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参与寡头—资产阶级统治体系（智利、秘鲁）
在智利，国家权力及飞地收益均掌握在地方寡头和金融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后者不仅控制着重要的经济领域，还以小合伙人的身份与飞地经济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外国矿业开发公司的监理商。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不仅将从事自由职业或公共服务的中产阶级推上了舞台，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无产阶级，他们要么与飞地经济直接相关（如硝石矿工人），要么在港口或交通行业工作。手工艺者等尽管不属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城市民众阶层，也以某种方式通过上述几个集团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国家各统治集团尽管共同分享权力，但并不意味着相互间没有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从根本上影响了飞地和与之直接相关的国家集团，然而地方农业寡头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权力失衡要求进行权力再调整。可能性之一是，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脆弱性的集团与新的社会阶层结盟，以某种方式将后者吸收到权力体系中来。事实上，他们与城市中产阶级结成了联盟，并通过选举途径将中产阶级吸收进来。选举制度体现了新政治平衡的合法性，因为当选者不仅是“国家一部分土地的主人”，而且也是“选票的主人”。这一联盟使城市中产阶级得以参与国家政权，并享受飞地经济的收益。在最开始的阶段，中产阶级的政策并不怀疑飞地经济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以使他们获得某种自治，或者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现有的国家经济集团进行竞争，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由他们来管理的国家。
城市中产阶级参与权力还意味着民众阶层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对于他们来说，中产阶级入阁、选举权等等不过是一些政治要求，工人阶级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或许正因为此，尽管在某些时候新的政治协议必须依靠民众的支持，但阻碍民众阶层成为永久的、不受猜疑的盟友的阴影却总是挥之不去。不稳定的经济体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政治计划无法得到解决。这反映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尖锐矛盾，也揭示了其与民众阶层长期存在的问题。
由于寡头本质上是通过议会体系进行统治的，因此在非常时期，他们往往诉诸武力这一极端行动来确保对国家的必要控制，此举加强了行政权力，而起初是通过新兴中产阶层施加压力来强化行政权力的。
飞地出口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危机）打破了由于中产阶级的出现而带来的脆弱平衡。旧的体制缺乏必要的活力来消除失业，当然在危机发生之前，从没有人费心去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因此，必须求助于一些缓冲手段，比如修建公共工程和其它一些经济活动以减少危机的冲击。但这些政策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们意味着巨额开支和财政赤字的增加，这是资产阶级和地方寡头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另一方面，经济举措也很难缓和被失业或潜在失业所激化的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纯政治行为方面，总的来说是既求助于激进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压力，又求助于工人的有组织运动。没有人愿意维护连重新建立与地方寡头的联盟都办不到的政府。同时，各传统统治阶层间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这使得在短短12天内建立一个过渡性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可能。
实践中，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概括来讲是传统阶层重新结成政治联盟，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那些不太激进的阶层吸收进来，而将其它的阶层排除在外。
之后的经济政策更加具有现代特点，但显然还不是民众主义政策。如果政府试图运用通货膨胀手段来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可以将债务转嫁到国家农业、工业等经济集团头上，由其共同分担债务的方式的话，那么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则使得通膨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目的。(https://www.daowen.com)
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暴力以及左派和右派武装民兵之间的斗争变得日益白热化。但随着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被逐渐克服，城市中产阶级又有可能重新参与国家政权了。
当经济冲突得到缓和时，民众也可以制订他们的“政治计划”并接受一个重新分配方案。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冲突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民众组织。这一组织使民众从劳动大众转变为权力盟友，他们通过1938年组建的人民阵线实现了权力参与。
现在，城市中产阶级回归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有了另外的意义。为巩固政权，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基础。政府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管理下的工业经济的支持者，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与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此时他们不再仅仅是选民力量，而且是进步资产阶级了）相联合的中介。
关于转型时期的秘鲁，要看到除了传统农场主外，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其重要性使之足以构成统治体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也不能忽视种植园里的雇农阶层和城市民众阶层的存在，他们对权力体系施加影响，并使局面更加复杂化。
强权是那个时期秘鲁人民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事实，部分原因是各统治阶层间的冲突十分尖锐。中产阶级一直在两种选择中左右为难：一种选择是作为小合伙人与资产阶级中更具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阶层结成联盟，不管他们是城市还是农村资产阶级；另一种选择是与民众阶层结盟。当时的阿普拉党的纲领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这显然不是惟一选择。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也可以选择一种更加专制的“民众主义”，比如彼罗拉、莱吉亚和桑切斯·塞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都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集团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导致存在着多种联盟的可能性，这是统治体系自身的一个弱点。一些政治开放计划，包括或多或少试图通过暴力推翻旧有机制的尝试均遭到镇压，而且政党也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禁止参加选举。这就解释了军人政权或深受军人影响的政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出现的。他们掩盖了寡头—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同民众压力进行对抗。“中产阶级”的力量受到削弱，甚至他们与民众阶层的联盟也变得脆弱起来。他们试图与现代集团或最传统的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开辟通往权力之路。大体上可以说，中产阶级开始打算放弃民众的支持了，因为权力之路被与飞地结盟的资产阶级和军人牢牢把持着，中产阶级依靠民众的支持永远无法获得权力，剩下的选择只有利用统治集团间的不睦来谋求其参与控制国家机器，并通过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此复杂的战术使得中产阶级加入权力行列的进程难上加难。统治集团会排斥一个可能暗地里受到民众意愿影响的盟友，因为它的存在可能会破坏现行的统治架构，于是他们倾向于维系现有的权力形式，尽管不是“民主”的，但至少能保证统治体系得以维持。再后来，当一些现代类型的商业—金融阶层开始重新重视民众的支持时，统治集团间联盟的内容和含意就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态度发展成为最初的“贝朗德主义”。尽管有失去部分民众支持的风险，中产阶级尤其是“阿普拉党人”现在仍要寻找“奥德理亚派”这样在传统权力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团体作盟友，这些盟友从前都是保守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