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抗战的前景

中国持续抗战的前景[1]

（1938年10月）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所传达的东京的普遍看法是，汉口这一战略城市将于10月初被攻下。如果中国对武汉的保卫能够坚持更长时间，本应给集中全力进攻汉口的日本军事家们造成极大困境。除汉口的命运之外，中国抗战问题一般说来现在也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论题。为了明确掌握这一论题，有必要审视中日战争的基本性质。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是由战争和赔款孕育而成。这条发展路线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刺激，并导致沈阳事变和随之而来的伪满洲国的建立。在日本，这次事变使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具体化了。前者包括军队中的青年军官、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首脑，和钟渊纺织会社——一家欲图对中国棉花市场垄断控制的大纺织企业。这个集团对外交行动感到不耐烦，鼓吹军事恐吓，最终导致1937年7月的不宣而战。在两个精锐的陆军师在鲁南的台儿庄惨败之前，他们在日本政府中一直占上风。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征服大陆的任务远比他们预期的困难得多时，他们逐渐与稳健派——轻工业界、出口商、代表中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军队中的守旧分子——妥协，后者希望速战速决以缩短战争。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去年6月底近卫内阁改组，稳健派的宇垣和激进派的坂垣两人都得以入阁。这套班子实际等于一个新内阁，代表着日本自1931年以来最强大也最统一的政治势力。这两个集团都着眼于集中全力进攻汉口以实现速胜。

除日本人之外，还有很多人现在都对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提出了疑问。《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从战争开始以来，成了研究中国的日本权威，他最近评论了这一问题。在日本《朝日画报》海外版5月号上，他指出中国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全民抗战。尾崎在这里提出的大体上与他在日本写的大量文章相同。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在现届东京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军方的普遍态度。

中国抗战会失败的内在因素有4个：即中国各政党之间缺乏完全的合作；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低劣；缺乏长期战争所需的财力，上海汇兑市场最近的暴跌就说明了这一点；各省军阀首脑扩张自己的权力而不服从中央政府。

对于第一点，有必要作历史的观察。在中国，如同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保卫民族传统和维护自由发展的愿望。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19世纪初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民族主义要求共同防卫，因而要有共同的责任，要有民主。也因此，一个受到外部威胁的民族倾向于更高度的民主，而同时它的行政机构要更有效和更集中。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应该由此来说明，这也是当前中国民族统一潮流不可抵挡的解释。显然，中国没有一个阶级能够从日本统治中获得好处，尽管存在着极少的卖国分子。基于这一根本事实，所有政治团体，主要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建立，并在1937年重建了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该国的某一特定阶级有着巨大的利益。追求少数人的私利代替了共同防卫。这必然引起政治分歧，并且，除非其发展受到抑制，最终将会导致独裁。这种情况在德国及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国家和日本这样的半法西斯国家得到了证明。战争开始时，日本人民是顺从的，并且普遍不感兴趣，但后来的局势造成了日益增加的利益冲突。农民由于马匹和人力被征用，以及肥料价格不断上涨而怨声载道；小工厂的工人们组织了更多的罢工；中小商人和企业主越来越受到外汇管制和生产削减的损害；甚至于渔民，由于船用汽油实行配给而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减少，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东京去提出他们的要求。

很明显，远东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上一次欧洲战争的后期，与日本在中国实行“让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不战而胜”的策略的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烈火开始燃烧。孙中山代表了民族主义的先行者，他领导他的党——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受其利用的国内政治势力。这一有良好开端的民族统一战线在约10年以前破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某一个政治集团的幻觉。这个集团——其成员有国民党党员也有非党员——认为，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工具作适当的妥协，就可以得到进行国内建设的时间和机会，这被看作是最稳妥的最终获得民族独立的道路。当然，在当时，一些精明的非官方的日本外交人员也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们装作是中国的朋友，而实际上希望推动他们自己的目标。尽管有这一切，日本在所谓的沈阳事件之前和之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一系列的蚕食和入侵活动终于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

因此，在中国，即使是那些曾经提倡妥协的人现在也已醒悟。这种醒悟加上民族主义就促成了当前统一战线的重建。蒋介石总司令，他被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领导国民党，最近告诉《巴黎晚报》驻汉口的记者，各政治派别之间对日政策的分歧已经消除。在孙中山倡议的原则指导下，他说，国民政府期望与所有政治派别合作，以与共同的敌人作战。在6月12日与新闻记者的另一次谈话中，蒋总司令说：“日本认为我们的斗争能力会随着每一天的过去而减弱，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我们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全中国人民，包括那些以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满的人，今天都加入了武装抵抗日本及其伪组织的行列。”确实，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社党提出了团结一致的保证，而变得更广泛也更强大。有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代表与会的国民参政会于7月初开幕，具体证实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一致。

此外，中国民众的情绪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1925至1927年间的大革命——反对北方各省军阀的斗争——并没有实际触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而现在全中国都受到了不可抵挡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日本占领区人民的态度是中国统一的最好的证据。在百姓中组织起来的中国游击队正日益活跃在被占城市的近郊。目前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从沈阳到太原，从张家口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多次被中国游击队切断和破坏。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夜，中国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山西和河北发起了反攻，在一些地方，他们歼灭了日本驻军。在华北日军战线后面，仅在冀中和冀南，就有不少于30万游击队战士。八路军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在游击队的协助下，收复了河北北部和东部、察哈尔南部以及山西全省的很多县。在这三省交界和河南、山西、河北交界处，已经稳固地建立了配有自卫队的新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代表真正的人民利益，并与汉口和重庆的中央政府有明确关系。不久以后，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的所谓的占领区中，也将产生类似的新的地方政府，组织和武装民众，共同与外国侵略者以及作为它们经济基础的某种地制改革作斗争。

驻中国的美国圣经会干事卡尔顿·莱赛博士，在进行了一次从秦皇岛到包头，从北平到济南，穿越华北的长途旅行后，于6月回到上海时报告说：“日本军队对这块广阔区域的控制没有超出他们哨兵刺刀的闪光之外。”美国医生沃尔特.H.贾德和加拿大医生罗伯特·麦克卢尔都是上个月从中国回国，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哈勒特.艾本，《纽约时报》记者，在一次华北旅行后也对此加以证实。尽管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上海的中国人还是对伪政权表达了极为愤恨的感情，伪政权的官员经常遭到暗杀。事实上，日本人没有找到任何有名望的中国人加入他们扶植的任何一个伪政权。

甚至日文报纸，《上海日本》，也于6月12日写到，中国青年在全城散发传单，号召人民到汉口参加保卫战，上海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爱国者响应这一召唤离开了城市。(https://www.daowen.com)

对于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我决不会低估它们过去的弱点，其中很多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由民族主义精神带来的变化无疑是明显的。正是由于日本军事家对中国军事力量保守的和有偏见的估计，使他们无法实现他们的打算。日本战斗部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使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而在北方，日军著名的坂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在平型关附近几乎被八路军全部歼灭。根据叶剑英将军的详细报告，八路军和日军作战的头10个月的结果是，日军伤亡共34000余人，八路军伤亡20000人。这10个月中，八路军共俘虏日军士兵和军官21094人，缴获6487支步枪，219挺机枪，37门炮和1786匹马；还摧毁了19台机车、20列火车、22架飞机和1324辆军用卡车。

然而，直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消灭了日军两个精锐师之后，日军最高统帅部才开始感到他们大概打错了算盘。当然，到此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中国士兵不再是40年前上一次中日战争时他们所见到的雇佣兵，中国军官也不是33年前日俄战争中死气沉沉的沙皇军官。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军队仍然缺乏真正的集体精神，不能很好地协同一致。事实正相反，冯玉祥将军在他5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所作的报告结束时概括说：“这次战争中有许多军事行动甚至得到了我们的敌人的尊重，很多情况下，整营、整团甚至整整一个师，为了让其他部队更好地进攻或撤退而牺牲自己，坚守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的战士正在用他们的热血书写中国的历史。”即使中国军队的协作还不够精确，这种精确性也将从经验中获得，因为实际战斗会使人们懂得团结和协作精神的必要性。在有才干的总司令领导之下，中国军队正在迅速进步。

很多一直注意分析日军从去年7月入侵以来的军事成败的外国军事观察家表达了下面的看法，如《纽约时报》所载：“假定美、英、法、德军队都相当于25岁的成年人，中国军队就其目前的训练和装备看，只相当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日本军队相当于一个21岁的青年，但其表现却只等同于14岁的孩子。”仅由于日本军队中普遍的士气低落和中国军队中的士气高涨就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在中国保卫者和日本侵略者在长江中游激战的同时，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在中国北部和东北发起了反攻。在东北和朝鲜边境有约1万名朝鲜农民最近在中国游击队的友好支持下武装组织起来，显然，中国人的士气鼓舞了朝鲜人。

关于中国的资金问题，上海汇兑市场最近的暴跌不能解释为中国没有能力支持战争。正是外国的治外法权阻止了中国政府实施外汇控制，因而，资金抽逃只能通过冻结银行帐户的方法来对付，如同一年前所作的那样。当这一作法还不足以应付局面时，中国政府决定使货币贬值以减轻其冲击。压迫中国汇兑的另一因素是受日本人唆使的伪政权引进日元造成的对峙。由于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日元“黑市”广泛存在的地方，正是日元使中国元贬值，降低到“受控制的”日元内在价值水平之下。这一内在价值实质上远低于由日本货币控制措施所维持的人造行情。库尔特·布鲁西博士，一位货币专家，最近到过中国，在6月29日的《远东观察》上写到：“不要期待远东的战争会持续长时间而不造成交战国货币的剧烈贬值。”即使如此，中国元的汇率在8月份还是提高了6%。

事实是，自1937年7月以来，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没有很大增加，而已有的任何增加从比例看都远低于日本。4月份中国银行发行纸币总额为169380万元，与1937年6月底的发行总额比，只增加了28660万元。同时期在不同省市实际发行的辅币尚不到中央政府批准发行额的一半。显然，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按照现时的货币局势，不难维持稳定的汇率。此外，中国在国外的硬通货储备达到11500万美元，目前中国每月固定的军事开支在400万国币左右。中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财力与日本相比极为有利。人们应该牢记，在本财政年度，东京政府的赤字将高达60亿日元，而日本的工业投资最低额必须有20亿日元，否则日本的工业就会垮掉。然而，按照下一年度的正式预算，日本军队需要在目前的65400万日元基础上再增加至少20000万日元。海军甚至在谈论要加强海军力量以抵消英美势力。日本在中国作战需要的资金要靠追加预算来满足，到目前为止，已有48.5亿日元用在了大陆的军事冒险上。

一些人一直焦虑地关注着中国西南部的军事领袖们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脱离中央的可能性。他们用不着担心。发生于去年2月的使人误解的所谓的“余汉谋将军和吴铁城将军之间的不和”，或许是日本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诡计最后的一次枉费心机的努力。广州来信讲述了曾经是广东省著名土匪头目，现已退休的李福林将军如何拒绝了日本人提供军火以帮助他在该市组织一次暴动；随后他又是如何佯装接受了日本人的说服，如何由于这个前土匪头领的爱国主义，这全部阴谋被揭露，日本军火也落入中国人手里。《伦敦经济学家》记者是这样描述这次日本人搞的政变尝试的：

“在广州发动一次军事政变的阴谋流产了，它花费了日本人相当大的一笔钱，据说达200万日元。某些著名的中国人让日本人觉得他们同意参加政变，但同时又把这一阴谋通知了广州政府。这样一来，政府有了准备，骚乱迹象一出现，就宣布了戒严，并逮捕了数百名上当的日本间谍。同时，日本破坏者进入广州河的企图也被与底格里斯河要塞类似的方式阻止，这条河被一条水栅截断了。”

这说明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阴谋家们在中国肯定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一个既成事实是，所有西南省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师到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参加战斗。甚至亲日的安福系一些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也拒绝加入伪政权。如李思浩、吴广新（译音）、章士钊和曾毓隽这样的著名的安福系政治家，一届又一届旧北京政府的前部长，都来到汉口以保证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他们断然宣布他们从未与日本人或伪政府当局商谈过在北平或南京组织伪政权。不久以前，通过日本新闻界传播开一种谣言，说四川军界领导对中央政府不忠，然而，这一谣言被一个在现场的美国报纸撰稿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A.T.斯蒂尔揭破，他从重庆报道说，尽管这些领导人与汉口政府当局之间存在过某些不和：“今天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省当局绝对的和愉快的服从。事实上，由于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领导者们不敢有别的作法。”

看起来，在所有可以想到的方面，政治、军事、财政和行政等等，都没有任何怀疑，中国继续生存的前景极为良好。甚至一个著名的日本驻广东军队的代表，一个日本激进派政治家，现任作战部长板垣，也没有低估形势。6月25日他在东京说，“战争将长期持续”，“日本必须准备至少打10年仗”。战争或许持续10年或许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只要日本军队还在中国领土上，中国人民就除了继续抵抗之外无可选择。今天，中国人民正一心一意为民族和民主而战斗。他们必将胜利，因为在历史上进步因素总是会赢得最后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