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国内市场巩固阶段的社会力量和发展主义政策
由于存在着对外依附的不同情况，拉美各国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转型期”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或许是由城市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参与权力体系的能力日益增强所决定的。
这一社会状况在经济上通过加强国内市场政策和工业化表现出来。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已提到过的那样，在出口经济由民族集团控制、并在对外贸易危机发生之前就已建立起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国家中，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呈现出更加自由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基于私人企业的活力之上的。另一方面，在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国家“领导主义”则是通过那些与进出口体系无直接关系的集团建立其城市工业经济基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后一种情况中，某些国家的国家机器可能成为形成一个工业阶层的工具，而这一工业阶层逐渐与公共企业共同承担起企业职能。总之，必须强调社会分工是存在的，即便在较自由的国家，国民经济即使大多由国家指导，但也不乏私营部门的参与；同样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公共部门也参与了这一进程。相反，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特点则表现为存在着两个同步进程：其一是私人经济实现了扩张，工业资产阶级也随之日益壮大；其二是开辟了一些新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而这些领域正是国家投资较多的领域。
在开始建立新的经济发展基础的国家中，其结构性特征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广泛变化必然给人口——生态等领域带来变化。这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城市民众中的非劳工阶层。这一非劳工阶层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消化能力，使得在拉美可能形成所谓“民众的城市社会”，这正是经济未获得充分工业化的结果。
随着多样化工业经济（即不仅仅生产必需消费品的工业经济）萌芽的初步形成，正是“民众现象”赋予了所谓“内向发展”阶段初期以鲜明的特点，这一阶段始于二次大战期间并在1950年至1960年间完全形成。由于缺乏外汇和进口面临困难，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被称为“替代工业化”[1]的经济政策，它旨在利用并扩展原有的生产基础以满足国内对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在这一时期，国家的作用显著，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从前通过行使对外融资政策的媒介职能而从根本上反映了出口商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的话，那么，现在则通过关税等必要措施，开始将出口收入转向国内并建立基础设施来保障替代进口工业化进程，从而起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由此出现了钢铁、炼油、电站等国家建设项目。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措施只在某些国家被采用，因为它们是“转型阶段”权力联盟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工业化最初并非是典型工业资产阶级逐步或革命性发展的结果，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征服者”的利益和愿望，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从农民到城市民众等众多阶层间进行政治妥协的结果。工业化政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制定适当的经济措施，它既能建立从转型时期起就已分享权力的新兴集团的经济基础，也能为数量可观的民众阶层参与社会经济提供机会，因为城市民众阶层的失业或不满可能会给统治体系带来变革。这样，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工商、金融阶层）以及包括与生产率低下的大庄园相关的部门在内的旧的进出口部门都被包括在统治体系内。
社会政治斗争在替代工业化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各种社会力量能够达成反映新的权力平衡的协议和联盟。无论是农业出口和金融部门，还是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业部门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争夺战。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众阶层（由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也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他们有时被当作统治的对象，有时又成为统治的基础。
各国的社会力量通过不同方式获得权力。一方面在各国产生了共同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却使得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形式、组织和控制权力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这些差异又导致了与国民经济和社会构成模式密切相关的各国替代工业化政策不尽相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根据飞地经济的存在与否，国家的作用和企业集团的特点在转型期的表现是不同的。另外，当“民众现象”具备影响统治方式的能力时，不同国家民众的特性也有区别。
在系统性论断形成之前，可以大体上认为，标志着国内市场巩固阶段的主要特征，正是那些在这一时期的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方针中存在的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以下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方针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条件：一种是服务于“参与”的指导方针，它产生于民众的压力并为经济和社会“分配主义”开辟了道路；第二种与第一种同时存在，它反映了新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希望继续进行旨在发展国内市场的经济扩张，以延续统治体系。后一种方针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并使民众“融入”生产体系和不同程度地“融入”政治体系成为可能。这样，就在“发展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建立起一种重要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各种利益，即扩大消费和加速投资的矛盾，以及国家参与和加强私营城市工业部门的矛盾。
“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如前所述，包含相互矛盾的目标）以及类似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它旨在达成适当程度的共识并使新的权力体系合法化。国家通过这一权力体系支持一项可以为所有人谋福利的工业化规划。据此，国内市场的建立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否拥有用于国内再投资的资金；
（二）是否拥有工业化所需的外汇；
（三）尚不充裕的收入再分配的可能性，以允许民众有限参与的可能性；
（四）公共和私人企业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能力；(https://www.daowen.com)
（五）国家行政机构是否能发挥最低限度的作用和职能；
（六）能否加强政治领导，以协调相互对立的集团间的利益，使他们在国家利益下实现和解。
总的来讲，出口部门往往控制着资本和外汇，这使工业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和劳工民众阶层必须行动起来与出口部门进行斗争，以便在发展国内市场方面取得成功。然而这一斗争的成效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国际市场价格有利于实行维持出口产品价格的政策，这给出口商们带来良好的收益，它同时又有利于保持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另一方面，保持工业部门和劳工民众阶层间的“发展主义者联盟”，也取决于是否能保持旨在保证工业投资规模的海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损害农业和传统中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但有利于工业投资，从而即使不能保证工人实际工资得到明显增长，也至少可以使参与工业体系的民众的数量得到增加。
因此，那些一直控制或试图控制资本积累来源的社会集团与公共机构中的社会部门之间，为重新制定价格和税收政策，以实现私人或公共企业的资本化而发生了冲突。
历史的经验将决定如何具体协调这些工业化的条件并为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提供蓝本。所以，只有本着大胆假设和对历史负责的崇高思想，我们才能在本章节中探讨所谓“平衡不同利益的模式”。
从前面的研究中能够推断，工业化政策的不同特点取决于采取何种方式调整或协调国家的作用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作用。国家作为统治的载体，其行为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促使各社会集团的行动服从国家意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民众的参与在此阶段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还是消费市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支持与否也是权力集团所不能忽视的。
无论是在飞地经济国家，还是在民族集团控制生产的国家，工业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表现出以下几种典型形式：
（一）“自由的”工业化，即由私人企业直接领导和实施的工业化。显而易见，这种工业化政策的前提是原来存在一个强大的并处于霸主地位的农业出口部门，它以某种方式与国内市场相联系并将部分资金转向工业领域。
（二）“民众主义的民族”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是在资产阶级以及与权力体系（国家）相联系的中产阶级和民众阶层（工会）等强势社会力量的政治愿望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社会力量与农业进出口部门程度不同地共同掌握着发展进程的领导权，尽管两者之间仍存在着斗争。
（三）由“发展主义的国家机器”领导的工业化。在这一工业化进程中，国内进出口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积累和引导资金转向国内市场等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而国家却运用其不太积极的体系成功调整了投资方向并巩固了工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飞地国家。
显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国的工业化都取决于经济集团的投资、消费决策和将投资引向国内市场的决策。除此之外，就是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导致的各集团的广泛“参与”问题。而正是这一问题使得“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在协调各“发展中”社团的利益并把它们组织和团结起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努力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权力体系的过程中成为主旋律并发挥着最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在历史结构方面的差异，给各国的统治集团和民众阶层带来不同的影响，这使得不同的国家建立经济的工业基础的目的也不尽相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