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世界的大将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第五章　幻想世界的大将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我端坐于此，就像某个神秘怪异的大巫师，

筹划着黑色的魔咒，还有邪恶的发明技巧，

用压制自我的心灵汽轮，

从教士们那里提取咒语。

——P.B.雪莱（《致玛丽亚·吉斯布恩的信》）

迅猛发展的工业化给西方世界带来日益增强的能量。许多过去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都能做到了。然而科学技术，或者说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却使普通市民更加感到无奈和异化。

就在H.G.威尔斯发表他第一本书的那一年，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Studien uber Hysterie）为精神分析学奠定了基石。弗洛伊德的观念以一种后人不愿承认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工业化进程一样，弗洛伊德动摇了人们对理性力量的信念。他有关释梦的著作，有关梦包含着性内容的思想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和着迷。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光环和体面后面正在聚积着我们今天还在继续为之思考的动荡起伏的思潮。威尔斯恰到好处地以一系列梦幻般的形象体现了这种变动不居的情感，这些形象提炼了他那个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

精神分析学让我们注意到一些为数不多但却力量强大的人类心灵的原型意象，它们为人们接受多样化的艺术铺平了道路——包括超现实主义、摄影式写实主义、电影、科幻小说，它们所表现的那些异物怪类、机器人、太空飞船、各种行星，等等，就像活跃在一个复杂的智力游戏中的因素。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物根据不同的背景可以成为征服的象征、成功的象征，或者异化的象征。作家也许比主流批评家更能明白这一点，后者总是不把人物与角色区别开来。

威尔斯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能表达自己的新的语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于1866年出生在肯特郡布罗姆利他父母开办的一家小瓷器店里。他来到世上奋斗靠的不是财产，而是他的天才。他的整个一生都是一场争取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的奋斗。

威尔斯的母亲在遇见并嫁给作为园林工的威尔斯的父亲之前一直在做用人的工作。那个小店是他们夫妻俩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共同家业。但随着岁月流逝，小店渐趋败落。威尔斯带着感情和某些夸张描写他的母亲，“她对于布料零售商的信念几乎就像她对于我们父亲的信念一样，毫不动摇”。在小学接受了一些教育之后，威尔斯在温莎的一家布店里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干得差强人意，人家告诉他，他并不适合做一个布店的学徒。于是他被解雇了。

这就是那位在1905年写了两本书的人。对这两本书，大作家亨利·詹姆斯在一封信中说：“让我简单地告诉你吧，它们彻底地征服了我，让我肃然起敬。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你都是你们这代人中最有趣的‘文人’。”[1]

威尔斯当上了教师，他在教书的过程中还继续接受教育，之后他进入了新闻行业，并干起了写作。他在1895年将近三十岁时出版了他最初的几本书。在他的周围，一个粗野而又新奇的伦敦呈现出来，一心要做帝国的心脏——一个威尔斯带着强烈仇恨描写过的萎缩的房屋之中不断扩张的首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那些他再熟悉不过的快活的伦敦佬“小男人”——他在各种各样的住所里透过单薄的寝室隔板听到过他们的谈吐。威尔斯把这些话展示出来并非出于敬意，而是加以审视。

在这个陷入沉沦的大都会里，威尔斯一面聆听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讲座，头脑里转动着深邃的思绪，一面同严重的疾病进行着抗争。他就这样生活着，并且生存了下来。1895年，他的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使他获得亨利支付的一百英镑。小说中对现状的怀疑态度、对人类未来——以及地球上的生命——所持的悲观态度不仅对于当时盛行的新帝国主义，而且对大多数有关社会发展的乐观观念都是一种挑战。

除了一部散文集，《时间机器》是威尔斯创作的120多部书中的第一部，而且算得上是他最好的作品。该书一出版便获得成功。[2]

下面是一个著名章节中的部分，时间旅行者独自站在世界的尽头——还是“最后的人类”的主题——环顾四周：

夜色随之而来。从东边吹起清凉的阵风，空中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散得越来越密集。从海边传来隐约可闻的声音。除了这些毫无生命气息的声音，四处是一片寂静。寂静吗？很难表达这种寂静的安宁，所有人类的声音、羊儿的咩咩声、鸟儿的鸣叫声、昆虫的嗡嗡声……那些组成我们生活背景的喧闹声，全都消失了。随着夜色的加深变浓，旋转飘落的雪花更加密密麻麻，在我的眼前飞舞不已，空气变得更加寒冷。最后，远处山峦的白色群峰一个接一个地快速消失在夜色之中。微风变成呜咽萧瑟的大风。只见月食的黝黑暗影向我横扫过来。再一会，能隐约看见的只有暗淡的星星了。除此之外，全是毫无光亮的昏黑一片。天空漆黑。

这种黑暗使我心生恐惧……我顿感眩晕，再也无法面对回归的旅程。……

正如伯纳德·伯冈兹（Bernard Bergonzi）在他对威尔斯科幻小说的出色研究中指出的，《时间机器》堪称为一部“世纪末”的书。人们很快就从中发现了哈代式的绝望。那些埃洛伊人，被那位时间旅行者发现的苍白、没落，但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们，拥有一种19世纪70年代唯美主义者的情趣，可以从那些苍白的、孤芳自赏的人们，那些痴迷于比尔兹利（Beardsley）和瓦尔特·克兰（Walter Crane）的绘画作品以及恩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诗歌的人们当中找到呼应。

埃洛伊人居住在充满田园风光的地面上。地下则居住着阴暗的、掠夺成性的莫洛克人，他们夜间潜行出来掳走毫无抵抗力的埃洛伊人。埃洛伊人的天真和欢笑只是一种表象，在表象下面却是腐化无能。这是我们熟悉的维多利亚式主题，对于那些致力于在他们的城镇中安装高效的现代下水道的城市中的几代人而言，这个主题意味深长。例如，人们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发表于1891年的《道拉·格林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发现了这一主题，在书中，作恶者保持着青春和美貌，只是他隐藏着的画像避开了搜寻的目光，日趋衰老，变得面目狰狞，猥亵不堪。

然而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还具有更深的历史根源。他们是迪斯累里两个民族（two nations）观念[3]的科幻小说的戏剧化体现。威尔斯在稍后的一部书即《一个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中披露了许多信息：

“在现代的雇主和受雇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误解。”劳方的主要发言人说，带着明显的方言，对他，对主教，对每一个人都完全掩盖了一个事实：他是目前为止劳方中读书最多的人。“迪斯累里把他们称作两个民族，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却是两个种类的问题。机器使他们成为不同的种类……我们只要多接受一些教育，就不需要你们了。我们努力争取所有能够获得的东西，一旦目标实现，我们就会歇口气，然后继续奋斗。我们是莫洛克人。来吧。”

这个“陷入沉沦和困境的世界”的主题，加上善恶报应的观念（retribution），基本上成为英国式的不解情结，出现在不同的各类作家的作品里，诸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S.福勒·赖特（S.Fowler Wright）、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而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式的基本情结关注的是异类——也许由此而关注自我特征。

威尔斯在三十岁以后进入创作佳境。他的绝大多数最好的作品在他四十岁生日以前已经出版：《莫洛博士的岛屿》（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当沉睡者醒来时》（When the Sleeper Wakes，后来修改为《沉睡者醒来》〔The Sleeper Wakes〕）、《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时空的故事》（Tales of Space and Time）、《神的食物》（The Food of the Gods）。这位大师极为垂青的几部小说是《一个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基普斯》（Kipps），以及非科幻类作品如《爱情和鲁维轩先生》（Love and Mr Lewisham）、《期望》（Anticipation）等。

在这多产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佳作，其中包括《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新马基雅弗利》（The New Machiavelli）、《大空战》（The War in the Air）、《安·维罗妮卡》（Ann Veronica），以及一些晚出的次要作品，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一个次要作家的书目里会显得很有分量：《托诺-邦盖》（Tono-Bungay）、《获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梦想》（The Dream）、《未来事物的形态》（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全体登上阿拉拉特山》（All Aboard for Ararat）、《像神一样的人们》（Men Like Gods，此书将在第七章里谈到），还有他涉足公众教育的作品，如《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The Work，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人权》（The Rights of Man）。

我们还会因为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而记起威尔斯。他效法德·李尔-亚当（de L'Isle-Adam）、莫泊桑（de Maupassant）和一些其他法国作家，成为英格兰短篇小说的开创人之一。他的小说有些在当时就大受欢迎，诸如《盲人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Blind）、《墙上的门》（The Door in the Wall），《派伊克拉夫特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Pyecraft）、《水晶蛋》（The Crystal Egg），以及《能够创造奇迹的人》（The Man Who Could Work Miracles）。它们大多数都是威尔斯早期的作品。

在许多这样的故事中，威尔斯证明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幻小说观念的开拓者。这些观念在于他是新颖独特的，之后又不断地进行了思考。他似乎成为第一个用进化的视角进行回溯和前瞻的小说作者。他的《恐怖的人》（The Grisly Folk，1897）是一个在冰川消融之后人类与野蛮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进行斗争的故事。“伟大的武士（Great Paladins）出现在那个被遗忘的世界里，人们挺身而起，面对面地痛击灰色的‘兽人’，并将他杀死。”

有关史前时期的故事始终是科幻的一个分支类别。威尔斯也写了《石器时代的故事》（A Story of the Stone Age，1897），杰克·伦敦描写过人类与“前-人类”（pre-human）的遭遇，但直到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1955）出现，这一主题才产生了有分量的杰作。威尔斯是第一个想到既回到过去又置身于未来的人。

在过去和现在的科幻小说作家中，威尔斯与奥拉夫·斯特普尔顿一样，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人。他承认受到霍桑、爱伦·坡和斯威夫特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他还提到了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和史蒂文森的小说。[4]威尔斯缺少我们在玛丽·雪莱小说中看到的内省性，这是事实，但他拥有极其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

使威尔斯超出他的后继者（而且超出凡尔纳）的长处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继承了斯威夫特的某些探索精神——要知道不管怎么说，科学就是一种探索。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长处：威尔斯能够清楚地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非常清晰地外显其他世界的图景）；此外，他终生都避免去刻画读者可能会顺从地加以认同的主要人物，从而被诱导而全盘接受所提供的所有东西。

为了看一下这些长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威尔斯早期的两部小说：《星际战争》和《莫洛博士的岛屿》。

《星际战争》于1897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一年之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它描写的是火星侵略者登陆地球后发生的事情。故事由一位英国观察者讲述，他目睹了入侵者在英国军队采用一切手段进行阻挡时进占伦敦的情形。在入侵者被普通的细菌杀死之前，伦敦城被疏散一空。

即使是这一简略的梗概也表明，《星际战争》是包括切斯尼的《多肯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在内的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但威尔斯进行了两方面的拓展。这一次，入侵者来自另一个星球。而且与被入侵者相比，入侵者拥有绝对优势。

威尔斯向前迈出的这两步不仅仅是一种漫游幻想的投射，更是道德想象的发展。实际上，威尔斯就对他的英国同胞说：“看吧，这就是一个原始部落的感受，让一个西方民族赶来用马克沁机关枪开化你们！”

威尔斯的早期作品，从长篇小说到诸如《盲人的世界》、《墙上的门》这样的短篇故事，都表现出一种寓言成分或者旁敲侧击的社会批判。这始终有助于他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只有在创造力衰退时，道德性才突显出来，叙述性才变得平淡无奇。

当然，威尔斯意识到了贯穿在他作品中的变化。他提到两种思路，即目标明确的想法和漫无边际的思绪。威尔斯在《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1931）的第二章中谈到目标明确的想法，就是随柏拉图一道进入哲学层面的东西，它界定着现代文明的科学方面。漫无边际的思绪是一种模糊的思想表述，想象力的发挥，差不多就是一种我们叫做似睡非睡的催眠状态。

威尔斯的作品逐渐从漫无边际的思绪转向目标明确的想法，从一种能够负载讽刺和充满矛盾的容忍性的小说转向一种旨在证明和预言的功能性小说。我们不能从小说作出预言的能力方面对它加以认可。毕竟科幻小说并不是科学（而当它假定自己就是科学时，也就是它最差劲的时候）。

约翰·亨廷顿对思想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之后又对《时间机器》进行了探寻式分析。如果使这一分析再进一步，它将揭示一个比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更卓越——而且更深厚——艺术才能的威尔斯。

这种矛盾继续出现在《隐身人》中。我们不会去认同那处于奇特困境中的格里芬，我们也无法完全站在格里芬避难时所在的伊平村的村民一边去迫害他，因为这个小镇确实为金钱所摆布。他们一直容留这位隐居潜藏的客人，直到他显露出一文不名的迹象。

即使我们对于非同寻常的丰富细节已经习以为常，这个故事仍然吸引着我们。

这个寓言故事后面的道德含义是，科学知识不应当用来谋求个人私利（例如莫洛博士用他的知识来满足个人欲望，结果像杰基尔博士一样遭到毁灭）。但是这个道德意涵已经如此紧密地成为这个故事的组成部分，以至于许多评论者和读者都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抱怨格里芬“冷漠无情”。相似的不敏感性还出现在今天的一位科幻小说作家的创作中。他的读者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认同强有力的英雄。一个大众读者群体是期望作家去迎合自己的，但威尔斯从来不去迎合。

当然，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制造了许多轰动因素。书中详细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伦敦如何被毁坏，随后是火星人骇人的出现。威尔斯巧妙地避开了描写那些入侵者——直到小说已经过半——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待在机器里，然后他们才表现得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在描述了他们的外貌之后，作者讲述了经过解剖的火星人身体的内部结构。威尔斯的讲述方式是冷漠的、超然物外的。从描述中，他转向以一种客观的细节来讨论火星人生理机能的运转方式（“他们所有的机体从不休眠，一点也不亚于人类心脏的休眠机能”），接着又讨论火星人的进化。最紧要的关头到来时，把整个突显的细节提升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在我看来，火星人可能是通过大脑和双手逐渐的发展……但没有顾及身体的其他部位，从和我们相差无几的那些生物遗传而来，这是可信的。”正是火星人和人类的这种联系，而不是将他们与人类截然分开，显示了威尔斯卓越的创造才能。与此同时，他还为我们准备了惊奇和最后结局的逻辑。

C.S.刘易斯后来指责威尔斯让我们的头脑里塞满了现代的怪物异类。这些怪物异类其实早已有之。正是那些威尔斯的后继者们，那些一心一意要以最快速度降低读者体温的恐怖小说书商们，为了推销恐怖而不遗余力。威尔斯笔下的非人类，那些火星人、莫洛克人、月球人，还有兽人，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而是令人恐惧万分的生物。他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微妙地认识到他们完全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血肉的一部分。正是后来的恐怖小说书商们使得他们的生物成为异于我们的怪物，把罪恶外化了出去。威尔斯的立场是正统基督教的：邪恶就在我们当中。他的那些非人类并非没有优雅之处，而是从中堕落了。弗洛伊德会明白的。

在《星际战争》中，我们可以辨识出威尔斯创作其经典科幻小说的三个原则。第一点，他一开始就描绘出可以记起的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图景，“就在当前”。只要我们认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我们就已受到影响去认可后面发生之事的真实性。第二点，他动用了他那个时代最新的科学原理——进化论和有关微生物造成的感染和传染学说，以此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5]第三点，他让那些对他那个社会的批评，而且可能是对整个人类的批评，从叙述中流露出来。

对于一部科幻小说，这一直是一个经典性的纲领因素——真实性、包容性和普遍性。

除了这三个原则，还必须加上威尔斯的写作能力。在科幻小说中，很少有开篇伊始就比《星际战争》的第一页那样更充满希望、更令人恐惧的：“穿过茫茫太空，有些智力与我们人类的智力相比，就像我们的智力之于那些濒临灭绝的野兽的智力一样的火星人，他们知识渊博，但冷漠无情，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地球，有条不紊地制订着向我们发起进攻的计划。”“冷漠无情”这个形容词用得多么微妙且不露声色啊！

然而威尔斯的早期读者对于他的原创性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他的原创性到底如何？这个原创性问题在涉及今天的作家方面是广为谈论、众说纷纭的，他们全都站立在威尔斯巨大的影子下面。威尔斯本人在他的自传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颇具意味的说法：

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被奉为第二个狄更斯、第二个布尔沃·利顿和第二个儒勒·凡尔纳。然而我还是第二个巴里（Barrie）[6]，虽然J.M.巴里几乎不是我的同时代人，而且当我转向短篇小说的写作时，我又成了第二个罗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毫无疑问，我有时仿效了所有这些杰出的大师。后来，我又被奉为第二个狄德罗、第二个卡莱尔和第二个卢梭……这些第二手的车票作为入场票是很方便的。不过坐在空无一人的座椅上却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很少能重新站起来。[7]

这番话表明了威尔斯性格中某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对于他的写作大有益处。在写作过程中，无论他的情感生活出现了什么困难，他都能够顺应创作的需要。有些作家需要灵活多变。

其结果，威尔斯总有一点装腔作势。他喜欢炫耀矫饰，喜欢结交那些引人注目的名士名流（有段时间他与查理·卓别林十分友好）。为了替自己做一个总结，他曾经宣称自己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幻想世界的大将军，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一个历史上的不朽人物，一个感情冲动的争吵者，一个大喊大叫的、自认为正直的、在国内事物方面大唱反调的人”。

所有这些都属于威尔斯，而且还不止这些。对于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威尔斯最为人们所珍视的是作为——用他本人的绝妙词语来说——“一个幻想世界的大将军”的威尔斯。

《星际战争》仍然是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批评家的好评。然而它的许多方面却被人忽略了，或者被人误解了。在有些地方，人们认为这部小说并不特别“出色”。这位评论者在《每日新闻》上宣称，小说的有些片段非常残暴，所以“它们对情感造成了难以忍受的悲伤后果”。《莫洛博士的岛屿》在两年前就引起了同样的反应。

虽然有诸多优点，《星际战争》仍存在着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威尔斯的作品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成为其缺憾。它们就是单调划一的方面，威尔斯总是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刻画者出现。我是指他对于幽默，特别是伦敦佬式的幽默，以及对他笔下人物的普遍的琐细卑微状态的强烈偏爱。

当火星入侵者逼近之际，一个老人正在抢运他的兰花。“我在告诉他，这些都是值钱的东西呢。”他这样说。在威尔斯笔下的伦敦，居住的都是店员、马车夫、炮兵，还有花匠。还有一个副牧师，但他像威尔斯作品中的绝大多数牧师一样（而且也表现在他的门徒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是作为一个滑稽对象出现的，满嘴胡话。“上帝的使者怎么会被杀死呢？”他这样问道。在《星际战争》中没有什么人物可言，只有传声筒而已。

在威尔斯最好的作品中，这个缺憾没有突显出来。

发表于1896年的《莫洛博士的岛屿》出于完全实际的目的只有三个来自人类的人物：莫洛博士，一个思想超前于时代的科学家；蒙哥马利，他的助手，一个酗酒成性、声名狼藉的医生；普伦迪克，一个普通人，故事的叙述者。普伦迪克丝毫没有那种伯特·斯莫尔威，或者波利先生，或者基普斯所具有的自以为是的轻快神情，而且那些“兽人”们相互之间绝不开什么玩笑。如果这些半人半兽的人物部分地成为陈腐老套的角色，这是由于它们担负着象征性的角色，它们是拟人的形象。整个作品的象征性使它具有一种爱伦·坡或者那些法国作家的意味。

《莫洛博士的岛屿》以一种纪实性的方式，以《格列佛游记》的方式，从一次海上航行和船只失事开始讲述故事。普伦迪克在一场海难中大难不死，登上了一个无名岛屿，这个岛屿是由莫洛博士控制的。整个岛屿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之中，岛上有被包裹着的奇怪的生物，夜里还发出怪叫声。如果这是普罗斯彼罗[8]的岛屿，在它上面居住的就是卡利班们[9]。就在普伦迪克从自己的头脑里得出可怕的、无以言状的结论的过程中，我们见识了令人神经紧绷的神秘之物的运用，而这正是科幻小说的要素。

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每一个事件又把我们引入到下一个事件。首先是普伦迪克不受欢迎的不期而至，岛上“原住居民”的秘密，普伦迪克怀疑莫洛博士对人类进行实验使他们变成野兽；接着真相显露，原来莫洛博士利用最尖端的活体解剖技术从动物中创造像人一样的物种；接下来我们得以见识岛上奇特的居民，那些莫洛博士进行手术后得到的成果，包括“鬣狗-猪”（the Hyena-Swine）、“豹人”（the Leopard Man）、“半人半兽的猩猩”（Satyr）、“狼熊”（the Wolf Bear）、“猪女人”（the Swine Woman）、忠诚的“人狗”（the Dog Man）；接着我们目睹了“豹人”的死亡、莫洛正在对其进行手术的雌性美洲狮的逃脱；再接下来，发生在森林里的追捕行动中莫洛博士本人死于非命；然后是普伦迪克勉强地控制住局势，蒙哥马利与兽人们狂欢作乐，却在喧闹中被杀死了；然后是要塞的毁灭；可怕的后果，因为只留下普伦迪克独自一人与兽人们待在一起，而兽人们慢慢地忘记了他们所学的语言，又开始恢复原来的野兽习性。

除了说它是一个精巧的恐怖故事，没人能够确切地对《莫洛博士的岛屿》作出定论。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威尔斯的创作动机中还有比惊险的冒险故事更多的东西、更深远的东西：正如这部小说的后继者之一——威廉·戈尔丁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它不仅仅是一个惊险的冒险故事而已。

基本上，威尔斯作品的最初的批评家和评论家指出的是这部作品令人震惊的恐怖，但就不再去寻找更多的东西了。简而言之，作家的表现艺术不是受到赞扬而是受到抨击——这种反应会对威尔斯未来的创作产生相应的影响。然而要发现他的创作目的并不困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普伦迪克关于这个岛上的原住民的本性的描写处于悬念当中。到底是动物还是人类？这不仅仅是一种情节手段。犹如《星际战争》故事发展所依靠的科学链条之转动一样，莫洛博士的实验与小说的整个哲学框架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即使在我们明白了“兽人”的真正含义之后，威尔斯仍然精心地在他们的动物性和人性之间保持着尖锐的平衡。在他们最具人性的时候，他们又显露出兽性；在他们最具兽性的时候，他们又显露出人性。

当普伦迪克担当起猎人的角色，在森林里追捕“豹人”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被人们所发现：

我听见了，在我右边的“犀牛-马”沉重的行走路线的前方，树枝折断的声音和枝条咔嚓咔嚓地向两边晃动的声音。突然间，透过一个多边形的绿树丛，在繁茂的树丛下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我看到了我们要追捕的对象。我停住不动。它紧紧地蜷缩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扭过头来，发亮的绿眼睛盯着我。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矛盾情感——我无法解释这一事实——然而现在，看见这个完全处于动物神态的家伙，双眼闪闪发光，而它尚未成型的人脸由于恐惧而扭曲变形，这使我想到了它的人类特性。再等一下，其他的追捕者马上就要看到它了，它将被制伏、捕获，然后重新经历被囚禁起来的可怕折磨。我猛然拔出转轮手枪，瞄准它充满恐惧的双眼，开了枪。

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洛博士的岛屿》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移植手术的反对，它的严重后果通过那可怕的强迫兽人们唱诵的法则显示出来（有些批评家将这个法则看做是对吉卜林的《丛林传奇》中的“丛林法则”以及“十诫”的戏仿，当然也有斯威夫特一本正经的理想化的幽默）：

要喝水切勿吮吸：这就是法律。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不许食“肉”或食“鱼”：这就是法律。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他的手能够伤人致病。

他的手能够治病疗伤。

我们马上想到——绝非出于偶然——礼拜仪式的咏唱。“他的仁慈赋予那些畏惧他的人：世世代代永不变。”我们回想到威尔斯把他的小说称为“充满活力的亵渎行为的尝试”。莫洛博士被构思成代表上帝。莫洛是一个19世纪的上帝——处于创作成熟状态的玛丽·雪莱的主人公——获得解放的弗兰肯斯坦。

此外，莫洛博士的科学技术只是得到模糊的简要叙述，整个大脑的移植手术作为小说的支撑点并不具备威尔斯通常具有的明晰特点。我们可以推论，作者希望把这一方面的内容粗略带过，这样一来，对于在莫洛博士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读者就不会比对在上帝的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这种模糊的特点增强了我们的恐惧感和悬念，是一个长处，而非缺憾。

当上帝死去，岛屿上的居民又回归野性状态——尽管他还在岛屿上空隐形盘旋。普伦迪克告诉兽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你们不会看到他的。他就在……那里（向上指着天空），可以监视你们。你们是无法看到他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你们。”

造成野兽们悲惨状况的缘由毫无疑问是莫洛博士。“过去当它们是野兽的时候，它们的本能使它们恰如其分地适应环境，而且作为有生命之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如今它们挣扎在人类的枷锁之中，生存在一种永无宁日的恐惧之中，为一个它们无法理解的法则而经受折磨。”(https://www.daowen.com)

在此，威尔斯试图在进化论和宗教观念之间创造一个综合体。无须矫饰，他对于“造物主”的看法并不恭敬。他对于被创造之物同样如此。莫洛博士替威尔斯做了代言，他宣称他能够“看穿他们的灵魂深处，在那里什么也不看，只看野兽们，即将灭绝的野兽们的灵魂——愤怒、生存下去的欲望以及满足它们自己的欲望”。这里有一个与《星际战争》的开始之处形成呼应的圣经式的词语：“即将灭绝的野兽”。至于那两个真正的人类，普伦迪克肯定不是我们要认同的人，就像隐身人一样。他狭隘，他对蒙哥马利缺乏理解，他对兽人们缺乏同情，等等，也许是书中的一个映衬标记——任何一幅画的阴暗处都可以通过这里或那里的一抹强烈色彩得以强化。或许是这样，普伦迪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正如格列佛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爱丽丝是一个平凡的小姑娘一样。

《莫洛博士的岛屿》归属于那些把人描述为某种动物的值得敬重的传统作品之中。《格列佛游记》就是这个传统类型中最著名的范例之一，而且也是威尔斯所尊崇的一部作品——那些兽人们就是耶胡家族中的成员——当然这类故事可以回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然而威尔斯振兴了这个悠久的传统，而且由于他和他的读者知道了进化论，还为它赢得了新的力量。他们这代人是迄今为止最先明白把人当做动物不再是纯属虚幻之想的。这是简单的揭示性的真理，而且从此以后程式化的宗教开始更快地走向衰落。

普伦迪克最终回到了“文明世界”，一只装载着亡者的船只将他救离了海岛。回到英国后，恐惧仍然追随着他（也许相关的内容进入了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我无法使自己相信，我所遇见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另类之物，好歹仍是人类，起码是兽人，是动物经过一半的改造获得人类灵魂的外在形象。我也无法相信他们会马上恢复野性，首先显露出一种兽性迹象，然后另一种迹象。”那个“豹人”，那就是我。

这是《莫洛博士的岛屿》的最后的胜利：我们是从那个小岛移居过来的，它方圆不过七八平方英里——也就约为圣岛（Holy Island）的面积大小——相对于外面的广大世界而言，还发现它是莫洛博士岛屿的一个更大的翻版而已。那挥之不去的野兽的躯体、野兽的心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的的确确出现了我们的定义里所说的“寻求一种对人类，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界定”。莫洛博士代表了一种新世纪的新神话，在这个世纪里，恐惧和剥夺显得十分突出。

小说的结尾具有一种阴沉忧郁的力量。（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乔治·奥威尔不会没有意义，他可能在最后引用的段落里为他后来的《动物农庄》找到了灵感。）正如《星际战争》中的高潮一样，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惊奇，而是作为一个逻辑上的登峰造极。威尔斯巧妙地为我们做了准备，所以它是一种揭示，而不是妙语佳句而已，例如他的既是哈代式又是达尔文式的表白：“一个盲目的命运之神，一种巨大而冷酷的机制，似乎在剪裁和编织着生命生存的材料。”

在这部早期的小说中，威尔斯充分地实现了他有意识的创作意图。他对充满活力的亵渎行为的运用取得了效果。而且很明显，他还舍弃了某些在那个时期使他迷恋不舍的东西。虽然《莫洛博士的岛屿》是他所有小说中最阴暗的一部，但在创作态度上它与其他几部作品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动物本能的恐怖，一种对肉体的极度渴求的好奇心理，以及贯穿在威尔斯所有早期科幻小说中的有关进化的文化震荡。假如那些兽人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些火星人就可能是处于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我们。而那些莫洛克人，那些在《时间机器》里居住在地下世界的族类，他们食用的“Vril”就是埃洛伊人的血肉——他们就是我们的后裔，我们的血肉就可能衍变成这样的夜行生物。“我悲伤地想到，人类智力的梦想是多么地短暂啊！”时间旅行者叹道。

莫洛克人所进行的食人行为类似于兽人们的食肉行为。虽然隐身人摆脱了肉食行为，但他并没有抛弃那邪恶的、争强斗胜的倾向。在《月球上的第一批人》里，月球居民是变了形的肉体，是一个漫长的噩梦。和莫洛克人一样，他们居住在地下。由于社会作用的影响，他们形成了不规则的随意性形体，这种作用的残酷性几乎就好似出自莫洛博士的手术刀。在《神的食物》中，血肉之欲狂暴肆虐——与《莫洛博士的岛屿》一样，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人类为进步而抗争的寓言。

带着那个时代突出的坦率，威尔斯向我们披露了许多有关他早期的性挫折。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男人，随着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增加，女人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了。也许这一事实逐渐地满足了他过去的迷恋，虽然他从来没有获得心灵的平静，他后来的作品没有再现想象中阴暗而美丽的特性，或者表现在他早期的小说中，特别是科幻小说中的结构上的本能性统一。也许这正是因为他本人沦为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

带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之后的上百部作品里不再具有他早期的成就中所表现出的复杂多样的想象——我们必须对威尔斯创作生涯中的其他作品作一个简略的论述。

一旦威尔斯的读者群体习惯了一个威尔斯，另一个威尔斯马上就会跳出来。《一个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是此类东西中的第一部，它宣称，从现在开始，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没有任何岛屿或者大陆能够以其地域之广而保持纯粹理想的状态——它必须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或者就什么也成不了。后来，他发展了关于一个“世界国家”的思想。

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威尔斯关于“未来的世界国家的基本条件”的概述显示出令人异常向往的理想主义特点。那时将会出现一个大同的宗教（不是基督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而是一个“纯真和全新”的宗教）、一种大同的教育、一种批评和探讨的普遍的自由文学、大量的科学研究、民主性的组织。那时不再有任何军队或者海军之类，再没有失业者，也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之分。[10]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许多最初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形成的理想的再现。

这就是伯纳德·贝冈兹（Bernard Bergonzi）探讨威尔斯的专著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他说，批评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01年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之后，就再没有好的科学传奇了。然而，后来的作品虽然少一些创造性精神，却仍然具有力量。

对于《彗星来临的日子》（1906），大多数批评家都看法不佳。一个少见的例外是弗兰克·麦康奈尔（Frank McConnell）[11]，他认为这部作品是杰出的，指出它开篇伊始的技巧（“我看见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一个正当壮年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写东西”），还有位于这个男人头上方的凹面反射镜的象征意义，在这面镜子中，有一个对未来的放大和变形的景象——威尔斯创作艺术的一个鲜明的意象。

《彗星来临的日子》从基本的形式上看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散文记述。其中的人物很少，且具有象征意义：遭受折磨的主人公、姑娘、情敌、痛苦的老母亲。小说的真正重心，也是得到生动描写的一个方面，是彗星来临的那一天英国人的心理状态。在英国，从空中飞临的彗星照亮了下面“阴暗窘迫的生活”，在那里，“人们哭着走进它的各个城市”。在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托诺-邦盖》（它在三年后的1909年出现）中，戴维·洛奇（David Lodge）列举了阅读这部小说方式的案例，它不同于阅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加以举例说明）。这个观点类似于那些诸如塞谬尔·德莱尼（Samuel Delany）这样的批评家们在科幻小说领域所引用的观点。洛奇认为《托诺-邦盖》表明了英国小说的一个“特征”。这个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这个散文记述，它的出现介于《一个现代乌托邦》和《托诺-邦盖》之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威尔斯的创作才思和灵感绝对没有枯竭，虽然他已经在他身后留下了几乎20部作品。

随着彗星到来的是一种乌托邦的因素。彗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战争停止了，一个自由宽容的、充满爱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彗星不过是一种手段模式，使处境得以改变，使威尔斯能够说：“来瞧一瞧这个画面吧，还有这个。”这个模式能够有效地让人感到宽慰，虽然——在这样的小说中这是常见的，例如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当今的不满要比未来的允诺更加鲜明生动。

1924年，威尔斯在一个名为《梦游》（The Dream）的短篇小说里将《彗星来临的日子》中的情景进行了颠倒处理。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时代的人们正准备进入群山之中，而他们中的一人——萨那克却陷入了沉睡，“梦见”自己回到遥远的过去，即我们的现在，并且以哈里·莫蒂默·史密斯的身份出现。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今天的人们的活动。对人物的刻画带有嘲讽之意，但充满激情。

《梦游》反过来又与第二年，即1925年发表的《克里斯蒂娜·阿尔伯塔的父亲》（Christina Alberta's Father）产生了关联。在这个故事中，同名的父亲相信自己是一个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威尔斯让我们手不释卷的杰出本领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彗星来临的日子》的结尾出现的自由宽容之爱的主题还在一部首次发表于1909年的当代小说《安·维罗妮卡》（Ann Veronica）中得到运用。它激发了一场抗议的风暴。如果它在今天显得十分温和，那就是我们忘记了当年威尔斯所反抗的压抑和禁锢。

1914年，就在战争爆发之前，《获得自由的世界》发表了。它包含了一些威尔斯最令人惊奇的预言，特别是关于原子核战争的内容，而且还有——更准确且更可怕的——关于堑壕战的内容。他关于坦克战的预测已经出现在一个短篇小说《陆战装甲》（The Land Ironclads）里。我们可以看到威尔斯是如何按照《多肯之战》的传统进行描写战争的作品的创作的——不过在预言那些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的事物方面，他比他的对手们显得更加成功，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像大多数对手一样）怀有任何保守思想，所以他更少地以过去的眼光去展望未来；也许还因为他实际上憎恨战争（虽然怀着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矛盾心情），与勒·奎克斯（Le Queux）这样的人们不一样，后者很显然向往战争。

《获得自由的世界》充满了精明的说教，令人激奋的显然是夸大了的老实话，以及对人类弱点、病患的激进的诊断，所有这些使得这本书（很难被看做小说）在当时显得令人激动且反响热烈。

当伦敦遭受大规模轰炸被夷为平地之际，卡莱宁已经置身于未来。他正在回顾并谈论某个1914年，它与20世纪80年代很有相似之处。

“这是一个有害身心健康的世界，”卡莱宁沉思道，“我似乎记得，我童年时代的每一个人好像都身患疾病。他们都病了。他们的病因就是混乱不堪。每个人都急于得到金钱，而且每个人都在做不伦不类的事情。他们食用一种奇怪的混合食物，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而且没有时间规律。从他们的广告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病得多么严重。……每个人都铁定地服用药片……在这个随身带药片的时代之后来临的是随身带武器的时代。……”（第五章第四节）

《获得自由的世界》在每一个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但恰恰没有获得威尔斯早期作品成功之所在的方面。它充满生动的成分，但缺少有机的生命。威尔斯作为单枪匹马的思想库（One-Man Think-Tank）滔滔不绝地论述。他的作品不再是小说，而是福音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更加威严的威尔斯进一步发展成了一个创作出坚实和有影响力的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而且开创了单卷本百科全书的风尚。威尔斯正在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圣贤大师。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获得自由的世界》在封面上称赞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

每一年他都会推出新的小说。

到了30年代，小说家威尔斯让位于世界名人威尔斯。他成了一个大名人，忙于规划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同高尔基交谈，与乔治·萧伯纳斗嘴，飞往白宫与罗斯福会谈，或者飞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谈。想到他青年时代的伦敦的污浊，他构想了一个世界国家，以尽可能严谨有序的方式，为了人类自身的福祉对他们进行管理。

1940年，当不列颠人民独自抗击着纳粹德国之际，已进入晚年的威尔斯飞越二万四千英里的路程，在美国作了一个演讲，向美国人民讲述了发生在英国的壮举。他的经纪人皮特为他安排了一些年轻女士。威尔斯享受着他称之为“欢快的美色欣赏的最后一缕余火闪烁”。当时他已年满七十四岁，但自由宽容之情爱仍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原则。

与儒勒·凡尔纳不同的是，威尔斯从来没有遭遇过教皇为他祝福的危险。

威尔斯证明自己是那些难能可贵的极少数人之一：他是一个能够跨越他所出生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和我们这个现代时期之间的巨大鸿沟的人。他把握了变化的法则。他是一个幻想家，而不是立法者，然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际联盟工作过，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协助有关人员起草了一个《人权宣言》，为他去世之后联合国采纳的《共同人权宣言》打下了基础。他于1946年辞别人世，见证了他在许多年之前就预见到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

很典型地，威尔斯在他死后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他最具可读性的作品之一就是《实验性的自传》（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1934年以两卷本形式出版。与此同时，他秘而不宣地写出了一部与之配套的东西，由于所涉及的人物——大多是女人——当时仍然在世，它直到1984年才得以出版。

《恋爱中的H.G.威尔斯：〈实验性的自传〉之后记》（H.G.Wells in Love：Postscript to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是由他的儿子G.P.威尔斯编辑的，他如今也已去世。这是对威尔斯所经历的精力旺盛的男女性爱的坦诚而诙谐的记述。“带着幽雅、骄傲和新奇感去定期地做爱，”威尔斯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似乎是一种进行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一种喜剧性的说法。威尔斯为了女人自身的缘故去爱她们，而且这种爱常常得到热烈的回应。

他与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非婚生儿子安东尼·韦斯特，对其生父同样怀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爱。他的《H.G.威尔斯：人生面面观》（H.G.Wells：Aspects of a Life，1984）对威尔斯的生活和时代提供了特写镜头般的展现。这本书连同威尔斯本人的“定时炸弹”为所有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很好地了解这个可爱的非凡伟人的内容，对于他来说，变化是所有事物中的必然因素，包括相爱的伴侣。

对于统治阶级群体，有关变化勇气的思想总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它从来没有将威尔斯接纳进它高傲的胸怀，正如它从来没有接纳科幻小说，也许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它因为他做的最出色的事情而厌恶他，认为他是个粗俗之人。文学界人士亦是如此，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威尔斯在《恩惠》（Boon，1915）中对老朋友亨利·詹姆斯不适宜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大多数正统作家都站在詹姆斯一边。

文学界仍然拒绝将威尔斯接纳进文学的圣殿。在一卷像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y）的《现代文艺运动》这样的书中——该书表明它将列出那些“闪烁着反叛火花”的著述——有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和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等人的位置，却没有威尔斯的一席之地，只是在非正文的一处提到过他。然而一些像纳博科夫（Nabokov）和博尔赫斯（Borges）这样真正的作家却赞赏他作为一个创新者和具有创造性小说家的真正价值。

一种关于威尔斯的流行观点似乎是这样的，他在成为一个艺术家的道路上起步阶段（《时间机器》和那些相似的作品）是得体的、良好的，然后他就为了追求新闻报道和宣传效果而放弃了这一切。[12]这个指责是有一些道理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急就之作或者草就之作。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不需要什么批评论述来指点我，说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松散、拖沓，而且令人不快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很快写出来并且没有进行充分的修改，而且有一些作品在结构组织方面就像吃面糊的修女一样显得苍白病态。”今天很少有作家敢于作出任何这样的坦承。

事实没有完全符合于流行的观点，或者威尔斯自己的袒露（作家们谈论他们自己的言语总是应当受到怀疑的）。威尔斯的职业生涯始于教师，而且一直延续着教师的职责。他从自己的老师托马斯·赫胥黎——本世纪伟大的引发争议者——那里得到了言传身教的强烈的说教性榜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在那些早期的小说中，威尔斯遵循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赞赏的是那些像威尔斯一样的反对“一成不变的事情”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他费心费力地把自己的重要观点融入整个想象活动之中时，当他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在作品之中而且了无痕迹时，他的读者却误解了他，或者是看不到他的观点，对于他的《莫洛博士的岛屿》、《隐身人》和《星际战争》就是如此。

威尔斯痛恨混乱和误解。他尽力地把信息传达得清楚明了。他的人物成了传声筒，小说也在说教和告诫声中走向了迷失。威尔斯获得了音量，但却失去了质量，然而他永远是一个大声疾呼的呐喊者，从不满足于在僻静处喃喃低语。的确如此，科幻小说主题的争议性是如此强烈，只有精心的控制——威尔斯找到又失去的控制——才能使它从布道转向奇幻。

尽管他的创作富饶多产，尽管他乐于在每一次演出中从他那魔术家的帽子里变出一只不同颜色的兔子，威尔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早在1912年，他就拒绝了加入英国皇家文学协会学术委员会的邀请。他的愿望是探索生活，而不是美学。也许他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管理者。他能够发出警示，但不能去实施。久而久之，告诫和警示取代了想象。然而又有谁能够断言说，警示和期望是多余的呢？

威尔斯的许多作品被拍成了电影。《时间机器》直到1960年才被搬上银幕，是由乔治·帕尔（George Pal）为米高梅电影公司（MGM Studios）制作的一个效果平庸的版本。《莫洛博士的岛屿》于1932年被拍成影片《迷失的灵魂之岛》（Island of Lost Souls），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让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在此片中扮演莫洛博士。影片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1977年的影片由伯特·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担任主角，比以前的影片好不了多少。

1933年，环球影业公司（Universal）拍摄了由詹姆斯·惠尔（James Whale）导演的《隐身人》，而最早的《弗兰肯斯坦》影片就是由惠尔导演拍摄的。环球影业公司和惠尔对处理恐怖题材的故事是非常精通的，而那些故意隐而不露的表现技巧——高高的青草被看不见的脚步所踏倒——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突出的。克劳德·雷恩斯扮演的格里芬在影片中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隐而不露的。环球影业公司在1940年拍摄了该影片的续集，由乔·梅（Joe May）导演，西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Sir Cedric Hardwicke）扮演同名主人公。这就是影片《隐身人归来》（The Invisible Man Returns）。同一年还出现了一部表现这一主题的滑稽逗笑的影片《隐身的女人》（The Invisible Woman），影片中当性情欢快的弗吉尼亚·布鲁丝（Virginia Bruce）出人意料地现身之后，她频繁地暴露出她的大腿。

派拉蒙影业公司在1953年拍摄了影片《星际战争》，是由乔治·帕尔制作的。故事被置换为现代背景，地点也从英国转换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片中的机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滑稽可笑的副牧师成为影片中（被烈火焚烧）的英雄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部成功的科幻文学影片。

最著名的是1938年10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对《星际战争》的演播。这是年轻的奥森·韦利斯先生（Mr Orson Welles）在其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大胆的行为。节目的播出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以至于在美国引起了恐慌的浪潮。虽然科幻小说一贯被排斥为荒唐无聊之作，但它在“莫名恐惧”的层面总是十分有效的，正如此次发生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

由内森·朱尔兰（Nathan Juran）导演，于1964年制作完成的《月球上的第一批英国人》（The British First Men in the Moon），尽管采用了雷·哈利霍森（Ray Harryhausen）的特技效果，尽管有莱昂内尔·杰弗里斯（Lionel Jeffries）和爱德华·贾德（Edward Judd）所扮演的卡沃和贝德福德的轻快的表演，仍然是水准不高。1919年出了一部早期的影片——是威尔斯作品中第一部被拍成的电影。

独立制片商协会（AIP）在1976年推出了一部蹩脚的影片《神的食物》，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更好的影片。

1936年威尔斯有两部作品被搬上银幕：《能够创造奇迹的人》（The Man Who Could Work Miracles）和意义更加重要的在威尔斯监制下拍摄的《未来事物的面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这两部影片的电影剧本都是威尔斯本人所写。关于《未来事物的面貌》的拍摄，亚历山大·科达（Alexander Korda）是制片人，导演是威廉·卡梅伦·孟席斯（William Cameron Menzies）。阿瑟·布利斯（Arthur Bliss）为影片提供了特别出色的音乐配曲。影片的设计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雷蒙德·马西和拉尔夫·理查森以及其他演员并没有完全依附于影片的壮观场景，或者仅靠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后的未来的故事取胜。尽管《未来事物的面貌》的一些思想被证明是不完善妥当的（例如，技术至上的统治体系），影片仍然气势宏大、令人震撼。它成为电影界的经典影片之一，而且毫无疑问地成为最好的纪念威尔斯的影片。

他的许多非科幻小说也被拍成了电影，其中包括《爱情与鲁维轩先生》、《齐普斯》（迈克尔·雷德福德为人们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演）、《安·维罗妮卡》和《波利先生的历史》。《齐普斯》还被改编成由汤米·斯蒂尔（Tommy Steele）主演的音乐片，名为《半个六便士》（Half a Sixpence）。

威尔斯本人出现在1979年的《连绵不绝的时光之旅》（Time after Time）中，得到马尔科姆·麦克道尔（Malcolm McDowell）的刻画。

威尔斯并没有能够按照其心愿改变这个世界，但他改变了成千上万的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他第一个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地球是一个部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是一个部分——还有生活在这个地球之外的人们（如果他们真的存在的话）。他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当前的历史只是一个正在流逝的时刻，它连接着遥远的过去与遥远的未来。正是这个威尔斯告诉人们，“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一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赛跑”。随着人类发展的加快以及在她自身的人口数量的重压之下陷入困境，我们认识到他的话是多么地具有时代性。

也许，一个把人类历史看做是一场什么与灾难之间的赛跑的作家注定要急冲冲地、鲁莽地进行写作，正如威尔斯经常所做的那样。然而威尔斯受到了远远超越其个人交往圈子的男男女女的爱戴，以及远远超越了一个作家仅仅靠他持久的创作力所能获得的正常的读者群体的男男女女的爱戴。他富有才智，而且坦诚率直，他为他的同时代人发出呐喊——而且不仅仅是一代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表明H.G.威尔斯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象征：

回首20世纪初年，发现H.G.威尔斯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你正置身于一个充满电动悬吊装置、教士和高尔夫球运动员的世界，你未来的雇主告诫你“好生做事，否则就立马走人”，你的父母一再地曲解了你的性爱生活，还有你们那些头脑迟钝的教师从他们的拉丁语口头禅后发出的窃笑。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奇妙的人，他能够告诉你所有关于其他行星上的，以及海底的居民，而且他知道，未来并不会成为那些高雅体面的先生们所想象的那样。[13]

奥威尔谈论的是20世纪初的情形。三十年之后，正如这位作家所断言的，相同的情形仍然如此。威尔斯仍然在不懈地写作，激荡着每个人的内心。

他把自己的能量传送到四方。这样做是出自他的本性。

他的大多数作为已经烟消云散，然而他的小说却长久不衰。阅读科幻小说的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威尔斯是在发明氨爆炸药的那一年出生的，他亲眼见证了原子能时代的出现。奥威尔有失准确地认为，狄更斯小说的特点是“腐朽的建筑，却有奇妙的兽形排水嘴”。当鲁维轩先生和波利先生变得依稀模糊时，威尔斯的兽形排水嘴，他的火星人、月球人、莫洛克人、半兽人，才是今天最令我们玩味、思考的。我们可能不再认可威尔斯对于教育潜能的信念，但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承认了他的观点：我们显露的“首先是兽性的一个特征，然后是它的另一个特征”。

在他自己的领域中，威尔斯是独步一时、卓尔不群的[14]。在科学传奇的领域，他奋力地取得了三个举世无双的成就。他将某个异想天开的事件——对月球的访问、来自另一个行星的入侵等——提升到艺术领域之中。这样一来，他就极大地拓展了此类想象的范围和能力。而且他为这种文类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群体，并且确立了它与其他文类的区别，从此以后这一区别就不再模糊不清，尽管在他之后有许多追随者出现了错误。

威尔斯是所有心灵的“奇妙新世界”里的普罗斯彼洛，是科幻小说世界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