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回顾——一位中国官员揭示的战前中国政策

七七回顾——一位中国官员揭示的战前中国政策[1]

（1937年12月）

大坂《每日》和东京《日日》的主编高石慎五郎先生在11月2日对国家广播公司网的讲话中声称，日本目前卷入的冲突仅仅是“自我防卫”。尽管这位著名的撰稿人值得尊敬，如果一个人对于战前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稍有一点儿了解的话，对这样一种说法的真实性都会禁不住产生重大怀疑。确实，中国对今年夏天日军入侵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抵抗肯定会使那些对中日关系缺乏基本了解的人大吃一惊。甚至于像徐树钖这样一位著名政治学家，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在他的著作《华北问题》中写“前景展望”这一章时，也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上海、香港、新加坡：凯利和沃尔什出版公司，1937年版，共112页）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统一，国际局势的变化，再加上日本紧张的经济局势及其君主立宪结构，都被作家当作可以促使“日本统治者修订其对华北的政策”的有利因素。

看起来徐博士是力图对1933年以来的中日关系作出一个扼要评论，主要包括冀察事态、内蒙古问题，还有从1936年9月15日到12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和日本大使之间的8次会谈。然而，这一章的主要价值却在于它清楚阐述了国民政府近些年来所遵循的一般政策。对这章的内容稍加注意，读者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南京不只是执行一种不抵抗政策，而且在某些时候甚至于有条件地“再调整”它的对日关系。在1935年春天王宠惠博士对东京的友好访问，以及同年秋天蒋作宾将军在东京所作的特别努力之后，如同作者所述，1936年初，当时的外交部长张群将军“勇敢地邀请日本人来打开谈判之门”。这些谈判由于东京2月26日的军事政变而突然中止，但是，“国民政府愿意继续与东京进行讨论，尽管广田三原则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成员中造成了很大疑虑”。

在张群和川越的连续会谈由于日本入侵绥远而中断之后，在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们仍然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合作与重新调停的愿望。1937年3月中旬，一个日本工业界领袖代表团到达南京，蒋介石总裁从牯岭赶来迎接他们，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请求高贵的来宾对处于民族重建时期的中国给予同情，他把这一时期比作英国王政复辟和日本明治初期”。总裁用一句古典格言结束了他对这个代表团的恳求：“仁爱是真正的财富”；实业部长吴鼎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友好的表示，他说两国之间合作的方式在于“握手”而不是“挥拳”。

这些言论可能只是外交姿态，但无疑表达了他们在当时渴求和平解决的愿望。读者应该对徐博士关于南京政府态度的阐述表示感激，如果对此缺乏了解，过去几年中国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无法解释。例如，1933年3月，“山海关外的部队受命撤至滦河，作为一个对日本表示和平意愿的姿态”，“到1933年7月12日，察哈尔对日本人宣战，中央政府对此作了干预，为了不给日本人一个重开挑衅的借口，冯将军被要求遣散他的部队并离开该省。”

然而，纵观全书，没有任何一点儿迹象能说明日本方面为什么从未同意南京的意见。因而，作者也没有触及他所写的问题的要点。看了这本书，人们不由得会对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今年夏天发起新的攻击感到困惑，也无法充分理解总裁最近的立场和军事抵抗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当一个人读到像“上海事件基本上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这样一句话时，他会禁不住产生疑问：难道在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中划定的非军事区，不是后来由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规定的一系列这类地区的始作俑者吗？这样一种安排竟可以叫作“令人满意”吗？其次，一个外行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华北毒品贸易的纵容，尽管是坏事，却只能被看作一种开发政策，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在当地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当人们又读到王宠惠博士在1935年1月22日拜访广田时表示希望日本人不要支持毒品贸易时，就更是不知所云了。关于毒品问题，有关情况见南京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情报公报》，这份刊物受作者本人指导。但该公报直接了当地指出：“只要治外法权不取消，大规模的毒品贸易就不可能停止，尽管存在着日本当局明智地采取措施制止它的极微小的可能性。”

再进一步，当读者发现，作者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在1936年的二月政变之后，日本的工业界领袖不再是军国主义分子未明说的合伙人时，读者会怀疑他是否真的了解与对外政策相关的日本国内政治。人们还会吃惊于作者对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渗透的资料之不完整。尽管他注意到了日本在制盐工业和海运业上的获利和中国在天津的纺织企业的损失，他却没有说明日本在棉业和电力工业方面的进展。当然，关于华北问题外交状态的一章也是极不充分的。对《德—日联盟条约》和《美国中立法案》这样一些重大而又有深远意义的专题完全没有讨论，即使他确实愿意使自己仅限于作注释，人们也会奇怪，为什么一个与上述国家同等重要的地方，即莫斯科的意见竟然被忽略。甚至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阐明与华北问题相关的中国国内政治。人们发现经常提到的词是“叛变的中国非正规军”、“满洲国非正规军”和“热河非正规军”，而对于这些军队的起源和性质没有任何启示。作者正确地报道了德王“一再重申把蒙古从中国割裂出去不是他的意愿，他宁愿把蒙古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没有用一个词对这一点加以解释。

由于这些不足之处，徐博士的这部著作几乎不可能被看作一部完整的历史记录。然而，作为过去几年内南京政府政策的记录，作为了解中国学术研究所受限制的线索，它都是一部出色的文献。由于它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人没有挑起战争，他们没有激怒日本人这一历史事实的文献证明，这本书特别值得推荐。如果中国政府确实施行了一种挑衅政策，人们就会相当难以理解，为什么有15个国家出席的布鲁塞尔会议会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对条约义务的彻头彻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