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对马克思的评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在涂尔干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甚微。与马克斯·韦伯不同的是，涂尔干没有兴趣主动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对“政治事务”（cuisine politique）的斗争和争论也保持冷漠和超然的态度。[43]从一般意义上说，涂尔干政治态度的实质很清楚，他既拒绝保守主义，也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像韦伯的情况一样，涂尔干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受其祖国的特定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影响。对于涂尔干来说，1870—1871年的灾难之后的国家重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对于强化道德的一般关注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全部著作。确实，涂尔干的著作所关注的主题是，使世俗个人主义的成长与维持一个分化的社会统一体所要求的道德之间保持协调。涂尔干为德雷福斯斗争撰文，在一篇驳斥一位重要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的文章中，他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些问题。[44]他认为，德雷福斯支持者（Dreyfusards）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于教会和军队的狂热信奉者们所认同的那种非道德的自我追求。经济学家提出的作为人类模式的自我追求目标，完全不能等同于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家把人类行为简化为市场交易。这种功利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新出现的个人主义伦理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而不是一种非道德现象：“人……被视为神圣的。”[45]因此，主张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集体道德的统一性上，同时又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其中并不矛盾。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重新利用传统形式的权威来抑制个人主义而加以解决。相反，主要的问题是要扩大个人发展其潜能的具体机会，并与现代作为社会秩序建立基础的道德原则相统一。
涂尔干建议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中间的职业团体，这类主张源于激进社会主义者的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e）。[46]但是，对涂尔干来说，这些主张严格建立在《社会分工论》的结论所衍生出的社会学前提上。虽然涂尔干所阐述的思想对众多主要政治人物无疑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如果认为他是由于与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才阐述这些思想的，那就错了。[47]社会连带主义者提出涉及失业、疾病和养老等方面的国家福利计划，涂尔干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坚称，这些都不应占支配地位，它们必须与工业组织中系统的道德准则相结合。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劳工运动的各个部门中不断传播，知识分子对马克思著作的学术兴趣也在增长，这最终使涂尔干不得不直面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表现是恩格斯、考茨基和拉布里奥拉等人的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更加全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取代了最初盖德派（Guesdist）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译本。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思想做了概要性的阐述，涂尔干对其法译本进行的评论最清晰地表明了他与马克思的不同。[48]涂尔干在1895—1896年间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由于他的一些学生改信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挑战而引起的。虽然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圣西门身上，认为这位关键人物的著作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最重要的单一源泉，但他也打算认真关注蒲鲁东，再就是拉萨尔和马克思。但是，1896年《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的创刊，使得这些计划不得不推延，而涂尔干后来根本就无法再回到这上面来。涂尔干在《社会主义》（Socialism）中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与社会学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他指出，在刚刚步入19世纪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出现了三组理念：“1.把实证科学（社会学来源于此）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社会学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延伸到了社会科学的理念；2.宗教复兴的理念；3.社会主义理念。”[49]涂尔干补充说，19世纪末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一样，是一个多事之秋，一个关键时期，这三种思潮在这一时期重又兴起绝不是偶然的。乍一看，这三种思潮相互矛盾，共同点极少。宗教复兴运动的鼓吹者们认为，该运动与理性主义和科学格格不入。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而言建立在拒斥宗教的基础上，而且依据社会学研究必须符合政治行为的规范要求这一思想。但是，事实上，这三种思潮是因为各自仅表现了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才显得相互矛盾。每一种思潮都表达了当社会变革剧烈地涤荡着人们已有的习惯时，他们所感觉到的某些需要，诸如“不稳固的集体组织不再以其本能的权威（authority of instinct）产生作用”[50]。
对社会学的刺激来自对理解变革原因的需要，这些变革促成了对社会进行广泛再组织的态势。但是，科学研究进展缓慢，科学家们也是小心谨慎。涂尔干经常在其著作中强调指出，科学活动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实用有效的结果，那就将毫无价值。然而，科学的本质是，其过程和目标要与立竿见影的实用要求相分离：只有保持“无所欲”（disinterested）的态度，科学的探索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绝不能把科学当成是“一种崇拜的对象或偶像”。它赋予我们的“只是某种程度的知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51]然而，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常常超出了依靠科学所建构起来的知识能够满足的程度：因而刺激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该学说为社会所必要的再组织提供了总的纲领。要求宗教复兴的反动趋势也同样显示了科学的缺点。由于旧的信仰受到怀疑，但尚未被新的信仰所取代，如此形成的道德空隙（moral hiatus）引起了人们对社会道德凝聚的关注：因而要复兴宗教理想。
涂尔干并未将马克思排除在他对社会主义所做的整体性评价之外。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该体系表现为一种科学地建立起来的命题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事实上是以极其丰富的、远远超出现阶段所能用得上的庞大知识量为先决条件的。即使要对《资本论》中一些比较有限的推论加以证明，也必须进行大量的研究。因此，涂尔干在评论加斯东·理查德（Gaston Richard）的《社会主义与社会科学》时指出：“理查德对马克思的所有批判中，在我们看来最强有力的一点便是，它能够约束自身，鲜明地展现出存在于那个体系的基本命题与它所依据的观察结论之间的差距。”[52]
在评论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思想所做的阐述时，涂尔干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涂尔干赞同具体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最重要的观点。他指出，不仅从个人意识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生活，而且还审视不以意识为转移并且有助于构成意识的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卓有见地的思想。而且，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那样，这些因素必须到社会的组织中去寻找，这种观点也是恰当可取的。“为了对集体表现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肯定地说，它们必须源于某些事物，而且，因为它们不能形成一个自足的封闭圈，所以它们的来源就必须位于自身之外。”[53]把观念的起源置于特定的基础之上，这也是相当正确的，但涂尔干反问道，这种基础如果不是由社会成员所交织而成的各种特定社会关系构成，那又能是什么呢？
然而，按照涂尔干的看法，没有理由认为，凡采纳这种观点的人都必须接受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他指出，他在形成这种理解时，并未接受构成马克思著作基础的其他原则，而且他自己的表述也根本未受马克思的影响。根据前面有关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社会组织，而无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其他必要前提。审视观念与“物质”本源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就是社会学方法的本质，而且还是科学地研究社会的必要条件。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能够按照乘客意愿随意停靠的交通工具——社会主义信仰本身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者用于分析其他信仰形式的方法——所以，涂尔干强调，从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本身必须与其他社会事实一样受到同等的对待。社会主义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状态中，但不一定准确地反映了促成它的社会条件。[54]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把观念的起源直接与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种论点“看上去似乎与业已成立的事实相反”。涂尔干宣称，已经证明，宗教是所有较具特色的观念体系的发展本源。但是，在最简单的社会形态中，“经济因素是根本的，而相反，宗教生活却是奢侈和隐蔽的”[55]。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受宗教实践和象征意义的影响比反过来要大得多。这并不等于说，随着有机团结的发展和宗教无所不包的特性随后的衰退，经济关系的影响就能强有力地决定集体意识中占首要地位的信仰的本质。一旦某一套信仰被建立，“它们因此便成为事实，独具特色、独立存在，而且反过来成为产生新现象的原因”[56]。在结构简单的原始社会中，所有的观念都与单一的宗教表现系统有关，也因此在其内容上与该社会的组织形式紧密相连。但是，随着社会分工差异的进展，以及批判理性的应用，产生了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信仰与其得以产生的本源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作上述强调的同时，涂尔干拒不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阶级结构——是社会中政治权力焦点的看法。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各种社会的政治组织虽然在结构上相似，但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据此，历史发展中，阶级的重要性以及一般来说阶级冲突的重要性，被涂尔干降到了最低限度。当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涂尔干既没有在其著作中使用圣西门的“工业社会”术语，也没有使用经济学家的“资本主义”，而是用了“现代社会”或“当代社会”。涂尔干的发展模式理论虽然承认社会进步的特定“阶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更强调历史上累积性变革而不是革命推动力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观点，频繁发生政治革命的社会，并不显得最具有变革能力。确实，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基本的传统保持不变。“表面看来，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新事件潮流，但这种表面上的变革掩隐着最为单调的统一性。正是在最具有革命性的民族中间，官僚式的例行公事往往是最强有力的。”[57]如果社会以往的发展不能根据马克思赋予阶级冲突的首要性来加以理解，那么目前的情形也还是如此。当代社会中阶级冲突盛行，这是现代世界的一大病症，但不是其根本原因。阶级冲突根源于另有出处的无序状态。涂尔干认为：“由此可见，本世纪中发生的经济转型，从小型工业到大型工业的大转变，并不一定就要发生大的动荡和社会秩序的剧烈重组（renouvellement intégral）……”[58]
虽然涂尔干排除了在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上根本重组当代社会的可能性，但他确实预见到了阶级划分消失的必然趋势。遗产继承权的保留是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持续发生阶级冲突的一大主要因素。[59]遗产继承是古老的集体财产形式的遗迹，那时候，财产归一个亲属集团共同所有，但它终究会被废止，就像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继承转移已被废止一样。[60]当然，对于涂尔干来说，这并不等于财产的集体化一定掌握在国家手中。当代社会的道德个人主义要求消除一切阻止缔结平等契约的障碍，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
然而，在涂尔干看来，经济的重组不可能提供对现代世界中引起社会主义的“危机”的主要解决办法，因为危机的起因并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取消“强制性”的劳动分工本身并不会消除“失范”的劳动分工。这就是涂尔干有别于马克思的最重要意识的基础所在。马克思为减轻资本主义的异常状态而制定的纲领，建立在经济措施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与其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性质息息相关。“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源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但它将让位于一个由中央调节的经济体系，对生产进行调节：“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资本不会消失，它只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管理罢了。”[61]因此，按照涂尔干的看法，对于作为社会明确特征的主要原则，马克思的著作是认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集中在国家身上。但是，这本身无助于减轻由现代工业失范所带来的道德空虚感，相反，还会使问题加剧，因为社会将进一步被“经济”关系支配。这种将国家与经济合二为一的状况，将会形成与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一样的后果。对于马克思来说，就像对圣西门一样，“看起来，实现社会和平的途径一方面要释放受到抑制的经济欲望，另一方面是通过实现它们来满足它们，但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62]。
[1]参阅Albert Salomon：“German sociology”，载Georges Gurvitch与Wilbert E.Moore：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New York，1945），p.596。
[2]在后面几章中，我将把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称为“马克思的”（Marxian）思想；把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追随者们的主张或行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我将用“马克思主义”（Marxism）泛指后一集团。
[3]在本章中，我选取了本人早先发表的论文“Marx，Weber，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中的材料，pp.289-310。关于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著作对社会学的影响的描述，参阅Maximilien Rubel：“Premiers contacts des sociologues du ⅪⅩesiècle avec la pensée de Marx”，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vol.31，1961，pp.175-184。
[4]Landes，p.129.
[5]CM，p.167.
[6]关于这件事，参阅恩格斯的观点，如其“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We，vol.4，尤其是pp.43-46及49-51；以及Germany：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London，1933）。
[7]西美尔在其所著Schopenhauer und Nietzsche一书中说：“社会终究在于个人的作为”，韦伯加注说：“非常正确，参阅俾斯麦”。引自Eduard Baumgarten：Max Weber：Werk und Person（Tübingen，1964），p.614。
[8]Franz Mehring：Karl Marx（Ann Arbor，1962），p.313.
[9]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已证实，1870年的战争给年轻的韦伯生活的家庭带来了情感上的影响。Marianne Weber，pp.47-48.关于近期有关韦伯的人格和心理发展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意要修正玛丽安妮·韦伯所撰写的传记的某些方面），参阅Arthur Mitzman：The Iron Cage：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New York，1970）。
[10]德文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SW，vol.1.p.449。即便在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继续直截了当或含糊其词地拿英国的经验作样板，用以分析工业或政治的发展。然而，把英国当作“病态的”实例，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更加恰当一些。对于某些相关问题，参阅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ndon，1969），pp.413-432以及全书各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阐述德国的社会思想与这个国家的“落后”之间的关系，见Georg Lukács：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Berlin，1955）。
[11]Anti-Dühring（Moscow，1954）；另参阅他去世后出版的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54）。
[12]用Laski的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这两个人所涉足的是一个共同的观念库，就好像共同在知识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双方都可以自由地提取”。Harold J.Laski，CM的序言，p.20。
[13]语出卢卡奇，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ein，p.22。
[14]恩格斯自己试图摆脱其观点所导致的理论绝境，这种努力体现在下面的话中：“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致约·布洛赫”，Selected Correspondence，p.475。马克思早些时候被迫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有趣的分析显示了恩格斯具有赞同“实证主义”的一贯性，参阅H.Bollnow：“Engels Auffassung von Revolution und Entwicklung in seinen‘Grundsätzen des Kommunismus’（1847）”，Marxismusstudien，vol.1，pp.77-144。
[15]有关韦伯政治著作的详尽描述，参阅蒙森。然而，该著作未充分地评价韦伯认同古典自由主义价值和被他称作“人类个体的自由性”“人类的精神与道德价值”的重要意义。引自Marianne Weber，p.159。参阅Eduard Baumgarten，p.607；以及拙著Polit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16]“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GPS，p.23.比较涂尔干对作为德国保守民族主义之典型的特赖奇克所做的评论，见“L'Allemagne au-dessus de tout”（Paris，1915）。韦伯学术生涯中的“左派”政治倾向所具有的意义往往被夸大了（如参阅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London，1968］，pp.41-46）；韦伯改变的是对政治的评价，而不是根本的政治原则。参阅Gustav Schmidt：Deutscher Historismus und der Übergan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Lübeck and Hamburg，1964）。
[17]GPS，p.23.
[18]ES，vol.3，p.1453.
[19]GASS，p.409.
[20]ES，vol.3，p.1453；关于韦伯对20世纪初期［原书误为19世纪初期——译者］俄国革命的看法，参阅GPS，pp.192-210。
[21]GPS，p.472；韦伯对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重建企图的看法是非常严厉的：“我绝对相信，这些实验能够而且只会导致败坏社会主义的名声达100年之久。”（致卢卡奇的信，引自Mommsen，p.303）“李卜克内西属于精神病院，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属于动物园”（引自前书，p.300）。
[22]关于韦伯与桑巴特之间的关系，参阅Talcott Parsons：“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Sombart and Web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1928，pp.641-661。关于韦伯与米歇尔斯之间的关系，参阅Roth，pp.249-257。关于“讲坛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情况，参阅Lindenlaub，pp.272-384。
[23]正如Roth指出的那样，韦伯早期的著作具体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批评，但这一点直到后来才成为韦伯兴趣的中心。Günther Roth：“Das historische Verhältnis der Weberschen Soziologie zum Marxismus”，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vol.20，1968，pp.433ff.
[24]如参阅韦伯对Stammlers的论述，见“R.Stammlers‘Uberwindung’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GAW，pp.219-383。韦伯在他研究罗马农业史的论文末尾，富有嘲讽意味地提到了倍倍尔，这也算是韦伯在其著作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各种旁白的典型。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p.275.
[25]有趣的是，韦伯早年在阅读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耶稣传》（Das Leben Jesu）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这部著作，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的观点形成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参阅Marianne Weber，pp.117-120。Jugendbriefe（Tübingen，n.d.），pp.205ff.除了来自桑巴特著作的刺激之外，Georg Jellinek所著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1895）一书可能在影响韦伯学术兴趣的方向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26]MSS，p.68；GAW，p.166.
[27]GASS，p.456.
[28]MSS，p.68.
[29]MSS，p.65.
[30]Poverty of Philosophy，p.92.然而，韦伯没有考虑做出本陈述时所处的争辩性语境。关于韦伯本人对“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区分，参阅ES，vol.1，pp.65-67。
[31]GASS，p.450.
[32]FMW，p.153；参阅韦伯论及社会主义政党时说的话：“我不会参加这些教会。”引自Baumgarten，p.607。
[33]EW，pp.44-45；另参阅CM，pp.167-170。
[34]SW，vol.1，p.125.
[35]SW，vol.1，pp.139-344.
[36]We，vol.11，pp.95-97.
[37]We，vol.1，p.405.(https://www.daowen.com)
[38]SW，vol.1，p.149.
[39]SW，vol.1，p.231.
[40]SW，vol.1，p.542.
[41]参阅马克思在“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的评论，SW，vol.1，pp.333-335以及全书各处。
[42]George Lichtheim：Marxism in Modern France（New York，1966），p.9；参阅阿尔都塞的评论，他说，马克思的著作最初在法国为人们所知，“并没有民族理论传统的遗产和帮助”。Althusser：For Marx，p.26.
[43]Georges Davy：“Emile Durkheim”，Revue de métaphysiqueet de morale，vol.26，1919，p.189.
[44]“L'individualisme et les intellectuels”.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显示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异。在德国，一个犹太人绝不可能获得德雷福斯那样的地位，这样的事件也不可能激起一场类似的全国范围内的良心危机（crise de conscience）。
[45]“L'individualisme etles intellectuels”，p.8.
[46]参阅Hayward。关于涂尔干对革命工团主义的看法，参阅他与Lagardelle之间的讨论，载Libres entretiens，1905，pp.425-434。［社会连带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理论，认为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是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译者］
[47]包括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关于索列尔对涂尔干影响的看法，参阅Georges Sorel：“Les théories de M.Durkheim”，Le devenir social，vol.1，1895，pp.1-26 & 148-180。
[48]Review of Antonio Labriola：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RP，vol.44，1897，pp.645-651。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严重倾向于恩格斯。《反杜林论》被称为“社会主义文献中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Antonio Labriola：Socialism and Philosophy（Chicago，1918），p.53。
[49]Soc，p.283.
[50]Soc，p.284.
[51]“L'enseignement philosophique et l'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RP，vol.39，1895，p.146.
[52]Review of Gaston Richard：Le socialisme et la science sociale，RP，vol.44，1897，p.204.涂尔干表示赞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更新和拓展他们久被禁锢其中的准则”——尤其是“经济唯物论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工资的］铁律……［以及］阶级冲突的极端重要性”。Review of Merlino：Formes et essence du socialisme，RP，vol.48，1889，p.433.
[53]Review of Labriola，p.648.
[54]Soc，pp.40ff.
[55]Review of Labriola，p.650.
[56]Ibid.p.651.
[57]Moral Education，p.137；L'Education morale（Paris，1925），p.156；马克思对这件事的态度不应过分简单化。关于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表明过类似的观点，见“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SW，vol.1，pp.249-250。
[58]Review of Labriola，p.651.
[59]PECM，p.123.
[60]“La famille conjugale”，RP，vol.91，1921，p.10；涂尔干在PECM中对这一点稍做了修正，p.217。
[61]Soc，p.90；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准确描述。
[62]Soc，p.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