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官员是“法盲”吗？
不仅读者会发现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公开指责中国古代官员不懂法。他说，传统中国官员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身，受过古典人文教育，但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不亲自处理政务，政务一般掌握在幕僚——师爷手中。
长期以来，许多人受到韦伯式历史叙述的误导，认为中国古代官员是一群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是拿着俸禄不干事的官僚，是凭着感觉和好恶判案的“法盲”。
以上情况，在某些朝代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直觉告诉我，大宋不会这样干，因为这是一个重视法令的时代。宋人自己宣称：“过去的士大夫以诗书为本，法律为末；而本朝以法律为实，诗书为名。”[1]宋太宗曾经下诏：“朝臣、京官及幕职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令。”[2]朝廷认为，既然本朝行政与司法合一，各地长官都兼任首席法官，就必须保证他们不是“法盲”。
那么，用什么来保证呢？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考试。大宋的司法考试制度，共有五种。
一是“出官试”，也就是入职考试。当你考中了进士，或者荫补为官，只是具备了担任官员的资格。要想走上官员实职岗位，必须参加出官试。
宋朝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诗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意思是，进士及第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都需要参加吏部的铨试，考律令大义、断案，然后根据考试等次授予官职。
铨试每年考两次，考选比例是10人选7人。如果屡次考试不合格或者不能参加考试，那要等候三年才能授予官职。
不过，科举及第的人，有两种情况可以直接授官，一是进士高第，指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由中书省直接授予京官序列的通判；二是制科入等——制科三等，直接授予京官序列的签判。[3]在这里，我要揭一下苏轼、苏辙兄弟的短，由于兄弟二人在殿试中未能进入一甲三名，不得不参加吏部的铨试，很遗憾，二人都没过关。三年后，二人一发狠，一起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因为考中最高等——三等，被任命为签判；苏辙也因为考中下等——四等次，被任命为推官。
庆历新政规定，荫补的选人，25岁以上的，可报名参加铨试，考策论、诗赋时，词理通顺即为合格；考律义10道，答对5道为合格，考试合格者出任职官。荫补的京朝官，也就是高级官员子弟，25岁以上的，每年赴国子监报名应试，考试内容与荫补选人相同，合格者授予差遣。针对官僚集体的强烈抵制，宋仁宗于庆历五年（1045年）稍稍做了一些妥协，规定：荫补京朝官免铨试；荫补选人屡试不中的，年满40岁，只要能读通律文，也可以授官。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对铨试法做了大规模改革，扩大了应试范围，除要求荫补选人应试外，在任的幕职州县官以及进士出身的守选官员，若想升迁改资，必须应试。官员犯私罪受到处分又复职的，也需要应试。新的铨试法不再考诗赋，改考断案2道，律令大义5道，时议3道，目的是选拔实用之才，而不是舞文弄墨之辈。荫补选人考试成绩优等者，还可被赐进士出身。
对于“出官试”，宋代朝野人士评论说：“非中铨试不许出官，此近世之至良法。”[4]意思是，法律考试不过关不许担任官员，这是近几代最好的制度。
二是“试法官”，也叫试刑法、试刑名。类似今天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由大理寺和刑部主持，不仅转任中高级法官的人必考，州一级的司法参军、司理参军、录事参军也要过这一关。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免试，就是明法科及第的人。
这一考试，每次考六场，一天考一场。其中一场考《刑统》大义5道，五场考刑名案例判决，每一场刑名判决考10到15个案例。后来还增加了考察经义的内容，目的是增加法官的人文精神，防止法官沦为不通情理的“法匠”。考试总分10分，成绩必须达到8分，而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失误，才算过关。(https://www.daowen.com)
熙宁三年（1070年）规定，试法官考试成绩分为三等。第一等，选人可改为京朝官，京朝官可升一阶，并可以补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官位。第二等，选人可免铨试，由吏部直接授官，并升一资；京朝官减两年磨勘。第三等，选人免铨试，京朝官减一年磨勘，法官职位如有空缺可以替补。
三是武臣呈试法。宋朝武官的出官、转任、升迁考试，被称为“呈试”。元丰元年（1078年），中书省颁布《大小使臣呈试弓马艺业出官试格》，除了考察武艺兵法之外，还要测验律令知识。10道律令大义答对7道以上才能位列第一等，答对5道以上进入第二等，答对3道以上进入第三等。武臣试律令的制度，提升了武官的法律素养。
四是吏人法律考试。吏人尽管没有官阶，但他们周旋于官员之间，时常对官府的决策产生影响，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决策，因此宋朝通过设立吏人法律考试制度，有效激发了吏人学法用法的主动性。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下诏，由监司每三年一次，组织各路愿意参试的吏人进行法律考试，取前三名到京师与朝廷各司吏人一同考试，取前十名担任御史台的主推、书吏或审刑院、纠察司中的书令史等职。成绩优秀的，还可以由法吏转为法官。
五是摄官考选制度。宋代，两广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当地士人在科举中难以与内陆士人抗衡，因此他们很难步入官场。内陆官员又不愿赴两广地区任职。于是，宋朝因地制宜，任用一批在省试中落榜的解子和恩荫的文散官，担任当地州县幕职官，这些人被称为“摄官”。但若想成为摄官，这些解子和散官，仍需参加法律考试，合格后才能上任。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规定，由两广转运司每两年组织一次考试，考试分为五场，考公案5道、刑名57件，以多数通过者为合格，对参试人员不限考试次数，允许不合格者再次应试。[5]
一系列的法律考试，意义显而易见。直接的意义在于，筛掉了大量冗官，缓解了“十羊九牧”“官多差少”的矛盾。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督促官员学法懂法用法，提高了法律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具体的意义在于，对于有出身的人来说，不仅要具备文化和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法治思维和司法水平；对于大量恩荫官来说，法律考试是获得差遣的一个门槛，挡住了不学无术之人和目无法纪之人，逼着他们提升礼仪和法律素质；即便是小小的吏人，也必须学法懂法，不能胡作非为。
请大家判断一下，从一关又一关的文化、法律考试中闯过来的大宋官员，有可能是“法盲”吗？那些从六天的“试法官”中考出来的司法官，有可能不会判案吗？
面对阿云案案卷的许遵就更不一般了。他既考中了进士，又考中了明法科，既精通儒家义理，又通晓法理法条，既有担任长兴（今属浙江）知县、宿州（今属安徽）知州的行政长官经历，又有担任大理寺详断官的专业司法经历，先后处理过大量疑难案件，由这样的人来判决阿云案，应该比较靠谱吧？
[1] 见〔北宋〕秦观《淮海集笺注》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 见《宋大诏令集》卷200，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据〔北宋〕蔡惇《祖宗官制旧典》。
[4] 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5] 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