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的主导地位和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也存在着一种统治结构，其两党制并不表现为社会结构的水平划分，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持久斗争，也就是商业和出口商集团同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者集团之间的斗争。19世纪的自由党—保守党之争大体体现了大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确，支持保守党的既有传统家族，也有商人和安蒂奥基亚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在哥伦比亚的生产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19世纪的自由党内也存在着两个集团，即落后的殖民地庄园主以及进步的烟草和咖啡出口商集团，他们代表了国家的两个不同阶层。

显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但没有阻碍农业出口商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时常促使相互斗争的派别之间达成妥协。保守的天主教派和自由不可知论者在财阀集团（该集团开创了重要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局面）的压力下相互让步，体现了自由主义者拉斐尔·努涅斯思想的1886年宪法，都清晰地反映出同一阶级的两种对立意识间的权力妥协。

这样，在哥伦比亚形成了一个政治体系，它包容了统治阶级中最落后的和经济上最进步的各个集团，甚至使农村和地方中产阶级在同一秩序下得以共存。

自此，权力体系内部的争斗均以暴力形式出现（1884年至1885年，1895年，1899年至1902年），且都未逃脱失败的命运。政治内耗不断加剧，直至国家体系呈现出无序化，当1903年巴拿马地峡从国家分裂出去时，这种混乱局面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投资，使工业经济有所恢复。20世纪头25年中城市的迅猛扩张和当时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这一投资转向。由于初期的工业化和外国对石油及香蕉的开发，使“小资产阶级”队伍得以壮大并形成了城市和农业工人阶级。

面对随政治利益而变化无常的“寡头协议”，其它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然而，这一“代表”是较间接的，它是由反映民众诉求的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派组成的，随着在巴拿马赔偿款刺激下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也逐步壮大起来，并在世界危机前夕迎来其发展高潮。尽管工人罢工和联合水果公司及热带石油公司工人的要求常遭到武力镇压，却显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多样化，并为哥伦比亚的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在拉斐尔·乌里韦上台之初，反映出新的社会分化的政治极化在自由主义框架内表现出来。人们发现，20年代社会主义集团的领导人几乎都来自于统治阶层。在40年代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政治分裂后，这些人在两党斗争中再次找到各自的归宿。在参与权力斗争的各集团中，有些集团并不属于统治阶层，加埃唐和加埃唐主义就是这些集团的典型和悲剧性的代表。在批判现有制度、试图以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秩序的失败尝试，以及由政治体系内部开始的改革尝试等所有政治运动中，初期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存在和民众的抗议一直贯穿其中。社会集团的差别相对较小和寡头—资产阶级的霸权特性使中产阶级加入权力中心的努力受阻，并导致强制推行寡头协议，但是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并不一定带来经济上的停滞不前。由此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的特殊性。在情况相似的其他国家，除了拥有一个有分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存在着中产阶级集团和民众阶层的影响力。而在哥伦比亚，发展是在控制着“民族阵线”的资产阶级的指导和推动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