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
这种情况在阿根廷最为典型。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外向发展阶段还是转型时期，阿根廷都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牢固并占霸主地位的农业出口企业阶层，其统治体系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地方集团。
当国际市场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工业化有利条件形成的时候，不仅已经存在一个通过金融体系与农业出口部门相联系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且也存在着一个参与政治斗争并有能力运用选举手段（通过激进党）动员城市民众的中产阶级。此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利奥这样的大城市里，还存在着一个要求参与政府的工会化的劳工阶层，他们主要通过总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等相联系。
的确，正如我们所说，出口部门的活力和成功不仅导致建立了一个依附于出口的工业部门，还使得金融出口部门的建立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经济发展是在这些集团的控制下取得的。在利用良好的国内市场前景（这种看法主要源于对世界危机后，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总体经济形势的预测）来实现受上述集团控制的经济扩张时，政治问题激化了，同时还存在着来自工会及带有“伊里戈延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压力。当时（1944年至1945年），阿根廷试图在政治上建立一种与欧洲和拉美（比如智利）的人民阵线类似的政治组织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尚未实现的目标突出反映了阶级间的政治对立，即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
由此，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增加，不仅经济扩张所必需的劳工力量日益壮大，反对民众政治参与的势力也逐渐增强，这使得阶级统治（包括对反对派的排挤）与经济活力之间的斗争走进了死胡同，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专制体系和旧的劳工阶级的工会组织结构同时破裂[3]。此外，导致工会体系破裂的另一个原因是，该组织结构并未很好地代表新的劳工阶层的利益（因为新成员的加入虽然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某些经济利益面临丧失的危险）。
庇隆的民众主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即在尊重私人企业自身动力并保持经济扩张的同时，领导私营企业加速推动民众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政治参与。这样，国家恢复了仲裁阶级斗争的职能，并通过行使这种职能在企业阶层和城市民众内部进行收益再分配。
除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长期存在反对外国势力的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强调工资待遇要求之外，各方的冲突（主要是工人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民众与“寡头”间的对立。
那么，为什么寡头和民众间的对立会成为调整政治领导权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呢？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强大的农业进口部门，其领导权表现为这一部门与从属于它的各农村阶层之间的联盟。这些农村阶层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即与出口部门无直接关系的大庄园主集团和与出口有关但并不控制出口的各阶层。就阿根廷而言，农业的资本化程度决定了第一类农村阶层是次要的而第二类却是主要的。在第二类农村阶层中除了存在一个与商业集团无关的粮食部门外，还包括国内市场的农业生产者和典型的“农村资产阶级”，后者与农业出口无关，但随着出口经济的多样化，还包括畜牧部门。另外，统治集团主要由与进出口部门有关的外国企业构成，其垄断程度不断提高。
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出口统治集团有着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通过向国内市场进行投资而成为充满生机并信奉发展主义的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其与外部的联系而成为依附关系的媒介。这样，代表庇隆主义的新“权力组合”便可能有效协调经济主导部门的利益和不断增长的民众“参与”的利益了。这种可能性是二战以后的有利形势的结果。当时，由于积累的增加，有可能改善工人大众和中产阶级雇工阶层的工资和社会条件，并且在基本不损害原有经济统治部门利益（即受统治核心控制的农业和城市“传统中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加大对工业的投资。政治术语称之为“寡头”的各阶层本来不仅要为新的“权力组合”不断付出代价（这将蚕食有利于出口经济的积累），而且要承受反对派对权力体系的政治批判，尽管他们从前实际上是从属于这一体系的。
在发展进程中，这种庇隆主义的权力组合无论是在投资决策还是在消费方式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特点。
的确，在投资决策方面，工业化是在两种互为补充的因素下进行的。一方面，进出口和金融部门以其可承受的工业转型的方式调节着工业化发展动力，这一举措使快速而广泛的进口替代政策明显受到制约，至少使那些由统治阶层控制的产品进口明显放缓；另一方面，与农业进口集团无关的旧工业部门则通过扩大替代工业化的范围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这是其由来已久的薄弱环节）来扩张其经济基础。上述两方面都将国家视为主要机构，但都从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职能。在第一种情况中，国家仍然控制着汇率制度和海关税收体系，这两者是“平衡”工业利益和农业进口利益的主要工具；在第二种情况中，不仅海关关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国家还具有大量贷款和快速融资的职能。
因此，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足以迫使国家从一个规范经济的工具转变为一个直接进行生产行为的工具，因为即便在生产体系中并未形成公共生产部门，旧的经济基础仍使得私营部门得以继续推进国内经济分化进程。这也就是说，为建立工业经济，私营部门的积累仅仅要求国家通过其自身的投资渠道进行利润再分配，而私营部门的活力则为城市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以适当的节奏将他们融入到经济体系中。
实际上，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因为有足够的资源维持工业化，而且由于经济活力使得农民能向工薪阶层转变。当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后，经济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又明显加强了其容纳移民的能力。当然，城市化进程一直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强大压力，但这一压力并不谋求通过建立国家生产基础而掌握经济的决策体系。当要求重新分配的压力使国家采取直接的经济行动时，这一压力最终使私营部门得到加强，并在资产阶级和新的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民众的存在起先是当它为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而施加压力时才引起社会关注的，他们在自身权力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承认旧的体系为推进工业化进程所确定的游戏规则。民众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承认劳动者权力的压力是强大的，但这种自然而然的政治压力并不排除在新的“权力组合”中各集团利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民众（他们更多地被视为雇工阶层，而不是受压迫阶层）运动多以工会形式出现这一事实，说明他们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种既有利益对立又有利益一致的政治关系。这两个阶级十分活跃，他们与农业进口垄断集团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同一“权力组合”中的政治伙伴。这一十分不稳定又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的存在取决于他们都不要求取得经济上的控制权，即国家垄断不对私人垄断构成威胁。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替代进口进程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双方利益的平衡，即不仅扩大了民众消费，提高了工资水平，而且在不损害垄断利润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企业的资本化。
从在政治上开始提出替代工业化时起，就存在对这种发展模式的限制。首先，必需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快速替代进程可能减缓；其次，在民众不断参与国家收益的分配和加快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后者将大大影响其他社会集团尤其是农业出口垄断阶层的收入水平。
在此应该指出，在简单替代进口进程的相对减缓和民众主义不再作为“自由”经济框架内的权力基础这两者之间有着相互联系。有关“国家主义或大企业”的争论开始超越简单的理论范畴而成为实际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前阶段的基本政治格局很快崩溃，并被寡头——民众迅速崛起的现象所取代，但后者的实质却是“发展主义联盟”。这是一种新的对立形式，其中，某些阶级价值成为民众动力的催化剂，并在企业集团试图进行国家重组的有效行动中突出表现出来。这种行动不仅体现了与民众利益相关的政治利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出该集团自身的经济利益，并时常超越国内市场的范畴而走向国际垄断联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