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产阶级的参与及寡头—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巴西）

巴西在转型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社会阶级结构的脆弱性。事实上，巴西外向型经济的现代化是在奴隶制和帝制相继被废除后才在国家政治中得到体现的。此前，帝国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有效保障了建立在奴隶制度和世袭统治基础上的社会利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在各地方联盟中占政治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东北部糖业和中部咖啡业的利益（主要分布在米纳斯、里约热内卢省及圣保罗的巴拉伊巴谷地）。同时，尽管存在冲突，其它地方奴隶主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特别是南方、巴伊亚以及远离权力中心的各边缘省份的利益也得到兼顾。此后，帝国中又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右倾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原始官僚阶层。这一官僚阶层以及皇帝的最高权威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并保全了各地“领主”的自主权。在保留和尊重各地方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国家继续维护“总体利益”，即占主导地位的蔗糖业和咖啡业主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寡头统治”变得颇具实效并得以延续，也并未因其寡头特性而妨碍其以国家利益为名进行政治交易。尽管统治体系中存在着精英阶层，政治体系仍得以如此运作的原因是，源于欧美的两党制（自由党和保守党）这种政治斗争形式，使得寡头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政治革新意识。有人低估了这种“革新思潮”的政治重要性，指责它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脱离了现实国情。这是错误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体系的变革正是由那些“寡头”圈子中的叛逆群体发动的。

1870年以后，当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开始用移民替代奴隶劳动力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一次在“农业出口体系”中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奴隶制的解体及后来帝国的覆灭（1889年，共和党也于同年建立）体现了这一新情况。同样，“传统城市中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对“庄园主”们的支持也说明他们对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运作形式抱有希望。事实上，在奴隶种植业经济里，社会分工是有限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而自由劳动力的引入则意味着咖啡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将更加广泛，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加强劲。但直至20世纪初，这一过程并未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自废除奴隶制（1888年）和共和国成立（1889年）起，这些“新兴社会集团”的影响力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实际上，新的社会势力集团起初是由处于传统寡头阶层中次要地位的一些人和家族构成的，其中包括文人或军事官僚阶层（军事官僚在1865年至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后得到壮大）；律师、议员、检察官或次要经济省份的地方长官等在国家统治阶层中处于受支配地位的角色。在废除奴隶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这些姑且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与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和南方一些非奴隶制生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排斥“帝国寡头”。在弗洛里亚诺政策[5]出现后，当人们开始明确意识到“新集团”的存在时，爆发了反寡头政治的极端运动。此后不久，1891年宪法确立了联邦共和统治形式，这种极端运动随之得以缓和。这一宪法代表了一种地方联盟体系，在该体系中，中南部资本主义农业出口商集团占支配地位，但并未将其它地区的农业出口商，尤其是那些生产率低下的农场主排除在外。后者在数量上显著下降，这赋予了整个统治体系明显的传统寡头政治特色。事实上，自19世纪末起，对国家的有效控制权就一直掌握在中南部资本主义生产者和出口商手里，而非掌握在控制着低生产率庄园的“上校”们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缓慢多样化，这导致在上述集团的反寡头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新的角色，当时，城市集团（即自由职业者、公务员、雇员以及工人阶层）开始赋予这场运动新的含义。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民众的诉求主要是通过少壮派军人运动来表达的。这些军人运动将社会团体的诉求，即军人的“公职”观念作为其行为和理想的基础，如果不把这种“公职”观念与前述反寡头运动联系起来考虑，就无法对军人运动作出客观解释。上述反寡头运动正是由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没落的地方寡头阶层发起的，尽管它们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却习惯于掌握权力。

寡头统治的危机在1930年革命中全面显现出来，它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地方联盟机制的脆弱性。这一政治联盟体系的损耗始于寡头集团间为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纷争。当某些地方统治集团为抗衡在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寡头而加强自身实力并扩大其政治联盟时，新的城市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即成为可能。自1930年起逐步瓦解的统治机制，后来为一个不包括城市民众阶层的寡头利益联盟所取代。这些新的集团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立刻开始反抗旧的寡头联盟中的统治阶层（如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州的咖啡种植园主们），并寻求同他们就权力分配达成有利于自身参与的新的协议。(https://www.daowen.com)

瓦加斯总统上台和自由联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种反对咖啡种植业主霸权集团（该集团在1929年危机中受到削弱）的思想。自由联盟不仅包括南部畜牧业和东北部蔗糖业等地方集团，也包括“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旧的统治阶级霸权集团反对这一联盟，但反对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他们政治上处于孤立，经济上受到削弱。

瓦加斯的政策开辟了新的经济基础前景。这一基础在不损害农业出口者阶层经济利益的同时，壮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并促使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城市民众阶级联合起来。此外，短短几年后，瓦加斯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权力联盟时，重新赢得了包括咖啡种植业主在内的部分旧统治阶层的支持。尽管新的联盟将农民排除在外，但逐步将城市民众阶层吸收了进来。在经济方面，瓦加斯的政策保障了就业水平，并通过加强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和政府调控，促进了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发展。

由此，中央集权政策取代了代表出口商阶层地方利益的寡头—资本主义联盟。该政策在尊重地方农业出口者利益的同时，为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足够的城市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又导致新的“中产阶级”各阶层及劳工阶层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