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无罪
但我和宋史专家研究了一下，迥然发现，皇帝这一枪还真不好开，因为宋朝的政治制度不允许。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宋朝的政治制度。
在宋朝，皇帝在名义上拥有国家最高裁决权，但也须尊重宰相的执政权。根据“天下治乱靠宰相”的理念，宰相的责任不可谓不重，权力不可谓不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防范宰相擅权、滥权呢？
宋朝的办法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按现代说法，就是通过分权与制衡，防止出现绝对权力。台谏的出现，就是制衡宰相，给宰相吹毛求疵的，可以说是皇帝故意给宰相群体找了一个反对派。一本书说得更直白，就是“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鲠之士以为台谏，使宰相不敢为非”。[1]
也就是说，宋朝实行的是君权、相权、台谏“三权制衡”的体制，皇帝拥有主权，宰相拥有治权，台谏拥有审查权。
至于台谏，并非一个官职，而是两个机构的合称。
一个叫御史台（又称宪台），负责纠察百官、肃正纲纪，途径是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承担着关押高级官员、定夺疑难大案、审理上诉案件、监督重大判决的职能。长官叫御史中丞，从三品。下设三个院，一是台院，设一名侍御史（元丰改制前称侍御史知杂事），从六品，协助御史中丞掌管御史台。二是殿院，设两名殿中侍御史，从七品，在朝会和常参时，两人分别兼任左、右巡使，左巡使负责文臣，右巡使负责武官，任务是让他们站好队，别喧哗。三是察院，设六名监察御史，从七品，分别监察六部，史称“六察法”，类似如今中央各部委设立的纪检监察组。还设有殿中侍御史里行和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见习御史，宋朝初年配置四人，庆历三年（1043年）减为二人。另外，设主簿、检法各一人，从八品。
一个叫谏院，是负责规谏讽谕的机构。宋初设左、右谏议大夫，从四品，作为寄禄官，并不到职。谏院一般由其他官员负责，称知谏院。设左、右补阙（后改称左、右司谏），正七品；左、右拾遗（后改为左、右正言），从七品。[2]谏院下设两个直诉机构，一个叫登闻鼓院，由司谏、正言管理，一般官吏和百姓无处申诉的案子，都可以到这里击鼓申诉；一个叫登闻检院，由谏议大夫管理，鼓院不受理的状子，可以递到这里。
唐代的台与谏是有分工的，谏官负责劝谏皇帝，台官负责监察百官。但宋代台、谏都以言事弹劾为职责，职权本无多大差别，因此人们习惯把两个机构合称台谏，其中的官员被统称为台谏官。
在宋代，台谏是与相府平行的系统，独立行使监察、审查、弹劾的权力，承担着“制奸邪之谋于未萌，防政令之失于未兆”的重大职责。按照规定，台谏官上任一百天没有弹劾任何人和事，就要撤职，还要罚款，因此他们无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尽管他们品级不高，但“不问尊卑”，什么人都可以监督，不但可以弹劾宰相，甚至可以诤谏皇帝，因为他们是“公议”的代言人，是社会舆论的代表。可以“章奏”，以奏章向皇帝进言；也可以“廷奏”，在上朝时向皇帝进言；还可以“独对”，单独向皇帝反映问题。允许“风闻言事”，包括道听途说的话，未经证实的话，即使皇帝也无权追问风闻的出处，即使风闻失实皇帝也不能加罪，这被认为是台谏的一大特权——豁免权，也是“言者无罪”这一词语的来历。
按照惯例，宰相一旦受到台谏弹劾，就暂停职权，“待罪”家中，等候裁决。而裁决的结果，有可能是宰相辞职。
当然，皇帝也可以不采纳台谏的意见，选择支持宰相。这时，台谏可以再三弹劾，如果三次弹劾受挫，台谏官可以“待罪请辞”，也就是不到御史台、谏院上班，把任命书交上去，回家关上大门，请求皇帝罢免自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命历来是无法违背的，即使是在宋代，官员也没有自行去职的权力，而台谏官在建议被皇帝否决的情况下，却享有这一特权。“谏而不听则去”，不仅是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台谏不屈从君权的姿态，还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就好比现代议会制，如果议会对内阁发起不信任投票，要么是内阁辞职，要么是解散议会。“赢了继续笑傲江湖，输了卷起铺盖走人”。这就是台谏官的做派。
皇帝任命官员，也避不开台谏这一关。北宋有个大臣叫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随父亲一起归顺了宋朝。他的妹妹嫁给了宋真宗的皇后刘娥的弟弟，他的长子娶了宋仁宗皇后郭氏的妹妹，他的次子娶了宋太祖女婿的女儿。他很早就当上了知制诰，后来又当了枢密使，但枢密使只是荣誉职务，并无实权，不参与朝政和签署命令，而他想要的是“真宰相”，因此他找到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表达了“入相”的强烈愿望。但宰相的任免，程序极其复杂，在皇帝表示同意后，翰林学士还有封还“词头”的权力，给事中[3]还有“驳正”的权力，最后还需要宰相副署。就算走完全部程序，还有台谏这一关要过。果然，闻听担任地方官的钱惟演来到京城四处“活动”，没等他拜相进入程序，监察御史鞠咏[4]就上了一道诏书，说钱惟演身为外戚，品质恶劣，坚决反对拜他为相。就这样，钱惟演的入相梦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过了几年，钱惟演听说鞠咏死了，再次来到京城，向相位发起新的冲击。侍御史知杂事范讽[5]看出了钱惟演的意图，上奏宋仁宗和刘太后，坚决反对重用钱惟演。殿中侍御史郭劝[6]也上书，说钱惟演住在京城是觊觎相位，要赶紧督促他离开。刘太后病逝后，钱惟演来到京城奔丧，宋仁宗又想提拔他。已经晋升为权[7]御史中丞的范讽立刻对钱惟演发起弹劾，并以辞职要挟皇帝，逼迫皇帝将钱惟演贬到了湖北随州。
其实，台谏官中范讽这样的牛人很多，他们不仅以质疑宰相为业，甚至对皇帝也不客气。
包拯，今安徽合肥人，进士及第，先后任监察御史、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以敢于直谏、判案公正著称，连皇帝都怵他三分。他曾挂过龙图阁直学士之职，所以被称为“包龙图”，在戏曲中则被称为“包青天”。宋仁宗宠爱张贵妃，想任命她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结果权御史中丞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讲到激愤处，唾沫甚至喷到了皇帝脸上。宋仁宗回到宫中，把满腔的憋屈撒到张贵妃身上：“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朕的脸都被他弄脏了！”宋仁宗任命了三任三司使，都受到包拯的弹劾，全被拉下了马，宋仁宗实在没辙，干脆下诏：“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呢，居然当仁不让，大大方方地接受了任命。这一下，御史们闭嘴了，但翰林学士欧阳修不干了。他认为，御史的天职是监察朝政、弹劾官员，你怎么抨击都不过分，但把别人赶走自己取而代之，这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有“别有用心”之嫌。包拯听说后，赶忙提交辞呈，躲在家里避嫌。
让人无语的事儿，还有一件。一天，宋仁宗与御史中丞张昇谈话，以亲切的口吻说：“卿孤寒，凡言照管。”意思是你家人丁不旺，凡事要小心。这本是一句推心置腹、嘘寒问暖的话，可张昇回应说：“臣并不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惊了一下：“为什么？”张昇说：“臣家里有妻小，外面有亲戚，陛下呢？”这话直刺宋仁宗的痛处，因为宋仁宗的儿子相继夭折了，晚年还没有子嗣。回宫后，宋仁宗依旧黑着一张脸。皇后一再追问，他才复述了刚刚的对话，二人忍不住抱头痛哭。伤心归伤心，却不能责罚张昇。(https://www.daowen.com)
大宋名相吕公著把台谏的作用归结为四句话：“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而挂在大宋官员口头的另一句话，比吕公著说得还透彻，那就是：“执政得失问台谏！”
可以设想，台谏对皇帝和宰相监督到这种程度，尽管在某些时候影响了朝廷的运转效率，但却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皇帝滥权，宰相滥政、专政和懒政，群臣欺男霸女、贪赃枉法。我认为，这是中央集权王朝时期政治文明的一座高峰。
正如孟德斯鸠在讨论权力制衡时说的那样：
问题不应该是让人去阅读，而应该是让人去思考。
假如有这样一个读者沙龙，让我主持，我会以钱穆老先生的一段话做开场白：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和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8]
撇开沙龙不说，有心的读者或许会问我：台谏官如此强势，还允许“风闻言事”，允许捕风捉影。台谏官也是人，不是神，谁也难保他们不利用特权无端整人吧。
不必讳言，他们还真有一个大污点，制造过一个大冤案。
[1] 见〔北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2] 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门下省的官员，共四人，正四品，负责驳正朝廷政令和人事任命的错误。
[4] 鞠咏，开封人，进士，不惧权贵，处事公正，因得罪宰相被贬往外地，回京后仍公正地对待人和事。
[5] 范讽，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旷达豪放，刚正不阿。先后任州通判、知州、侍御史、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给事中。
[6] 郭劝，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人，进士，先后任州通判、知府、殿中侍御史、翰林侍读学士。因为上书劝谏，多次被贬。他为政清廉，家中没有余财。
[7] 权，暂时代理官职，一般指官员补充缺职，也指由候补而正式任命。
[8] 见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