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谏的污点——乌台诗案
这件大冤案，发生在苏轼身上。
大概有些人，生来就不是做路人甲、跑龙套、当走卒的，他们是浩瀚银河中心最耀眼的星光，是迢迢远山深处最清冽的甘泉，是无垠沙漠尽头最丰美的绿洲。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能做到最好，达到极致。他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被称为宋代词人之首；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与米芾、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其《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1]；他的画，与米芾、李公麟并称“宋三家”。说起他来，不用生公说法，石头也会点头。
嘉祐二年（1057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同时应试。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两位考官正在倡导诗文革新，当看到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其清新洒脱的文风，流畅严谨的表述，一下子抓住了他们的心。按说，这是一篇可以排在榜首的策论，却因欧阳修误认是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评了个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成为正八品的签判。
后来，当他为父亲、发妻守完丧，结束丁忧回到汴京时，发现京城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包括恩师欧阳修在内的许多师友，因为批评“青苗法”，被划入了保守派，或被外放，或被免职。
在宋朝这个讲道学、崇理学、尊孔子的年代，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进行有可能使自己身败名裂的社会变革，的确是需要巨大勇气和胆识的，基于此，苏轼对王安石是佩服的。而且，苏轼从根子上说，也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否则就不会对词进行诗化与散文化改革，更不会创建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了。变法初期，苏轼和弟弟苏辙也是提倡变革的，他们还写了一些变革文章和奏疏，有的观点比王安石还要激进。
可是，当发现变法太激烈、太急躁、太过头，对百姓不利时，这个正直的人沉不住气了。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开始为新法的不足进言，他说：“孟子说过‘其进锐者其退速’，孔子也说过‘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变法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继而，他向皇帝建议：“不要太重财政，不要与民争利。”他还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想法：“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在后人看来，苏轼这些话，既谈不上反对变法，也算不上多么犀利，而且还很有见地。但在变法派与保守派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当时，对变法赞颂得不到位都要受到冷落，更何况是对变法“不恭”的文字了。于是，当王安石看到苏轼那秀美的字体时，脸涨得通红，随即安排御史谢景弹劾苏轼。
被弹劾的结果是，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随后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春，再调任湖州知州。按说，八年换了四个地方，折腾来折腾去，他也步入了中年，再大的棱角也该磨平了，再倔的性格也该平和了。
须知，弱小、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抵达湖州后，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封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先叙自己本无政绩可言，再叙皇上一直厚爱自己，然后表态在新岗位尽心尽力。但在最后，苏轼没忍住，发了一点小感慨：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原因在于“新进”二字。“新进”，是时人对得到突击提拔的变法派人士的贬称。问题是，不但皇帝身边有一批“新进”，御史台里也有一批“新进”。
很快，御史台里的“新进”就挽起袖子放火了。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理由是，苏轼在谢表中说自己“老不生事”，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仅凭谢表里的两句话，显然不足以给苏轼定罪。那么，到哪里去找新罪证呢？
说起来，苏轼也是倒霉。此前，他刚刚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成了御史台“新进”的靶子。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天天盯着苏轼的集子，时而念念有词，时而摇头晃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苏轼的粉丝。几天后，一封署名舒亶的弹劾书摆到了皇帝面前，前面是论点：“包藏祸心，怨恨朝廷，诽谤谩骂，从而缺少为人臣子节操的人，没有超过苏轼的。”后面是证据：“陛下发青苗钱给乡村民户，他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以法律考核郡吏，他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禁止食盐私营，他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最后还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其他触物生情之作，随口道来，无不以讥讽诽谤为主。”看来，这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假以时日，如果他把精力用在写文章而不是整人上，或许能入列“唐宋八大家”。
御史中丞李定，这个曾因不服母丧被抨击的高官，脸皮比脚板还厚，攻击起苏轼来没有任何底线。他说，苏轼最初不学无术，居然滥得时名，偶尔高中制科，实在岂有此理！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便一再讽刺当权者。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希望他改过自新，但他拒不从命。虽然他的诗荒谬浅薄，但在全国影响甚大，因此应对他处以极刑，以正朝纲。
令苏轼极度伤心的是，就连他的好友——科学家沈括，也拿着两人分别时苏轼赠给他的一首诗，检举了苏轼。
就这样，这几颗跳起来要命的心，这几个想起来发疯的人，开出了黑如暗夜的恶之花。(https://www.daowen.com)
在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而且，宋神宗并不糊涂，内心又不存在迫害苏轼的敌意，苏轼应该比较安全吧？
然而，皇帝的决定也有被左右的时候。因为代表“公议”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申辩与反驳，也不存在调查和仲裁机制。谏官言之凿凿，受伤害者无处申辩，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而宋神宗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轼的言论汇成一股洪流时，他也无法为苏轼开脱了。而且，朝廷极力推行的新法正进入艰难时期，听说苏轼讥讽变法证据确凿，宋神宗心里也不爽快，便答应了台谏官的奏请，派官员前去捉拿苏轼。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人偷偷告诉苏轼，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苏轼听后先是一怔，然后潇洒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当坏消息越来越多时，他就潇洒不起来了。尽管他的好友——驸马王诜通过苏辙将朝廷即将捉拿他的消息提前通报了他，他也有了思想准备，并把公务交给了助手。但是，当钦差皇甫遵带着士兵来到湖州时，他还是慌乱得像尾巴着火的老鼠，躲在后院不出来。他的助手说：“钦差已在前面等着了，躲是躲不过的。”他正要出来，又犹豫了：“穿什么服装面见钦差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助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
苏轼身穿官服出来，向钦差谢罪。钦差坐在座上，板着脸，半天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眼睛盯着他。
气氛越来越紧张，苏轼越来越慌张，说：“我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看来把朝廷惹恼了，今日必是赐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
钦差这才慢吞吞地说：“不至于此，只是传唤进京而已。”话说得轻巧，但这哪里是传唤的阵势呀？！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躲躲藏藏。
至于苏轼，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他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因此在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几度试图跳水自杀。假若不是钦差看管得严，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明丽的中华文明。
20天后，他躬身走进了御史台监狱。由于御史台中栽了许多柏树，树上常常落满乌鸦，因此人称“乌台”，影射御史是“乌鸦嘴”，苏轼案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过了两天，他被正式提讯。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官场履历和由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从为官开始，他曾有两次不良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司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8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8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不承认有用文字诽谤朝廷的行为。御史们找出他的69篇诗文，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他才不得不承认，有两首诗是讽刺青苗法和盐法的，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御史台审问他“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诗的用意，他拖了两天才承认是讽刺水利工程。至于《戏子由》一诗，直到四天后，他才迫于压力承认自己不该这样写。
李定向皇帝报告了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终于承认了。宋神宗大惊，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试图保护同党，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回答：“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宋神宗大怒，命令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同党。
到九月份，御史台搜集到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39人受到牵连。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大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父亲送饭一事委托一位远亲代劳，却忘了告诉远亲送饭时的暗号。偏巧这位远亲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大惊，以为凶多吉少，便含泪给弟弟苏辙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诀别诗。
十一月底，御史台完成了对苏轼的讯问，按照宋朝司法制度，进入了“录问”程序。面对录问官，苏轼表示认罪。于是，御史台以类似于公诉人的身份，将苏轼案移送大理寺。那段日子，看守们见了苏轼，都叹口气，然后摇摇头，仿佛面对一个快要断气的病人。
那么，苏轼这个士大夫会掉脑袋吗？
这个问题，需要到宋朝的一块石碑上找答案。
[1]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被列为天下第二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