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战争破坏的中国商业复苏

（1937年9月29日）

预言目前的中日冲突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当然还为时过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重要章节之一——1937年7月写下了它的“尾声”——是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日益繁荣。近距离的观察家们报道说，就在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在从1933年开始的萧条中复苏达到了顶点。尽管战争强烈地改变了未来，前几个月中产生的新的希望和信心还是可以对公众关于当前冲突的态度起一种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尽管存在其他因素，其中主要的一个无疑是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商业状况的改善大致可以说是从1935年11月实行的币制改革开始，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国民政府刺激工业活动的政策（见《远东观察》1937年8月18日，第189—196页；1937年8月4日，第185页）。1936年，在货币的稳定和统一、铁路建设、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都有所进步，一个刺激西方商品市场的外国投资的新高潮看来也进展良好（见《远东观察》1937年6月23日，第139—45页；1937年7月21日，第165—73页）。1937年上半年已经证实这一发展势头在继续。例如，在上海，电力消费增长了69%，棉纱生产增长了27%，面粉生产增长了13%，水泥增长了42%，新的建筑工程增长了47%。中国各铁路盈利增长在20%到40%之间。出口增加45%，进口增加32%，贸易逆差稍有下降。

反映这种总体发展的是价格的上扬运动，附带说一句，这种情况表现出货币改革中某些最令人感兴趣的结果。确实，中国物价指数在代表全国的状况时极不完善，但对于较大的工商业中心来说，它们确有一些效用。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基数）从1935年的96.4上升到1936年的108.5，1937年1月是121.6，1937年5月为125.1。在同一时期，广州的指数分别为84.0、105.4、115.7和119.8；汉口为89.2、97.2、109.3和110.6；天津和其他一些北方城市为95.5、110.6、120.3和134.1。上海1937年5月的指数显示出与上年5月相比增加了约20%，与币制改革之前的1935年10月相比增加了31%。当然，农民、工人和拿薪金的雇员发现他们的生活费用随着物价上涨而上升；但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却受益匪浅。

物价增长的趋势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新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从两方面影响价格。一方面，货币发行量增加，上海中国商会估计的纸币数量如下：1932年4.52亿元，1933年5.35亿元，1934年6.23亿元，1935年8.68亿元，1936年10.80亿元，到1937年6月27日，突增至14.07亿元。尽管新的纸币中有些只是代替退出流通的银币，净增的数量肯定还是相当大的。(https://www.daowen.com)

货币改革第二方面的影响是法币的交换价值的稳定，这会导致中国的物价运动与世界市场上的物价运动更紧密结合。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现在比以前对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更敏感。根据国家税务委员会编制的统计数据，比较不同商品的价格变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儿。由于恢复和重新建设的需要，铁制品和建筑材料的价格在全世界迅速上升；而在中国，这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它们的价格比其他商品价格提得更高。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5月，上海谷物价格指数上升了21.7%，其他食品15.8%，纺织品21.7%，燃料9.9%，杂项25%，同时综合批发物价指数只上升了21.8%；但在同一时期建材价格跃升了29.6%，铁制品价格上升了59.2%。

对于中国商业家来说，特别是在上海及其他大贸易中心，1936和1937上半年的令人振奋与1931、1933和1935年的令人沮丧相似。尽管不那么完美，商业状况的复苏代表了近几年中值得注意的改良，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正在要求全国给以支持的民国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