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的新生

古国的新生[1]

（1940年4月）

战争不止是战争，就像风不止是风一样。风的作用依靠它的速度、方向，而首先依靠的是大气层状况和季节。一场风不一定是暴风，但秋风总是一种带破坏性的力量，它使花瓣和花枝分开，从落叶树上卷走树叶。春天的风完全不同，它轻轻搅动空气，唤醒天地万物。与狂风不同，春风是生命的源泉，无论怎样猛烈持久，它的作用总是温和的，具有使大地复苏的力量。战争不止是战争，它的强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也是多变的。战争的特征和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人类的一般历史进程看，从毫无个人意识的奴隶社会到充满冲突的自由放任社会，再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既存在着推动人类进步的战争，也存在着阻碍进步的战争。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进步的战争，战争是痛苦的，但中国人，更确切地说，中国各民族人民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决心却是坚定不移的。健全的民族主义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奠基石，在中国准备好再度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之前，中国人民——全人类的1/5——必须获得民族独立的权利并维护这一权力。

在过去几年中，一种杰出的理论得到了阐述，这种理论源于国际共同安全的前提，即，和平是不可分的。“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关系，以及慕尼黑条约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远东的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中国人民不自觉地进行的一场民族革命战争，它代表着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场战争证明它与任何卫国战争的性质同样，是一场积极的战争。过去两年半里中国发生的事件以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表明，民族主义和民主，全国抗战和重建，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二者就像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时向前滚动。进步存在着同样的不可分性。在为进步而奋斗的最高努力中，一个国家对内和对外的斗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这里可以简略描绘一下自孔夫子时代到武装反抗企图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外国势力的时代，250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显著和突出的特点。首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的和私有的土地所有权，社会生活以家族和家庭组织为基础，这种组织以家长式统治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为其外部标识。其次，存在着一种对官场的过分尊敬，并且，由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一种对文学成就的过分重视。第三，很多世纪以来，中国除了手工业外没有工业生产，广泛存在的高利贷和无理性的商业贸易只会导致消极态度的蔓延。士兵是纯粹的雇佣军。中庸和顺从被看作是明智和美德。

但是，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它将使中国人民得到独立、自主和自由。它将把人民从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在一场自卫战争中，直接参加战争的人们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对战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战士的地位，正在经历着明显的变化。进行爱国演出的演员、志愿在军队中服役的妇女、在空军和现代交通事业中工作的技术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作实际工作的人们，都获得了社会声望。

战前的学生运动、战争期间有了很大发展的青年运动、工人和战争难民的迁徙，再加上最重要的军队征兵和部队移动，这一切合在一起，加速了家族制度的解体，甚至于使家庭关系变得薄弱。平等的两性关系正在逐渐建立。家长式统治的基础已经动摇。在战区，特别是在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很多县政府官员和更多的村级行政人员在岩洞、茅屋、航行的船只、漂流着的木筏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载工具上办公。这些官员必不可免地与百姓更接近，老百姓现在可以见到他们，并向他们诉说疾苦。人民变得更大胆，更少害怕官场作风，在这些地区，中国官场的神话再也不能迷惑奴役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事实上，这样一种神话即使在一个最起码的民主政体中也是没有地位的。

在当代，已经多次显示出，民族主义和民主这一对兄弟的出生必定要经受痛苦。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要维护他们最优秀的文化要维护使人民自身得到进步的自由，民主则意味着共同的义务和权利。为了民族独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共同防卫体系，共同防卫也需要共同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民主成为双胞胎，这也就是为什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和民主水火不相容。但是，要挣脱殖民统治，尤其是在一个大殖民者们正在疯狂争斗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人民必然要经受苦难。中国当前的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消耗战。

中国农民就其整体来说，即使在战前也是生活在一个最低的生存线上。虫灾和瘟疫、洪水和饥馑、还有充满破坏性的盗匪活动和国内战争，困扰着已经身负沉重负担的辛苦的农民。这场战争给这些人带来的是真正可怕的、骇人听闻的苦难。在敌军驻扎的地区，农民几乎无法恢复耕作，在这类地区附近，他们不能在白天耕作，迫不得已只好在夜间种一些豆类、马铃薯或其他不需要太多劳动力的庄稼。敌军士兵经常三五成群闯入农民的住房，拖走他们的家畜和耕畜，抢走他们的蚊帐，强奸农村妇女。农民藏起了他们的骡子、母牛和水牛，他们在收获之前，甚至在谷子已经上了打谷场时，放弃他们的粮食。

农民家庭被迫逃离他们的村庄，放弃他们的劳动成果，丢下他们的房屋和家具，这些东西通常不能逃脱被敌军烧毁的命运。在很多地方，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发生在走不动路的老人和小孩身上。尸体被扔到本该是用来维持生命的水井中。粮食和厨房用具成堆地扔进粪坑。河边和饱受蹂躏的原野上，被舍弃的村庄讲述着数百万农民的遭遇，这些农民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小片土地，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土地带来沉重的地租负担，却是他们唯一的维生手段。

日军刚刚从九龙英租界北部边沿地区的村庄撤离，1940年3月4日，香港中国通讯社报道了那个几乎完全没有发生战斗的地区所受的破坏。距新界边界仅1000码有一个名叫黄柏岭（译音）的小村庄，一度被日军占领。估计这里的损失超过了25万元国币，全部房屋的2/3被烧毁，其余1/3全部的财产和粮食被抢走。在被占领之前，村里有将近1000头母牛和水牛，现在只找到4头。一半以上的犁、锄、水车和其他农具也被拿走。

在战区，耕畜的价格，特别是北方的骡子和南方的水牛，在过去3年中提高了2到3倍。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人力代替畜力拉犁。由于军事征调和前方的紧急需求，后方的边远地区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举酒泉县为例，酒泉以前称为肃州，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的西北角。六年以前，那里有7360匹马和骡子，但各种不幸事件和不断的军需征购使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440。在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例如陕西省的中部、河南省的西部、四川省的东部与北部、湖南和广西，还有其他一些沿海省份，军事需求不仅占用了畜力，而且夺走了农村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供给。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战争阻碍了生产，破坏了大量生产资料，给人民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巨大损失。间接损失的一种形式是农村市场的紊乱和收缩。事实上，海港的封锁和丧失不会象对一个彻底现代化的、极为灵敏而精密的社会结构所能做到的那样对全部的中国经济造成破坏。但是战争毕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由于军事防卫的需要，新建的公路不得不被切断，在某些情况下被破坏。农产品市场因而变得更为地方化、更狭隘，甚至陷于停顿。在四川省，过去两年中稻米和油桐籽的大丰收只不过引起了地方市场价格的急剧下降。

陕西北部输出品价格的普遍下降或许是一个典型事例。自从战争以来，当地棉花的价格下降了约10%，粗羊毛下降了37%，精毛下降了72%。然而，农家日用的制造品价格却全部上升了200—300%。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价格剪刀差运动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当然，由于传统的商业和高利贷的共同作用，这种现象在战前已经存在；但在很多地方，它们是被军事形势加重的。

约一年以前，日本人就提出了“以战养战”的口号。这意味着他们通过反复的大规模的“扫荡”来巩固占领区，以便建立一个坚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维持日本在华部队。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无疑显示出了即使在暂时的殖民统治下也必然要经受的苦难。

首先是日本人的货币剥削。1939年2月11日日本为北平伪政权建立的银行，以1.5亿元的储备金建立。关于这笔巨款，华北的4家中国银行认捐5000万，或者说是全部的1/3。然而，现在这家伪银行的流通货币接近3亿元。这些无担保的纸币部分用于维持伪政权，部分用于购买原料，但主要的是用于兑换中国的法币。去年上半年，仅从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日本人就净赚入约365400元中国货币。此外，日本人还在河北省建立了一家省银行，并为这家银行发行了总数1000万元不兑现的纸币。

尽管在华中，伪银行华新银行只发行了200万元左右纸币，日本人伪造的4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货币却超过了1000万元。华中的日本军用券，一种没有任何储备，专门用来掠夺人民的纸币，面值超过了2000万。由于日元通货膨胀，约3500万日本货币流入长江三角洲，以榨取廉价原料。除所有这一切以外，日本士兵还强迫中国人接受别处不再接受的破损纸币，以及停止流通的其他国家的纸币，如卢布之类。

其次是残酷的税收剥削。日本在中国东北四省建立的伪政权的岁入，在最初5年中，迅速从9600万增长到了15300万元。来自鸦片税和盐务税这两个项目的收入从400万增加到了4400万元。日本政策的目的在于按比例分配不同的税收，据说海关收入将归日本军方，统税归日本特务组织，盐务税归北平和南京的伪政权。日本人控制下的海关税收，加上上海海关税收的90%以上，每年总共在100万到200万元之间，都送到日本并存入横滨正金银行。

冀鲁平原和长江三角洲都在逐渐变成大批日本商品的倾销地，其间日本人完全不顾中国人的生活，既榨取原料又控制商品。去年，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所产原棉几乎全部被日本的托拉斯收购。当时上海的市场价格是每担棉花150元，有时高达160元，而日本人规定的收购价每担不到60元。如此廉价掠夺的中国棉花除供给青岛和天津的日资纱厂外，还供给由日本人控制的大上海纺织厂的160多万枚纱锭和16000多台织机。还有一部分运往日本。

在上述长江三角洲地区，日本丝茧业托拉斯有800万日元资本，但其中1/3是没收的中国缫丝厂。53家现代丝厂，共10948台缫丝机，全部被日本人占据。此外，日本托拉斯还以专断的固定价格垄断了蚕种的销售和蚕茧的收购。

日本人还通过一种特别许可证和运输执照制度控制了稻米和小麦的收购。另外，他们还通过伪政权征收一种复杂的过境税，以便优惠日本商人并留难中国商人。在很多情形下，日本士兵抢走农民家庭储藏的谷物是为了在市场上卖掉。估计在这一三角洲地区，1939年共有300到400万袋谷物被运到日本。

但是，伴随着新的苦难，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诞生。土地关系方面的一些变化表现出与战前极为不同的趋势。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和地方对制造品的迫切需求，一直受现代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压迫徘徊不前的中国手工业看来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在战前，尽管中国已存在合作运动，但几乎只限于提供信贷和借款，然而现在，正在组织起更多的以生产为基础的合作社。这种新的合作方式通常是手工业与半机械化的联合。中国工合运动始创于1928年下半年，在当前，约1400个合作社每个月共生产400万元的产品。(https://www.daowen.com)

陕西、四川和甘肃省的羊毛以前完全是输出品，但现在，中国工合组织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短时期内，就安装了简单机器，并培训了数千工人，用原毛生产出了士兵用的毛毯。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生产了50万条毛毯，重庆传来的消息说，中国工业合作社又得到了一笔订货，要在1941年1月以前再生产出150万条毛毯。从长远观点看，很难设想任何大规模的工业，如纺织业，能够以合作为基础生存下去，并经受住必将来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但大批量的战时订货和合作社对工人的训练，对于为新的民族工业铺平道路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工业合作形式仍有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有待完成，这就是，使生产力水平从单纯的手工业提高到使用机器的工场，并组织和扩大目前正处于沉寂状态的地方市场。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访问了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省份，他对工业合作表现了极大热情。按照他的观点，这一运动得以成功的最大希望在于那些一直由个人家庭生产的农具和消费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稳妥的、正确的意见。通过以合作方式组织起来的专业的机器工场，中国原始的农田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改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既不会有中国的重工业也不会有国外进口来满足这一需求。

在内地，廉价的水力资源不仅可以用来供应机器工厂，而且可以用于生产诸如饼干之类的食品。营养丰富的饼干有很大需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原因是很多人必须在白天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或村庄以躲避空袭，他们不可能把炊事用具随身带到防空洞或山上去。当然，他们会很愿意用饼干代替现在常用的冷饭之类食物。一旦合作社取代了分散的个体的家庭生产，并在更为节约的基础上生产出了质量更好得多的同类产品，这就标志着社会的真正进步。当前的战争已经给这种进步带来了原动力。

战争状况也引起了初步的农业集体经营。到处都可以看到集体的农业劳动代替了家庭耕作。目前中国有三种集体经营形式。一种形式是无地者在新开垦的公共土地上共同耕作。其次是有些地方集体工作是由那些有自己的土地要照料的农民进行——这些农民一起在已开垦的公共土地上工作。第三种形式的集体耕作，是按照行政命令在那些因入伍而不在村里的农民私有的土地上机动进行。

江西泰和县四方（译音）垦殖场的情况充分阐释了前述第一种方式。那里采取的工作方式在中国是全新的。所有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都被组织起来，每月开一次全体大会，每周开一次代表会。这两种会议负责控制和实施指导经营的各个方面的政策。土地、肥料、农具和其他日常用具由管理委员会赊贷给农民，这里的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以后也还会如此。在最初的八年中，农田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那以后，耕作者将分为小组，每一组至少管理50亩地。在中国北部和西北的某些地区，战争难民、无土地的农民和其他失业者在政府的协助下组成了垦殖团体，这些团体也是通过集体制度在土地上工作的。

过去两年中，在广西省的桂林和柳州都组织了土地开垦。参加这一工作的每个家庭得到30亩土地供其耕作，并免税6年。但是，每个受益家庭必须耕种3亩公共土地，收益用于为社区的共同利益提供资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农业。在浙江南部的5个县出现的新制度“保田”，也属于这一范畴。“保”是一个行政名称，包括100或更多个家庭，“田”的意思是土地。它的字面意思是那块土地是同一保的百户人家的共同财产。

战争创造了保田。在各地一份保田在30亩到40亩之间，来自于寺田、儒学的学田，或是一场官司和解后捐献的土地。这块土地属于全保，并由该保所有家庭耕种。通常，为了使它连成片，要把它的各个部分与私人土地交换。公共土地在中国不是新东西，但它总是出租给个体佃农家庭去耕种和收租。保田是由当地所有家庭共同耕种的公共土地，因而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无论是在西北的后方地区，还是在从河北到湖南，从江苏到广东的前方的战争区域，农业合作的第三种形式到处出现。在陕北及其邻近地区，一年以前的春天，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各类学校的学生和执行警卫任务的部队在内的50余万人，开垦了大片土地，播下了种子，并帮助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战士家庭耕种。他们的政策是让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以某种方式直接接触农业生产，尽管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这场运动中所用的肥料、工具和耕畜部分由地方财政提供，部分来自私人。

在晋绥、苏皖、粤赣这样的战斗区域，集体进行农业劳动，特别是收割工作，成为极为普遍的作法。江西西部新喻的情形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该县位于湘赣公路边，由罗兆寅（译音）司令指挥的军队驻扎。去年7月，在火热的阳光下，新喻组织了一次为士兵家属收割水稻的活动。一清早，妇女们就动员起来为那些当天要下地劳动的人们煮饭，整整一天，93名驻军战士和29名妇女服务团的成员帮44户有人在前线作战的家庭干了活儿。他们收割了135亩地，并打了126担稻谷。另一组50名驻军战士帮助贫苦农民工作，4天时间内他们收割了395亩水稻，打了457担谷。工兵部队的战士们效率更高，他们在3天中收割了476亩地，打了975担谷。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也加入了这一农田工作。集体收获成为政府、战士和农民之间一种非常直接的凝聚力。

战争期间土地开垦一直在进行，政府在这方面的新法规展现出了一种进步政策。民国政府向四川、甘肃、陕西、湖南、福建和广西派出了几组农业专家，调查土地开垦的可行方案，现在还没有详细的报告，但据估计可开垦的良田有数百万亩，因而至少有50万人可以就业。有500万元资本投入的华西土地垦殖公司已经开始开垦云南东南部的10万亩土地。在四川西南端的4个县至少有100万亩土地可以很快投入耕作，康辰（译音）垦殖协会打算在这里进行经营。在陕西、江西、广西、福建和广东这样的省份，还有其他一些资本较少，规模较小的土地垦殖组织。尽管这些组织进展都相当慢，并且它们并不都有成体系的计划，但它们确实为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的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初步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10月15日，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难民垦殖条例”。这一条例的第21条规定，如果开垦的是公共土地，开垦者本人在完成开垦工作后将拥有土地。私有土地要求由土地所有者开垦，但如果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这样做，政府的垦殖局将按照条例第18条规定的3种方法之一处理这些土地。

下面就是3种可选择的方法。第一种，强迫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开垦土地的人，在头3年到5年内免除地租，那以后年租金不得超过全部收获物价值的15%。第二种方法是迫使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售给开垦者，要求出售在土地所有者和开垦者之间直接进行，地价要分期付款，至少要10年，付款要在收获之后，地价依当地最低价格确定。最后一种方法是征收土地，以一个最低价格作补偿，地价可以用政府公债给付。这笔地价最终由开垦者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至少10年时间内付给政府。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土地就可以分配给直接经营的开垦者。

尽管这些法规本身不能阻止地权集中，也不能充分保证土地开垦人的权益，它们还是代表了政府的真正的改革措施。这一现行法律明确为垦荒者在土地上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给了他们租佃或拥有土地的权力，使这些无土地的农民能够较容易地重新开始农业生产。

战争期间中国最明显的地权变化发生在进行游击战的地区，那里的地方政权已经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和随之而来的全民动员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上的高效率和严格的经济制度取代了作风奢侈而又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因而税收在数量和税率两方面都得到了削减，赋税负担的下降促进了地租降低。在很多地方，现在货币地租降到了低于主要作物产值的1/5；实物地租，不论是分成制还是定额制，都降到了25%。在南京附近的靖江和丹阳两县，以前一个出租25亩土地的地主要收50担租谷，现在他只收35担，削减了30%。高利贷也受到了抑制，借现金的人必须归还现金，借实物的人要归还实物，以前那种放出实物，然后收回现金，或者稍微少见的与之完全相反的作法，现在都受到了禁止。

发生这一切变化的原因并不是不明确的。军队不再受地主的控制和指挥，在抵抗一个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地主不可能与农民隔离。此外，地主很难从他们所在地区之外的任何军事力量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因而，在战争环境中，特别是在一场共同防卫的战争中，在为民族利益而战中，地主武装变成了全社会的武装力量。新型的农民组织，或者新的农会也涌现出来。这些组织拒绝接纳地主和流氓为其成员，大部分成员是中农和贫农。凡是农会比较强大的地方，地主都不能强迫佃农退佃，减租的问题通常也较容易协商解决。

农会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如同在敌人战线后方的大部分游击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协助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并围绕彼此孤立的日军占领区实行经济封锁。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劳动人民和地方政治与行政结构必然会日益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人民和政府机构之间存在这种紧密关系的任何地方，都出现了抵抗日军“扫荡”的攻不破的堡垒。这就是为什么在山东省的108个县中，只有四五个县，真正的中国政权还没有得到恢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山西省的105个县中，只有敌人最早占领的天镇、阳高、山阴和大同等县仍然由伪政府统治。

在山西省的东北、西北和东南，以“农民救国同盟会”为名称的农会组织得特别好，现在其成员总数达到了150万。去年夏天，燕京大学一位英国教师穿过河北省和山西省东北部，到达了陕西省中部。他对于他两次穿越日军战线的长途旅行所得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说：“人民紧密团结、有教养、有责任感、精神振奋，并且受到了他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治理。政府隐藏在广阔的山区，地方行政官员住在小村庄中。这些官员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地方官员每月有14元津贴，他们必须从中付饭费。他们为普通百姓的利益专心一致地一连工作几个小时。在税收、教育、管理、村庄组织、经济生活、工业发展等方面以一种大胆而又实际的精神开始了改革。人民作出了响应，因为知道他们决不能向可恨的日本人屈服，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良好的信任关系。”

在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村长现在由村民们自己选举。不必写选票，不识字但却十分聪明的农民们投票时，或是在纸上候选人名字下面烧洞，或是在候选人名字后面的一个土堆上插上一节草棍，或是直接把他或她的选择告诉在一间秘密房间中的选举工作者。选举工作者在村民全体大会上宣布预定的候选人名单，为了进行选举，每15个选民组成一个小组。这是中国民主的真正开端，民族主义和当前的民族自卫战争促进了它的诞生。

40年以前，明恩溥，一位当时已经在中国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发表了他的著名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他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很快了解在像‘为了公益’这样的短语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类观念，他从未听说过这类事情，更糟糕的是也从来不想听到它。”但是，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迅速成长，不久以后，明恩溥的这一论断必将被修正。明恩溥本人预见到了这一点，当他结束这一章时（第43页）他评论说：“改革必将来临，它必须从内部进行，但是推动力只能来自外部。”就这样，一个新的灵魂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