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工业化

不同的历史结构条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尽管经历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其农业出口商政治体系仍得以保持稳定；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已建秩序却发生了变革。此外，也揭示了某些国家历史变革的不同原因和变革进程持续的时间。在这些国家中，城市工业阶层的迅速崛起加大了体制转型的难度。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1929年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既未出现出口体系的明显多元化，又未能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市场的重要生产部门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等国的出口寡头统治仍得以维持。另一方面，对阿根廷和巴西政治危机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两国存在着差异。

在巴西，不仅城市工业扩张所产生的劳工阶级不如阿根廷的那么强大，而且其统治阶级也相对更为脆弱。另外，在研究有利于非出口寡头集团的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时也可以发现，巴西劳工阶级的影响力没有阿根廷的那么大。

这里要特别强调那些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政治条件的重要性，而且在对外扩张时期，社会分化比经济体系自身的分化更重要。由此，各社会集团达成的权力平衡构成了决定各国实现何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明确上述看法对更好地阐述我们下面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经济类因素在以工业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为主要发展特点的新形势下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本章已列举了一些为人熟知的例子（比如：国际市场的无序性，为应对出口危机而实施的就业保障政策，世界大战导致传统进口中止却未限制相应的出口规模等情况）。同时，1929年危机期间，某些国家的农业出口商集团根据环境变化，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传统经济政策，暂时或持久地经受住了经济风暴的考验，并得以重新适应危机产生的新环境。例如，国家组建代表出口商利益的行业合作组织（阿根廷），确保货币黄金价值的货币稳定政策（中美洲），失业政策（智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出口商阶层认为在世界市场危机结束后，可能借助在国内市场有限扩张基础上形成的工业阶层（尽管这一阶层还只是出口经济的一个补充部分）来实现繁荣，有些国家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繁荣。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了上述政策。

我们认为，1929年危机之后，国家发展的特点因政治体系的转型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转型是由于前述新兴社会集团的压力，以及出口体系相关集团的斗争所导致的。因此，由于各国统治结构不同，世界危机在各国产生的政治后果也不同。在某些国家，危机仅仅强化了农业出口商集团的寡头统治，并导致它们常常运用军事强权来应对因保护政策及生产行业吸收劳动力相应减少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在阿根廷就是如此，农业出口商集团很好地利用了1929年危机的影响并暂时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但就力量对比而言，农业出口商集团对外代表国家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遭到削弱，而中心国家的直接代表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https://www.daowen.com)

在其它一些国家，当统治体系由垄断寡头扩大到其它更开放的政治集团时，发展模式的转型加剧了。在此类国家中，经济危机与加强国内市场的政策及逐步打破寡头政治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由于经济危机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因此说，工业化的选择产生于经济危机。与工业化思想相关的社会运动正是按此逻辑来解释工业化理念的。

现实中，历史进程各不相同，也不是如此机械化，即便在那些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亦非如此。只要考虑到政治规模，也就是说，只要分析一下从世界危机起，社会统治集团为推行其统治体系和规划生产进程而相互联合的方式，就会发现前面讲到的否定机械化发展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拉美国家不同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工业化推动力的匮乏以及外向型经济重要性的相对提高，都可以在“传统的”或新兴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加大其影响力的方式中找到答案。这些方式包括建立各种阶级组织（政党、国家机构、工会等）、倡导政治联盟以及为优化统治而采取的政治干预。为了理解在经济因素影响下社会发展的特点，必须探寻那些切实有利于政治统治集团利益的历史选择。经济因素对拉美地区各国均产生了相似的影响，所有国家均以类似的依附形式与中央经济相联系。

显然，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外向扩张时期各国社会劳动分工复杂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尽管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均受到制度性的限制。然而，对3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两国经济生产结构划分状况所作的比较研究清楚地表明，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非导致强化国内市场和工业发展政策的主要因素，而只是相对次要的原因。阿根廷当时已有的生产结构较为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工业化政策比巴西的更为大胆。后者在30年代头几年建立起一个更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社会政治体制，而阿根廷直到40年代才具有同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