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庄园主和飞地的中产阶级（中美洲）
整体上讲，中美洲的农业寡头转变成了农业出口商集团。如果说这一进程超越了农场式生产体系，却没有引起重要的城市工业活动。仔细研究这个转型过程，我们对该地区各国特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可以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8]。
自独立起，中美洲的出口经济一直是与一些殖民地产品相关的，特别是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的染料，而农牧业在国内生产中也保持着一定规模。经济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得到显著体现，与染料出口相关的商人阶层由于控制着整个农产品生产的贷款，他们在国内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简言之，这些原料的生产基本掌握在小生产者（小地主）手中，这为商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
但经济不仅局限于染料，大地主仍保持着农场式的开发，集体农庄占有面积相当可观的土地，教会地产或者称之为“死人手里”的地产也不少。
始于1870年左右的咖啡经济改变了这一状况。大地主对咖啡的开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咖啡种植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随着咖啡经济高潮的到来，出现了“自由政权”，它推动了土地私有化进程，集体农庄、教会以及很多小农庄由此都转变成了私有地产主，他们掌握的土地也随即成为大地主的私有地产。
在这一时期，咖啡种植业者相对于商人集团处于支配地位，他们主要通过国家银行建立了自己的信贷系统，这样就不再依赖于原债权人的贷款。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铁路的建设。
再后来，香蕉飞地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形成了。其时正值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迅猛发展、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时期。种植香蕉的企业暗地里垄断着铁路和水果运输码头。当咖啡经济受海外市场影响出现明显下滑的时候，香蕉经济及时出现，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收益没有超过出口咖啡的利润，我们计算一下两者的价格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获得对交通的控制权使“种植园”的重要性，也就是飞地的重要性更加明显。(https://www.daowen.com)
1929年危机导致了中美洲出口的减少。在某些地方，由于农民可以转移到经济中的其他领域，对危机没有造成巨大冲击。尽管如此，其影响是持久的，直到四十年代最后几年经济才开始复苏。
危机清楚显示了统治的特点。在萨尔瓦多，因饥饿而起义的3万农民被处决，这显示出统治体系是建立在与飞地利益相联系的大地主阶层支配农民大众的能力的基础上的。农民大众提供的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这些阶层带来了巨额利润。
那一时期接连出现的强权政府显然是统治集团在不利条件下努力控制局面的手段。
中美洲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受到了压制，他们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要求政治参与的愿望可能间接导致爆发农民起义，而寡头们却不愿进行革新。中产阶级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忍受与寡头和飞地相联系的集团的绝对专制统治，而这只能维持其相对于农民的有限支配地位；要么就展开一场旨在获得更多参与的政治斗争，但必须承担斗争可能失控的风险。
危地马拉的革命证实了我们的论断。土地改革引起了强烈反应，阿本斯政府倒台之后的几届政府都企图复辟旧体制。直到农业经济（主要是棉花种植经济）中的一些与掌权者相关联的部门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几年，中产阶级参与政权才成为可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海外需求，具体说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由于引进了新技术，该种植业已不再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这为城市的发展及城市功能的加强创造了条件，尽管城市功能的加强仍离不开土地的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农民阶层。另一方面，工业持续萎缩，因此，通过工会形成民众压力的可能性还远不能实现，而且工会的活动通常是短暂的。在这些条件下，中产阶级得以有限参与政权，同时，本国及外国出口商控制的专制统治的总体架构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