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怎么判
知州许遵的判决，出乎很多专业人士的意料。他在判案过程中，发现了两个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并因此把一个几乎板上钉钉的死刑案，判成了“铁树开花”。
一个细节是，“阿云于母服内与韦大订婚，纳彩之日，母服未除”。纳彩，是指男方在迎娶女方前的一个月，把结婚日子提前通知女方家庭，并由媒人把彩礼送给女方。如此看来，阿云与韦大订婚时，还在为母亲服丧。《宋刑统·户婚律》的“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1]意思是，在父母、丈夫的丧期内娶妻或嫁人的，判三年徒刑，妾减三等处罚，双方离婚。
按照这一法条，无论阿云是否过门，她与韦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因此许遵认为，阿云的“谋杀”对象韦大，应是与阿云没有法定亲属关系的“凡人”——法律上的“普通人”和“陌生人”，而不是“丈夫”，不适用“十恶”中的“恶逆”条款，只适用一般的“谋杀”条款。这样一来，阿云谋杀韦大案，就由适用斩刑的“恶逆罪”，转化为普通的“谋杀罪”。
另一个细节是，《宋刑统·名例律》的“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有一个“议”：“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其中的“案问欲举”，意思是犯罪之徒被抓时，官府尚未取得完整的罪证。“案问欲举”招供的，算自首，按法定刑罚减轻二等判决。
与律——《宋刑统》具有同等效力的，还有敕，又叫诏敕、制敕，也就是皇帝的诏书。律，是国家的制定法，具有稳定性、综合性、权威性，是法律体系的主干；敕，是皇帝因人因事临时发布的诏书，既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有补充、修订律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依律断案是法定要求，律上查不到的，就可以依据敕令格式。因此，《宋史·职官志》说:“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及，以敕令格式定之。”
《嘉祐编敕》[2]规定：犯了罪的人，因为怀疑被抓，在官府还没有掌握赃物和罪证的情况下，或者同案犯被抓获，还没有被指证的情况下，一经诘问便承认所犯罪行的，可以按照“案问欲举”自首予以减刑。如果已经诘问，仍旧隐瞒罪行的，不在自首减刑的范围。
那么，阿云是否符合“案问欲举”的自首情节呢？案卷上记载得很清楚：“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还记载：“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阿云遂具实招。”这两处记载都证实，缉拿、诘问阿云的，是县尉及其手下的差役。宋代，县尉及其手下，类似于今天的刑警，他们对于疑犯的诘问，在法律上叫“讯问”，属于进入司法程序前的刑事侦查，并不是司法程序中的“审讯”。依照宋朝司法制度，县尉不能参与推勘，推勘是鞫司的职权。换一句话说，阿云向县尉及其手下坦白交代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属于“案问欲举”的自首。
依据以上两个细节，许遵做出判决：阿云与韦大订立婚约时，还在为母亲守孝，应以“凡人”论处，不适用“恶逆”条 ；阿云“案问欲举”可算自首，按朝廷律法，应当减谋杀罪二等论，判流刑两千五百里；又按照折杖法，“流刑两千五百里”折“脊杖十八，配役一年”。[3]
折杖法，是宋太祖为改变五代严苛的刑罚，命令吏部尚书张昭等人在唐朝五刑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一套变相减轻刑罚的法律制度。依照折杖法，除了死刑以外，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均折算成臀杖或脊杖。《宋刑统•名例律》中“流刑三”的换算方法是，流刑折算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具体分四种情况：加役流刑，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刑三千里，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刑两千五百里，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刑两千里，脊杖十七，配役一年。
也就是说，阿云不必流放两千五百里了，但要挨十八脊杖。脊杖，是比臀杖严重的一种杖刑。臀杖只击打人的屁股，一般不会将人打伤；而脊杖一般会将脊背打出血，容易把人打残。《三国演义》中的黄盖，在“苦肉计”中被周瑜打了五十脊杖，结果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一连昏过去好几次。(https://www.daowen.com)
按照折杖法，阿云挨完脊杖，还须配役。从字面看，配役似乎是服苦役。其实，配役又称刺配，指在脸上刺上字，涂上墨，然后去服军役（编入军籍）或劳役（煮盐、酿酒、烧窑、开矿、炼铁等）。它源于远古“五刑”[4]之一的墨刑，是对犯人的一种精神羞辱。北宋初年，为了宽待某些死刑重罪，开始使用后晋时期创立的这种刑罚。《水浒传》中的宋江、林冲、杨志、武松，都被判了刺配，其中的军人则是配隶刑——也就是发配到边关充军，好比脸上刻着“我是罪犯”的标签，根本无法在社会上抬起头来，这也是他们被“逼上梁山”的重要原因。
《水浒传》中的武松杀人案，最终判决结果与阿云案有些类似。作者施耐庵生活在元代，但出生在泰州，长期生活在盐城一带，这一带受南宋统治多年，所以他在写武松杀嫂时，是按照宋朝法律和儒学传统来写的。在宋朝，兄弟之间不具备血亲复仇的基础，但武松父母早亡，他是由哥哥武大养大的，长兄如父，就具备了礼法要求的血亲复仇的前提。武松在回阳谷县探亲时，了解到武大死得蹊跷，直接到县衙鸣冤。知县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判定武大属于病死，驳回了武松的请求，武松这才不得不走个人复仇之路。武松深谙朝廷法律，因此没有盲目下手，他先是找了验尸的仵作何九，通过武大的遗骨证明是中毒而死；然后找来左邻右舍做证人，通过王婆确认了潘金莲杀人，潘金莲也承认王婆协助了她。证人证言、证物齐全，并让潘金莲和王婆录了口供，按了手印，武松这才动手杀了潘金莲。杀人之后，他并没有逃走，而是带着哥哥被谋杀的证据到公堂投案自首。东平府[5]尹陈文昭承认了武松血亲复仇的正当性，考虑到了他的自首情节，然后对他杀人一案从轻判决为：“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说起来，这样一个判决，武松是事先预料到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至于他被逼上梁山，则是后来的事了。
但阿云对于这一判决，或许是难以接受的，并有可能心凉如冰，因为她既要挨脊杖，又要服劳役，还要刺面颊，等于受了三个刑，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在脸上刺上字，这一辈子就废了。
岂不知，案子并没有完。
[1] 见〔北宋〕窦仪等详定、岳纯之校正《宋刑统校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嘉祐是宋真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祐编敕》，是对宋真宗嘉祐年间发布的诏敕的汇编。敕，也是一种法律形式，是对《宋刑统》的补充与修订。
[3] 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0，中华书局2006年版。
[4] 先秦的五刑是指墨（在脸上刺字并涂上颜色）、劓（割掉鼻子）、剕（锯去双脚）、宫（男人阉割，女人幽闭）、大辟（死刑）。从隋朝开始，改为笞（以小竹板击打）、杖（以荆条和大竹板击打）、徒（剥夺人身自由，监禁在固定场所强制劳动）、流（流放边远地区服劳役）、死“新五刑”。
[5] 在宋代，府是与州同级。府又分京府与次府，京府是首都和陪都所在地，其余的是次府。府都是从州升上来的，多是皇帝尚未继位时所封的地方或者任职的地方。如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他建立宋朝后，把归德军所在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升为应天府；宋太宗曾被封为晋王，他继位后升晋州（今山西临汾市）为平阳府；宋英宗曾任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防御使，他继位后升齐州为济南府；宋哲宗曾任天平军节度使，他继位后升天平军所在地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为东平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