一个地下的种族（submerged nation），也许是对迪斯累里小说的一个回应。

这个地下的族类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的族群的后裔。有记载表明他们隐居地下的行动发生在“诺亚”时代之前的数千年里，然而这不符合地质学界的主流理论，“因为它把一个人类种族在地球上的存在置于远远早于人们认定的适宜于产生哺乳动物的地理形成的时间”。以这样的以及别的方式，利顿表现出一种对进化论有些混乱的兴趣。

在他的小说发表后的这一年，一只威力更大的枪瞄准了同样的目标。

塞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是那些卓越超群的作家中的一个，但他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卓越之感。他如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部作品是在他去世后发表的小说《众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1903）和他的讽刺性乌托邦之作《埃瑞璜》（Erewhon，1872）[7]。在书中，巴特勒的才智与他对科学的兴趣（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兴趣。与达尔文学说的追随者们站在一起，巴特勒通过他的许多作品为之进行论战，多年如一日）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整体上带有某种斯威夫特特点的作品。其结果就是一部远比《未来的种族》更生动的作品——尽管巴特勒认识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人们也不需要澄清抄袭之嫌，当思考某个问题的时间到来时，会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如果说对“维瑞尔”（Vril）和它的所有力量的使用使得利顿笔下的人物强悍有力而且令人难忘，那么埃瑞璜居民们的强悍有力和令人难忘是因为他们废除了对机器的使用。

巴特勒通过某种斯威夫特式的技巧展开了他的论点，虽然没有获得同样生动的效果：

面对着机器如今已是不具有任何意识的事实，人们对于机械技术意识的最终发展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抵御方式。一个软体动物不具有什么意识。想一想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机器获得了多么不同寻常的发展，看一看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的发展是何等缓慢。那些更加高效地组织起来的机器更多的不是昨天的产物，就像是最近这五分钟的产物——与过去时间相比较的话，可以这么说。为了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辩，假定有意识的物种已经存在了大约两千万年，那么看一下机器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取得了何等迅速的发展！难道世界不会再延续两千万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在最后什么怪物变不出来呢？把危害消灭在萌芽之中，而且阻止它们的继续发展，难道不是更加安全吗？（第二十三章）

这种推理在巴特勒之前的一代人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如今对于科学家而言却是最普通不过的了。而且还有其他对我们认为是正常之物的颠倒，最著名的就是埃瑞璜的居民们在生病时被当做罪犯，而成为罪犯时被认为是生病。希格斯——巴特勒笔下的主人公，亲眼目睹了这些手段的运作，因为他的主人诺斯尼博先生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贪污犯。

我并不认为，即使在我的主人骗走了一个轻信他人的寡妇的全部财产之后，会比一个人落在一个英国医生的手里遭受更加实际的痛苦。

《埃瑞璜》里有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标准的爱情故事。希格斯爱上了一个叫阿诺惠娜的姑娘，在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之后，最终与她一道乘坐气球逃离。

尽管《埃瑞璜》是富有才气的，但它几乎没有超越一种对流行主题、社会本质，等等的激烈的论争。如果我们把它与二十五年之后H.G.威尔斯创作的作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差异。在威尔斯的世界里，从《时间机器》以来的作品中，我们领略到一种巴特勒式社会的生动掠影，在这个社会里，机器已经达到完美的状态。

塞谬尔·巴特勒谈到机器自己制造机器，谈到人类成为机器的奴隶：“想一想煤矿工、煤炭商和运煤车辆，还有那些驾驶车辆的人们，以及运载煤炭的船只——机器们雇佣了一支为它们服务的大军！难道不是有更多的人致力于照料机器而不是去照料人吗？”（第二十四章）

威尔斯则向我们表明，例如在《当昏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Wakes）中，当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威尔斯所想象的，仅仅是巴特勒所担心的。[8]

这两种方式的差别不仅在于在《埃瑞璜》的发表和威尔斯小说的发表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还在于两人秉性上的显著差异：巴特勒很谨慎，而且——当所有的话都交代以后——还要回顾过去；威尔斯作为一个新人，急切地期盼着——当所有的话都交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激动人心的篇章，无论它将会带来什么结果。然而这两人之间的反差并非如此巨大。巴特勒具有一种深刻的嘲弄性的观察视野。他和威尔斯都会同意丁尼生的卓越诗句：“宁可要欧洲的五十年，而不是古中国的一个漫长周期。”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和感受了欧洲五十多年的作家，年事已高的小说家皮科克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格里尔庄园》（Gryll Grange，1861）中表现出对于任何一种现代进步的彻底的怀疑态度。在小说中，他唤起了一种古老的精神，怀着这样的愿望从亡者那里返回：

带着最深沉的激动不已的敬佩，

在你们用蒸汽哺育的，用蒸汽驱动的，用蒸汽送终的

由气体启蒙开窍的种族中

他将找回他的位置（第二十八章）

巴特勒和利顿都是很早而且很急迫地抓住进化论，并出于一种审美目的（巴特勒的用语）基本地应用于他们的小说之中。绝大多数科学理论，无论是否为此而创造的，都以这种方式被应用于科幻小说。

进化论的推测已经成为，而且仍然将是科幻小说的主题之一。它为人间戏剧提供世俗的观察视角。关于自然选择和适应冰川一样壮观的气势使我们的思想丰富多彩。这一点，以及对诸如“荒野时代再次来临”这样的迷恋——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进行探讨——可能不断地再现，只要存在对它们的潜在的刺激。如果包含着真理，类型的观念是不会耗尽的。它们就是这种类型，这就是存在的理由。

这里也许应当提到爱伦·坡的一个早期追随者——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Fitz-James O'Brien）。奥布赖恩是爱尔兰人，早年来到美国，在那里尽情地享受生活。在调情和狂欢之余，奥布赖恩还创作了几个具有真正科幻小说意味的短篇小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金刚石透镜》（The Diamond Lens），发表于1858年的一份报纸上。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爱上了一个生活在一滴水珠里的美丽女人——他是通过显微镜来看她的。正如它后来的模仿者（雷·卡明斯和亨利·哈塞）向人们表明的，这个故事很受欢迎。

这里出现的是无法接近的女人！“她那长长的闪烁着光泽的秀发随着她灿烂的面容而飘逸，荡漾着金黄色的尾流，就像天空中的流星划出的轨迹。……”

这滴水珠与文学散文不同，它干涸了。窥视水滴的人死于绝望的折磨。这不啻于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人是一个谋杀者。

如果认为奥布赖恩这个幼稚的故事在今天读来已不再滑稽可笑，那他真需要一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观念已经没有了吸引力，那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早已被抛弃了——错误地把“原子的世界”类比于太阳系的世界。而且，它的情节安排、语言表述，都没有恰到好处，应用自如。如果不是它的语言存在毛病的话，这个故事可能会被当成奇幻故事而流传开来。

《未来的种族》和《埃瑞璜》当属19世纪最好的乌托邦小说。（1901年发表的《重访埃瑞璜》并不怎么成功。）和17世纪一样，19世纪也产生了许多乌托邦之作，大多数都是由日益增强的工业化的影响所引发的。我们在这里只能向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卡莱尔（Carlyle）、梭罗（Thoreau）、爱默生（Emerson）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向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样的乌托邦主义哲学家们表示敬意，仅此而已。然而关于《昏睡百年之后回首往事》还应该略谈一二，因为它的理论已经超越了审美目的，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昏睡百年之后回首往事》（1888）的作者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贝拉米出生和去世的地方都是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瀑布（Chicopee Falls），但是他的小说背景却安排在未来时空的波士顿。故事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被失眠所困扰，在地下室打发夜晚的时光，在那里，一个催眠师会偶尔使他入睡。这似乎是对爱伦·坡和M.瓦尔德玛（M.Valdemar）的世界的一个回响。然而当韦斯特醒来时，他并没有成为死尸。他在1887年陷入沉睡，而现在是2000年。

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展现出来，相比之下，19世纪的波士顿就显得落后、陈旧了。“光明灿烂的新波士顿，到处是圆形大屋顶和尖塔、花园和喷泉，到处都是舒适惬意的生活。……”工业组织逐渐发展得更加大型化，导致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得的报酬。其结果是金钱被废除了。那么一个人又如何支付他出国的费用呢？“一种美国的信用卡在欧洲非常通用，就像当年的美金一样。”

故事里还有表明贝拉米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敏锐之处的其他特点。然而他的乐观主义以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婚姻不仅是出于爱情的考虑，与机器只为我们提供快乐还不一样。我们也不会平静地、有所收获地打发我们的空闲时光，去聆听布道或别的什么。当人类这种动物不得不按照一种非人的模式行事时，总是会藐视理性主义者的。

在贝拉米的作品里，就像在后来的作家那里一样，我们发现他对于未来的科技发展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预见，但同时往往没有抓住它的社会影响力。这与影片《目的地月球》（Destination Moon，1950）表现的第一批人登上月球的情形很相似，他们沿着月球表面的环形山走了一会，然后才想起通过无线电话与美国总统通话。1969年7月的登月行动得到预见，但没有预见到它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电视转播事件，受到几百万观众的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贝拉米的2000年的波士顿成为一个天堂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发明一种装置，为每一个在家中的人提供美妙无比、数量无限的音乐，适宜任何心情，随心所欲地开启和结束，那么我们就应该断定人类幸福的顶点已经达到。

如今电子产品和索尼随身听（Sony Walkman）已经实现了这种令人羡慕的情形，而且不仅限于波士顿。然而即使是波士顿居民，也没有因此宣称他们达到了人类幸福的顶点。这里又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问题的重现：一个作者的热切愿望压倒了他的预见。可是我们什么地方也没有到达——即使是乌托邦世界的乌有之处——除非我们的作者怀有期望。

从来没有人像19世纪的思想家这样，意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对比，而且急迫地期望消除这种差异。资本主义带给世界的财富使消灭贫困的希望成为可能。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观念大致产生于上个世纪或者在此之前的世纪，这个观念激励着卡尔·马克思，也激励着贝拉米。

虽然贝拉米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更加充满暴力、更加讲求实际的世纪里已经变得黯淡了，但它仍然具有一个动人的信念、一种诚挚的希望，对此我们只能羡慕而已。

《昏睡者醒来之后》被亨利·乔治这样的后继者所继承，为激进的经济学家，为一批在美国为获得相同结果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这部作品的影响传播到了欧洲，激起了攻击和反击。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

在谈论乌托邦作品时，还必须提到其中最好的一个。这是一个诙谐巧妙的故事，它在一本不引人注目的杂志中被人淡忘了许多年。它的作者是一个女人，描述的是一个只居住着女人的地方。故事中没有稀奇古怪的事情，没有尖刻的内容，只有一种宽泛的幽默情趣，表达出一种人性的魅力。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与它相同的故事。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34—1918）的《女人的乐土》（Her Land）是所有的美国乌托邦作品中最富有活力的小说。它带有淡淡的教喻性信息。有三个男人偶然在南美洲的某处发现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在这里居住的全是清一色的女人。这些女人们开拓了一片富足丰饶和幸福美满的乐土，母性观念支配着一切。逐渐地，这三个男人被“驯化”了。

在任何乌托邦作品中，幽默总是赫然地被列入要驱逐的名单之上，然而在《女人的乐土》中，三个男人对他们所处环境产生的不同反应获得了喜剧性效果。有一个事实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这里的女人虽然容貌秀丽，但对于男女之间的性爱却毫无兴趣。“女人的魅力”事实上只反映出阳刚之气。随着他们对这个奇异社会作出各自的反应，三个男人遭遇的命运也截然不同。

《女人的乐土》应当受到珍视。精力旺盛的吉尔曼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她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先驱者》（The Forerunner），还亲自为它撰写所有文字达数年之久。《女人的乐土》于1915年刊登在这个杂志上，之后就被人遗忘，直到1979年它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才重获关注。单行本上还载有安·J.莱恩所作的出色的介绍。1978年，妇女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语重印版，这个出版社确立了由女性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传统。

对于当今所有活跃在文坛的女性科幻小说作者来说，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肯定是一种精神激励。她的作品给予的主要启示就是对于社会状态的敏锐观察力。我们也发现她受到贝拉米和亨利·乔治思想的某些影响。

这一时期的其他两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乌托邦作品亦是如此，一部是英国作品，另一部是奥地利作品，它们都是在贝拉米的寓言发表两年后的1890年发表的。威廉·莫里斯既受到贝拉米的影响，也受到罗斯金的影响，他在《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描述了一个21世纪的社会，具有许多莫里斯崇尚的中世纪世界的特点。

威廉·莫里斯首先是个诗人，一个设计了许多东西的人，一个政治作家，还是一个散文传奇的创作者。他在1884年创建了“社会主义同盟”，还在这个同盟的刊物上首次发表了《乌有乡的消息》。莫里斯设计和制作家具、家用装潢用品——他的墙纸始终领先于时尚潮流。他信奉的是他认为的中世纪手工艺术的理想，即从事一份工作是出于对它的热爱。他的凯尔姆司各特印刷社出版了在上个世纪所能印制的当之无愧的最精美的图书。

《乌有乡的消息》于1890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并时而重印出版。它表现的是一个与自然及其本人达到和谐相处状态的人的梦幻图景，国家逐渐消亡了，机器被彻底捣毁。

批评家们发现对莫里斯进行评判十分棘手。埃里克·S.拉布金将《乌有乡的消息》斥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品”。[9]不难想象，对莫里斯的最深刻的认识来自C.S.刘易斯[10]，他有关莫里斯的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所有想象世界的辩护。首先来看语言表达：“有关莫里斯的风格问题不是看它是否是一种人工的语言——所有的长篇作品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语言都必须如此——而是看它是否是一种优秀的风格。”那么，在一种自然生存状态中生活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故旧风尚已不复存在：“我们所要求的是，这个创造的世界应当具有一些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智力或情感因素。”而且，作为最后一个因素，莫里斯笔下的世界具有本质上的真理。或者，就像刘易斯巧妙指出的：“他似乎远远地逃离了现实世界，按照自己的愿望创建了一个新世界。然而当他完工以后，其结果就像一幅确凿无疑的经历之画显现出来。”

刘易斯具有巧妙赞扬的艺术。他还论及莫里斯的幻想因素：“在文学作品中还没有什么群山能像莫里斯作品中遥远的群山一样，远离凡世。”

西奥多·赫兹卡（Theodor Hertzka）在《自由的乐土：一种社会主义的瞻望》（Freeland：A Socialist Anticipation，这是1891年的英译本的书名）中描述了一个可能更加实际的乌托邦。这个自由之地的乌托邦建立在非洲，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充分利用了现代的发明，还有一些它自己特有的东西。许多社会涌现出来——其中就有D.H.劳伦斯的“拉纳尼姆”（Rananim）[11]——试图将赫兹卡的倡议付诸实践。有人甚至驾船驶往非洲，然而这个实验并没有获得成功。

赫兹卡描写的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在1890年，即《乌有乡的消息》和《自由的乐土》发表的同一年，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的《恺撒的柱子》（Caesar's Column）以爱德蒙·博伊斯吉尔伯特的化名发表了。这部书和贝拉米的《昏睡百年之后回首往事》一样，在当时是很著名的。唐纳利展现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在1988年奋起反抗他们的主人，于是一场内战爆发了，文明走到了尽头。这里又有“两个民族”的主题，无产阶级没有沉沦下去，反而处于上升状态，正如他们很快在威尔斯的想象中所做的那样。

像唐纳利这样的作家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又受到强烈要求改革的社会主义愿望的激励，看透了文明的脆弱之处。相比较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正如它被称呼的那样）的20世纪，这是一个在19世纪90年代更来之不易的认识。他们的图书通常是说教性的，现在可能只是专家们研究的对象。而在当时的时代，它们塑造着公众的意见，正如它们本身的目的，并且有助于改善物质主义最糟糕的异想天开。它们代表着一种在理想王国中的历险，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

利顿在《未来的种族》中根据他的需要运用了进化论。而进化论在塞谬尔·巴特勒的作品中占据着更加中心的位置，他用了四卷的篇幅讨论进化论。[12]我们能看到进化论在威尔斯的作品里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然而还有一位作家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更加伟大，在他的作品中，对进化论的揭示几乎贯穿他所有的文学创作。

1873年，一部包含着惊险小说的读者们非常熟悉之情景的小说发表了，尽管它并不是一部惊险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人坠落到一个悬崖峭壁之上，悬挂在那里，身下就是大海，获救的希望微乎其微。

“通过那些相似事物之间的一个联系，即无生命世界在人类于悬疑中进退两难时用以吸引他们心智的东西，奈特的眼睛看见对面有一个镶嵌进去的化石，微微突起于岩石之中。这是一个有眼睛的生物。这对眼睛已经僵化并转化为石块，但此刻正注视着他。这是一个早期的被称作三叶虫的甲壳类动物。在相互之间隔绝了几百万年时光之后，奈特和这个低级生物似乎在他们的死亡之所相遇了。这是他的视线所及能够看到的唯一的曾经有过生命，而且留存了一个躯体的东西，就像他现在也有一个躯体要留存下来一样。”

这个生物仅仅代表着一种低级动物的生存状态，因为在它们的鼎盛时期也没有出现过由无数的板岩层所标记出的草原被一个无愧于其名称的有智力种族所涉足的情形。植物形动物、软体动物、有壳类水生动物，它们是这些古老岁月的最高的发展形式。每一个形成阶段所代表的巨大的时光流逝对于人类的尊严都是一无所知。它们是庄严宏伟的时间，但它们也是渺小的时间，而且它们的遗留物也是渺小的。他将在死亡中与这些低贱之物为伴。（第二十二章）

作品继续叙述了一个关于人类之前的生命的讲座——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富有诗意，充满力度，然而却与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带讽刺意味的爱情故事”背道而驰——它就出现在这个故事里。

这位作者就是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这部小说是《一双湛蓝的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它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中最薄弱的作品。在哈代的笔下，威塞克斯成为一个梦幻世界的范例，虽然它的边界距离现实世界的边界非常之近。在《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前言中，哈代本人将威塞克斯称为“一个部分真实，部分具有梦幻性质的乡村的范围和景观”。《一双湛蓝的眼睛》有自己的薄弱之处，但也大有为其进行辩护之人。丁尼生对它倍加赞赏，普鲁斯特宣称这是一部“在所有的作品中他本人希望能够最愉快地写出的一部作品”。[13]它为人们提供了哈代抗拒的无所不在的时空隐秘的畏惧意识提供了早期的证据。这一敏感性将在哈代的其他小说和诗作中，以及他的杰出的史诗剧作《列王记》（The Dynasts）[14]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F.R.萨瑟林顿（F.R.Southerington）对于哈代思想的有洞察力的认识强调了达尔文作品对他的影响。[15]哈代的视角是长距离目光显露出的孤独。这也许是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个变焦镜头，从《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中古老的埃格登荒原的景色，在那里，“世界和天穹遥远的边缘似乎成为一个并不亚于物质分界线的时间分界线”，通过诸如《林地居民》（The Woodlanders，1887）和《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这样的小说，直到气势雄伟的诗作《列王记》——它更像是对于意识演进的长篇的思索，而不是一部历史剧——哈代对人类进行了透视性的展示：是对于男人和女人在与他们相关联的环境中的一幅绝无仅有的全景画；在这个环境中，时间同机会和季节一样具有影响力。

从《塔楼双影》（Two on a Tower，1882）摘录的一个片段显示了哈代的方法。这是主人公天文学家斯威辛·St.克利夫的一个独白，被康斯坦丁夫人所打断，当时他俩就站立在他的塔楼的顶端，凝视着夜空：

“你很难想象，首先，可怕的怪物躲在那里，直到被任何具有恰当洞察力的心灵所发现——我们海洋中的那些怪物与这些怪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它们可能是些什么怪物呢？”

“非人的怪物，也就是巨型怪物。一个人很难知道还有什么比有形怪物更可怕的东西，也就是无以名状的巨大形体的怪物，直到他在头脑里理清了天上的星辰和它们之间的位置。这些怪物是天空中的虚无空隙和荒芜的空间……它们是让人类心灵坠落其中的深邃的洞穴，只剩下人的躯体！……难道我这样说不对吗？那些让他们极富想象力的头脑沉迷于那个宇宙深处的人们不过是耗尽他们的才智去获得一种新的恐惧。”

在撒满群星的宇宙面前，康斯坦丁夫人站在星辰闪烁的无数双眼睛下面，站立着，她领悟到一些真切的青年人的锋芒。

“而且对天空所拥有的宽广无边和无影无形再增添一种新的奇异之处，那就是它衰退的特性。尽管这些无穷无尽的星辰和亘古不变的苍穹具有种种神奇之处，应有尽有，但它们并不是永远无穷无尽的，并不是永远亘古不变的。它们像蜡烛一样燃烧消耗。……”（第四章）

在《列王记》（1904）中，哈代呈现了他那些有关进化推测的最后的重要发展，这些推测就出现在从《一双湛蓝的眼睛》中引用的、有关意识和智力发展的段落里。

《列王记》中的场景从凡尘世界（地球）转到精神世界——在那里，当支配所有人的“不可抗拒的意志”最终获得了意识，而且更多地按照人类的思想和愿望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世界，进化的最后阶段就会来临。在奥拉夫·斯特普尔顿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发表之前，还没有任何比这更大胆的预测出现。

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为他造就的特别气质和所磨砺出的观察力，使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充满活力。在一个新时代里受到创伤的人浪迹在浓缩的场景之中，展示在哈代的小说里。然而要把哈代看做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却是荒谬的。这里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哈代并没有为了新奇或者煽情的轰动效果而按照自然的或者旧有的秩序介绍他的变化，虽然他在其他方面并不反对煽情效果。他所讲述的变化作用于强化他小说中的深邃情感和运动，而且始终是从属于他的人物的生活状况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生活在绝大多数变化都显得短暂的环境之中）。

第二，而且更加微妙，还有一个语调问题。科幻小说的语调非常典型地快速和轻松，这与哈代的叙述声音是相去甚远的——例如，斯威夫特就在几个层次上更接近这一点。

而且哈代也不是一个特别崇尚物质进步的人。比如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脱粒机的新奇效果是一种不祥之物。这个机器不是解放劳动者，而是奴役他们。

第三，是有关天才的问题。天才人士完成他们必须完成的事情，有才之士去做他们能够胜任的事情。无论有多少不足之处，哈代都是一个天才，而科幻小说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仅仅吸引着有才华的作者，除了一两个例外。那些具有更大或更少才能的人从事别的领域的事业。

对于《列王记》的诗歌表现形式、它的多变的韵律、它的多种多样的精神声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它的主题，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哈代所喜爱的诗人波西·比希·雪莱，尤其是他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诗剧虔诚地继承了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诗作。哈代散文作品的倾向思路使他与后来的小说家联系起来：杰弗里斯、波伊斯、劳伦斯、戈尔丁，他们的创作都不属于哥特式小说传统。

哈代的小说是人物小说，而不是通过一个发明、一个奇异事物，或者一个新奇怪异来获得主要的吸引力。大约在《一双湛蓝的眼睛》发表的同一年，一部叫做《草原上的气流超人》（The Steam Man of the Plains）的廉价小说发表了（见本书第六章）。即使是最有偏见的读者也很难在任何程度上把这两部小说从情感深度、心智范畴，或者表达力诸方面相提并论。然而无可否认的观感是，20世纪的大多数科幻小说所遵循的不是“威塞克斯人”的道路，而是“气流超人”的道路。这种快速写就的文学作品强势地进入公众的阅读范围，导致他们接受了那些并非一流作品的东西，而且他们是急迫地加以接受。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忧的公众心理的强权现象。为迎接雨果·根斯巴克登场的道路已经铺就。一个新的公众群体发现了恒久不变的少年的欢快激情。

批评家的空间和急迫的任务使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科幻小说的贡献上。如今日本人在许多科技领域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像美国直到最近一直所做的那样，就像英国当年所做的一样。幸运的是，日本人还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创作科幻小说——世界把这个小说作为其词汇的一个基本部分而加以欣赏。这个荣幸被保留给了英语世界。它以单程票的方式走向世界各地。

也许是由于英语语言的灵活性，由于它对外来词语和概念的热情接纳，由于它的适应性，它能够极其罕见地铸造词语和提炼视点，去探寻人类的界定和人类在一个变化的宇宙中的位置。

然而其他国家正日益以满足或者刺激本地需求的方式进行着科幻小说的原创工作——在法国，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已经发出了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没有将科幻小说的最著名实践者的作品译过来的语言。

儒勒·凡尔纳在我们的前面幽灵般地闪现着，就像爱伦·坡那冰天雪地里的怪物身影一样，我们应当提醒自己，科幻小说创作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特权。

法国人也许能够列出一个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一样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在英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尼古拉先生——雷斯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 1743—1806）。雷斯蒂夫的一个传记作者把他誉为“一个预言家，他预见了原子、人造地球卫星、飞人和空中飞行中队、星际导弹、细菌学、原子能、共产主义，等等”。[16]这些论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雷斯蒂夫的作品《一个飞人发现的南方》（La Decouverte Australe，par un Homme--volant，四卷本，巴黎，1781年）。

关于这部作品——它可能受到过《彼得·威尔金斯》的启发——一位杰出的法国学者这样写道：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比空气重的飞行器，它是直升飞机和降落伞的结合，预见了飞行编队的建立，它们的炸弹将‘在未来时间的巨大空间中留下可耻的、恐惧和恐怖的印记’，而且超越那段战争时期，展望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将被废除”。[17]这最后的景象绝不是模糊的乌托邦白日梦：在《一个飞人发现的南方》和其他的作品中，雷斯蒂夫详细描述了关于建立集体农庄、五小时工作日、每周工作五天半、社区食堂、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以及惩罚制度的实际计划，全都是为了获得“对行为方式的普遍改革，并且通过这个改革获得人类的幸福”。雷斯蒂夫始终意识到人类的两性问题。在这方面，他对乌托邦文学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似乎洞察到了那个困扰人类一切社会的挥之不去的悖论。只有当一个社会能够有意识地回应人类本性的基本动机时，一种文明才能够进入乌托邦社会。人类本性与文明产生了冲突，然而这两者都必须在一个有道德约束力的群体里找到和谐存在之处。[18]

最后，由于不满足于描写现在和预言未来，他回溯到生命的源头，勾画了一种早于巴斯德一百年的关于微生物的理论，描述了一个预示着伯格森的创造性进化论体系，而且宣称他对于“一个神圣的电磁智力流”的信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泰尔阿·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将它称作“心智精神圈”（noosphere）。

从雷斯蒂夫·德·拉·布雷东那里，一个勤勉细致的学者可以追溯到通往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线索，以及从中汲取营养的大众文化运动。这个学者可能在某一天写出一部至今为止尚未发掘出的现代文化运动史，它的潮流与“空间小说”的商业化类型混合在一起——同时可能又与它相对立。这就是欧洲的“科学传奇”。

当然，替换世界的痛苦和欣喜也包含在一个把自己称作热拉尔·德·内维尔（Gerard de Nerval）的人的作品之中。内维尔从雷斯蒂夫的作品中找到灵感。此人生于1808年，与萨克雷和狄更斯相隔一代——只不过他生于法国，而且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此时的代沟更宽、更加危险，而作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可能比英国的更深、更宽。

内维尔是诗人、旅行家，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还是个自杀者。一天早晨，人们在巴黎的一条街上发现了他的尸体，被一根厨房用绳悬挂在一扇窗户的栏杆上，就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海月水母》（Aurelia）的第二部分在1854年发表之前。

《海月水母》的开头得到合适的赞扬：“我们的梦想是第二种生命。我从来都无法在穿透那些将我们与看不见的世界分开的象牙或角质的大门时噤若寒蝉。……”[19]《海月水母》以一种无序的方式表现了许多鲜明的意象，而且当它爆发出一种进化论的奇想情形时更是声色并茂：

……在想象中我被运送到一个黑暗的星球上，在那里，创造人生命的最初的细菌微生物正在奋力地挣扎萌生。从仍然柔软的泥土之中高高耸立着巨大的棕榈树，有毒的甘遂和莨苕缠绕着仙人掌植物，寸草不生的岩石像骨骼一般从这幅创始草图中延伸出来，凶狠丑陋的爬行动物蜿蜒而行，时而伸展着躯体，在茂密的野生植被织成的天罗地网中潜行。只有星辰的淡色光亮照耀着这个奇特地平线的泛蓝泛青的景观。而且，就在创造生命的进程中，一颗亮度更大的星星开始吸取它自己的未来光辉的细菌微生物。

内维尔的奇特景观被表现为内心的画面，部分是一种找不到其他宣泄渠道的痛苦的精神状态的产物——虽然这个故事讲述的还是内维尔，也许带着启示录的性质，他用皮带拴着一只活龙虾去散步，这表明了一种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心理状态。他把自己的磨难经历比喻为“先民们通过坠落入地狱的观念去加以理解的东西”。

另一个稍晚些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和内维尔的一样，似乎预言着另一个时代，他就是维里耶·德·李尔-亚当（Villiers de L'Isle-Adam，1840—1889）。人们一般认为他是第一个象征主义作家。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奇异激情的世界，并呼吸着这个世界的气息，在这个世界里还生活着拜伦、霍夫曼、波德莱尔、雨果、爱伦·坡，他们的存在光芒四射，十分夺目。

尽管存在着这些耀眼夺目的影子，德·李尔-亚当仍然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视点，这体现在他著名的剧本《阿克塞尔》（Axel，1890）之中[20]，还有那广为人知的台词：“生活？就是仆人们为我们效劳”，还有那些在走向超现实主义时更接近科幻小说的作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残酷的故事》（Contes Cruels）和《未来的夏娃》（L'Eve Future）。后者发表于1886年，德·李尔-亚当通过它讲述了发明家的故事，他创造了一个漂亮的机器人，并将其命名为“哈达莉”。哈达莉非常接近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会唱歌、对话，由电能提供动力，在她的金属胸部里面装有许多留声机唱片。

这个巧妙的机器人可以追溯到E.T.A.霍夫曼的《睡魔》（The Sandman）中漂亮而动作机械的“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在奥芬巴赫（Offenbach）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n）中被赋予了延长的生命。[21]

德·李尔-亚当的《残酷的故事》[22]比异乎寻常的残酷要好一些。这些故事讲述的内容包括：一个身患某种罕见麻风病的公爵；一场决斗，其中一个助手坚持认为是一场戏剧演出；一个漂亮的女人由于耳聋而与她的恋人们疏远了；为保证一个游戏成功进行的一种新机器，利用夜空做广告，等等。在后面的这个故事《天国的公众》中，如同许多其他故事一样，德·李尔-亚当用他的幽默感讽刺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特性：

“只要思考一下就能让人去想象这个精巧发明的后果。难道这个大母熊自己就没有理由为此感到震惊吗，如果在她美丽卓绝的熊爪子之间，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需要用紧身外套吗？”[23]

在为德·李尔-亚当所写的十四行诗中，奥尔德斯·赫胥黎用这些话语作为总结：

你让灵魂深深地汲取

无穷尽的东西，说：“其他的一切毫无价值。”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比德·李尔-亚当早出生十年。对于他，正如对那些更年轻的人一样，由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作品产生了激励的影响。凡尔纳的早期作品之一——发表于1863年的《气球上的五星期》（Cinq Semaines en Ballon），同坡于1844年发表的《气球骗局》（The Balloon-Hoax）之间具有清晰的关联。

爱伦·坡对科学细节的应用肯定吸引了凡尔纳。凡尔纳同样也欣赏坡的主人公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方式，就像凡尔纳作品中卓绝出众的主人公一样。然而爱伦·坡是一个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悲惨命运的诗人，而凡尔纳是面向外部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歌颂者。

同在内维尔的作品中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凡尔纳的作品中也发现了甚至进入地心的旅行。这象征的意义微乎其微。地下的空间让位于大海、大海的自然力量。然而，即使在凡尔纳写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在爱伦·坡的世界里寻找东西。1897年，他发表了Le Sphinx des Glaces（英语译文为《冰川上的斯芬克斯》或《南极的秘密》），这是对爱伦·坡《亚瑟·戈登·皮姆述异记》的续写，凡尔纳认为爱伦·坡的故事是不完整的。

凡尔纳的写作生涯始于戏剧。他写作剧本、轻歌剧，还有速写，还与小仲马相遇，并几度与他合作。

《地心游记》（Voyage au Cantre de la Terre，1864）是他早期的成功之作。从那时起，凡尔纳就大量地创作，并在这个领域获得巨大的声誉，以至于他这样说道：“我创造了我自己。”这个领域就是科幻小说。即使并非凡尔纳创造了科幻小说，他也是第一个使科幻小说获得商业成功的人，这也许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因为写作科幻小说而受到教皇祝福的人。连L.罗恩·哈巴德也没有得到如此殊荣。

凡尔纳出生在南特[24]，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熟悉航海的船只和港口的运输。还在孩提时代，他就曾试图出海航行，结果被人截住，还挨了打。不过他的父亲似乎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对凡尔纳的早期写作提供过资助。虽然凡尔纳是一个嫌忌女人者，但他仍然娶了一个好妻子并养育了一个大家庭。他进入了当地政府任职，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喜欢驾驶自己的游艇出海，这个大海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象征。他在19世纪后期的生活既是幸福快乐的，又是荒诞怪僻的。

从表面上看，凡尔纳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正如德·李尔-亚当是一个反叛的天主教徒。有一次在游历地中海时，他受到教皇的接见，教皇称赞他是一个有道德感的、教育人的作家。他在亚眠[25]去世，年事已高，载誉甚多。他的遗体安葬在一座宏伟的墓中，墓室上用纯大理石雕刻着他站立着的画像，但没有任何别的装饰。这一画面曾经用来装饰过早期的《惊奇故事》杂志的标题页。

作为凡尔纳的研究者之一，马塞尔·莫尔（Marcel More）提出，在凡尔纳勤奋的中产阶级表象后面是一个更为痛苦的人格。[26]通往这一发现的途径就是他在小说中只表现男性关系的做法，而仅有的少数女性，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符号而已。用一个英国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凡尔纳“从不屈就于通过描写情欲的场景来玷污他作品的页面”。[27]

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小说家和批评家，对于凡尔纳持有另一种观点。他把凡尔纳看做“一个宇宙的密码破译者”，创作以水、土、火、气四种元素为主题的各种各样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电流则是一种纯粹的火的形式。[28]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通过逻辑反对世界的混乱无序。极地地区是神圣的地方，因为它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形成了静止的位置。

这些论点阐明了小说的某些方面。人们阅读《奇异的航行》（Les Voyages Extradinaires）——这是凡尔纳小说的统称——就像翻越那令人劳累不己的山脊，当然需要一些引导帮助。这些作品覆盖了19世纪的最后四十年时光，游遍全球，在那些为自由而进行着战斗的地方，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凡尔纳是在强盛的帝国主义时代进行写作的。和威尔斯一样，他并不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但他却一点一点地席卷了世界，就好似吞食一块过期的长条面包一样。与后来的科幻小说作家诸如写作了《星际战船突击队》（Starship Troopers）[29]的罗伯特·海因莱因，以及波奈尔（Pournelle）科幻小说派不同的是，凡尔纳平静而含蓄地反对征服行为。他笔下的典型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反叛者或者被抛弃者，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尼摩船长——一个无国籍的人，《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1870）的中心人物。

比缺少女性人物更令人惊奇的是缺少宗教情感。在这些小说起伏跌宕的地域背景之中，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教士或者教堂。在最急迫的情形中，主人公们仅仅对上帝发出一种寻常的呼唤。不错，“十亿之城”（Milliard City）里有一座教堂——圣马利教堂。这“十亿之城”就是《漂流之城》（Une Ville Flottante，1871，英语翻译为《漂移之城》，1876）的首都，是一个人造岛屿，长4.5英里，宽3英里，它像一块浮动之地在海上漂移。同凡尔纳的其他机器一样，这个岛屿疯狂地工作、开动。然而却没有人去教堂做礼拜。凡尔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法国的葛雷格莱（Gradgrind）[30]。

在早期的小说中，通过详尽地描述进入地心的旅行、潜入海底的旅行、前往月球的旅行，或者乘坐一个彗星的旅行等这些奇异壮观的旅行，凡尔纳礼赞了人类的进步。无论机器还是机器的制造者都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于社会之外。然而社会是无法回避的。小说的调子发生着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越来越阴沉。后期小说中出现的不再是超级潜艇（super-subs），而是充满了邪恶的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城市（Stahlstadt）、污染的黑土地（Blackland）、拥挤不堪的“十亿之城”，甚至连最勇敢的科学家也显露出退化变坏、行为怪僻、盲目自信的迹象。引擎的英雄时代已告终结。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万物的中心已不复存在。

凡尔纳的未来的伟大土地美国——他64部小说中的23部都以此为背景地——日益显现出阴暗负面的方面，是德·托克维尔博士能够诊断的病症，出现了美圆外交，扩张主义盛行，机器心理大行其道。罗伯尔，1886年的《征服者罗伯尔》（通常被翻译为《云层的裁剪者》〔Clipper of the Clouds〕）中仁慈的主人公在该书的续作中作为一个破坏者重新出现（《世界的主宰》）。人和社会都黯然失色，人们一方面在驱使着他们的黑色天使——那些机器，同时又被它们所驱使。[31]萨姆·斯迈尔斯（Sam Smiles）[32]退却了，让位于尼采。

对凡尔纳作品的平庸的英语译文并没有影响到作者的广泛声誉，只是影响到了对作品进行更恰当的批评论断的机会。他叙述的语调是平缓的，他的人物形象是单薄的，而且他时常停下来进行讲解；他的世界是一个非感性的世界，为事实所困扰。这些都是他的消极方面，而且它们非常具有破坏性——即使他的作品被认为只适合于男孩子阅读，而且只适合于某一段时期。

他的积极方面包括对科学的可能性的痴迷追求、对活生生的地理学的一往情深、对自由的始终不渝的向往和对受压迫者的无限同情、对他生活的时代的政治现实的洞察——这与威尔斯的洞察并行不悖，以及他对一个好故事品味的孜孜以求。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使他的作品走进世界各地受到珍藏的书柜之中或是简陋的书架之上。当然，他的后继者们最看重的模仿因素却恰恰是他的消极特点。

逐一地对《奇异的航行》中的故事进行探讨并没有什么意义。相反，我们必须从他的一部早期小说的典型篇章进行探讨。(https://www.daowen.com)

它取自于《赫克托·塞尔瓦达》（Hector Servadac，1877），又称《乘彗星历险记》（Off on a Comet）。一个彗星掠过地球表面，载着包括北美、地中海和直布罗陀山岩的一大片土地飞入太空。在这个庞然大物上就有赫克托·塞尔瓦达上尉和他的传令兵本·朱弗。起初，他们无法理解他们周围的奇特现象，但他们所处的独特的处境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在旅程中遇到了其他各类种族的幸存者。当他们越来越远离太阳时，气温也变得越来越低。

探险者们手里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形。正如他们所期待的，在北面、东面和西面静躺着甘令海（the Gallian Sea），又平又静，就像一块玻璃似的。可以想见，寒冷冻结了大气，没有一丝风动。往南方望去，大地似乎无边无际，火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顶端，而火山的底部超出了人们的视线范围。即使从这样的高度观看——在这样的高度上距离会极大地抹平大面积稍微凸出的地形——地表面似乎布满了无数六边形的薄薄层面，而且造成的困难对于一个普通的步行者而言，将会是不可逾越的。

“啊，要是有什么翅膀，或者是一只气球就好了！”塞尔瓦达叫起来，他正观察着四周。接着，他从他们站立的岩石上往下张望了一下，补充道：“我们似乎被移送到一片化学性质非常奇特的土地上，这足以使博物馆的专家们感到困惑。”

“上尉，你注意到没有，”伯爵问道，“我们这个小世界上的凸出物是怎样遮蔽我们的视线的？瞧，这地平线是如何呈现为环状的！”

塞尔瓦达回答说他在戈尔比岛（Gourbi）悬崖的顶端看到过同样的情形。

“是的，”公爵说道，“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待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而且，戈尔比岛是它的地表面上唯一有生长物的地点。我们过了一个很短暂的夏天，谁知道我们是否会进入一个可能持续几年，也许几个世纪的冬天？”

“不过我们不必担心，公爵，”塞尔瓦达笑着说，“你知道，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像哲学家一样想得开。”

“是的，我的朋友，”公爵答道，“我们不仅要想得开，而且还不止于此，我们必须感谢仁慈的上帝，他一直友好地对待我们，我们必须始终相信他的仁爱宽厚。……”

在这天的傍晚到来之前，由于人为因素的介入，一次最重要的变化影响到了甘令海的状况。尽管寒冷有增无减，海面连一丝风都吹不动，仍然保持着它的液体状态。作为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水在这种绝对静止的条件下，会在气温零下几度的条件下保持不被冻结的状态；与此同时，实验证明，一个非常微弱的震动常常会使得它转化为固态的冰块。

……塞尔瓦达……将他这个小小属地的人员召集到海岬最顶端的一个突出的岩石上，他把尼娜和帕布罗叫到他的跟前，说：

“现在，尼娜，你认为你能够把什么东西扔进海里吗？”

“我想我能够，”女孩答道，“可是我敢肯定帕布罗会比我扔得更远。”

“别担心，首先由你来扔。”

他把一个冰块放到尼娜的手里，然后转向帕布罗说道：

“注意看，帕布罗，你将会看到尼娜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奇迹！扔吧，尼娜，使出你最大的劲来。”

尼娜把冰块捏在手里平衡了两三次，然后用尽全力把它朝前方扔出去。

一个突然的颤动似乎在一动不动的水面上引发了震动并传向远处的地平线，甘令海变成了一个凝固的冰面！[33]

也许有些荒诞，然而极其绚丽多彩而且极富戏剧性。当然它也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之上。这在之后的创作中得到回响。伯克的崇高之美获得了第一个华美闪亮的镀铬层（chromium-plating）。当更加严肃的作品走向消亡之际，凡尔纳小说中的神话向度特点却使它们得以延续——虽然它们的细节可能已经过时。1954年，瓦尔特·迪斯尼公司成功地将《海底两万里》搬上银幕，由詹姆斯·梅森扮演尼摩船长，在这之后，电影界就大力地开发起凡尔纳来。这部小说早在1905年就被拍成了电影。凡尔纳面前还有一个漫长的出版作品的生涯。

凡尔纳最初的极大成功恰逢铁路售书亭的建立，为人们带来了四通八达的廉价版本的图书，以及面对大众的租借图书室的建立，还有各种教育法案的颁布。[34]追求轰动效应，通常伴随着模糊的高尚的精神气氛，成为人们的极大需求，有关科学的布道日益变得像道德的布道一样受到尊敬。

凡尔纳对工作和激进的自由的布道如今并不是很受欢迎，然而对他最优秀的小说的高质量的翻译可能影响到对他的大量作品的重新评价。随着布托和谢什内弗这样的高水平评论家的出现，这种现象似乎目前正在法国出现。

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还必须提到阿尔贝·罗比达（Albert Robida），这位制图员、雕刻师和作家，是最早思考如何将19世纪的科技转化来为整个战争服务的人士中的一个。罗比达的思想观念于1883年开始出现在一份期刊——《漫画》上。这些观念后来于1887年在巴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名为《20世纪的战争》（La Gguerre au Vingtieme Siecle），并且提供了一种未来新武器的非凡的全景图，配有罗比达所作的具有壮观风格、令人赏心悦目的插图。同样在19世纪80年代，罗比达推出了第二套系列作品《电子设备下的生活》。两部小说的背景都安排在20世纪50年代。I.F.克拉克在论及罗比达时这样说道：他的观念是“第一个关于科技战争的主要观念”。然而罗比达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轻松欢快的，他的插图都是夸张而潇洒的，而且他的许多故事情节都是喜剧性的——例如，巨大规模的厨房满足着未来城市的需求，营养物在巨大的铁管道里传送。然而有一根管道爆裂了，汹涌喷薄的汤水把罗比达的主人公送回家中。

尽管采用了这种欢快的故事方式，罗比达仍然作出了许多卓越的预言。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进行的游戏。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瞻望未来成为一种嗜好。虽然那些未来的发明家或漫画家们可以轻易地构想出某种个人飞行器，带有绑在后面的部件和推进器，还有上面能拍动的翅膀，他们却很少能想象到这种发明创新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大规模的影响。相反，他们自我陶醉于如何将其应用于简化求婚求爱之行为或者使一个网球赛变得复杂起来。

自从第一只热气球升空以来——由蒙哥尔菲尔兄弟（the brothers Montgolfier）于1783年发送升空的——它就成为在想象中展现空战的一种愉快的努力。那些最初的纸制的新奇玩具很快被认为预示着某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然而其语调通常都带着五成的滑稽可笑，因为人们还没有受到教化，还没有以极大的严肃性去对待未来。

在这方面，一幅最早的气球画仍然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弗朗西斯科·格尔迪（Francesco Guardi），是与那些其他的威尼斯大师，G.B.提埃坡罗（G.B.Tiepolo）和卡拉勒托（Canaleto）等同时代的人，他在快要走到自己漫长人生的尽头时创作了《蒙哥尔菲尔气球的升空》这幅画。画面中，气球飘过吉尔德卡，威尼斯人在他们的柱廊下注视着它。他们身穿华丽的服饰，挤在一起，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新奇之物，满脸无可奈何的神态使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乡下人。通过格尔迪的画笔，我们得以看到旧的秩序如何受到呈现上升势头的新事物的挑战。

气球很快被用来为实际的军事目的服务。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发生在1840年，奥地利人使用了无人热气球轰炸威尼斯。在1870年至1871年巴黎被围困期间，气球得到广泛的使用。

在这一时期，适逢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日益发展，一种更加热切的声调加入了对未来战争的推测。批评家们应当感谢I.F.克拉克（I.F.Clarke）对挖掘具有此类主题的文学，以及重新发掘出小册子《多肯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所进行的研究。《多肯之战》发表于1871年，正值欧洲均衡的力量由于德国对法国的入侵而造成急剧改变。

匿名发表的《多肯[35]之战》是由乔治·汤姆肯斯·切斯尼（George Tomkyns Chesney）上校所作，故事在创作意图上纯粹是告诫性的：警示英国要警惕德国的重新武装，还有英国的毫无准备。

他的叙述者是一个向自己的孙儿们讲述他所经历的战斗情形的志愿者。他讲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英国所遭受的一次入侵：现代的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当地的军队，尽管英军仍然坚持像当年在滑铁卢战场拼杀一样苦战不已，但最终还是被敌军击败，完全溃散了。单凭坚韧的勇气是无济于事的。在吉尔德福德，第一军团正在撤退；在全国各地，英军都陷入了混乱不堪的撤退当中。伍尔威奇，这个国家唯一的军火库被敌军占领。伦敦沦陷，英国投降了，从此失去了她的殖民地。

达尔文主义获得新的阐释：只有最适应变化的军队才能生存下去。它同时也提供了怎样讲述一个未来故事的视角。然而来自《多肯之战》的一个更直接的启示结果就是克虏伯军火厂[36]推出的那些新式的后膛炮。

切斯尼带着激情和真正的军事知识讲述他的故事。连他的争辩也以同样简洁的散文出现，丝毫不浪费笔墨。

是的，这个民族衰落的时候到了。可是当我这样一想，只要有一点坚定不移和自我否定的态度，或者有一点政治勇气和预见，这个灾难就有可能避免，我真的感到我们太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了。一个民族太过于自私而不去捍卫她的自由，她就不配拥有自由。对于你们，我的儿孙们，你们就要到一个更繁荣的土地去寻求新的家园了，在收留你们的国家，绝不要遗忘了这个惨痛的教训。

切斯尼的故事立刻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各方都激起了恐惧和兴趣。格拉德斯顿[37]公开反对这本“有害无益”的小书：“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流传到了国外，它们使我们在整个世界的眼中都显得非常可笑。”

它们确实到了国外。切斯尼发现了一个模式和一个神经中心。未来战争的装备、突然的入侵、微不足道的准备、不可避免的战败，以及民族的耻辱，等等，都公开在所有人的面前。反驳、翻译、模仿、戏仿等等出现在国内和欧洲国家；而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切斯尼故事的更多版本得到迅速印行。关于可怕警示的一个新的时尚开始了。

正如I.F.克拉克所说：“从1871年至1914年间，如果哪一年没有在某个欧洲国家出现某种关于未来战争的故事，那将是异乎寻常的。”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法国是第一个推出切斯尼故事修改版的国家，那就是《1875年的柏林之战》（La Bataille de Berlin En 1875）——一个使人感到安慰而不是惶恐不安的故事。

这都表明了切斯尼故事的声望之高，几乎是三十年之后的1900年，另一位上校，同样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了《多肯的新战斗》——这里的参照是众所周知的。切斯尼故事的最后一个版本是一个德文的译本——1940年由纳粹政权出版，此时正值英国面临着可能的入侵危险。

切斯尼现象绝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作为将军的约翰·哈克特爵士（Sir John Hackett）所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1978）获得极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即使在其视角的选取方面，哈克特也很明显地向那个早期的军人进行了学习。哈克特故事的序言是这样开始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参战方之间的敌对行动结束后不久，本书就出版了，这意味着书中的许多内容将是不完整的。……”

上个世纪有关那些并没有发生的未来战争的故事如今成为枯燥乏味的阅读材料，而且很难说这些惨烈可怕的警示故事就是科幻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传统处于非常繁荣的状态之中，而且H.G.威尔斯的《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就属于这个传统。威尔斯写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作品，而且在这方面他并非孤军作战。他可以与威廉·勒·凯克斯（William Le Queux）形成对比，后者专门表现战争的恐惧。一个新的勒·凯克斯是欧洲每一次出现危机时的副产品。1893年法俄结成友好同盟催生了勒·凯克斯的《1897年在英国发生的大战》（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in 1897），发表在当年的一个杂志上，受到普遍欢迎，之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并引发了许多效仿之作，包括勒·凯克斯本人的几部作品。我们发现他在1914年的战争爆发之前还很活跃。

科学的理性主义与社会上普遍的强权主义相结合，确立了业已弱化的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60年代的小说的恰当表现途径。由于传统的社会时尚总要试图抑制它的对立面，所以在那些现实主义社会小说的下面流动着一股旺盛的奇幻之流——特洛罗普正是这种社会小说的一个成功的倡导者。[38]

整个庞大的邪恶的人为的文明组织，

它的所有未完工的房屋、出售的商品，以及铁路的外围设施。

正如克拉夫所说的，可能显露在狄更斯、查尔斯·里德和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里，然而最好的幻想作品并不需要完全抛弃理性和责任。霍桑和麦尔维尔对美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奉行改革的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转向了《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的创作。梅瑞狄斯的《沙格帕特的魔发》（The Shaving of Shagpat，1856）是《一千零一夜》故事和哥特式小说的结合。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以他的象征性童话《在北风的背后》（At the Back of the North Wind，1871）加入了这个行列。怪异的奇幻故事保留在谢里丹·勒·范鲁（Sheridan Le Fanu）的世界里，他是爱尔兰诗人和记者，作品包括《教堂墓地的房屋》（The House by the Churchyard，1863）和《在一个暗色的杯子里》（In a Glass Darkly，1872），收有经常被选入文选的短篇故事，如《绿茶》和《卡米拉》。

勒·范鲁的代表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塞拉斯大叔》（Uncle Silas），发表于1864年，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同勒·范鲁一样受到敬重的是狄更斯的朋友——威尔基·科林斯（Wilkie Collins）。在某些鸦片酊的作用下，科林斯在1868年发表了《月亮宝石》——一个故事性很强，而且具有奇异因素的早期侦探故事：那不可信赖的东方人、双重性的生活、在鸦片作用下进行的犯罪，以及一种强大的迷信意识的潜流，这个故事对狄更斯最后那部未完成的小说《埃德温·德鲁得的秘密》（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不无影响。

在之后十年里，即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故事讲述者，他的故事具有一种阴沉和强烈的神奇性，包含着几个层面的意味。这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发表于1886年的《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39]。

其叙述框架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爱丁堡的医生如何发明了一种药剂，将他本性中的邪恶部分分离出来。不幸的是，药物形成了习惯性反应。那作为低劣本性的海德先生失去了控制，不惜实施谋杀罪行，最终遭到追捕。与其他几部我们探讨过的作品一样，《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始于一场梦，梦醒之后史蒂文森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在一个可诅咒的深夜，我把各种成分混合在一起，眼看它们在杯子里沸腾、冒气，等到气泡消失以后，我鼓足勇气将这杯药水喝了下去。

接下来是一阵最难以忍受的痛苦：骨头里嘎嘎作响，胸痛恶心至极，更有一种精神上的恐惧，哪怕在一个人出生或者死亡之时也无法超过这种恐惧感。然后这些剧痛和折磨开始迅速地消退，我好像从一场大病中苏醒过来。在我的感觉中出现了奇异的东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的感觉……这种新的生活刚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变得更坏，坏上十倍，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我的原罪做奴隶了。

即使在这样一部专门描写奇异故事的作品里，《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仍然显得非常奇特。史蒂文森意识到了它的寓言性，然而这寓言性究竟是什么呢？它关注的是人性的双重性吗？在一个躯体里同时存在着“天使和魔鬼”（用杰基尔的话来说）吗？它是关于理性与本能之间发生的冲突吗？或者就是杰基尔所说的“潜藏在我体内的残暴本性”上演了“猿人般的把戏”，是一种对于“人类堕落”的神话式的再阐释吗？且不论哪种解读会得到史蒂文森的认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可以肯定的是，杰基尔与海德之间同体共存的关系，类似于弗兰肯斯坦与那个使他遭到报应的怪物之间的关系。[40]

如今我们通过时间的衰减透镜（diminishing glass）来看史蒂文森，他在自己那个时代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部分来自于他个人体弱多病的历史和退居在欧洲南部海域地区。后来的H.G.威尔斯坦言他受到的影响，因为杰基尔是从弗兰肯斯坦到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和格里芬，等等，一直到往日的“疯狂科学家”和当今不可思议的冷静的科学家这样一类惹是生非的专家的传统中的一个。

在《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之前，史蒂文森已经写出了其他幻想故事，包括《新天方夜谭》和一个真正的震撼人心的故事《邪恶的珍妮特》（Thrawn Janet）。《邪恶的珍妮特》描写的是一个黑人接管操纵了一具女人的尸体——偶尔也从中离开一下。这是一种最初的杰基尔形象。然而史蒂文森的主要影响是作为一个讲述了诸如《金银岛》和《诱拐》这样精彩浪漫故事的讲述者而产生的，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里看到几位小说家，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效仿了史蒂文森轰轰烈烈的冒险故事——如果不是追随他暗淡阴沉的奇异故事传统的话。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的幻想故事别具一格，既不同于史蒂文森的创作——它要早于史蒂文森的作品——也不同于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

对于科幻小说的爱好者，1871年是卓有建树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发表了《多肯之战》和利顿的《地下的族类》，还发表了一部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而盛行的成人奇幻故事——《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

当然镜子开始融化，恰如一层明亮的银色烟雾。

接下来，爱丽丝穿过镜子，轻快地跳进了镜子里面的房间。她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看壁炉里是否真的有火，她非常高兴地看到了真正的炉火，它正熊熊燃烧，明亮的火光跟她离开的那个壁炉一样……接着她四下张望，发现在这个老房子里看到的东西非常普通，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然而其他的一切却恍恍然异乎寻常。

《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与它的前一部作品《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865）是密不可分的。尽管从名义上是为孩子们所写的，这两个独一无二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梦幻故事却包含着深邃的象征主义传统因素，想象、讽刺，以及玄奥的恐惧，还有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的种族主题”（submerged-nation theme）的重新阐释，这个主题出现在迪斯累里、金斯利、利顿的作品中。（第一部爱丽丝的故事最初叫做《爱丽丝地下游记》。）成人们在一个令人愉悦的表面上逻辑颠倒的游戏后面发现了这些因素。

爱丽丝笑了。“试一试也没用，”她说，“谁也不会相信不可能的事情。”

“我敢说你没有什么经验，”王后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总要试半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吃早饭之前相信了六件不可能的事情。”

比较一下：

“有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我想有四根。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看到五根。我来试一下看五根。”

“你希望的是哪一个：是想让我相信你看见了五根呢，还是真的想看见它们？”

爱丽丝和她永恒不朽的历险游记并没有构成科幻小说的部分。同样，她进入其他时空的历险和她经历的情形——普通寻常的事物发生奇异的变形（“知道吗，为了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你必须拼命地往前跑。如果你想到别的地方去，你必须比刚才那样快上两倍才行。”红方王后说），这与科幻小说的超现实方面有相似之处。卡罗尔笔下的各种奇异的动物，通常是来自神话传统的，它们常常穿着奇特的服装，介于贝特丽克丝·波特[41]的动物世界与“灰色透镜人”[42]的宇宙世界之间。

卡罗尔对逻辑的颠倒对科幻文学领域产生了某种显著的影响，虽然他把幻想性、严肃性和机智性巧妙结合起来的模式很难被人仿效。这一特点会时不时地从不少作家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包括亨利·库特勒（Henry Kuttner）、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埃里克·弗兰克·拉塞尔（Eric Frank Russell）和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

卡罗尔的方法也被人们所采纳。“格列佛是一个普通的小男人，而爱丽丝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C.S.刘易斯在《论科幻小说》[43]中这样写道，“要讲述奇特的事情如何发生在奇特的人物身上，就是让一件奇特的事情变得更加奇特。”这条规则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循。

除了卡罗尔这样的重要人物，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位次要的人物，另一位对数学感兴趣的学者——埃德温·A.阿博特（Edwin A.Abbott）。阿博特是一个莎士比亚学者和神学家，如今他最为人们所知的就是那本薄薄的娱乐性书籍《平面之国》（Flatland），首次发表于1884年，而且由于它的幽默性和独创性，它至今仍然没有被人遗忘。

《平面之国》的副标题为《一个多维空间的传奇故事》（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发表时署名为“阿·斯奎尔”[44]）——描述的是一个当地居民生活在两维空间的世界，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三角形、正方形、圆形、五角形，等等，但相互之间只能把对方看做直线时才能看到对方，因为他们只具有长度和宽度。在许多别的方面，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法律和秩序是这个“平面之国”的重要国策，由于女人是尖角形的，所以她们处于劣势地位。

这部薄书很难被归入科幻小说之列，虽然它符合了我们最初在内容方面的界定，但在形式方面却不然，它应该是直接的阐述之类，借助于黑板上的图表。然而这个故事始终吸引着科幻小说的读者，尤其是它对两维空间的简明叙述使我们想到，我们可能与“平面之国”的居民一样，相对而言无法知觉我们这个宇宙中的现实。

最近有一个对《平面之国》的有趣的注解，是鲁迪·拉克（Rudy Rucker）的故事《在一本〈平面之国〉中发现的信息》（Message Found in a Copy of Flatland），在故事集《第57个弗朗兹·卡夫卡》（The 57th Franz Kafka，纽约，1983年）中重印出版。拉克也是一个数学家。

我们急促的概述表明，科幻小说和它的许多主题在19世纪90年代末正进入繁荣时期。19世纪的多样化——它的成就和失望（我们今天仍然背负着它们进行我们的活动）——确保了这种繁荣。

在许多地方我们只能提到一两个标题。然而正是许多的这些标题——从最早的时期直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还表现在影响了那些不习惯读书的讲求实际的人们的头脑中。恰如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如果没有《弗兰肯斯坦》的话会变成另一种模样，所以巴西利亚[45]、华盛顿、堪培拉[46]的形态如果没有柏拉图的话就会是另一种情形。科幻小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没有用文字记述的文化的历史，充满了破灭的希望。正如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所说：“在受到很大压抑的科幻小说传统中，每一个这样的重要作家的成就（诸如柏拉图、琉善、莫尔、凡尔纳这样的名字）不仅完全能够，而且合乎情理地表明和代表一个基本上保持沉默的万马齐喑的不光彩时代的可能性。”[47]

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按照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应是何种动物呢？

把科幻小说认定为肇始于雨果·根斯巴克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引人注目的杂志——如同有些历史所记载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科幻小说必须召唤我们去记述人类最深沉的恐惧和最急迫的向往。

随着19世纪的结束，随着黑暗阴沉的城市遍布每一个大陆，随着金属铁轨穿过莽莽丛林，在气体启蒙开窍的种族中，那些爱提问的人们发出了相反的问题：千年盛世是否来临了？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19世纪90年代的整个欧洲，可以肯定地说，颠倒的乌托邦（opposed utopian）和反面乌托邦（dystopian）的景象被创作出来，供人们阅读。人们感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展现，一个旧时代即将消亡。例如，在斯洛文尼亚，在阿尔卑斯山脉阳光充足的这一边，在今天的南斯拉夫地区，伊万·塔夫卡（Ivan Tavcar），一个受人尊重的作家，卢布尔雅那市[48]的市长，发表了《公元4000年》（4000：Casu Primerna Povest iz Prihodnjih Dob，1891）。《公元4000年》表达了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塔夫卡至今仍然受到崇敬，在卢布尔雅那市至少有一家酒店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中还保存着他的著述和作品。

远在斯洛文尼亚的北方，哈格曼（Tyko Hagman）写出了第一个芬兰科幻故事《从地球到月球》（Matkustus Kuuhun），它发表于1887年。芬兰那时还是一个处于俄国统治下的农业国。哈格曼描述的是月球上的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与塔夫卡一样，他希望在下一个世纪进入更美好的时代。

关于乌托邦的思想从塔夫卡的时代以来就变得乏味了。而关于回归本性的主题从来都没有断过，关于大自然回归它原来的本色的主题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无论要经历多少痛苦，文明总比野蛮愚昧要好，不是吗？这两个对立面如今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野蛮愚昧意味着烦闷单调、奴隶制、劳役苦工，还有恐惧。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作家，他们将野蛮表现为对科技发展状况的颇具诱惑力的替换。

W.H.赫德森的《水晶时代》（A Crystal Age，1887）与莫里斯的梦想很有相似之处。赫德森的叙述者经历了一个经典性的变形记，从沉睡中醒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没有年代的未来社会之中，工业也不复存在。《水晶时代》是一部牧歌式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令人心生抵触。社会是稳定的，因为性的冲动消退了。赫德森后来写了更好的作品，例如《一个牧羊人的一生》（A Shepherd's Life）和《绿色府邸》（Green Mansions）。

大自然重新确立其支配作用的主题明显地与进化论思想有关联。如果人类不能证明自己足以统治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那么人类就会被征服，地球会再次变绿，荒野时代将再次来临。

这个关于复仇报应的主题的变体，在一个身受晚期肺病之苦的自然主义者和记者的笔下得到令人难忘的表现。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伦敦消失之后》（After London，1885）一开始就以哈代式的语气，对“伦敦毁灭之后”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杰弗里斯对伦敦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怀着仇恨。他没有哈代或者丁尼生对变化所持的谨慎的欢迎态度，以及“震动人类的思想”。他困守在布赖顿（Brighton），拖着严重的肺病之身，抨击变化、思想，还有大都市。

杰弗里斯不能够将一个破坏力足以毁灭整整一个首都城市的灾难转化为视觉形象。我们的想象在这方面更加清楚。杰弗里斯省略了所有的解释。伦敦不复存在。这使他的文字获得一种痛快的、令人恐惧的以及卡夫卡式“对无法理解的事情逆来顺受，听之任之”的气氛。

大自然的胜利得到壮观风格的描写：

到了第二年，人行道已被草木掩盖住了，不过虽然已是绿色一片如同草皮一般，道路还依稀可寻，还是步行的最好去处，因为那些纠缠在一起的小麦和杂草，以及草地上长长的青草会缠住试图穿越那里的人们的脚步。年复一年，最初生长的庄稼如小麦、大麦、燕麦和豆类为了表明它们的存在，顽强地破土发芽。然而它们的力量在逐渐地减弱，因为荨麻和别的粗壮的植物，如防风根，从水渠中滋生出来，并在荒野中蔓延开来，使它们遭到侵害、扼杀。

从荒野和排水管道中滋生出来的水生草类在草地里蔓延、扩张，一阵疯长，破坏了或者占据了原来生长着的娇嫩的草本植物的地方。与此同时，长势很快的悬钩子，使它们带刺的蔓生草本植物从杂树丛中越来越远地向前扩展，直到眼下已经延伸了十码[49]或者十五码的距离。跟在后面的是带刺的蔷薇，杂树草丛比起最初的宽度已经扩展了三到四倍，荒原相应地在收缩。这些悬钩子和蔷薇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将在最大的荒野中完成合围。

山楂树丛从悬钩子和蔷薇之中生长出来，蔷薇和荆棘使它们免受食草动物的侵害，榆树的细根生长出来，越长越多。幼小的小叶白蜡树、橡树、西克莫枫树都昂然挺立着。在过去，牲畜一旦来到草地上就会很快吃光与青草混在一起的子叶，而现在，大多数被鸟儿丢下的橡实和槲果，还有随风飘扬的翅果，在空中飘浮着、旋转着，又在地里扎下根来，而且长成树林。此时，悬钩子和蔷薇已经阻塞和封闭了原来的道路，使它们变得像荒原一样无法穿行。（第一章）

当杰弗里斯的人物出现在这片充满野性的场景后，故事的趣味性消退了。他笔下的人物比之他的植物，缺少活力。虽然他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自然主义者，但杰弗里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赋就黯然失色了，而且——正如后来作者所显示的——想象并不起多大的作用，除非与一个作家其他必需的才能结合起来。

古雅典和古罗马的毁灭仍然深深地震撼着我们。作为代表着如此之多的西方文明传统的历史摇篮，它们仍然具有震撼我们心灵的力量。同样，诸如“荒野时代再次来临”这样重要的科幻小说观念可以不断地被启动，只要激发和推动这种观念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在此类情形中，所要付出的是“进步”的代价。

就在杰弗里斯坚持写作，同时又被病痛消耗着生命的时候，另一个身患肺结核病的年轻人正生活和奋斗在这个杰弗里斯致力于毁灭的充满煤烟和喧嚣嘈杂的伦敦城里。这个年轻人就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聆听着托马斯·赫胥黎教授关于生物学和动物学的讲座。这样的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他能够证明他自己完全具有一个作家所必需的才能——而且还拥有卓绝超群和极其深远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