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政治总形势

中国经济和政治总形势[1]

（1941年11月30日）

尽管中国政治状况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有了某种改善（由于主张直接议和和赞成直接内战的集团在过去两周内受到了挫折），财政和经济状况却一直在普遍恶化。全面的危机在不远的将来不可避免。这将发生在明年三四月间，并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全国性问题，由此将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争端。

如同《远东通讯》中一篇文章，“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所分析和预言的那样，中国田赋征收从货币到实物的倒退对农村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四川，省政府被要求征收600万担原粮，并从地主手中购买另外600万担原粮。地主不是从他们所收的实物地租中付出600万担实物田赋，而是把从佃农那里收来的粮食囤积起来，在市场上购买交纳实物田赋所需数量。由此引起的市场上粮食日益减少要对即将到来的价格上涨负部分责任。显然，地主打算在以后出售他们囤积的粮食以获取暴利。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四川，而且发生在其他很多省份。

当然，田赋管理中存在很多漏洞，全部后果是农民加速贫困。在江西，以各种不同名义伪装的田赋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际缴纳的田赋4倍于中央政府的规定。在另一个产稻省湖南，应该征收的实物田赋只有700万担稻谷，但到明年年中实际征收将达到至少3000万担。在湖南和四川的一些县，实征数超过法定数的10到15倍。

至于政府向地主购买的稻谷，官方所定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在有一半国土被敌人占领的河南省，政府打算收购280万袋小麦，主要用来供应中国军队。在小麦市场价格每斤国币9角时，当地政府所付官价大概是1角8分。在湖南，推测当地政府对征购的稻谷所付官价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这种情形为贿赂和敲诈提供了机会，因为实际上中央政府付出的是市场价格。其结果，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的纸币用来购买粮食。

公路交通管理的低效率严重制约了政府粮食供给的运输。而在冬季，当很多地方河流不能通航时，粮食运输会变得更为不便。还有一个困难是建筑足够的粮仓以储存粮食。在广东省为这一目的必须拨出2000万元国币。由于缺乏建筑材料，加上总体上的管理低效率，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主要由于通货膨胀和管理低效，工业状况正在每况愈下。很多国外来的受过正统训练的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同一看法，认为战时工业萧条已经开始，不久以前重庆附近工业的兴旺只是一种战争造成的兴旺。实际上，兴旺与萧条都不是工业中真正发生的事，它们只反映了两种一般状况。一种是，先前发行纸币使接受大笔政府补贴的工厂主得利，而现在通货膨胀扰乱了一般生产过程，并使价格运动极无规律。另一种是原先没有足够的制成品供出售，现在则由于通货日益膨胀，商品制造条件极为不利。

政府对必须品价格的控制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例如，在重庆一包棉纱的官方价格只要4000元国币，而在日益兴旺的黑市上则高达12000元。工业危机不止由纸币发行引起，不止由价格迅速上升引起，还要加上交通管理不善和遍及各省以多种形式掩盖的过高的运输税。

以中国现代工业的主要部分作一例证，由于缺乏交通工具造成的原料困难是如此明显。在中国战线后方，现在只有不到70000枚纱绽，甚至不足战前全国的1/10。由于中国整个西南部只出产少量劣质棉花，现有的纱锭必须依赖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产棉区的原料。陕西、河南和湖北是主要产棉省，但由于宜昌失守，从这些省份向所谓的中国新工业中心运输原棉相当困难。在过去几个月中，各工厂一直使用它们的储备，但很快就会用完。补充原料或许是工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一问题不解决，危机就只会加速。

尽管政府还没有能够处理好与原料和产品相关的交通运输问题，新的交通税的数量却在增长，达到了使商品运输几乎停顿的程度。在云南，沿公路征收一种消费税；在广东，沿公路也征收一种类似的农产品税；在广西，以“献捐”的名义征收这种税，意思是为军费支出作贡献；在四川有各种名目，如营业税、盈利税等等。总的说来，这类交通税数量常常超过商品市场价格的一半。运输费用通常比商品市场价格的两倍还高。(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为了发行货币，政府加快解决了从国外运输印刷好的纸币的问题。面值国币100元及100元以上的纸币空运，但面值低于100元的纸币一直通过陆路运输。纸币的3/4由中央银行发行，这家银行和其他三家政府银行有200辆卡车在滇缅公路上行驶，专门用来把印好的纸币从仰光运到中国。从11月1日起，从美国来的50辆新卡车加入了这支车队。这样，每月由这条公路运入中国的纸币将从250公吨增至350公吨。以5元面值纸币作标准，每吨纸币的面值可以达到340万元，所以目前每月由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纸币共约12亿元。

已经从美国订购了印钞机，很快就会进口，其中一部分已到达仰光。更多的纸币以后将在中国印刷，通货膨胀也将会比以往更明显。据政府财政当局消息，国民政府下一年度的预算将达到250亿元，其中5/6要靠借款和发行货币来满足。

粮食危机、工业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僵局极可能结合起来，在明年3月或4月达到顶点，特别是由于那时正是农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因为上年的收成已经用尽，手中没有开始新的耕作所需的生产资料。地方骚动将不可避免，动乱很可能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中的中国绥靖主义集团将会利用这一问题力主与敌人直接议和。然而即使得到和平，也只会从政治上使经济混乱进一步恶化。

主张直接议和和直接内战的集团以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为首；还有陈立夫，教育部长和多年以前的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一个从德国回来的地质学家，前教育部长和现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徐培根，通常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向新闻界的发言人；俞大维，又一位德国留学生，现任国家兵工厂厂长；还有其他一些人。何应钦通过他本人与全国200个师的关系，使这一集团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他的部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部，因为该部雇用着尉级以上的军官3万多名。在这3万名军官中，大部分是1929—1938年间在德国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年轻人。

中国的外国朋友们逐渐意识到了中国财政部长孔博士的无能为力，但他们还没有明白上述以何应钦、陈立夫和朱家骅为首的集团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甚至更为重要。清除这3个人及他们的密切支持者，远比赶走孔博士迫切得多也有益得多，毕竟后者在中国并不拥有这样一个强大后盾。

这个反民主的主和集团期待着莫斯科于11月初落入纳粹之手，计划使中国脱离美英中荷战线并重开内战。由于最近英美方对苏联表示友好而使他们的心愿落空，他们的计划也被他们掌握的中国部队的明显弱点而打乱。山西南部中条山的失守和最近长沙周围的战斗证明了后一点，在这两次战役中，部队面对日本人极为胆怯，并经常大规模地抢掠。10月18日至23日，总司令在衡阳主持军事会议，下令处决了一名师长，并严厉申斥了湖南省主席薛岳将军。

就在最近，国民参政会从11月17至26日在重庆开会，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团体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抵制主和集团的一个表示，在这一会议中，外交部长郭泰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站到了民主派一边。

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案，一项是督促政府实行民主制度，另一项是宣布中国将继续与日本作战，直至中国收复东北，或说是满洲。这两项决议案的目的是抵制以何应钦、陈立夫和朱家骅为首的主和集团的阴谋。人民政治联合会最近的会议因而成为主和集团暂时失败的一个象征，然而后者对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来临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