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项成果是那本具有强烈辩论性质的《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该书始著于1844年的下半年，出版于1845年的岁末。书的主体部分由马克思完成，它标示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人物的最后决裂。紧接着，写于1845—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最终完稿，它同样是一部批判性的论著，但在该书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进行了一般性的概述。从此以后，马克思的一般性观点几乎很少出现什么改变，他将毕生心血用在对这本书所提出观点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上。
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有生之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出版过完整的版本。1859年，当马克思回顾写作该书的日子时，他写道，他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因为该书不能出版而失望过：他们“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既然其“自己弄清问题”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了。[1]不过，马克思明确提到了他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并把1844年作为其学术生涯中最具意义的一道分水岭。在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他指出，正是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使他得出了如下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
恩格斯后来在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说道，那本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所做的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3]。然而，尽管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史知识的确很欠缺——其中生产体系发展“阶段”的架构后来做了相当大的修正——但该书所论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后来在其他场合所做的描述极其一致。所有对马克思著作做精确划分的做法都是主观的，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时被当作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一，但把它看作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要更为适当。
马克思写于1843—1844年之间的著作对其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有何重要性，这一问题自这些著作于1929—1932年出版以来就引起了持续的争论。这种争论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而且很难假定所涉问题能得到使争论各方都满意的解决。但实际上，在对黑格尔的“批判”、1844年的《手稿》和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连贯线索。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最重要主题，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它们分别如下：
1.人类渐进性“自我创造”（self-cre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黑格尔。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
2.异化的观念。在1844年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异化”这一术语，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希望自己的立场与抽象哲学决定性地区别开来。因此，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戏谑性地把为“人的本质的外化”而著书立说的德国哲学家称作“哲学的胡说”。[5]这些观念实质上在《手稿》中就已出现，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完整地提了出来，它们的主要含义是异化必须被当作一种历史的现象来加以研究，只有从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的角度才能得到理解。马克思研究了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追溯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产品的出现，随着欧洲封建制的瓦解，农民丧失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异化的过程也达到了其顶点。后一过程，即大批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形成过程，在《资本论》中被描述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6](https://www.daowen.com)
3.国家理论的核心以及国家在未来社会形态中的消亡，可以见之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在写《批判》一书时，尽管马克思对他所希望和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只有初步的构想，但通过消除“政治”这一分离领域来达到废除国家的目的这一主旨，一直内在于他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
4.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社会发展。尽管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经常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语汇进行写作，但非常明显，马克思在认识论上与两位思想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决裂，尤其是黑格尔。马克思并不是要用一种新哲学来取代旧的观点，相反，他抛弃了哲学而转向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途径。因此，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扎根于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中，这一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特征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
5.对革命性实践（Praxis）提出了一套总括性的观点。马克思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他们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7]的评论预示了他将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述的观点：除了与革命运动的早期阶段相关外，批判哲学与任何其他事物都不相关（irrelevant）。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把对理论的理解与实际上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变化，这意味着对可能存在于历史中的转变的研究与可以实现这些转变的实际行动方案结合在了一起。
在1844年《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发生转变的关键的一点，可以见之于1845年3月马克思就费尔巴哈所写的一系列批判性短论中，这些短论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名而闻于世。[8]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提出了数点批判。首先，费尔巴哈的方法是非历史的。费尔巴哈设想了一个先于社会而存在的抽象的“人”：他不仅把人化约为宗教的人，而且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9]。其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停留在哲学学说的层面上，把观念仅仅看作物质真实的“反映”。然而，在实际上，意识与人类实践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与先前的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费尔巴哈只把“物质真实”看作人类活动的决定因素，而没有分析“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即客观世界为人的活动所改造。马克思则通过另一种方式突出了这一极端重要的观点。他说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学说无法解释这样一种事实，即革命活动乃是人类有意识地、意志坚定地行动的结果，相反，它是从物质真实对观念的“单面”影响的角度来描述世界的。然而，马克思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0]
在马克思的眼里，费尔巴哈极具重要性的贡献就是表明了“哲学［如黑格尔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11]。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费尔巴哈所采取的是一种“冥想式的”或消极的唯物论，忽视了黑格尔所强调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12]。正是这种存在于主（社会中的人）客（物质世界）之间的辩证法，人类逐渐将物质世界置于其目的之下，并随着目的的转化而生成新的需要，而这成了马克思思想的焦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