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参与出口资产阶级权力体系（阿根廷）

阿根廷农业出口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尤其是刺激了诸如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文人和军人）、专业人员、出口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等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先前已存在的经济活动完全隶属于地方资产阶级和生产率低下[4]的大庄园主集团等农业出口商集团。当农业出口商集团能够通过国家机器代表各统治阶层的整体意志时，不同集团便可以在农业出口商集团所主导的权力体系中得以共存。

在激进党进行革命尝试的政治进程中，1893年至1905年间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新兴集团，它们通过1912年的“萨恩斯·培尼亚”法获得了“政治上的承认”。(https://www.daowen.com)

激进党通过伊里戈延当选总统而实现主政（该党获取政权主要应归功于它能够首次成功运用竞选动员手段赢得广大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的支持），并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农业出口商和城市工业部门的联盟体系。由此看出，农业出口体系的权力部门，即牧业及粮食生产者等几近垄断性质的集团具有足够的抗争能力。同样，当1918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激进党政权时，农业出口部门的代言人利用科尔多瓦省的改革、工人罢工（尽管伊里戈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未能有效控制工会）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带有“新时代”特征，并似乎对政权构成威胁），要求他们曾支持过的本国农业资产阶级和非民众主义的城市资产阶级推行一种较为平和的新的转型方式。此后，阿尔韦亚尔确立了这一转型方式，他允许激进的“非人文主义派”（即“非民众主义派”）参与政权，但拒绝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模式。各社会集团加入新的权力体系后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国家范围内代表国外利益尤其是英国集团（它起着阿根廷政府和外向型民族经济与外部联系的纽带作用）利益的社会集团具有最重要的作用；民族出口商资产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并直接或通过代言人参与政府。他们通过这种成功的抗争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即出口体系因此得到繁荣。在旧的出口体系仍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运转时，中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没有理由为一项可能导致农业出口商资产阶级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的经济政策去冒险。尽管如此，伊里戈延为实现这一排斥所奠定的基础仍不失其重要性。他建立了石油公司，试图将铁路国有化，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发展了纺织业和冶金工业。在阿尔韦亚尔结束执政后，伊里戈延于1928年再次掌权，“激进派”与某些地方统治集团结成的联盟再次为其重返政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是门多萨和圣胡安地区的葡萄酒酿造业主。然而，农业出口部门建立起来的统一阵线再次破坏了代表伊里戈延政府的联盟尝试。同时，由于激进党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工人运动（这构成了政治上的威胁）加大了伊里戈延派联盟的脆弱性，因而，即使宣布实行有利于国内市场发展（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平息社会不满情绪了。在乌里武鲁发动政变后，由“保守派”、“反人文主义派”和“独立社会主义派”组成的联盟反映了当时的“转型”方式，即权力体系为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断扩大（德托马索和皮涅多等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参与丰富了国家政治的内涵），但当这些新兴集团开始代表民众的压力时，权力体系会立即与其解除联盟关系。面对可能会扩大民众参与的反对派的压力，“已建秩序”往往通过军事干预或以“爱国主义欺骗”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当中产阶级的压力与民众的压力（如庇隆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上述手段便不再那么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