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不杀士大夫
在古代，被皇帝砍头的士大夫数以万计。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皇帝作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将国家的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大权集于一身，拥有神圣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违抗或异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对臣下握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李斯被秦二世胡亥“灭三族”[1]，嵇康[2]被曹魏砍头，崔浩[3]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九族”[4]，宋之问被唐玄宗赐死，文天祥被元世祖忽必烈所杀，方孝孺[5]被明朝皇帝朱棣“灭十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在那个时代，臣民要想捍卫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纯属奢望。
但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太庙里有一块石碑。
史载，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秘密镌刻了一块誓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平日用黄色幔布盖着，并用铁锁锁得严严实实。每当皇帝祭祀，或者太子继位，朝拜完太庙以后，必须打开夹室恭敬地宣读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跟着皇帝，其他人只能在远处恭候。因此，大臣们都不知道誓碑上刻着什么，历任皇帝也不敢泄露誓词。
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了汴京，打开太庙的密室，三行誓词方才大白于天下：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6]
这时，赵匡胤已经当上了大宋皇帝，一言九鼎，口含天宪。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文人，被统治者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一言不合就大刑伺候，敢于顶撞就斩首示众。而他敢于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不杀文人和言官”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不但虚心纳谏的汉高祖做不到，连从善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中国前后有过422个皇帝，只有赵匡胤做出了这一承诺，为什么呢？
因为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一直思考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人乱政、兵燹成灾的弊端。他曾经感慨：“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意思是，我让百余个文臣治理国家，纵然他们人人贪腐，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作恶。可以说，宋朝实行文治，是皇帝悟出来的，也是被逼出来的。
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灭掉后蜀后，后蜀把一位娇美的宫女送入后宫。一天，赵匡胤观赏她的镜匣，发现了一面后蜀的铜镜，背面铸有“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他大为惊奇，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等都低头不语，根本答不上来。
于是，赵匡胤把翰林学士陶谷、窦仪招来，窦仪说：“乾德是40多年前伪蜀的年号，前蜀主王衍用过这个年号，一共用了6年，铜镜应是那时铸造的。”听完这段话，赵匡胤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磨蹭蹭地来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赵匡胤并没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饱蘸墨汁在他的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发奋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而赵匡胤也感慨万千地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7]
从此，他愈加坚定地将文治置于武功之上，下决心确立了“重文抑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然后就有了这块誓碑，给天下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职守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宽松氛围，致使有宋一代形成了“贬斥势利、崇尚气节”的社会风气。
整个北宋时期，这块石碑上的誓词得到了历任皇帝的忠实执行，犯错、犯罪的文官只会被贬、被流放，却没有一个文官被杀。元丰年间，宋朝对西夏作战失利，宋神宗要杀一名失职的转运使来泄愤，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8]拒绝执行，理由是：“太祖以来，从未杀过士人，臣等不想让陛下开这个先例。”接下来，宋神宗说，不杀可以，必须把他刺配边远贫穷的州郡。副宰相章惇[9]又站出来反对，说：“既然这样，不如杀了他。”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于士大夫来说，胜于刑戮。事后，宋神宗对两位宰相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一样回应：“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史》上说，只有宋高宗赵构开过杀戒。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反对罢免李纲，要求“还汴京、治兵、亲征、迎请二帝”，被赵构下令处死。[10]后人分析原因，一是两人要求迎回二帝，暗示着对宋高宗称帝合法性的怀疑，这是赵构无法接受的；二是两人要求请回反对南迁的宰相李纲，意味着停止南逃，会危及赵构的生命安全，他必须断然处置；三是他不是太子，登基时汴京已被金军占领，他没有机会接触太庙的“誓碑”，不清楚大宋不杀文人和言官的誓词。
不久，和宋徽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去的承信郎曹勋，从燕山逃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市），见到了宋高宗，呈上了宋徽宗的半臂绢书，还捎来了宋徽宗的口信：
你回去要告诉皇上，太祖有约，藏在太庙，发誓不诛杀大臣、言官，违反者将不得好死。所以七代皇帝一直遵守，从未违反过。我每每想起靖康年间杀罚严重，今天我们遭受的大祸，虽然不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但是知晓后就要改正啊！[11]
听完父皇的口信，宋高宗后悔不迭地说：“当初杀陈东等人，出于仓促，最终犯了以言责人的错误，朕很是后悔啊！”随后，为几个被杀的人平了反，还几次下诏道歉。
在此之前，中国式的平反昭雪只有三种情况：一是前君已死，后君为缓和各种矛盾显示宽大；二是国家和君主本人遇有较大灾难时的自我反省；三是当事人不断申诉，而统治者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像陈东这样，因为一块石碑而被平反，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南、北宋之分，不过是后人看历史偷懒的一种办法，历史上的两宋其实是一个整体，皇室血脉是一脉相承的，国祚是连续不断的。宋太祖确立的治理体系与基本制度，南宋并未更改。“陈桥兵变”之前，已经有了五个短命王朝以兵变登场，又被兵变推翻。赵匡胤通过在陈桥“黄袍加身”建立的大宋，为什么没有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而且享国319年，成为汉朝之后国运最长的一个朝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大宋宽松、包容、开明的政治制度。
须知，任何文明的硬壳都是政治，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再美好的文明都活不下来。中华文明从元朝到大清一路倒退，问题并不反映在军事上、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那些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的朝代，何谈文明？
可以肯定的是，宋神宗继位时到过太庙，知道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词，因此不会因为苏轼去开杀戒。但苏轼不知道，所以战战兢兢；大臣们也不知道，所以纷纷在大理寺判决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其中既有苏轼的保守派朋友，也有和苏轼非亲非故的人，还有苏轼政治上的对头——变法派人士。
王安石的亲家——宰相吴充对皇帝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反而容不下一个苏轼，为什么？”皇帝赶紧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让他解释清楚，会放了他的。”
王安石的弟弟——直舍人院王安礼向皇帝进言说：“现在一旦加罪苏轼，恐怕后世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皇帝一再解释说，自己并无加罪苏轼的意思，只是台谏官弹劾他，需要走程序。
就连已经致仕、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自己浸泡在寒冰里，却忘不了给对方一个温暖的胸膛。他尽管一直对苏轼反对变法耿耿于怀，但不忍心看到苏轼这种天才倒在下三滥的手段下，因此大老远给皇帝写来奏疏：“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更令皇帝意外的是，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见到宋神宗，流着泪问：“苏轼、苏辙兄弟安在？”宋神宗惊奇地问：“娘娘怎么会知道二苏？”祖母说：“我还记得当年你爷爷主持殿试回来，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神宗这才老实地回答：“苏轼有案在身，入狱了。”祖母又流泪。看到祖母身体不好，宋神宗想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但祖母说：“不需要赦免天下凶恶之徒，只要放了苏轼，我就满足了。”[12]
不久，大理寺做出裁决：
一、苏轼与驸马交往中，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属于“不应为”，按大宋律法，追夺官职，杖八十。(https://www.daowen.com)
二、苏轼刚到御史台时不据实招供，加杖一百。
三、苏轼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和臣僚，判两年徒刑。依照“九品以上官员被判徒刑者，一级官阶抵一年”，苏轼须降两阶。
综合三项罪名，追夺官阶，勒令停职，流放。
然后，大理寺把判决报告呈送宋神宗敕裁。宋神宗下诏：
降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
与苏轼有牵连的官员也受到处罚，驸马王诜被降两阶，勒令停职；苏辙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盐酒税务；王巩贬为监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盐酒务；张方平、李清臣罚铜30斤；司马光、曾巩、黄庭坚、范镇各罚铜20斤。
最终，“乌台诗案”尘埃落定，坐牢103天的苏轼活着走出了御史台，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这个结果，从苏轼的角度讲，实在冤枉。但在御史台“新进”们看来，没弄死你，就算是失败了。
在长江边，苏轼盖起一座小屋，门窗是他亲自油漆的，壁上画有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他还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出一块荒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在那里，“价钱如泥土”的“黄州猪肉”，被他创出红烧的做法，后来冠名“东坡肉”。一天，他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面对“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写下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美词句。又有一天，他闲逛到清泉寺，留下了一首满含人生况味的诗：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正是在黄州，他的文学与人生得到了质的升华。在中国的文学长空，真正值得冬天响一声雷的，只有屈原、李白和苏轼。
我必须指出，对苏轼和亲朋来说，“乌台诗案”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无妄之灾；对于台谏官来说，“乌台诗案”是他们永远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但作为一名宋朝政治制度的观察者，我从这场“文字狱”，既看到了北宋后期党争背景下政治上的不宽容，台谏系统过于强势、不受约束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从“乌台诗案”的审判程序发现，无论台谏官给苏轼寻找的罪证多么庞杂，罗织的罪名多么吓人，营造的声势多么巨大，但司法机关对于苏轼的指控，仍然只限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为”和“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两个具体罪名，并没有将控罪泛政治化，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最后，宋神宗不仅忠实遵循“大宋不杀文官”的誓词，还在敕裁中放了苏轼一马。
与明、清时期杀人如麻的“文字狱”比起来，苏轼和他的士大夫朋友们幸运多了。不得不说，这是大宋文明的又一抹亮色。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阿云案。
既然台谏官如此强势，那么，他们弹劾许遵，质疑宋神宗的任命就不奇怪了。对于宋神宗来说，如果与台谏官直来直去地对掐，既有失皇帝的身份，也不符合皇帝的风格；如果在许遵提拔问题上和稀泥，会让群臣感觉这次任命太随意。于是，他抓住了本次弹劾的一个要害：你钱顗之所以质疑朕对许遵的任命，是因为你认为许遵在阿云案中固执己见、议法不当。事实上，许遵是否议法失当，你钱顗说了不算。
那么，谁说了算呢？
[1] 源于商代的一种酷刑，指灭父、母、子三族或父、兄、子三族。
[2] 三国时期魏国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因为拒绝出仕为官，加上大臣的陷害，被执政的司马昭处死。
[3] 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治家、战略家、史学家，皇帝的重要谋臣，因为在修史中秉笔直书，被太武帝拓跋焘灭九族。
[4] 源于秦代的酷刑，一种说法为本身及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另一种说法为父族四（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其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其外孙），母族三（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岳父一家，岳母的娘家）。
[5] 方孝孺，明朝初年学者，被建文帝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靖难之役”中被俘，拒不向朱棣屈服，被朱棣在九族之外，把他的学生列为一族，创造出“灭十族”的惨绝人寰之举。
[6] 见〔南宋〕陆游《避暑漫抄》，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7] 见〔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8] 蔡确，今泉州晋江人，进士及第，一生崇尚气节，不拘小节，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曾任监察御史里行、侍御史知杂事、知制诰，元丰年间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哲宗即位后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
[9] 章惇，今福建浦城县人，出身世族，进士及第，相貌俊美，高傲自负，元丰年间任门下侍郎（副宰相），是王安石变法的参与者之一。
[10] 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中华书局1956年版。
[11] 见〔宋〕曹勋《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12] 见〔北宋〕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