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55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56，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57，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58，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59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1]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2]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60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3]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61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4]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及英国“体面人物”[5]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62。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63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6]。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7]；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对手，即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唯灵论的领域制服这种唯灵论，唯物主义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智之物；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了理智所特有的无所顾忌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自然神论15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8]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呢。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65，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9]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66。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10]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至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67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68。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69，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年前已经走得比今天的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11]“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价值，那时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何他的《论天体力学》[12]只字不提造物主，对此，拉普拉斯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13]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绝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14]。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15]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16]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不管何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17]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18]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19]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20]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21]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22]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23]，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率先振臂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24]搏斗。

资产阶级[25]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70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26]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71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路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打开大门，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派已变成诸侯[27]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派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28]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29]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30]。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31]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斗争，以自由党历史学家誉为“光荣革命”14的[32]较为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33]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转变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72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34]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尊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35]学说，不仅震撼了中等阶级[36]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于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适合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73，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派74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75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13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吉利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只有英吉利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37]，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38]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76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77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本能[39]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调整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种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78，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79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40]的法律。80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81，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82。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83，从美国输入了奋兴派84，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做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41]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那个王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42]，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85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等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86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43]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44]，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45]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46]

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87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88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89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90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镇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47]，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91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48]，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等阶级[49]。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92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50]——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了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奋兴派[51]，从崇礼派93直到“救世军”68。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52]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94，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53]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95，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来说，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材！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96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97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化为乌有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如果德国的中等阶级[54]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55]，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写于1892年4月4—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58—386页

弗·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98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99编辑部

笔者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累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现在的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56]

原编辑部的这些话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和它“共同”去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9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么当看到有人竟极端无耻地企图宣布我支持这些先生们的阴谋时，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已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一直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7]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贸然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也不会不受到惩罚，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先生们的确已经取得独特的经验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国会党团或者说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乐意去滤出蚊虫，那也决没有道理要德国工人为了对此表示感激就吞下骆驼。100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看待自身的重要性，看待党内事物和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们能记取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9月7日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84—86页

弗·恩格斯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101

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9月16日的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102。我在上面看到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用‘大学生骚动’9来指称我们反对派，那么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同他自己和马克思本人不同的观点；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么恩格斯只需看一看他本人1887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58]中所写的内容。”

我同德国著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已经使我积累了许多极其离奇的经验。然而，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不同的观点云云。对于“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用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来指称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根本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同他对话。因为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郑重”[59]的通信来烦扰读者。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伯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103上责备他在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时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60]，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几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答复他说，我不能介入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部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部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4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5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的。

而在挪威，掺杂着少量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伟大运动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点点大工业，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轮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前后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旧有的停滞状态毕竟开始运动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与堕落的德国小市民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人。[61]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了解清楚。”[62]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63]里。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当做纯粹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这正是我责备那些先生们对这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的一个例子[64]。接着我通过他自己所举的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把以德国为样本的小市民阶层的公式套用于挪威，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事先而且是以他本人为例证明了我同样用来责备那些先生们的话：“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65]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像受辱的贞女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要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鲁莽而自信地大声喧嚷，似乎在空洞的喧嚷背后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并且抱怨别人可耻地侮辱了他的纯洁的感情。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信中抱怨巴尔先生“极端无耻地对待了他”！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十分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答案了。被误解的君子也在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上质问曾经恰如其分地警告过他的老布雷默：“在什么地方？”104

每一声叹息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还想更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那好吧，例如，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66]的文章中，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而完全自动地演进的，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的摆布。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可以不用再回答更多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终于穷尽了的时候，他又声称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既然我们这样的人跟不上趟，就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能让人给他自己开点什么药吃一吃。

另外，恩斯特先生还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么恩格斯只需”云云。

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报》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67]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而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只想提出这样的论断：国会党团“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又是这个被误解的君子，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于他。但是，如果说不仅在国会党团中，而且在整个党内都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有谁会提出异议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此，那么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注意这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国会党团中乃至在党内占多数还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等待这些古怪而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反对反社会党人法8的活泼快乐的斗争105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种小资产阶级因素日益失去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的国会党团并不那么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扔到废物堆里去，而更危险得多的是高谈阔论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集团，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判断经济和政治形势时不能毫无偏见地权衡现存各种事实的轻重和参与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强弱，所以他们想强迫党接受一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泰斯特勒先生公开阐明，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阐明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12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种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愿这一事实能让保尔·恩斯特先生明白，为什么我极力反对把我同这类集团的分子混为一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10月1日

载于1890年10月5日《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7—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