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

古代社会是“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34]。与东方社会不同，城市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组成城邦（citystate）的原始部落通常是侵略和好战的。城市最先是围绕着军事而组织起来的，在整个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上，它表现出一种扩张的性质。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集中在对罗马的分析上。尽管罗马是一个城市社会，但它并非完全不受土地财产的影响，那些私人占有土地的人同时也是城市公民。马克思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简单形式，即农民成为城市居民”[35]。整个罗马历史时期，统治阶级都是建立在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人口的增长给土地扩张带来了压力，形成罗马社会变迁的主要根源，成为其结构中的主要“矛盾”：“这……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的经济条件以内……能破坏社会所依据的实际联系。”[36]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冒险，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也使土地财产日益集中。战争征服和殖民化，导致社会分化的界线日益清晰，也造成了奴隶阶层的日益膨胀。[37]奴隶承担了全部的生产性劳动，而土地贵族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分离的统治阶级，掌控了对公共资金和战争的组织。“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这就引起了马克思所说的“强迫移民”的压力，“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38]。

由于缺乏从现存的资源中提高生产力的动机，导致土地稀缺的压力变得非常强大。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这么一种观念，它可以“推动”人们对谋取利润最大化产生兴趣：

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Cato）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地法最有利，布鲁土斯（Brutus）甚至能够按最好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中才有的情形……[39]

财富并不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受到重视，而是由于它所能带来的“私人享受”，商业和制造业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怀疑，甚至蔑视。更有甚者，劳动总体上也受到轻视，被认为配不上自由人。(https://www.daowen.com)

在共和国的晚期，罗马城邦已经完全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40]的基础之上，这是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公开规范化地进行的一件事情。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围绕着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而展开。前者主要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对后者进行无耻的剥削，高利贷在罗马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发展程度，尽管它从未成为资本积累一般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高利贷所扮演的角色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指出，尽管高利贷在与其他条件的作用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帮助，它只会起到破坏经济的效果。这正是罗马所发生的情况；由于服兵役的缘故，平民不断面临破产的威胁，贵族便以非常高的利率贷款给他们，由此形成的结果是，高利贷不但没有使平民的真正需要获得满足，反而产生了一种破坏小农阶级的效应。“一旦罗马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41]

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经历了罗马历史的多个发展阶段。它肇始于父权家长制的体系，其中，奴隶是小生产者的帮手，平民本身不断趋于衰落而使自身也不断进入到奴隶的阶层，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庄园（latifundiae）的兴起，其中以市场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以大规模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都没有能够超越一定的发展水平，再加上大部分人因被剥削而陷于贫困的境地，这意味着，大庄园本身也不再是一种合乎经济的生产方式了。贸易进一步衰退，城镇也因之而进一步衰败。仅存的商业也被国家官员所强加的重税所破坏，虽然他们试图以此来维持日趋瓦解的城邦。奴隶制本身开始被废除，大种植园也被打破了，并被出租给生活在小农庄里的世袭佃户。小规模的种植再一次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罗马，这个在其顶峰时期曾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帝国，终于没落了，尽管其生产力曾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但社会的内部构成阻止了它超越一定的发展限度。大量农民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在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马克思重点强调了这一过程——但这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促成了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体制的建立，这种体制最终从内部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