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工业化和相关政策

总体来说，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相对脆弱性，飞地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各个国家仅拥有初期的国内市场。在此类经济所有可能的发展形式中，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会考虑实行旨在扩大国内市场，即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第一种情况，例如在智利等国家，已经存在一个重要的商业—金融阶层，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有能力要求为经济扩张建立民族基础的中产阶级，这时，外部势力也会要求推行工业化政策；第二种情况，例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这些国家，中产阶级得以通过革命手段参与国家机器并利用它来发展民族经济。

不管怎样，各中产集团的影响为国内经济增添了活力，他们有时与已有的资产阶级结盟，有时与民众阶层或农民阶层结盟，有时又与两者同时结成联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国家，世界经济危机对现代部门（飞地）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并未威胁到寡头在其经济根基即传统庄园里的统治基础。尽管如此，“就业保障”政策和资本本国化政策的实施无法弥补飞地部门的收缩，就像在一些存在民族生产者的国家中发生的情况那样。相反，世界危机引起的失业使得政策的制订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社会环境。30年代，社会压力增大，罢工增多，客观上导致了更加激进的政策形成。例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智利的带有激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进入了最具革命性时期的“阿普拉主义”（以特鲁希略起义为标志）、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的建立、萨尔瓦多农民起义、农民参与人数最多的桑迪诺武装起义，同时还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社会主义”尝试等。

民众通过部分城市中产阶级表达其意愿，而寡头和飞地的统治者则以专制的方式，即使用武力作出回答。基于这些条件，国内市场政策显然必须在先进行政治变革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如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以及秘鲁后来所做的那样。“转型”（指中产阶级参与政权）产生的经济后果与某些情况下中产阶级中最具特权的集团向初期资产阶级转变之间没有关联，这一观点可以在一些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民族出口经济国家中得到印证。显而易见，与寡头或飞地相联系的阶层的倒台或衰弱是先决条件，这样才能利用至少是部分掌握在这些集团手中的国家机器来创造一种积累和投资机制，以最终建立起国内市场，这一进程本身将成为新政策的支撑点。

然而，不要以为从这时起这些国家又将重复上个章节研究过的那段历史。在那一章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出口商阶层控制政权的国家中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同时，要求实现发展的民众主义未能找到其政治基础，在存在飞地经济模式的国家里，工业化资产阶级的形成或多或少取决于国家的支持。

此外，权力体系重组后，地位上升的中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阶层（他们形成于革命进程中，或在中产阶级加入政府之前就已存在，比如在智利甚至在秘鲁也以十分有限的方式存在着）在国家的支持下，借助一部分由飞地收益带来的资本，开始着手改变发展的内容以加强城市工业部门。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有条件的国家得以实现（该进程在智利是个例外，它发生在二战以前）。对外依附关系的类型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后面的章节将就此继续进行论述。大约自1950年起，外国资本也开始投向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领域，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实行新的限制政策，并为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