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城市文明：与威尔斯同时代的作家们

第六章　逃离城市文明：与威尔斯同时代的作家们

人世间有奇事、怪事、狂野事，

那最狂、最怪的兴许莫过于此：

人啊，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在困扰这个没有阳光的城区：

他悲哀伤心，永远不停地问自己，

时光为何如此流逝，生命为何如此匆匆，

地球万物皆过客，唯有变化而已。

——詹姆斯·汤姆森《恐怖之夜的城市》

在欧洲和美国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居民们发现他们有增无减地需要娱乐。不仅是宗教，小说也成为人们的精神麻醉剂。科幻小说就是小说中的酒精饮料。

随着19世纪末的来临，一场革命正在兴起，其重要性不亚于19世纪50年代的平装本图书革命。威尔斯和他同时代的人享受到了扩展的市场的好处。每个星期都会涌现出新的杂志，以满足一个新的读者公众的需要。迪斯累里的“地下的民族”（submerged nation）也冒出地面来呼吸空气了。

这是许多杰出报纸创立的时代，随着它们的发行，它们的业主的财富也创建起来。在伦敦，这就是纽里斯（Newnes）、皮尔森（Pearson），以及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的时代。就在经营其他令人称道的赚钱盈利之事的同时，乔治·纽里斯在1890年创办了第一个现代杂志《河岸》（The Strand）。皮尔森创办了《皮尔森杂志》（Pearson's Magazine）和《皮尔森周刊》（Pearson's Weekly）。

一个新的公众贪婪地消费着新闻纸张。1870年，即狄更斯去世的那一年，在英国发表的小说数量是381部；在新世纪之交，其数量上升到2000多部以上。这个巨大增长通常被归功于1870年的《教育法案》。事实上，一个相似的，虽然相对而言数量较少的发表小说的增长在18世纪末就已经显现出来。1796年的《每月评论》表明当年发表的小说数量是1795年的两倍之多。到了1800年，小说的数量是如此之多，质量是如此之糟糕，以至于一些杂志（例如《司格兹》和《君子杂志》）干脆不再理会它们。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铁路系统图书系列和黄皮书廉价小说开始盯住文化教养更低的读者群体。

在美国，通俗廉价的小说盛行起来。1868年8月出版了由爱德华·埃利斯（Edward Ellis）创作的《巨猛猎人，或，大草原上的气流超人》（The Huge Hunter：or，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由此，本土科幻小说出现在美国，并展开了一个将具有永久吸引力的主题。这个气流超人是一个驼背少年创作出来的。它疾步穿行于大地，击败印第安人和坏人，是边疆的一个非人类英雄。机械装置与无法无天的邪恶的原始力量展开搏斗，并取得胜利。

这个半少年气的冒险事迹并不具有任何高雅的文学特质。随着《大平原上的气流超人》（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1876）的出现，著名的弗兰克·里德故事系列通过模仿埃利斯的故事而创作出来。这个新的通俗廉价小说系列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898年。除了最初的四部小说外，所有的小说都是路易斯·菲利普·塞纳伦斯（Luis Philip Senarens）用笔名写作的。塞纳伦斯发表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年方十九。这个勤奋而才气平庸的作者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间完成了大约四千万字的作品[1]，最终于1939年去世。

漂泊迁移（transportation）是塞纳伦斯小说系列的一个突出的主题，与凡尔纳同时推出的小说一样。

在弗兰克·里德之后涌现出来的大量男孩发明家的故事，打入了美国少年故事的一个层面，最终在诸如根斯巴克的《大发明家拉尔夫》（Ralph 124C 41+）[2]这样的叙述故事中，成为介于成人世界与少年世界之间（semiadulthood）的作品。在弗兰克·里德父子之后出现了“汤姆·斯威夫特”故事，在这个系列中，许多作品都是加里斯以维克多·阿普尔顿的笔名写作的，这个维克多·阿普尔顿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户外行动的标志。在这些故事以及许多相似的故事中，距离为故事增添了魅力。

女孩子们并没有被完全忽略。出现了“飞车少女故事系列”（Motor Maid Series）和“少女飞行员故事系列”（Girl Aviator Series）。神奇女人（Wonder Woman）即将出现。

随着印制粗糙的刊登低级内容的书刊（pulps）的出现，带着较少的质朴无华的社会生活特质、廉价的纸面小说（dime novel）被一扫而光，一如后来光面纸张印制的通俗杂志（slicks）又使得这些印制粗糙的低级书刊黯然告退，而装帧华丽的书刊又使得平装版书刊黯然告退一样。进化的法则也适用于书刊行业。

发展的步伐在加快。城市正在发展，荒野之地正在受到驯化。在你还来不及说“生产力”之前，树木就被转化成了纸张。

新的出版商，新的杂志，还有新的作家！毫不奇怪，许多作者把他们潜在的读者仅仅看做可利用的对象。很明显，当时的情形已经同现在一样，最急于为尽快获得现钱而写作的作者就是那些最容易被出版商利用的人。

出版物的多样化意味着主题表现的多样化，还有逐渐出现的惊险恐怖的表现内容，以及崭露头角的一种讲述现代力量的幻想故事类型——比之于童话故事，一种传统的诫喻形式的故事，它与现实的生活情境更没有什么关联。我们把这类幻想称作“逃避主义”——可能就是从被压抑的“文明化的”自我中逃离出来。它与人们的“白日梦”有关，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在与科幻小说非常接近的领域。它的出现搅乱了历史、批评，而且从此混淆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实践。

某些幻想故事的创作和那些活跃于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科幻小说作家的创作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幽闭恐惧的城市文明中逃离出来。

与此同时，这种逃离常常表现为谚语所说的“才出狼窝，又入虎口”。逃到亚马逊河流域的丛林去度过一个宁静的周末是令人惬意的——但那里残暴的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会把你捕获！这似乎就是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的寓意所在，这在那个时代是颇具代表性的。

这一时期的另一类有特点的故事就是描写战争的作品——通常是1914年发生的真实战争，但有时表现为一场反对远东国家的战争。战争也是一种逃避，逃避个人的责任和面临的问题，逃避“文明的”自我。

野蛮英雄具有一个真正的功能——对抗文明的进化。

这样的逃避代表了一种应对人们内心产生的对于自己日常生存能力的焦虑的方式。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家，从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开始，都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对于死亡的焦虑。幻想故事让我们毫无痛苦地认识了我们内心最深沉的对于死亡的无能为力，或者无论别的什么恐惧；科幻文学的幻想让我们认识了最近出现的文化恐惧，正如机器人常常象征着一种丧失个性的恐惧。

从1890年到1920年间，我们发现了一种中性的时间区域，除了威尔斯的早期作品外，叙述的故事没有任何特别强调的新神话的基本组织，它即将出现。在大西洋的东海岸，英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对地下种族的迷恋——仅有的例外还是出现在威尔斯的作品中。而在西海岸，美国人还没有对那些已经消失的红种印第安人产生迷恋，这些印第安人之后将重新返回到他们的科幻小说中作祟弄鬼。

即使在这样一个平庸温和的时期，我们还是赞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3]所说的，科幻小说是一种使生活恢复正常的要素。不错，她的这番话是针对科幻影片而言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对科幻小说功能的最有效的解释之一——它刻意地保持克制，既不过于夸大，又不过于低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极端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两种同样可怕的，但又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命运的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中：难以排遣的平庸和不可理喻的恐惧。正是那些通过大众艺术形式广泛传播的幻想故事使大多数人得以应对这两大幽灵的困扰。幻想文学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一种遁入奇异的、充满危险的，但在最后时刻获得幸福结局之境遇的逃避，把我们从难以忍受的单调刻板中解救出来，而且使我们摆脱恐惧——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预想出来的。然而，幻想故事能够完成的另一件事就是促使那些在心理上无法忍受的东西常态化，从而习惯于它的存在。一方面，幻想故事使世界变得美丽多彩。另一方面，幻想故事又使世界变得平淡无奇。

科幻影片的幻想绝境完成了这双重的任务。科幻影片反映了世界性的忧虑，并且致力于缓解这些忧虑。它们反复地灌输着一种对辐射性、污染性和毁灭性灾难发生过程的奇特的冷漠感——对于这些灾难过程，作为个人我感到噩梦缠绕，十分沮丧。影片以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内容，在天真的层面巧妙地营造出异域、异类、异物的感觉。特别是大多数科幻影片中的对话，它们都是一种气势非凡而动人，但通常又非常平庸的陈词套话，这使得影片显得奇妙地、不由自主地滑稽有趣……当然，这些影片还包含着一些让人痛苦的、极其严肃真切的东西。[4]

从1890年到1920年间，绝对真切的东西并不完全迎合广大读者群体的口味。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强壮、坚毅、完美，这是约翰·布坎（John Buchan）[5]笔下的英雄的时代，是“铁骨硬汉”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6]的时代。从根本上看，他们卷入的危机仅限于与他们自己切身相关的生活圈子，而不涉及整个世界；他们的任务就是拯救他们自己，而不是世界。在正义的极限之内，紧张的行动乃是关键。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LS）比之迷幻药（LSD）[7]更具影响力。

《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这个奇特的故事自从精神分析学这颗黑色的星辰升起在地平线上之后就力量大增，它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作品中的一部力作。史蒂文森的主要影响是作为一个传奇作家体现出来。他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1883年出版单行本）和《诱拐》（Kidnapped，1886）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的小说中——在亨利·赖德·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以及它的后继之作中，反映在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的《詹达堡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以及它的续作《亨瑙的鲁珀特》（Rupert of Hentzau）中，反映在曾经非常流行的斯坦利·韦曼（Stanley Weyman）的小说中，诸如《在红袍的下面》（Under the Red Robe），同样在90年代还有柯南·道尔创造的早期历史小说，诸如《白色军团》（The White Company），以及道尔最伟大的创造——从位于贝克街[8]的迷雾笼罩的寓所走出来的、神乎其神但又令人着迷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威廉·莫里斯在1894年发表了《世界外面的森林》（The Wood beyond the World），两年之后又发表了《世界尽头的深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这些关于一个想象出来的中世纪的幻想故事全无那一时期的粗糙特点，也毫无莫里斯的朋友伯恩·琼斯（Burne Jones）的绘画作品中某些病态的幽雅别致。《世界外面的森林》采用了仿古风的文体（“她怒气冲冲地说道：‘肃静，先生，一日之时光就湮灭在文雅和堂皇的辞令之中岂不可惜，如此这般徒劳无益又有何益处呢？’”［第十四章］）。这部小说被赞誉为“迄今为止创作出来的第一部伟大的幻想小说”[9]。中国人可能更有理由为他们16世纪的小说《西游记》而要求获此殊荣，这部小说刻画了著名的猴王，他的非凡业绩如今可以在西方的电视屏幕上看到。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罗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发表了他的两部《莽林传奇》（Jungle Books）。这两部作品，还有吉卜林在他的短篇小说和后来的《吉姆》（Kim）中对印度风情的展现，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故事和别的文类，无不包含着许多即将被吸纳进科幻小说的因素。由异国情调的女人所掌控的充满异国风情的地域、幽灵们（doubles）在遥远的国度争斗不休、对古老王国的探寻、华丽的制服、疯狂的冒险、艰难的跋涉、会说话的动物——更不用说后来大量的因袭古风之作了——所有这些都能够适用于后来的科学幻想文学的快乐的狩猎场。

在这一批浪漫主义作家中，有一个人对科学幻想文学产生的影响至少与威尔斯一样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威尔斯的影响主要是作为一种分析性小说，而不是那种最广泛的公众趣味所渴望的东西。为了满足这种趣味，就需要有英勇、杰出的英雄，有紧张激烈的惊险行动，以及逃避显示出前兆的当今的困扰（这正是威尔斯的狩猎场）。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1856—1925）就提供了大量的这类因素，让它们在远离过度拥挤的伦敦和纽约的地方登场表演。

哈格德本人从来没有写过科幻小说，除非把他去世后发表的《阿伦和冰河时代的众神》（Allan and the Ice-Gods，1927）考虑进去，那里有哈格德对冰河时代情景的展现，或者是《当世界剧烈震荡》（When the World Shook，1919），表现那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岛神话。在青年时代，哈格德前往南非，担任纳塔尔省总督雷德弗斯·布尔沃爵士（Sir Redvers Bulwer）的秘书。他在那里游历了这个国家，这为他的一系列发生在“黑暗大陆”里的最好的传奇小说提供了故事背景。

在哈格德数量众多的小说中，第一部小说的写作缘于他与他兄弟之间打的一个价值一先令的赌：他能够写出一部比史蒂文森的《金银岛》更出色的小说。这部小说在1885年出版了——《所罗门王的宝藏》——当即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吉卜林一样，但与他后来的模仿者不同，哈格德知道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最好的小说，诸如《她》（She）和《阿伦·奎特梅因》（Allan Quatermain），仍然具有吸引力，即使它们中拘谨礼数的社会习俗已经过时。

那些描写“消失的种族”的小说带有哈格德的专利印记。正如尼尔·巴伦（Neil Barron）[10]在《奇异的剖析》（Anatomy of Wonder）中所表明的，当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某些兴趣消退之后，消失的种族便取而代之，特别是当它微妙地表现那些新原始主义和逃离城市文明的主题时更是如此。哈格德的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人们暗地里喜欢那些有异国情趣的女人所具有的吸引力绝不会成为这些小说成功的障碍。

在小说《她》中，不朽的艾伊莎（Ayesha）沐浴在赋予生命的火焰之中，但行动没有成功，她随即死去——死后缩变为一个恐怖之物——这一情节令人难以忘怀（它给荣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仅有两分钟时间就走了，凝视着我们——这个世界所从未见过的最可爱、最高尚、最出色的女人——她安静地躺在我们面前，靠近她自己的一大堆乌黑的秀发，形状不比一只大猿猴大多少，而且令人恐惧——天啊，恐惧得无法用言语表达！”死尸被描写为“小小的可怕的猴子躯体”。

多年来，对这一情景的反应一直回响在科幻小说之中。例如，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的故事《欢唱的火焰之城》（City of Singing Flame），还有约翰·罗塞尔·费恩（John Russell Fearn）的《金色的亚马逊》（The Golden Amazon，1944）的最后一章。

在一篇批评文章中，理查德·凯尔（Richard Kyle）对于这个著名的篇章是这样说的：“苍白的艾伊莎……在经历了两千年的生命历程后终于死去，变成了一只大而古老的猿猴——恰如哈格德这一代人看见神圣的、上帝创造的人，在经历了两千年的基督教时期之后，随着进化论的诞生而死去，只留下一个硕大而古老的猿猴。”[11]

凯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埃德加·赖斯·巴勒斯早期的“火星”小说系列的一些素材来自于《她》和《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12]从哈格德开始，出现在许多“科学传奇故事”字里行间的就是幻灭的女人、女祭司，或者女皇——全是不可接近和不可改变的女人的象征。

哈格德被人们记住了。埃德温·莱斯特·阿诺德却被人遗忘了。不过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在科幻小说领域，没有谁会被彻底遗忘，甚至包括这个奥蒂斯·阿德尔伯特·克莱恩（Otis Adelbert Kline）。

埃德温·莱斯特·阿诺德（Edwin Lester Arnold）的名气被他的父亲——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的名气掩盖了，后者那多次再版印行的《亚洲的光芒》（Light of Asia）把佛教带入了许多装饰着沙发背套的英国家庭。作为儿子的阿诺德写了两部以灵魂转世再生为主题的小说：《腓尼基人法拉》（Phra the Phoenician，1890）和《百人队队长莱皮德斯》（Lepidus the Centurion，1901），在这两部小说中，灵魂经历了穿越数百年的旅程。和遭受幻灭的女人一样，神秘主义是某种接近科幻小说的少年之心（adolescing heart）的东西。我们还将对此进行探讨。罗杰·兰斯林·格林（Roger Lancelyn Green）把《百人队队长莱皮德斯》称作“一本非常差劲的书”[13]，不过《腓尼基人法拉》具有不少优点，幸免于难的腓尼基商人得以与英明的贝丝女王[14]进行交谈，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言是很恰当得体的：

就这样，我成了罗马人的囚犯。他们将我捆绑起来，让我躺在他们用缆绳相互拴住的船只中一只船的船舷边，长达十个小时。我紧贴着阴郁的午后的大海，它还在玩弄着奉献给它的死者，在它长长的绿幽幽的手指间翻卷和拨弄着头发乌黑的伊特鲁里亚人和肤色、脸色苍白的凯尔特人。（第一章）

《腓尼基人法拉》重新刊登在1945年9月那一期的杂志《著名的奇异神秘》（Famous Fantastic Mysteries）上，没有人认为它出现在那里是不合适的。

灵魂转世再生还出现在阿诺德的第三部小说中（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主题）。《格列佛·琼斯中尉的旅行度假》（Lieut.Gulliver Jones：His Vacation）发表于1905年，随后就遭受冷落尘封，直到理查德·拉普奥夫（Richard Lupoff）在1963年发现了它。在拉普奥夫的劝说下，当时在爱斯图书公司（Ace Books）工作的唐纳德·沃尔海姆（Donald Wollheim）出版了它的第一个美国版本，书名为《火星上的格列佛》（Gulliver of Mars）。

琼斯凭借愿望和魔毯到达了火星，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温顺平和的种族，他们生活在一个早已衰败多年的文明的废墟之中，恰如《时间机器》中的埃洛伊人。这个种族同样受到一个地下种族的威胁。火星上的莫洛克人是可怕的希瑟族（Thither-folk），他们频繁地从地下跑出来向这个衰败不堪的文明索取财物和用做奴隶的可爱少女。即将与琼斯结婚的漂亮公主被龌龊的猩猩般的阿-哈普人（Ar-hap）抢走了。琼斯采取行动去拯救她，这是一种真正的童话故事方式。

即使在今天——然而为什么要“即使”呢？在科幻小说的梦幻世界里难道有什么时候没有发生变化吗？——阿诺德令人称奇的小说的篇章时隔多年仍然具有吸引力。

下面是他被抛到一个奇异的海岸时所目睹的场面：

从对面刀削般笔直地从水面耸立起来的悬崖峭壁，发出光亮，它们冰冷发绿和发白的表面昂然穿空，高高地伸入黑沉沉的星空。从这里凭借有利的视角，我仔细地打量着，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沿着水平线上一层一层地排列着的竟是密密麻麻的物体，就像是——像是——哎呀，天啊，它们就像是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和姿态出现的男人和女人！我使劲揉了一下双眼，再定睛望去，不禁大吃一惊，后背顿时涌起一阵毛骨悚然的奇怪感觉，它们就是男人和女人！——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全都一排排地立在那里，就像站立在海岸悬崖峭壁上的鸬鹚群，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呈现出任何你所能想象的姿势和形状，但在这个庞大的人流汇合之中竟然悄无声息，也没有任何骚动。

然后我转过身去看后面的悬崖峭壁。是的！这里也有他们的人，只是由于阴影的缘故显得更加暗淡，然而千真万确，从上面高高的雪峰往下，往下——天啊！一直到我站立的这个层面。有一个人——不到十码的距离——在冰墙后面半隐半现，我咬紧牙关走过去，仔细地打量他。当我注视着清澈的蓝色的深处，他的后面又出现了一个，接着又是另一个，一个接着另一个——恰似果冻中的樱桃一般。（第十四章）

置身于冰雪之中的整个种族！阿诺德的图景使人想到弗斯·坦吉（Yves Tanguy）或者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一幅油画。拉普奥夫认为，这部小说对巴勒斯的火星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15]这个推论是正确的吗？或者说是通过《她》受到凯尔的影响吗？也许答案是两者都不对。所有的幻想观念都令人惊异地相似。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任何幻想文学作者是一片孤立的大陆。[16]

在上世纪末，真正的火星成为人们推测的一个重要而神秘的对象，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体黑洞或者天王星的卫星一样——尽管从相邻的距离和公众的认识程度这两方面来看，火星比天体黑洞更容易接近和了解。

当这颗红色的行星在1877年、1879年和1881年与地球正面相冲时，意大利天文学家G.V.斯加巴雷里（G.V.Schiaparelli）对它的地表面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图表。他注意到那些横贯其表层的直线线条，并把它们称为“canali”——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沟渠”，翻译成英语就是“运河”（canals），这激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

法国天文学家们在1885年证实了这些沟渠的存在。几年之后，为了研究火星和它的神秘特征，美国人珀西瓦尔·洛维尔（Percival Lowell）[17]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达福建立了他著名的天文台。洛维尔也看见了沟渠，而且坚定地相信，火星上面存在着生命。他的《火星》（1895）和《火星与火星上的沟渠》（1906）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洛维尔也许使威尔斯和阿诺德的眼中闪烁出兴奋的光芒，不过，珀西·格雷格（Percy Greg）的《穿越黄道带》（Across the Zodiac）先于洛维尔的作品出现。

《穿越黄道带》发表于1880年。它讲述的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宇宙飞船进行的星际航行，这个飞船具有某种可信性。和凡尔纳一样，珀西·格雷格对他卓越的飞船提供了详尽细致的事实和数据。它甚至还装备有一套基本的液体培养系统来循环再生空气，而且还显耀它所拥有的三英尺厚的金属墙体。格雷格的太空旅行者们在火星上发现了一个发达的文明，他们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和无神论。那里盛行的是务虚不务实的乌托邦主义，不同寻常的是，一个君主制政体取代了一个共产主义政体。政变阴谋牵涉到一个地下的颠覆运动，故事的叙述者由于同一个名叫伊夫娜的火星女人结婚而卷入其中。伊夫娜被杀害了，主人公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地球。

格雷格的飞船所使用的动力是一种叫做“apergy”的神秘能量，一种能摆脱地心引力的力量，这是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科幻小说的梦幻。同样的动力能量还用于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在《在其他星球的旅行》（A Journey in Other Worlds，1894）中描写的星际旅行。为了逃离公元2000年乌托邦地球的单调生活，一群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探访了木星和土星。在木星上分布着巨大的史前爬行动物。在土星上则全是精灵，旅行者们体验着一些《圣经》里描述的经历。也许阿斯托在“人类的堕落”和《旧约》各自所具有的吸引力之间摇摆不定，难以取舍。

乔治·切特温德·格里菲思-琼斯（George Chetwynd Griffith-Jones）（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而采用了笔名）较少具有逃避主义的倾向，他关注的是战争和革命的重大主题。和乔治·格里菲思（George Griffith）一样，他也一度极受欢迎。他的两部最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是《革命的天使》（The Angel of the Revolution）和它的续作《奥尔加·罗曼诺夫》（Olga Romanoff），两者都连载于《皮尔森周刊》上，并且先后在1893年和1894年以硬皮封面的版本发行。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一个宏大的强权之战。在战争中，英国—德国—奥地利联盟几乎被法国—俄国联盟击败。当伦敦被夷为一片废墟瓦砾之际，英德联盟被社会主义的美国所拯救。战争中出现了动用飞艇、飞机、毒气，等等，来进行的空战。

续作的背景安排在几年之后，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被建立起来。前任沙皇的一个继承人——可怕的奥尔加本人——发动了卷土重来的行动。战争再次爆发。就在奥尔加即将征服世界之际，一个飞逝而过的彗星将大地上的一切都烧为灰烬。

逃离城市文明的一个方式就是将它毁灭。

后来格里菲思转向了比较和平的主题，创作了《太空中的蜜月》（A Honeymoon in Space，1901），讲述一对新婚夫妻（也许是重要的，新人是一位英国贵族和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发明家的女儿）在太阳系周围的太空里遨游，一直航行到土星。这对幸福的新人对生活在水星上的天使们唱起了《甜蜜的家园》（Home Sweet Home）和《家乡的亲人》（The Old Folks at Home）。

《伟大的战争辛迪加》（The Great War Syndicate，1889）突出地描写了在经历了一场相互之间的战争之后组成的另一个英美联盟。它的作者是弗兰克·斯托克顿（Frank Stockton）。

斯托克顿的名字已经被人淡忘了，不过因为一个机智而颇具悬念的短篇故事《美女还是老虎？》，这个名字仍然令人愉快地传响着。他的小说《萨迪斯的大宝石》（The Great Stone of Sardis）发表于1898年。小说是根据这样一个著名的假设创作的：从前有一个蕴藏着巨大钻石的彗星，它被太阳吸住了，结果钻石的表面被烧成了灰烬，变成土壤，钻石的主体变成地球。20世纪的人们往地壳下面挖掘，发现这个巨大的钻石仍然完好无损。正如一部百科全书所说，斯托克顿的作品“在兴趣方面是极不平衡的”。

“我和格兰特·艾伦属于葛德温和雪莱的传统。”威尔斯说。[18]格兰特·艾伦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和威尔斯一样，他把未来当做映照当前罪恶的镜子。他的《英国野蛮人》（The British Barbarians，1895）表现的是一个来自遥远未来的科学家，一个在位于英国郊区的野蛮部落中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考察当前关于阶级、性别、财产和信念的习俗。格兰特·艾伦最著名的小说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女人》（The Woman Who Did），也是在1895年发表的。它描写一个生下并养育一个私生子的女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主题，它可能打动了威尔斯，促使他写出了《安·维罗妮卡》。

1897年，一部长达千页的小说：《在两个行星之间》（Auf zwei Planeten）在德国出版了，作者是库尔德·拉斯维兹（Kurd Lasswitz）[19]。这部小说非常流行，并且被翻译成好几种欧洲语言，虽然它的英语版本一直到1971年才出现。与同一年以连载形式发表的《星际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一样，火星人登上了地球——地点是在北极。他们抓住了两个地球居民，把他们带回火星。拉斯维兹的火星人比威尔斯的火星人更具有人性，而且相貌更佳。娜是工程师弗鲁的女儿，她有一双大大的、会改变颜色的眼睛，还有一头“像一束香水月季似的闪烁着泛红光泽的金黄色”秀发。

大规模的杀戮并不是火星人的最佳考虑——虽然他们没有谋划消灭全部英国海军。在进行了几次袭击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国家，由火星人和地球人合作经营。

我们可能感到遗憾，拉斯维兹的伟大小说没有出现在一个更好的译文里。他是德国科幻小说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者不如说是在德国科幻小说的神秘的缺席状态中的重要人物。在17世纪的开普勒之后出现了一个空白，勉强地为让·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奇特（Jean Paul Friedrich Richter）所填补，他是个18世纪的人物，他的《克文托斯·菲兹莱恩的一生》（Leben des Quintus Fizlein，1796）将过去的宇宙观与科学的宇宙观进行了对比。

拉斯维兹的火星人与威尔斯的火星人一样，是以洛维尔认定的发现作为基础的，他对于科幻小说应当是什么样和应当写什么具有明确的观念。他的观点表露在发表于1910年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中，题目是《关于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居住的权利》（Unser Recht auf Bewhoner anderer Welten）。这篇文章的有些内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加以思考：

发生在一部要作为严肃艺术的小说中的任何事情都必须能够与我们自己的经验，即当代的自然法则观念和心理学观念相关联。简而言之，它必须是可以阐明的，而且是让人感觉可信的。一种凭借魔力而简单产生的，而且无法加以科学解释的效果，同一个人物突然的，没有任何心理动机的转变一样，不能进行诗意的应用。

我们的真实感不会容忍那些直接的和完全的与以往的科学和心理学经验相冲突的假设条件。[20]

遗憾的是，自从拉斯维兹的时代之后，发生的一切磨灭了我们自然的真实感。

库尔德·拉斯维兹属于歌德类型的人文主义者。继承其传统的德国作家寥寥无几。在齐白林飞艇和其他科技发展的鼓舞下，汉斯·多米尼克成为一个多产的“Zukunfi-roman”即“未来小说”的创作者。在纳粹统治期间，尽管其他作家被禁，多米尼克的作品仍在出版。当然，弗里茨·朗是早期科幻影片创作的杰出人物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科幻小说重新起步发展，首先是模仿或者从著名的英美模式中翻译作品，这与许多国家出现的情形相似。

就在1897年，在《星际战争》和《在两个行星上》推出的同一年，另一种传奇小说也发表了。与《弗兰肯斯坦》在世纪之初发表时取得的成功一样，这个出现在世纪之末的阴沉的传奇惊险故事也当即获得成功。它的主题是僵尸掠杀活人，这与科学原理是背道而驰的，而它对荒凉衰败的古堡、血淋淋的场面，以及棺材的阴森恐怖的描写绝不是奉献给大众的一道适宜的菜肴，让他们去准备适应那个最现代的世纪——至少迄今为止——20世纪。

然而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拉库拉》是不容忽视的。从那以后它就没有绝版过。也许是由于它的语言是如此别扭，所以它难以接纳对它的翻译。这部小说连续不断地被滑稽模仿，遭到曲解，被拍成电影。它使吸血鬼的传说声名远播。的确，《德拉库拉》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恐怖刺激的小说，经过精心编排，巧妙地由日记和信件构成，比斯托克的任何其他极其平庸的小说具有更多的说服力，充满戏剧性构思的恐怖，其效果即使再读也几乎同样强烈。

莫洛克人夜间跑到地面上来吞噬柔弱娇小的埃洛伊人，他们在想象中的恐怖不及夜里出来吮吸伦敦儿童鲜血的露西·韦斯顿娜的一半。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激起如此强烈的热情呢？答案有一部分肯定就在它的主题所具有的极其明显的性意识上。

他用左手抓住哈克夫人的双手，将它们拉开，使她的双臂处于紧绷状态；他的右手紧紧地夹住她的后颈，迫使她的脸俯贴在他的胸膛上。她白色的睡袍上沾染着斑斑血迹，一小股细流顺着他撕开的外衣中裸露出的胸膛淌下来。这两人的形态活像一个顽童将一只小猫的脸按在牛奶盘上强迫它喝奶时的情形。

另一个答案是由小说家和传记作家A.N.威尔逊[21]提出的，他说：“这种到处流行的活僵尸的恐怖传说，完全是出于情感刺激的目的而激发出来的，它始于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人们首次对一具尸体的复活的真实情形产生了广泛怀疑的时期。”

在19世纪，许多勤于思考的人们，包括男人和女人，经历了对宗教产生疑问的痛苦，与消逝的信仰搏斗厮杀，苦苦追寻新的明确的信念。由转世再生引起的道德伦理问题在世纪之初以来就折磨着敏感善思的心灵。然而要把《德拉库拉》当做一部主要包含着宗教意味的小说来读却是困难的。

我本人的观点是，事实上《德拉库拉》仅仅是从隐喻性和委婉性方面表现吸血鬼文化的。它真正的主题是对“世纪末”（the Fin de siecle）的梅毒现象的迷恋。《德拉库拉》是关于“性病”（VD）[22]的伟大的维多利亚小说，吸血鬼文化就是斯托克关于性病的隐喻。[23]

如果这个过去从未提出的观点可能显得异乎寻常，那么就必须考虑一下有关斯托克生平的事实。斯托克在1878年与弗洛伦丝·巴尔科姆结婚。弗洛伦丝是个绝色美人，伯恩·琼斯和奥斯卡·王尔德都描述过她——他们都曾与她有过婚约。这是个冷酷的女人，在她与斯托克的一个儿子出生以后，她很明显地拒绝了与丈夫之间的性生活。斯托克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性好动的人，他肯定在别处找到了男女情事。他长期跟随着亨利·欧文的剧团巡演旅行，这无疑使他获得了许多机会。

哈里·卢德兰姆（Harry Ludlam）是早期为斯托克写传记的作者，他这样记述1912年斯托克的死亡：“在死亡证明书上出现了‘器官衰竭’的字样。时年六十四岁。”[24]后来由斯托克的侄孙——丹尼尔·法尔森（Daniel Farson）所作的传记更加坦率[25]。法尔森披露了死亡证明书的全文：“脊椎痨六个月，颗粒状萎缩的肾脏。器官衰竭。证明人：詹姆士·布朗医学博士。”脊椎痨就是神经的完全麻痹，是梅毒的第三期症状。

法尔森还写道：“（斯托克）很可能在世纪之交染上了梅毒，可能早于《德拉库拉》发表的那一年，1897年。”斯托克素来具有追求女色的名声。考虑到这些事实，斯托克的名著获得了一个新的理解层面：对于女人具有的强烈的性诱惑的“威胁和屈服”这一新的意义。人们想到了莫里斯·理查森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它是一个庞大的形态各异的性欲错乱的口腔—肛门—生殖器的施虐—受虐狂永无休止的大狂欢。”[26]

范·赫尔森是使用注射器的医生，大部分时间处于幕后的伯爵代表疾病本身，精神错乱的伦菲尔德代表疾病的第三期。那些女人——露西·韦斯顿娜和麦娜·默里代表梅毒的传播媒介。“肮脏啊！肮脏！”麦娜高声喊道，“甚至全能的天主也要拒收我那被污染败坏的肉体！”

然而威尔逊的观点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解答了为什么《德拉库拉》（明显地不是科幻小说）和《弗兰肯斯坦》（明显地是科幻小说）在公众的心目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公众的头脑在发现相似之处方面总是正确的。对复活神话的怀疑在世纪末到来之前已经形成趋势。世纪之初的《弗兰肯斯坦》也是一个可怕的复活神话——与《德拉库拉》一样，是对那些基督教教徒们一直当做真理的东西的滑稽模仿。

上个世纪被这两个阴森可怕的故事一前一后夹在中间。我们这个世纪也陷入了传存下来的困境之中，仍然在无止境地演绎着他们的神话。

没有人愿意让玛丽·雪莱和布拉姆·斯托克进入伟大的小说家之列，进入托尔斯泰、司各特或者麦尔维尔的行列。然而这两人都取得了完全超越文学的东西：创造新的原型人物。

出现过这样的时候，一个研究过时小说作品的勤奋的年代史编撰者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他所粗略评述的这些作家的生平是否不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具有毫无选择的趣味？当出现了评论M.P.希尔（Matthew Phipps Shiel）的时机时，这种思考就必然涌上心头。这个希尔曾经做过雷顿达（Redonda）岛的国王，是个神秘人物，是哲学家，很可能也是个神经错乱者，他还是31部作品的作者。

马修·菲普斯·希尔（1865—1947）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严格信仰的爱尔兰循道宗教徒。他的母亲可能是一个穆拉托人[27]和获得自由的女奴。希尔的具体生平包裹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例如，希尔是否如同某位批评家所说的，是“体育狂人，传言中的同性恋者”，或者如同另一位批评家所说，是“一个追逐女人的情人——所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28]事实似乎表明他在十五岁时被立为利沃德群岛中一个名叫雷顿达（Redonda）的礁石岛的国王，而且他在早年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在英国，他过着一个职业作家的朝不保夕的生活。和许多作家一样，他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希尔的头脑里似乎容纳了许许多多他那个时代在欧洲盛行的思想观念：社会主义、进化论、新弥赛亚、征服、叔本华、工业化、黄祸论、革命、血腥杀戮、人口过剩、尼采主义、唯灵论、人种改良学、精神疾病、性病、种族间通婚，以及“战争生物学”，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使西方人的生活成为如此激荡经历的因素。

根据人们的共识，表达这些相互碰撞的思潮和观念的两部最有趣味的载体当是《黄祸的危险》（The Yellow Danger）和《紫红色的云层》（The Purple Cloud）。

《黄祸的危险》（1898）叙述了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威尔斯后期小说中的方式使地球获得了通向未来的更好的生存状态的希望。一个强大的军事首领在东方崛起，由一亿士兵组成的中国大军入侵俄国和欧洲。欧洲人通过在敌军中传播霍乱进行抵抗。在最后的大决战中，欧洲的皇帝击败了敌人。神秘莫测的英国人成为世界的主人。(https://www.daowen.com)

《紫红色的云层》（1901）更为人们所熟悉，它从玛丽·雪莱的《最后的一个人》中有所借鉴，但完全是按照希尔本人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精神创作出来的。邪恶的亚当·杰夫森在经历了巨大的艰辛之后抵达了北极。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发现死亡笼罩着一切。太平洋某处所爆发的火山灭绝了所有的生命。

回到伦敦后，亚当在城里放了一把大火——犯了纵火罪，孤独者的恶行——而且——

现在，我泪流满面地打量着的这整个区域汇聚着上万个巨雷，向南扑去的滚滚烈焰发出穿越星空的轰鸣之声，涌向天边浩瀚的大西洋，那里没有烟雾但焰火通红。在这里，烈火吞噬和清除了地狱所有的罪孽邪恶，发出狂笑、呐喊，烈焰横飞，一派狂欢气象。而我——作为我的种族的第一个人——向地球附近的行星发出了一个闪亮的信号。

几年的时光过去了。亚当在加尔各答、北平、旧金山都点燃了大火。他终于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年轻女人。他产生的第一个冲动是吃掉她，但俩人还是和解了，于是人类又能够重新繁衍了。

哈特韦尔（Hartwell）的论断是，《紫红色的云层》“既不是凡尔纳式的，也不是威尔斯式的，而是少有的具有诗意的科幻小说之一”。而布莱勒（Bleiler）论及了“在一个毁坏的星球上的疯狂行动”。

希尔想象的其他产物具有的吸引力就更少了。例如，在《海洋之王》（The Lord of the Sea，1901）中，犹太人在欧洲几乎全灭绝了。幸存者逃往英国寻求庇护，在那里，奇特的“英雄”——那位本人也是犹太人的霍格思成为摄政王，他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反犹太人的法律，包括强制性地转变信仰。

虽然现在希尔是一小批崇拜者的中心，但人们对他反犹太人倾向的指责一直没有停息。萨姆·莫斯科维兹（Sam Moskowitz）对此进行过研究，他说，希尔“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倾泻出）连续不断的针对犹太人个人和犹太人群体的侮辱、暗讽、诅咒、歪曲、谎言和谣传”。此外还有关于黄种游牧民族的倾向——人们认为正是希尔编造出了“黄祸”这个用语。[29]他总是迷恋与种族有关的东西，很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具有混血身份的缘故。像希尔这样一个奇特的作家，雷顿达的国王，也许没有任何供他驰骋的大道，唯有科幻小说的写作生涯！

当新世纪来临，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日历。在过半的时间里，20世纪都是19世纪隐秘的重复，由M.P.希尔记述、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旧文明的终结——即将发生，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集中营的毒气焚烧炉，以及一座座城市惨烈的毁灭等种种惨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小说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终结了关于未来战争的故事——虽然它们在30年代出现了复兴，例如罗伯特·西德尼·鲍恩（Robert Sidney Bowen）创作的空战故事。那些像威廉·勒·奎克斯（William Le Queux）这样的作家已经遭受冷落，虽然在1906年勒·奎克斯仍然以《1910年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的写作而保持着强劲势头，该故事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获得极大成功。

德国人又开始了侵略战争。借助地图和公告的形式，勒·奎克斯讲述了战争的进程，直到攻无不克的德国军队占领了伦敦。德国皇帝给他的总司令发去一封电报：“你们的英勇进军、你们攻占伦敦的壮烈战斗、你们的胜利进攻和你们占领英帝国的首都，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战功之一。”[30]

要是有人认为，在他所构想的战争被证明比想象中的更加残酷无情之后，勒·奎克斯会停止写作，那他就错了。他继续写作，在他令人惊叹的作品中就有《无线跟踪》（Tracked by Wireless）和《来自虚无的声音》（The Voice from the Void）。

许多诸如勒·奎克斯作品这样的故事迎合的是沙文主义、恐惧，以及读者的偏见。对于战争主题的执著表现，更优秀、更持久的范例是H.G.威尔斯的《大空战》（The War in the Air，1908），在故事中，伯特·斯莫尔维斯，“一个粗俗低劣的族类”，卷入了一个强大的德国飞艇编队，这个编队毁灭了纽约；威尔斯的预言性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1914年初）；柯南·道尔的短篇小说《危急！》（在欧洲的战争冲突爆发之前的一个月发表在《海岸》杂志上），它预见了水下的潜艇之战，商船队被大量击沉，直到食品供应告罄，英国请求停战媾和；还有H.H.芒罗（H.H.Munro）的《当威廉皇帝驾临》（When William Came，发表于1914年初，几个月之后威廉〔皇帝〕真的开始进军）。1909年见证了大量表现未来战争的影片。比这些影片稍早一些的是一部发出不同声音的奇特小说，即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发表于1903年的《沙滩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

如同它的副标题所示，《沙滩之谜》是“一部秘密情报工作的记录”。小说中有许多出色的篇章，除了被逐渐披露的一个蓄谋已久的德国入侵计划，还有给人以强烈愉悦之感的航海和广袤天空。奇尔德斯的小说读来就像布坎小说的先行者，的确不假。他的作品成为一部小小的经典之作，在20世纪70年代时仍然重印出版。

《当威廉皇帝驾临》讲述的是一个德国侵占英国的笔调尖锐的故事，具有相同的国内事物色彩和军事色彩。H.H.芒罗（H.H.Munro）的笔名“萨基”（Saki）更是为人们所熟知，他用此笔名创作了许多爱德华时代尖锐而机智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长期以来十分流行。战争爆发时，他应征入伍，1916年在西线战场的堑壕里中弹身亡。他所展示的驱除邪恶的景象并没有使他免除邪恶的伤害，一个引发持续争端的问题是，谈论或者准备好应对像战争这样的灾难性事件究竟是避免了战争还是仅仅加速了它的发生。

除了未来的战争，这一时期充满了杂色多彩的主题，包括瘟疫、隐形的空中飞艇、生活在火山下面的神秘的文明、有剧毒的云层气体、新的“大洪水”故事、痛饮不死泉的神水，以及一分为二的火星。稍微接近现实的主题是对纽约被毁灭的警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女人统治了世界、镭能量迎来了千禧年，以及正在建造的穿越大西洋的隧道。

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家仍然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向人们表明，小鸭子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幼年之际烙下鸭妈妈形象的印记（在这个时期即使一个假妈妈也能做到），在这之后它们就不再接受任何鸭妈妈的替代物。在许多物种中都可以发现相同的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我们人类自己。我们的艺术趣味很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艾贝·梅里特（Abe Merritt）、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奥蒂斯·阿德尔伯特·克莱恩（Otis Adelbert Kline）等人的早期作品所引发的狂热反响。无论如何，这些作家以及其他作家都拥有他们自己的读者，通常数以百万计。

那些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的更卓越的作家在其他领域获得了他们的声誉。

其中就有罗德雅德·吉卜林，他创作了诸如《夜行的邮件》（With the Night Mail）这样的故事。该故事展望了2000年的世界，那时候飞行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至于“空管会”（空中管制委员会，Aerial Board of Control）统治着世界。它的续作《轻易如同“空管会”》（As Easy as ABC，1912）继续表现同样的主题，表明随着“空管会”严厉地维系法律和秩序，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看，吉卜林的幻想并没有落空：国际调度的飞行航班已经改变了世界，正如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按日程时刻表运行的火车运输改变了世界一样。

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31]，这个善用似非而是之悖论的大师创作了一些幻想作品，其中最著名而且最有趣味的当属《一个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1909）。故事中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受到侦探们的相互渗透，结果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被瓦解而不复存在。故事的叙述本身是流畅而富有创意的。

赛姆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新冒险具有某种冰冷的理性的性质，它比过去狂野的冒险还要糟糕。比如在昨天晚上，那些高大的公寓在他看来就像梦中的一座塔楼。当他沿着令人厌倦而又单调重复的楼梯拾阶而上时，他完全被它们几乎永无尽头的数量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又不是一场梦中惊出冷汗的恐惧，或者任何可能是夸张或幻觉的剧烈恐慌。它们的无穷无尽更像是数学演算中的无穷无尽，是某种难以想象的，但对于思想过程又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它像是天文学中关于那些恒定的星球之间的距离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他正在攀登理性之楼，这比非理性本身更加可怕。（第九章）

也许，此刻还没有任何科幻小说比作为这一时期标志的科学幻想故事（science fantasy）更接近科学和理性。

阿瑟·柯南·道尔的科幻小说就属于这一时期：《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从1912年开始连载发表，而《天外毒气带》（The Poison Belt）于第二年推出。当然还有其他的，后来创作的只可以充作科幻小说作品（《迷雾地带》〔The Land of Mist〕、《大西洋底探险记》〔The Maracot Deep〕），只有早期的那两部为人们所熟悉。作者还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印行最多的是《当地球发出惨叫》（When the World Screamed），故事中精力充沛的乔治·钱伦杰教授致力于贯穿地球的地壳去刺探下面的地球生命之体。

《天外毒气带》是一部温和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尔斯的影响。当地球穿过有毒的外空气体时，钱伦杰教授和他的伙伴耗费一整夜的工夫猛吸氧气。第二天早晨，全世界都陷入死亡之中，而幸免于难的这伙人漫行在荒凉凄美的伦敦城里，这样的伦敦我们还将在《食人三叶草逞凶的日子》（The Day of the Triffids）里遇见。结果是这样的，原来毒气导致的是强直性昏厥，而不是死亡，人们苏醒过来，一切都恢复了常态。在经历了1914至1918年的战争之后，这样的温和回归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和柯南·道尔创造的更为著名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钱伦杰教授也是个神乎其神、超乎常人的人物，不过他在对话中确实流露出某种清新活泼。

钱伦杰教授是第一个判断出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把他的朋友们召集到自己的住宅里，以宏论般的语言向他们披露毒气中潜伏的危险：

“你们来想象一下，有一串葡萄，”他说道，“覆盖着一些微小到极致但又有毒的芽孢杆菌。园林工将它浸泡在一种消毒液中。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的葡萄变得更加干净，也可能是他需要空间来培育一些新鲜的毒性较弱的芽孢杆菌。他把它浸泡在毒液中，它们都不复存在。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园林工正打算浸泡整个太阳系，而且人类的芽孢杆菌，那微小而致命的弧菌，扭曲着蜿蜒分布在地球的外表层上，将会在顷刻之间被消毒处理后不复存在。”

又是一阵沉默。这种沉默被尖利的电话铃颤音打破了。

“我们的一个芽孢杆菌发出求救呼叫了。”他说，露出微微一笑。（第二章）

《失落的世界》是一个足以与赖德·哈格德的故事相提并论的杰出的探险故事——它很可能受到过哈格德故事的影响。钱伦杰教授和他的老伙伴们在亚马逊盆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在已经冷却的火山口，残留着一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史前的文明。这里有石器时代的部落、人猿、恐龙，等等，全都是鲜活鲜活的！柯南·道尔碰巧来到这绝妙的地方进行探险。

这个故事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幕——最近的一次是由迈克尔·伦尼（Michael Rennie）[32]将吸了一半的香烟漫不经心地扔在丛林里，嘴里叫道“那里有一只正在行走的雷龙”，同时有一只剑龙缓慢笨重地走过——《失落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轻快而精彩的故事，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学童能够抵御它的吸引力。我们一路前行，随着钱伦杰教授和约翰·罗克斯顿勋爵率领的“石器时代的军队”投入击败人猿的最后战斗。这个失落的世界的气氛得到活灵活现的渲染，它的居民们得到绘声绘色的描述。

最后，他们逃离了此时被柯南·道尔称作“充满魅力和传奇色彩的梦想国度”，安然无恙地返回伦敦，返回到罗克斯顿勋爵位于奥尔班尼[33]的住所。我们享受着与一场在海边进行的精彩激烈的英式橄榄球比赛相对等的文学历险游戏。

最后一位需要提到的在科幻文学领域之外获得声望的作家是大名鼎鼎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在这个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作家的生平故事里，确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地方，用他本人的话说，“年仅十五已是男人中的一条男子汉了”[34]。他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华盛顿·欧文的《爱尔汗布拉宫》（Alhambra）[35]和奎达（Quida）的小说作品，同时在农场干过活，卖过报纸，做过违禁捕蚝者，在太平洋捕过海豹，加入到克朗代克[36]的淘金热中，还干过其他在美国这一时期出现的典型活路。

杰克·伦敦去世时年仅四十岁，他的五十多部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中发表的。像《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白牙》（White Fang）、《深渊中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这部小说充满了杰克·伦敦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同情心）以及多次被拍摄成影片的《海狼》（The Sea Wolf）等作品都是非常流行的，并且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些作品都包含着杰克·伦敦本人粗犷的善良本性、他对于生活富有想象力和充满同情的反响，也洋溢着他充沛的生命活力。

杰克·伦敦在科幻小说史上的位置是由他的三部作品确立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关于未来政体统治的反面乌托邦故事：《铁蹄》（The Iron Heel，1907）。说到名气，《铁蹄》如今已经风光不再。小说对穷苦人民和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它们是通过包裹着老套说教的交替出现的谴责和感伤来表现的。“这位优雅的、颇具贵族气质的先生是一个挂名的主任，一个从事秘密掠夺寡妇和孤儿的公司的工具”（见第五章），就结合了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杰克·伦敦没有表达真正的未来景观，他的未来就是以芳草地和小丘林而出现的当前。

虽然时间的进程并没有改进《铁蹄》，但它仍然保持着偶尔产生的生命力，尤其在小说接近结束时，杰克·伦敦笔下的女主人公艾维丝目睹了发生在芝加哥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行动。这使人们想到狄更斯在《巴纳比·比奇》（Barnaby Rudge）和《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表现出的对民众暴乱的情感变化。以某种相同的方式，作为大众斗争的忠实的支持者，艾维丝突然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暴乱的民众：

入口处里面的大门都被关上，并紧紧地锁住。我们已无法逃脱。紧接着，这个行列的前端开始移动。这不是一个整齐行进的行列，而是骚乱的暴民，是塞满了街道的可怕人流。这些深渊中的民众由于纵酒和忍受的屈辱而发狂，终于爆发出来，怒吼着要杀死他们的主人。我曾经见过深渊中的人们，从他们居住的贫民区经过，而且认为我知道里面的情形，然而我发现我现在却是第一次看见他们。那麻木的冷漠之情彻底消失了。如今却是来势汹汹——一种可怕的令人吃惊的壮观场面。这怒涛汹涌的潮流从我的视线中涌动而去，一路发出怒吼，变得越来越凶狠歹毒，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从仓库货栈中洗劫来的威士忌酒使他们发狂，仇恨使他们发狂，杀人复仇的欲望使他们发狂——男人和女人，还有孩子，个个衣衫褴褛，阴暗，凶狠残忍，所有神明般的情感都从他们的内心中被抹去了，所有恶魔般的东西都占据了他们胸膛，是猿人、猛虎、病态的肺痨病人，是毛发覆体的走兽。他们苍白的脸上，吸血鬼社会从他们苍白的脸上汲走了生命的元气，肿胀之形体由于体形的庞大和腐败，干枯的女巫和死鬼头颅，脸上的胡须就像氏族首领，不可救药的年轻人和不可救药的老年人，恶魔的面容，扭曲，变形，畸形的恶魔由于怪病的肆虐和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所有病痛而猛烈爆发出来——是生命的废物和渣滓，是一群群狂怒的、发出咆哮和尖叫的、暴徒般的民众。（第二十三章）

杰克·伦敦当然知道如何对痛苦加以渲染。在《星际漫游者》（The Star Rover，1915）中，主人公变得异常狂躁，屠杀了两百多只海豹。“是的，我失去了所有的判断，只是一个劲地捕杀，不停地捕杀。”（第十九章）

《星际漫游者》是一部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达雷尔·斯坦丁，他的灵魂可以从一个生命存在跳跃到另一个生命存在，重新度过他以往的生命时光。他可以从一个时期回溯到另一个时期，回想起诸如伊师塔（Ishtar）[37]和密特拉（Mitra）[38]这样的神灵，直到他成为一个史前的先民。

我成了尤抒，人马座，而伊卡是我的女人和伴侣。我们在晨曦中欢笑，我们的“男人孩子”和“女人孩子”像蜜蜂一样变成了金黄色，伸开四肢，在芥菜花里翻滚，夜晚时分她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爱意绵绵，由于我并不精于林中狩猎和多箭快射，她劝我不要远离营地，让别的男人为我从危险的狩猎中带回猎物。（第二十一章）

这里明显地有奎达经久不衰的影响。这个故事的框架是斯坦丁被囚禁在圣·昆廷（San Quentin）的死牢里，身穿拘束衣，一个有虐待狂倾向的牢狱看守折磨着他。他通过潜回过去时光的方式逃脱了这种折磨。

伦敦本人在这之前已经潜回到过去的时光。他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于1906年的《在亚当之前》（Before Adam）是一个石器时代的故事。种族的记忆也在起作用。一个城市男孩在梦中成为“巨牙”（Big-Tooth），他与洞穴先民们一起生活、长大，抵抗着过去世界的恐怖灾难。人类学家可能会发现杰克·伦敦的重构故事中有许多事实存在不当之处，但是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粗犷的抒情性的真实之处，而且他的一些对于史前状况的推测仍然是出色的——例如古老岁月之中的需要造就了发明创造：用葫芦来储水要归功于“老膝骨”（old Marrow-Bone），他在自己的洞穴中储存着水，从而使他不必前往溪流取水，葫芦在这之前仅仅是玩饰用品而已。

“巨牙”本人做了种族记忆的梦：

“巨牙”还有另一个自我，当他入睡以后，那另一个自我就在梦里回到过去的时光，回到有翼爬行动物的时代和龙类折腾厮杀的时代，再穿越它们，回到那些匆忙跑动的、啮齿目动物一样的小型哺乳动物时代，而且更遥远地，回到远古大海的海岸软泥时代。我无法，也不敢说更多的东西。这一切都太模糊不清、太错综复杂，而且极其可怕。我只能依稀发现那些浩瀚和令人惊骇的景象，通过它们，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了生命的演进过程，不是上溯到从猿到人，而是上溯到从软体虫开始的阶段。（第九章）

在杰克·伦敦之前的其他作家已经大胆地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世界。H.G.威尔斯的涉足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斯坦利·沃特卢（Stanley Waterloo）的《Ab的故事》（The Story of Ab），一个糅合了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奇故事。

伦敦被沃特卢指控为剽窃，然而从此时开始，绝大多数出版物以及作家的同时代性使剽窃的问题变得几乎名不副实了（虽然在一个自然地依赖奇异效果和追求轰动煽情的领域，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无论在何时，都存在着共同的心境、共同的思潮，甚至共同的流行语——“隔代遗传”（atavism）就是这一时期盛行于科幻小说领域的流行语，就像后来的“熵”（entropy）成为流行语一样——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神秘的统一性（unity）。弥漫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核战争末日前景的恐怖、60年代和70年代的迷恋毒品、人口过度增长……这些普遍的忧虑必然要反映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当中。

《在亚当之前》反映了杰克·伦敦渴望逃离城市文明的愿望。毒品常常成为这相同愿望的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象征。在20世纪初，这种愿望更加有益地从地球上那些仍然保持着原始面貌的地区中找到避难所。如此便解释了吉卜林的《莽林传奇》和《吉姆》的成功，还有随后的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在《大河的桑德斯》（Sanders of the River）中描写的非洲故事，以及同样以非洲为背景的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人猿泰山小说。

于是我们就走近了这一时期的两位创作奇才：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美国人——埃德加·华莱士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巴勒斯更多地属于科幻小说的历史传统，他将成为我们在下一章里探讨的主角。然而华莱士仍然占有耀眼的一席之地，他的名字与梅里安·C.库珀（Merian C.Cooper）的名字一起，为所有“怪物科幻影片”中的最伟大之作《猩猩金刚》增添了亮色。当他在好莱坞即将完成剧本的写作时，死亡却突然降临了——那里倒是一个结束奇异生涯的适得其所的地方。

华莱士与巴勒斯出生于同一年——1875年，是一个女演员的私生子。少年时代他就做过水手，参加过布尔战争，在开始写作小说和剧本之前还做过记者。他创作的《大河的桑德斯》使他一举成名。

进入中年以后，他的写作生涯极其多产，在十四年间就创作了167部小说——几乎达到一月一部的速度。《大河的桑德斯》故事发生在刚果，受到广泛欢迎，是以作家对非洲的真实了解为基础创作的。华莱士也写了一些科幻小说，诸如《全球同心的日子》（The Day of Uniting，1926），是一个威尔斯式的故事，讲述一个即将撞向地球的大彗星产生的威胁使得全人类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他在1929年发表了《小行星127》（Planetoid 127），讲述在“太阳的另一边”——假想中的行星祝融星的传统的所在位置——发现了一颗行星。

华莱士的主要作品是犯罪小说，他喜爱的故事场景是伦敦的底层社会和赛马场的跑道。华莱士对它们要比对祝融星熟悉得多。他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华莱士如何在他成功的巅峰时期加入国会，他没有想方设法去取悦他的选民，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他希望进入下院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写罪案故事的作家应当永不停息地寻找新的素材”。[39]

在他写作生涯最多产的时期，出现了一个关于“正午的华莱士”露面的流行笑话。在20年代末的英格兰，他的作品成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大畅销书。他被推举为“英国雄狮影业公司”（British Lion Films）的主席，时不时地担任那些根据他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导演。在卡尔顿——伦敦最豪华的饭店外面会排起一条长龙，因为说不定华莱士就要出来兜一下风。华莱士很会享受生活，也非常慷慨大方，他最充分地享受着他的成功。

据估算，华莱士作品的销售量高达两千万册，同时，在英国、美国、德国（一个特别忠实的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出现了根据他的小说和剧本制作的大约190部有声或无声影片。当华莱士的传记作者把华莱士称作一种现象时，她为自己没有进行夸张而感到内疚。

在埃德加·华莱士的后继者中有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他创作了大名鼎鼎的英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两位作家都使他们的主人公置身于当代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翻版——无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多么异乎寻常。华莱士的同时代作家巴勒斯则选择了广袤的地域、遥远的地域作为其故事的背景地。巴勒斯呼应的是逃离文明藩篱束缚的冲动，这种冲动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LS）、哈格德、柯南·道尔以及这一类作家偶尔涉及的。当巴勒斯形成了他的创作模式时，当代科幻小说独一无二的规则几乎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