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

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1]

（1938年1月）

自从目前的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些主要日报的社论一再声称是中国军队挑起了侵略。它们用与日本政界领袖如广田首相、荒木将军和德川亲王之流同样的腔调说话。按照它们的说法，如果中国保卫自己的领土，就是对日本的侵略；如果日本攻击中国，就是日本的自卫。去年11月1日，大坂《每日》和东京《日日》的高石先生在纽约接受了采访，他从日本来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并阐述日本的战争观。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日本非官方使节再一次坚持说，这不是一场日本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而是由共产主义引起的战争。他的原话是：“全日本都知道我们不是为任何物质而战斗，这是一场精神战争。”

这场所谓的精神战到12月中旬已经杀死了425000中国人和至少35000日本人。与上一次欧洲大战相比，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正在骇人地增长。如同千百万中国城市居民所看到的，日本炸弹落在了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远离任何有军事价值的地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死亡和破坏。日本飞机并不总是在8000英尺上空飞行，在没有防空火力的地区，它们常常低飞并使用它们的机枪，不仅瞄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而且更多的是对准村庄里的平民和红十字会的列车。载有拥挤的难民的河上的帆船和海上的渔船受到同样的机枪攻击。成群结队的背着孩子的农家妇女，正在遥远的内地山坡上割草，突然遭到日军飞机上发出的子弹的扫射。这就是日本的精神战争吗？

就像在欧洲和北非的侵略者一样，在中国的日本侵略军也唱着反对共产主义的调子。但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适用于任何民族政治独立运动。尽管我们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红军作战的几次主要战役花费了至少3亿元中国货币，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入侵和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却实际把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变成了热诚的民族共和主义者，中国红军为了保卫国家而进行了改编。日本报纸暗示说中国新疆省的土库斯坦正在被苏联共产化，国民党领导人之一陈立夫最近曾到该省旅行，他对此作了断然否定。“日本指责中国正在变红，”陈立夫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乃是一派胡言，是为了得到西方，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把精神战争当作前提，法西斯日本的外交官们尽了他们的全力制造一片烟幕，但结果，正如一句罗马格言所说，“事实总是事实”。

下面就是历史事实。日本的帝国主义制度不完全是一种经济制度，它首先是掠夺性的和军事性的。作为上一次中日战争结果的中国战争赔款，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温床；但由于这个岛国自身的工业化不足，缺乏充分发展的国内市场，再加上迫切需要解决由激烈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引起的各种问题，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充分暴露出了它的矛盾和弱点。矛盾在于，日本资本家迫切要求前进，但他们得不到国内发展必须的资本，更不必说有较多剩余资本供输出。日本的体制缺少资金来源以开辟一片新的领地，在那里移民并生产新的财富。它只想掠夺然后垄断原材料，并压榨数百万小生产者。由于没有能力开发日本，日本法西斯主义霸占了东北，由于没有能力开发东北，他们又想霸占蒙古和华北。日本体制的掠夺本性是军事冒险或战争的同义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选择了一个极为合适的时间来实行他们称之为大陆政策的东西。西方国家还没有完全从世界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其中最有力量的国家正全神贯注于它们在地中海的利益；而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看来对某种孤立政策有不同的考虑。英国的外交关系正处在一位对法国和东京政府比对华盛顿政府稍许友好一点儿的首相指导之下。人们禁不住会明白，内维尔·张伯伦，如同英国工党发言人赫伯特·莫里森最近从呆板的阶级意识出发对他作的描述那样，宁可代表伯明翰的利益而不愿代表曼彻斯特的利益。

现在回头谈中国，我们发现1937年年中的经济形势多少不同于1932年。正如本文作者以前在《远东观察》（第6卷，p.229）上叙述过的，战争爆发时中国实际上已经从经济萧条中复苏。尽管战争剧烈改变了经济前景，但此前几个月中产生的新的希望和信心还是可以对中国公众关于当前冲突的态度起一种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尽管存在其他因素，其中主要的无疑是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对中国产品越来越大的需求，中国商业状况的改进大致可以说是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开始，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国民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1936年，在稳定和统一货币、铁路建设、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同时，刺激西方商品市场发展的新的外国资本的注入，看来势头良好。1937年上半年已经证实这一发展势头在继续。例如，在上海，电力消费增长了69%，棉纱生产增长了27%，面粉生产增长了13%，水泥增长了42%，新的建筑工程增长了47%。中国各铁路盈利增长在20%到40%之间。出口增加45%，进口增加32%，贸易入超略有降低。

物价的上扬反映了这种全面发展，附带说一下，这种情况表现出币制改革带来的一些极为令人感兴趣的结果。的确，就全中国来说，中国物价指数所代表的情况极不完善，但它们确实能够较正确的反映大型工商业中心的情况。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基数，从1935年的96上升到1936年的109，1937年1月是122，1937年5月为125。上海1937年5月的指数显示出与上年5月相比增加了约20%，与货币改革之前的1935年10月相比增加了31%。广州、汉口、天津和其他一些北方城市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当然，农民、工人和拿薪金的雇员不得不忍受高物价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但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却受益匪浅。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特别是在上海及其他大商业中心，1936和1937上半年的令人振奋与1931、1933和1935年的令人沮丧相似。尽管毫无疑问，发展尚未达到顶峰，但商业条件的好转却标志着近几年中值得注意的进步，并逐渐使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有了一些值得保卫的东西，假如说1932年他们还缺乏自信，1937年他们却愿意为保护他们的未来更多的冒险。中国人民还存在一种普遍的真正的恐惧，害怕日本法西斯会把他们变为半奴隶状态的工厂工人、半奴隶的种棉人、挖煤工、伐木工和打水工。这种从基本经济事实中产生的巨大忧虑导致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实际上，日本陆军的入侵和海军的封锁使中国这一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高级官员和中国著名外交家们失去了他们在日军占领区的不动产。在东北、内蒙和华北大批军官们拥有的土地由于军事干扰而贬值，在有些地方干脆被日本人没收。很多工厂主让他们的工厂停工，还有很多商人失掉了大部分市场，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学生眼看着他们的学校被毁，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或被用绳子拴在一起为侵略军干活。由于日军的封锁，近海水域数百万中国渔民停止了打鱼。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穷困、苦难、不幸和饥饿对创立一个共同自卫、共同负责的制度发挥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总之，这场战争肯定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诞生了宪法会议一样，就在这一次中日战争爆发前3天刚刚庆祝了宪法会议的150周年纪念日。

日本方面情况正相反。日本不是在进行防御，不是在保卫它真正的民族利益免受外来侵略。在日本，农民悲惨的困境一直没有减轻，事实上比以前更坏；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当然，在军火工业中工作的除外——仍然在下降；从农村出来作包身工或妓女的女孩子仍然像奴隶一样受剥削；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工人继续受不断增长的国家企业和金融垄断企业的排挤……伴随所有这一切的是，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几乎每年都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服兵役的年龄从21岁改为18岁，所得税提高，免税限额降低，而政府垄断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高涨。日本正试图用战争和掠夺解决它所有的矛盾。正如在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日本正在为一个法西斯计划积聚力量。

以农业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为一方，以工业和银行业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原已存在矛盾，并由于战争而加重，这一点，所有研究日本当代事务的人都已经非常了解。但为了理解这一次战争的经济背景，我们还需要了解另一种矛盾，即日本资产阶级中出现的矛盾。

日本制定的意图减轻世界经济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征服政策，不仅使城乡之间和地主与农民之间旧有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产生了新的只能使情况恶化的矛盾。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冒险活动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以军费和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新的工商行业。当然，旧财阀集团中有很多都与这些行业有利害关系，但强有力的新财阀集团也凭借着向军火工业投资而成长起来。政府预算要直接对这些新财阀集团的产生负责。几乎一半的预算拨给了陆军和海军，其中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军火和战争装备，32%的陆军预算要花在中国东北。1935年的统计表明，当年陆军和海军花了41000万日元向私营军火和军用品工厂购买物资，而购买大米、面粉和其他食品的钱不超过2150万日元。(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劫夺东北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经济不平衡的扩大，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个集团。第一个，也即新的一个，包括军工企业的资本家、与他们有关的银行家、少数也在军火工业中有利害关系的大地主和大部分主要业务是为军火工业供应原料的进口商。第二个即老的一个，包括轻工业资本家，主要是那些经营纺织业的人、与他们有必要联系的银行家、大部分地主、还有大部分出口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前者称为重工业集团，后者称为轻工业集团。

1929到1932年之间，日本的轻重工业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然而，自那以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了很多。日本政论家H.山川曾指出，林内阁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恢复战争工业与生产日用必须品的工业之间的平衡。不必说，林下台和广田上台，主要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重工业集团一边。在日本当权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如果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被削减一半，就会引起严重的工业崩溃。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整个重工业集团来说，武器工业是维持日本繁荣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集团和轻工业集团都希望征服中国并实现东亚的和平。但前一集团首先关心的是直接获得原料，而后一集团主要关心的是立刻扩大市场。因而他们对于征服大陆政策的程序方法上有分歧。日本重工业集团的态度表现为一个急进的军事计划，而轻工业集团的态度表现为耐心的、外交上的和较为政治性的方式。在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干涉失败以及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之后，在日本先被赶出苏联的远东部分又对英国感到失望之后，主要代表轻工业集团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在东京政府中保持他们的势力，直到1931年著名的沈阳事变即将发生时。从1932年起，军事家、军火工业家以及他们的银行家们结合成了一个法西斯集团，在政府中的势力日益扩大。

今年3月，日本纺织业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对中国作政治征服而不是军事征服。日本轻工业领袖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以K.儿玉为首，访问了上海和南京。他们非常明白，从方式方法来说，中日之间任何经济合作都必须通过握手而不是挥拳。他们回国后提出了取消日本人在冀东建立的伪政权并控制普遍的日货走私的建议。然而这两个建议都被政治权力迅速增长的法西斯集团否决了。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日本重工业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政策是当前的中日战争直接的，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华北的5个省，作为与东北分开的一个地区，拥有全中国已知铁矿蕴藏量的一半，和全国80%的煤资源。与这样巨大的潜在的财富相比，华北的棉花和羊毛无论能够取得多么大的发展，都只能被看作第二位重要的东西。正如上个月由一个日本在华企业所正式宣布的那样，日本人控制下的平津地区维持和平委员会授权这家企业接收了平汉铁路上以前由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仅这一处煤矿煤的蕴藏量估计就达22000万吨。

在伦敦《当代评论》上，英国记者哈里森·布朗恰当地描述了战争的爆发：“在中国日本只害怕一件事，不是蒋介石，不是军队，也不是国际联盟。他们知道他们能够收买军阀，欺骗列强，用他们的机器击败中国军队。但日本害怕中国数百万人的革命运动；因为这样一场运动必然首先是抗日的。他们引起了这一运动，这一运动改变了抵抗他们的力量的平衡……日本军国主义看到了历史在重复自己。1931年他们本来能够从俄国人手中抢走西伯利亚，他们却占领了满洲。现在西伯利亚已无法被夺，远东的红军太强大了。日本人害怕如果东京的工业家们（轻工业集团）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并继续‘和平渗透’，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华北。因此他们发动了一个‘事变’，他们打算借此摊牌，并且，他们希望在中国团结起来之前打败中国，使革命完全不可能发生。”

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纺织业遭受了重大损失。首先是东京市场上富士、东洋、大日本和钟渊纺织——4家企业都在中国有工厂——的股票价格从7月到9月跌落了20%到150%不等。其次，日本纺织业仅在上海的投资就达23000万日元，尽管日本人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完全丧失，但日本人拥有的大型棉纺织厂、货栈、码头和汽船停泊处都被烧得一片漆黑，只剩下金属和砖石外壳——成为日本自己的海军、空军和炮兵部队的牺牲品。中国军队也在撤出他们长时间防守的苏州河时放火烧毁了日本人拥有的工厂，即日本人用作军事要塞的价值2200万日元的东洋棉纺织厂。最近，青岛的日本纺织厂也被中国军队烧毁，但这显然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第三，东京政府正在用管制原棉进口和对布匹及棉纱规定官价的方法限制纺织业。进口管理局正在使大坂市与军火生产无关的各种工业企业挨饿。在今年第三季度，棉纺织业收缩的比率是27%，而政府迫切要求进一步收缩，使这一比率达到33%。

最近，日本的报业大王宣称日本几乎可以无限期的战斗下去。我们完全理解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纸浆生意肯定会随着战争无限期的摧毁一切而无限期的繁荣。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日本纺织业者有同样的态度。实际上，当11月底帝国统帅部告诫日本要准备战争延长时，东京《朝日新闻》代表普通商业界的利益，就提出了直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要求。

日本农民正在走向更为悲惨的境地。稻谷和蚕茧的价格一直受官方限制，但肥料价格却飞涨得比天高，还越来越多的征用或“扣押”村民的马匹。日本工人被禁止罢工，但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以便注意他们的雇主不能利用战争口号来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工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很久，甚至在红军成为俄国的一个要素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这一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遇到了一些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甚至在日俄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东京市政府和一些县的政府建立了专门帮助士兵家庭的救济机构。如《纽约时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在10月24日的报道所说：“日本农民士兵的心没有放在战斗中。”

尽管如此，为了解决轻重工业集团之间和城乡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战争的意图是解决它们但却只能使其加重——日本法西斯在10月中旬建立了一个超级内阁组织，这就是日本内阁咨询委员会，包括荒木、池田和松岗将军等著名的法西斯主义人物。名义上，这一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与各部部长有同样的待遇和级别，但实际上他们或多或少更像首相或是一个首相团，不论日后内阁是否改组，他们都会继续掌握实权。即使下一次日本大选偶然地选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会，并且可能由此产生一个自由主义内阁，这个超级内阁仍将当权。这10个人可以向天皇提建议，并同时向内阁下命令。这是最近法西斯在日本发展的现象之一，这一发展毫无疑问将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民主主义最利害的敌人。

中国农民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就像600年以前法国人赶走了英国骑士那样肯定。在日本将会发生农民起义，会比瓦特·泰勒领导的反对英国“劳工法”的起义更猛烈。但是，在我们与法西斯日本的斗争之中，我们不能指望从世界各国政府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甚至不能指望那些加入了正式的同盟和条约，发誓维护中国完整的政府。蒋介石夫人11月9日发表声明说：“日本对上海的蹂躏是在列强的帮助下进行的，列强不仅无能实践他们的条约义务，而且默许日本采取措施阻挠中国得到足够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和军火”她还说，“可以把中国比作一个用旧式的来复枪武装起来的守法的公民，正在受到匪徒的机关枪残忍的射击，而警察站在一边隔岸观火，希望自己不会受伤。同是这些警察，不但自己不帮忙，还阻止别的公民帮忙装子弹。”是的，对中国的帮助肯定主要来自各个文明国家中那些决心维护正义的好心的普通人。中国实际上就像托马斯·佩因所说的法国一样：“现在……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了她自己的国土。”中日战争，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