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由韦伯1904年和1905年发表的两篇长文合成的，该书是他最早尝试在一般意义上研究这类问题的标志。[20]韦伯在书中所关注的精神气质（ethos）的某些主要特征，已在他对农业劳动者的研究中得以说明。关于契约制劳工和按日雇用的劳工在生活状况和人生态度上的对比，大体上体现在一方接受服从和庇护的传统模式，另一方则是一种经济个人主义的态度。然而，这里所说的态度显然不仅仅是按日雇用劳工的经济状况的结果，而是某种伦理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本身有助于打破土地私有的旧有传统结构。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开始便用一个统计事实来做出解释：在现代欧洲，“商业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高级熟练工，甚至还包括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等技术和商业训练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21]。这不只是一个当代的事实，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追溯社团组织的历史，可以看出，在16世纪早期的一些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心，新教徒的势力都很强大。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解释：在这些发展中心出现了与经济传统主义决裂的现象，这也就形成了对一般传统尤其对旧有形式的宗教制度的扬弃。但是，这种解释经不起仔细推敲。把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看成摆脱教会的控制，这种看法是相当错误的。事实上，天主教会对于日常生活的监管很宽松：新教运动呼吁人们接受一种比天主教要求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对于放松和享乐，新教持十分严厉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加尔文教中尤其突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如果想要解释清楚新教与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认识新教信仰的特殊性。
当然，韦伯所做解释的新颖性并不在于指出了宗教改革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关联。早在韦伯的著作问世之前，就有众多学者指出过这种关联。主要以恩格斯著作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新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22]韦伯视之为一种站不住脚的观点而不予接受，因此，他在著作的一开始便提出明显不同的观点，对该观点进行证明和解释便成了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动因。一般认为，忙于经济活动和追求利益的人对于宗教要不就是漠不关心，要不就是对它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的行动是直接指向“物质”（material）世界的，而宗教所关注的是“非物质”（immaterial）世界。但是，新教不但不放松教会对日常活动的监管，反而要求其教徒遵守比天主教要求更加严厉的纪律，因此就将一种宗教的因素渗透到了信徒生活的所有领域。新教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并不能完全说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但是，新教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在性质上毕竟不同于那种表面上看来可能会激发经济活动的东西。
要阐明这种不同的观点，不仅要分析新教信仰的内容，评估其对信徒行为的影响，而且还要详细说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不仅新教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先前的宗教形式，而且现代资本主义也呈现出了有别于先前种种资本主义活动的基本特点。韦伯区分出来的各种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存在于以“经济传统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中。现代资本主义雇主已尝试把当代生产方法引入了人们原先不了解它们的社会，他们的经验生动地表明了人们对传统主义劳动特征的态度。如果雇主旨在确保最大收益，采用一种计件付酬的方法，工人本可能获得比以往更高的报酬，但结果往往是完成的工作量反而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传统主义的工人想的不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每天的报酬，而是只考虑干多少工作才能满足日常要求。“一个人并非天生就希望挣越来越多的钱，而只是生活下去，并且按以往的习惯生活下去，挣的钱够生活的需要就行了。”[23]
传统主义也不是与贪图钱财完全不相融。“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极端而且存心的冷酷无情往往与最严格地遵循传统息息相关。”[24]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存在于所有社会中，而且事实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比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举例来说，通过军事征服或海盗行为获取财物的“冒险者资本主义”（adventurers'capitalism）存在于历史的所有阶段。然而，这跟现代资本主义很不相同，后者并非建立在不道德地寻求个人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责任性工作的义务约束的基础上。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获取越来越多的钱财，加上严格地避免所有天性的享受……完全被视为自成目的本身，而个人的幸福或利益，则看起来是完全超验的和非理性的。挣钱成为生活的目标。挣钱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公平地说，这种我们可能称之为“自然的”现象的颠倒，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它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主要原则，这是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25](https://www.daowen.com)
因此，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两者独特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这种精神根植于这样一种信仰，即相信在一个选定的职业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种义务和美德。
韦伯强调指出，传统主义的观点并非与经济企业的现代形式完全不相融。例如，有许多小型企业就是按照传统固定的程序模式、传统的交换和利润率等进行经营的。“如今，有的时候，”韦伯指出，“这种悠闲从容的生活就突然被摧毁了……”[26]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没有经过任何技术改革的企业中。这类企业一旦结构重新调整，就会进行生产的理性化重组（rational re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重组的目标就指向生产效率最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变化不能用资本突然流入该企业来加以解释。倒不如说这是向投资企业引入了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突出的特征是：
它因建立在精确计算基础上而得以理性化，以远见和谨慎寻求经济的成功，这与传统主义的农民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中世纪行会工匠的生活、与旨在利用政治机会或非理性投机的冒险资本家形成鲜明的对照。[27]
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单纯从西方社会整个理性主义的发展中推导出来。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往往假设，理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单线性的发展：实际上，西方社会中不同制度的理性化程度呈现出不均匀的分布。例如，有些国家的经济理性化程度超前，但在法律的理性化程度方面，比起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还要滞后（在这方面，英国就是个显著的例子）。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呈现出许多具体的形态，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发展也各不相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意在探讨“那种特殊的、具体的理性思想和生活方式到底从何而来，由此衍生出天职（calling）观念和在天职观念中为劳动而献身的思想……”[28]
韦伯指出，“天职”概念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才出现的。在天主教中或是在古代，都未发现有这种概念或它的同义词。天职概念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新教信仰中的使用方式，是要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事务置于无所不包的宗教影响中。个人的天职就是要通过其日常生活中符合道德的行为来完成他对上帝的义务。这就迫使新教远离天主教排斥世俗而隐修遁世的理想，进入对世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