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参与权力联盟（乌拉圭）

当时的乌拉圭经济结构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其中至少有两个重要集团：一个是牢牢控制着生产体系的畜牧生产者集团，另一个是直接与出口活动紧密相联的商业集团。为确保必要的收益，这两个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有的商人曾经是畜牧业者，而有的商人改行从事了畜牧业，这类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斗争，其实斗争经常发生在政治舞台上。在各自立场的驱使下，畜牧业者试图更多地控制贸易，同样，商人也希望更多地控制生产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形决定了传统政党白党和红党的组成。组成两党的社会经济集团基本相似，但各集团在两个不同政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在白党中，畜牧业者所占比例大于商人，红党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常说，白党对国内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而红党在对外事务中更有发言权。实际上白党主内、红党主外并不表明它们在指导基本经济活动时有什么差别，而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白党在主导出口经济时更注重保护经济的生产领域（即农场），而红党则显然对商业更加关注，因而对发展对外关系更感兴趣。

这样的争斗常常引发政治危机，直至拉托雷军政府（1876年至1880年）时期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在该政权统治期间，两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联盟，红党和白党政客在拉托雷政府中轮流登场。另外，自这一时期起，涉及经济利益的事务开始由农会组织和商会组织来处理。

拉托雷政府时期，乌拉圭同英国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推动了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此外，先进农牧技术（如报警畜栏、畜种改良等）的引入以及执行有利于吸引欧洲移民的政策等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加速了社会劳动分工，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

这一社会变化不久即显示出其政治重要性。中产集团和民众阶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成为支持旨在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巴特列政府相关政策的重要社会依托。(https://www.daowen.com)

从政党的社会成份来看，整个结构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巴特列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在红党内部取得主导权，以便推动该党吸收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下一步目标就是要掌握国家权力。为达此目的，巴特列主义不仅要求民众阶层和中产阶级行动起来，还需调动全党及各个社会集团。这一战略布署在党内和国家范围内都取得了成功。于是，1917年宪法为上述新的城市阶层参与政治决策打开了大门。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政权具有脆弱性。巴特列通过中产阶级及一些民众阶层的加入而控制了政党，但又无法将其它阶层排除在党外；红党通过政党力量取得了政治胜利，但不能完全将白党排斥在权力之外。因此，政治体系的稳定并非由一个阶层或一个社会集团的权力来操纵，而由复杂的联盟机制及纵横交错的经济——社会权力的划分来决定。

政党间的联盟或协议构成了国家范围内的利益平衡体系，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经济政策（国有化、财税体制、公共服务机构等）。这些政策不是脱离阶级而制定的，也不是某一集团损害其它集团的政策，而是体现了联盟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