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7月26日说您已经回到家里的来信时，我自己正准备到大陆去两个月，而现在刚刚回来。39这就是我长时间没给您写信的原因。

多谢您寄来数册《概况》[20]；其中三册我已送给有眼力的朋友。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这是当之无愧的。在我所遇到的俄国人中间，这本书成了主要的话题。就在昨天，其中一人[21]给我写信说：我们俄国正在争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在柏林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40上[22]，有一位叫彼·冯·司徒卢威先生的发表了一篇评论您这本书的长文[23]。有一点我还是应该同意他的看法，我也认为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克里木战争41所造成的历史条件和1861年使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办法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欧洲普遍政治停滞的必然结果。司徒卢威认为您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但是，他在反驳您的看法时却把俄国的现状同美国的现状作了对比，这就完全错了。他说，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恶果，会像在美国一样容易消除。在这里他完全忘记了，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是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它虽然正在土崩瓦解，但仍然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毕竟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赖以行动和进行的基础、材料。在美国，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完全确立，而在俄国，自然经济还是常规，几乎毫无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这种变革一定比美国强烈得多，尖锐得多，遭受的痛苦也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您把事情看得比事实所证实的要阴暗些。毫无疑问，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没有整个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向另一些阶级的转变，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在较小的规模上——看到了。但是，这距离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的彻底灭亡还远得很。你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口迅速增长，可能遭到遏制。滥伐森林加上对旧地主以及对农民的剥夺，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然而，一亿多人口终究会给非常可观的大工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在你们那里，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事情最终会找到它们自己的相应的位置，——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在西欧能持续得足够长久的话。

您自己承认，

“克里木战争后俄国的社会条件，不利于我们从我们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的生产形式的发展”。

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这种更高的形式——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村公社直接发展出来，除非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假如西欧在1860—1870年间已经成熟到能实行这种转变，假如这种变革当时已开始在英法等国实行，那么俄国人就应该表明，从他们那种当时大体上还保持原状的公社中能够发展出什么来。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转变，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要么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么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公社33，只有在其成员间的财产差别很小的条件下，它才可能存在。这种差别一旦扩大，它的某些成员一旦成为其他较富有的成员的债务奴隶，它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雅典的富农和富豪在梭伦那个时代以前无情地破坏了雅典的氏族，现在你们国家的富农和富豪也在同样无情地破坏着公社。恐怕这一制度注定要灭亡。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像你们的民族那样的伟大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

永远是您的

第三卷[24]一付印，我就留心把校样寄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