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
因此，野蛮人对罗马的猛烈攻击只是促使古代世界陷入崩溃境地的一个条件，真正的原因来源于罗马内部的发展。马克思显然并不把古代社会看作封建主义发展的必要阶段，[42]但无论如何，在西欧，罗马帝国的瓦解的确构成了封建社会形成的基础。马克思从来没有详细描述过封建主义的早期阶段，但他或许会接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恩格斯认为，由于面临着如何管理他们所获得的土地的任务，野蛮人被迫改进其政府体制，同时采纳罗马遗产中的某些要素。新的社会秩序以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长官作为其核心，并最终实现了从军事领导制向君主制的转换。[43]由此，围绕着一群作为个人扈从的军事家臣而形成了新的贵族，同时还加上一些从罗马化了的官员和学者中选拔出来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西欧持续几个世纪的战火纷飞和内部动荡导致了构成蛮族军队核心的自耕农永远的贫困，同时还不断使他们沦为当地土地贵族的农奴。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农奴制已处于主导形式了。然而，马克思还在一个地方指出，在整个西欧封建时期，蛮族（日耳曼式的）古老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仍然保留着，具体表现在地方层次上存在的财产公有制中。这种基础“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惟一中心”[44]。
对于封建社会特性的描绘，马克思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上，虽然在这一环节上，他的论述也还存在巨大的间隙和模糊之处。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有关马克思对欧洲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的看法，也完全符合他那个时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标准观念。由契约制的（bonded）农奴所操持的小规模农业耕作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同时还得到了城镇家庭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补充。但是，封建制度本质上是农村性质的：“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45]在农奴制中，尽管工人必须将其一小部分产出上交给地主，但生产者与其产品之间的异化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农奴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基本上是为自己及其家庭的需要而生产。“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源的开辟。”[46]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小生产者与其产品控制之间逐渐增强的异化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被剥夺生产工具以及相应地完全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卖其劳动力的历史。
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与城镇的兴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强调了12世纪城镇争取自治运动的重要性，认为它具有一种“革命的性质”，作为结果，它使城市共同体最终得以保持较高程度的行政自主性。[47]就像在古代一样，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以及这些资本赖以运作的货币制度是相携出场的，它们破坏了农业生产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48]尽管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确有一些城市中心保存了下来，但城市中心发展成为富裕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仅仅是12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事情，并且主要是由解放的农奴所推动的。商业的发展使货币的使用以及相应的商品交换得到了更广泛的扩张，使它们扩张到以前曾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领域。这种情况促进了城市借贷业的发展，使土地贵族的财富日趋没落，并允许较富裕的农民以货币的形式完成对贵族的义务，或使自己从后者的控制中完全解放出来。在英国，到14世纪结束时，农奴制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论他们的封建身份是什么，在那个国家，广大的劳动人口从那个时期开始已成为自由的农业经营者了。当然，在欧洲的不同地方，农奴制的命运也相异迥然，某些地方的农奴制实际上还经历了“复兴”的时期。[49]
尽管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和15世纪的英国，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50]，但这些现象还局限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城镇被强大的行会组织所控制，它严格限制了师傅所能雇用的熟练工人和学徒的人数，而且行会还使自身置于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惟一自由的资本形式”[51]之外。而且，由于大部分劳动人口都是由独立的自耕农所组成的，资本主义也就不存在其发展的可能性。就像马克思反复强调的那样，“原始积累”[52]过程——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步形成阶段——涉及对农民生产工具的剥夺，以及一系列“用血和火的文字在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事件。
这个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所关注的仅仅是英国的例子，在那里，原始积累表现出“典型的形式”。在英国，自主的农民转变成雇佣劳动者真正开始于15世纪的晚期。[53]到那个时候，几次巨大的封建战争已经耗尽了贵族所有的资源。第一批“自由无产阶级”是由那些已经穷困潦倒的贵族所解散出来的扈从，而国王不断增长的权力则加速了贵族衰颓的趋势。地主贵族不断被卷入交换经济当中。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圈地运动的出现，同时佛兰芒羊毛工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了英国羊毛价格的飞涨，给圈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在“与国王和议会的顽强对抗”下，封建贵族将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迫他们离开土地。适宜于耕种的土地被转变成了牧场，只需要一些牧人照管即可。在16世纪，整个剥夺过程从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那里获得了“新的惊人的推动”：教会所占有的广袤的土地被转移到了王室的宠臣手中，或被便宜地卖给了投机者，他们把世袭的佃户从土地上赶走，把土地合并成更大的单元。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54]”。针对这一现象，又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通过这种手段，流浪的人口被迫屈从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55]。
到16世纪早期，英国已经有了新生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由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所组成的阶层，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着的群体，他们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并被抛入到劳动市场中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曾讽刺性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纯粹用一种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现象，说这是把人从封建依附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完全忽视了这种自由代表了“‘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56]。
然而，马克思还表明，这些事件本身并不能被看作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在15—16世纪之交，没落中的封建残余在进一步解体与向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之间徘徊。一个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海外贸易获得了快速而又巨大的扩展，这是15世纪下半叶惊人的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结果，包括美洲的发现以及绕过好望角的航行，“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57]。由于迅速扩展的贸易导致了资金的急速汇集，由于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导致了贵金属潮水般的涌入，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商业港口，或在不被旧自治城镇和行会组织所控制的内陆中心，新的制造工业开始建立起来。尽管“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58]，但后者仍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因此，现代资本主义远离了旧的制造业中心，而“以大宗海陆贸易为基础”[59]开始了它的进程。有组织的制造业并不是产生于由行会所控制的手工业中，而是产生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农村副业”的纺纱和织布行业，这些行业几乎不需要什么技术训练。尽管农村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最纯粹和最合理的地方，但它的最初动力却来源于那里。[60]在这一阶段以前，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尽管此前开始于11世纪的重商主义也成了瓦解封建制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城市的发展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旧体制，一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权力，它便开始扮演一种根本保守的角色。
从16世纪初开始，那些手握资本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优势逐步得到了发展。金银的涌入导致价格的猛涨，这为贸易和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利润，但却成为大地主破产的根源，也导致雇佣劳动者数量的猛增。投射到政治领域，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第一次英国革命，这是国家权力迅速扩张的一个环节。正在发展中的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机制，以及巩固的政治权力，被用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61]。
即使在今天，对于资本家的最初起源，我们仍然知之甚少，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也很少提供什么具体的历史材料。但是，他的确指出了两种互成对比的演进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方式。方式之一是商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纯粹的贸易经营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这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而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英国，这种方式成为资本家的主要来源。然而，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形成方式很快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6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第二种通往资本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一种“真正革命化的道路”。在这种方式中，个别生产者自己积累资本，并从生产逐步扩展到包括贸易在内的其他活动领域。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外在于行会，并与之相对抗。至于第二种发展方式是如何从制造业中兴起的，尽管马克思只提供了某些暗示，但他的确对这一过程在英国农业中的发生形式做了某些说明。到17世纪中叶，农业资本家已掌握了大部分土地，他们使用雇佣劳动者，生产市场上的商品。由于他们以强力的方式霸占了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公共土地，他们的财产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张。但是，霸占公共土地的过程是漫长的，直至18世纪的下半叶才真正完成。这个过程的完成与独立自耕农的最终消失是同时发生的。“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63]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划分为两大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处于支配地位。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把手工技术分成由不同工人担任的各种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行会制度下由一个技术工人所做的事情，现在通过集体的方式来完成。工场手工业比手工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并不是由于技术提高的原因，而是由于分工的缘故，使每个工人每小时里所能生产的单位产品更多。这种主要盛行于17世纪至18世纪末的英国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18世纪末期，由于市场得到了极度的扩张，工场手工业再也满足不了市场对它的生产的需求。结果，便产生了必须创造出技术上更加有效的生产工具的强大压力。“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64]这种结果就是“工业革命”[65]。机械化从而主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技术上不断改进的动力成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化的一个主要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期资本主义的崩溃时，一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1]SW，vol.1，p.364；对于后来恩格斯对其早期著作（追溯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参阅A.Voden：“Talks with Engels”，载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scow，n.d.），pp.330ff。
[2]SW，vol.1，p.362；We，vol.13，p.8.
[3]SW，vol.2，p.359.
[4]EW，p.166；关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参阅Helmut Klages：Technischer Humanismus（Stuttgart，1964），pp.11-128。
[5]CM，p.168；We，vol.4，p.486.
[6]有关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取消了“异化”概念，从而与其早期著作形成明显断裂的观点，参阅Louis Feuer：“What is alienation？The career of a concept”，New Politics，1962，pp.116-134；以及Daniel Bell：“The debate on alienation”，载Leopold Labedz：Revisionism（London，1963），pp.195-211。作为比较，参阅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1969），pp.51-86以及全书各处，这是从相反政治角度所做的论述。
[7]EW，p.L95.
[8]《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L888年由恩格斯首次出版，他评论说，这些提纲蕴含了“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SW，vol.2，p.359）。本书引自WYM一书中的译文，pp.400-402。
[9]WYM，p.402.
[10]WYM，p.401.
[11]EW，p.197，方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
[12]EW，p.202；有关这一点的更充分论述，参阅下文pp.403-406。
[13]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立场就没有包含一定的本体论假设。参阅H.B.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London，1955）。对于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观点的有力反驳，参阅Alfred Schmidt：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Frankfurt，1962）；另参阅Z.A.Jordan：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London，1967）。
[14]GI，p.57；We，vol.3，p.43.
[15]GI，pp.38-39；We，vol.3，p.27.
[16]GI，p.60；另参阅The Holy Family，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que（Moscow，1956），p.125。
[17]GI，p.60；马克思在论及蒲鲁东（Proudhon）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使用时也做了同样的批判。蒲鲁东只是用经济的范畴来代替黑格尔的观念的更替，因此而免于对历史发展做详细的研究。“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London，n.d.），p.93.
[18]写给Otyecestvenniye Zapisky编辑的信件，译文见T.B.Bottomore与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London，1963），p.38。
[19]GI，p.33.
[20]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London，1964），p.96；Gru，pp.395-396.
[21]Economic Formations，p.81.
[22]此处英文为“a grouping of his people”。中文译为“特里布斯”，是古罗马的行政单位。——译者
[23]Ibid.p.87；Gru，p.389.
[24]参阅Cap，vol.1，pp.87-89，与涂尔干类似的地方可加以注意。
[25]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p.122-123.
[26]Cap，vol.1，p.351.
[27]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New York，1966）；Articles on India（Bombay，1951）；Marx on China 1853-1860（London，1968）.
[28]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70.
[29]Cap，vol.1，p.358；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亚洲生产方式的结构最终遭到破坏。
[30]韦伯后来在谈到中国和印度时提出了这一点。
[31]GI，p.65；We，vol.3，p.50.
[32]GI，p.66
[33]魏特夫认为，马克思“没有能够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而得出那无可避免的结论，即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负责农业管理的官僚体系构成了统治阶级”。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1957），p.6.既然马克思把俄罗斯看作“半亚细亚式”的社会，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级性质便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意涵。魏特夫对俄罗斯学者有关亚洲社会的讨论做了（缺乏同情的）评论（前引书第九章）。参阅George Lichtheim：“Marx and the‘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St Anthony's Papers，No.14，1963，pp.86-112。
[34]GI，p.33.
[35]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p.79-80.
[36]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83.
[37]Ibid.pp.92-93.
[38]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p.77.(https://www.daowen.com)
[39]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nuations，p.84.马克思注意到，古代世界所盛行的观点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存在，表现为“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世界观，但依然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目的却从属于生产和财富的积累。马克思继续说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因此，“稚气的古代世界”在某一方面尽管优于现代世界，那也只是从一个相对狭隘的人类潜能的范围来说的。Ibid.pp.84-85.
[40]语出恩格斯，SW，vol.2，p.299。
[41]Cap，vol.3，p.582.
[42]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70.
[43]马克思的确曾在一个地方简要地提到，罗马以后的欧洲体制是一种综合体制，在这种综合体制中，两种制度彼此修正。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hicago，1904），p.288.
[44]Pre-Capitalist-Economic Formations，pp.144-145.（引自《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
[45]GI，p.35.
[46]EW，p.115.
[47]马克思引用梯叶里（Thierry）的话，认为capitalia这个概念与自治的城市公社是同时出现的。参阅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54年7月间的通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London，1934），p.72.
[48]多布认为，使封建制走向衰败的首要原因是“封建制作为一种生产体制的无效率，再加上统治阶级在税收上不断增长的要求……”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London，1963），p.42.对于多布著作的讨论，可参阅Paul M.Sweezy：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54）
[49]恩格斯曾注意到这种现象，谈到了15世纪时期东欧某些地方“第二次农奴制”的兴起。参阅1882年12月他给马克思的信件，Selected Correspondence，pp.407-408。
[50]马克思指出，在意大利，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的地方，“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Cap，vol.1，p.716.
[51]Cap，vol.1，p.358.
[52]这一术语通常写成“primitive accumulation”，这里，我按照Sweezy（p.17）等其他人的观点，将“ursprünglich”译为“primary”，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混乱。［但在译为中文时，本书参照国内惯例，将“primary accumulation”译为“原始积累”。——译者］
[53]Cap，vol.1，pp.718ff.
[54]Cap，vol.1，pp.718，721 & 734；We，vol.23，pp.746，748 & 762.
[55]Gap，vol.1，p.737.
[56]Cap，vol.1，p.727.
[57]CM，p.133；GI，p.73.
[58]Cap，vol.1，p.751.
[59]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116.
[60]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p.116.马克思补充说：所以，“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达到大工业”（p.117）。
[61]Cap，vol.1，p.751.
[62]Cap，vol.3，p.329.
[63]Cap，vol.1，p.733；We，vol.23，p.761.
[64]《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引自Poverty of Philosophy，p.156。
[65]在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就使用了这一术语。参阅后者所著的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Oxford，1968），pp.9-26。至于“工业革命”术语的起源，则存在着某些争论。参阅Dobb，p.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