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现在应该转入“世俗化”（secularisation）问题了。这一术语，当然，很难正确地说明马克思和韦伯所认为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宗教信仰衰退所导致的多重结果。对韦伯来说，世界逐渐“去魅”这一过程本身也受到了由宗教预言激发的理性化的推动。随着加尔文教的兴起，巫术仪式被彻底废除了，但该宗教反过来却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成熟显得越来越不相干。对于韦伯所论述的有关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之间的亲和力的具体内容，我们很难确定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会赞同。但是，马克思认可这种联系的历史重要性，而且也特别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禁欲理性”（ascetic rationality）。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一点体现在由市场所支配的人际关系中，也体现在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追求中。金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自我异化的表征，因为它把所有人类特质化约为交换价值的量。因此，资本主义具有一种“普遍化”的特征，它扫除了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催生了其自身的“金钱道德”（money morality）：“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27]资本主义是“禁欲式的”，因为资本家的行为是建立在“自我舍弃”（self-renunciation）和利润的持续再投资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这一点体现在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28]。为财富本身而追求财富，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只存在于近代资本主义中的现象。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与韦伯一样，进行了明确的说明：

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的欲望……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29]

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宗教被社会组织所取代，而技术理性则在组织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常常强调资本主义进步所带来的世俗化结果。资本主义“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正因为如此，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国民经济学，才能成为科学地解释和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0]。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宗教的衰弱使信仰有可能真正得到实施，后者在传统秩序中是处于“虚幻”状态的——完美的天堂生活神秘地取代了所有人在尘世间谋求心满意足生活的可能性。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能得到实现的。资本主义秩序只会更将迷魅除去，而且使人的异化加剧，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为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社会中基督教宗教形式所体现的价值将得以实现。“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31]对马克思来说，这并不等于道德价值的“消失”，而是价值信仰（value-commitments）的废除，价值信仰首先具有使局部阶级利益正当化的作用，其次它不能用理性的言辞表述出来（“意识形态”兼有这两方面的特点）。人们常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预期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未来社会只不过是功利主义的翻版而已，而且这种仅仅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理论也的确如此。但是，如果理解了马克思建立在主客观辩证法基础上的意识的观点，这种批判就站不住脚了。换句话来说，共产主义衍生其内在的道德，这种内在的道德，肯定不是根据只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的集合体来界定的。

在宗教对社会生活影响力的减弱所造成的结果上，马克思与韦伯的看法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不在于人们通常所寻求的“理想”的消失。实际上，对于受资本主义刺激而形成的独特生活模式，两人在著作中所做的批判性评价明显相似（即技术理性的支配）。但对韦伯来说，一个“世俗”社会组织的技术危机（exigency）是，它们必然会抹杀或否定推动该社会发展的一些主导价值：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选择。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特性源于其阶级特性，并将通过社会的革命性重组来消除。韦伯对官僚例行化结果的描述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后果的描述几乎一致：(https://www.daowen.com)

从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发展成熟的官僚制置于一种不受愤怒或偏见影响（sine ira ac studio）的原则之下。它那种为资本主义所欢迎的特性越是得到发展，官僚制就越是完全“非人性化的”（dehumanised），它也就越成功地把不能计算的爱、恨以及所有纯属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的因素从官僚事务中根除。[32]

因此，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中原本具有的非理性。虽然官僚制的形式理性可以使大规模的管理工作在技术上有实施的可能，但它实际上与西方文明中某些最有特色的价值相抵触，抹杀了个性和自发性。但要克服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理性的途径：这是“时代的命运”，必须生活在一个以“机械僵化”为特征的社会中。要想有别的办法，除非想象新神灵的超凡魅力的再生。[33]

然而，诚实使我们不得不指出，对于当今等待新的先知和救星的许多人来说，情形与收录在《圣经·以赛亚书》中关于流亡时期以东守望者那首美妙的歌所描述的一样：“有人声从西珥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34]听这话的人询问并等待了两千多年……[35]

因此，马克思与韦伯之间最根深蒂固的分歧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特性作为阶级社会特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官僚理性，即现代社会形态的必然伴随物，不论该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36]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得到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