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不完全的征服
满清军队1659年进入西双版纳，并在车里任命了他们选定的一个摆夷土司，这以后，北京的朝廷——其政治权力由满族军事领袖和汉族官僚共享——实行了一个明确的征服云南这一少数民族的政策。征服主要是由汉族官吏、士兵和商人进行。这一过程有3个明显的阶段：第一是在这一摆夷地区北部实行和平的行政征服；第二是在湄公河以东的东南部地区进行血腥和残忍的暴力征服；第三，对其西南部，包括车里在内，是同样的血的征服。然而，在西南部，征服至今都是不完全的。这里，旧的部族领地制度一直没有被汉族的行政制度代替，而在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却已普遍推行汉族的行政制度。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全的征服，车里及其以西以南的邻县从未向汉族地方政府交纳过农产品贡物。
在中国第一个满清皇帝统治时期，至少有13个摆夷城镇实行了汉族地方政府的体制。它们是第一版纳的勐养和勐远，第五版纳的整董，第八版纳的勐捧，第九版纳的普藤和思茅，第十版纳的勐乌及附近西双版纳北部的其他几个城镇。1661年，这些摆夷社区被纳入新建立的元江府的监督和控制之下。1664年，在密迩西双版纳北部领地的普洱，任命了一名知州，并建立了知州衙门。那13个摆夷城镇的酋长不许征收贡品，贡品要直接交到普洱的汉族官员手中。其他摆夷城镇，例如南部的车里，要派专使把贡品送到普洱去。〔40〕从1661年起，直到1726年3月代理云贵总督鄂尔泰到达昆明时止，有65年的和平时期，这13个城镇的摆夷土地制度一直没有受到干扰。这一时期既没有发生过反抗，也不需要任何军事征伐。
在湄公河以东，西双版纳东南部建立汉族统治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反，以多次的反抗和军事征讨为标志。这些反抗通常由于汉人试图改变摆夷的土地制度而引起（把土地所有权从村社共同所有变为家庭私有财产），或多或少与以前的中缅战争和后来摆夷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战争有关连。再后来，这些地方性的骚乱支持了开始于滇西，传播到全省，持续30余年，最终使其人口减少一半以上的回族大起义。从1726到1909年，这一长达183年的时期，是一个充满阴谋、暴行和劫掠的阶段。
实际上，驻这一地区的汉族军队在这一阶段达到最大数目。我们根据普洱州志的记载作了如下的统计：
最初吸引汉族商人和带兵官吏的是西双版纳东南部产量丰富的棉花和茶叶，思茅因而成为棉花集散中心，这种赚钱的商品不仅从那里流向该省的北部和东部，而且运往广西、贵州和四川。在全中国都十分著名的普洱茶实际上产于镇越（北部）和车里（东部）的高山区。普洱成为中心市场，每年有1000多名茶商从滇西来这里作买卖。这些汉族茶商放高利贷，剥削摆夷茶农。秋天把贷款发放给他们，春天采茶季节收回。压低了的收购价加上高利率使生产者几乎得不到收益。〔41〕
同时，汉族官吏，包括文官和武官，也进行勒索。他们在采茶季节派出士兵或卫士到山区去收茶，随意付一点儿钱。这样弄来的茶叶还要靠征派的劳役运输。此外，文官们要求摆夷进贡茶叶，武官则索要茶叶运输税。到1733年宣布茶叶由政府专卖，禁止茶商进入这一地区，不允许茶叶自由贸易。汉人地方政府收购茶叶所付价格不会超过市场价格的50%。
西双版纳有4口盐井出产井盐，最初汉族地方政府在每口盐井所在地都派驻了税务官员。后来，当征收盐税的官员离开这些低洼的山谷时——他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他们要求摆夷每年交纳一大笔盐税，约2000盎司白银。沉重的税收负担使制盐人的生活水平下降，1732年车里附近的起义即是由茶叶专卖和盐税引起。当汉人讨伐这些孤立无助的摆夷时，后者被迫逃入山中，但在此之前却砍倒大批茶树塞到了盐井里。〔42〕
就地方志中所能见到的而言，西双版纳最大的一次起义发生在1728年，参加者有摆夷、倮黑和其他土著。这次起义是为了反对鄂尔泰的土地政策。1726年11月，鄂尔泰到达昆明不久就成为总督。两年以后，他不仅是云贵总督，而且还兼广西总督。他的政策叫做“改土归流”，意思是废除世袭的土司，摆夷和土著部族将直接受巡抚和总督共同任命的汉族行政官员治理。在可能的时候，没收土司的土地并丈量摆夷村民的土地，以便直接征收田赋。在其6年多的任期中，鄂尔泰成功的削减了湄公河以东的摆夷土司的权力，使北京朝廷征税的土地面积有了很大增长。
新任命的汉族地方官下令在完成土地丈量之后3个月之内要收齐田赋银两，如果交不上田赋，就要没收丈量好的土地。与土地丈量和征税联系在一起的贪污索贿，加上形形色色的征调，进一步激怒了当地百姓。这次起义的第一个行动是突然杀死地方官刘洪度及其全家。〔43〕刘是在衙门的马棚里被抓到的，他逃到那里藏了起来。造反者搜出了他，抢走了他的官印，用官印砸死了他。他的心和肝被挖出来烧熟吃掉，尸体被夹在两张桌子里烧掉。衙门外面有不少被烧死的人，他们是时常勒索压迫摆夷和土著的卫兵。只有一个汉族厨师得到饶恕，因为他一向好好招待纳贡的使者。(https://www.daowen.com)
鄂尔泰镇压了1728年的起义，他派出了数千名武装士兵，他们屠杀百姓，洗劫了一个又一个村庄。试图反抗的摆夷土司们被处死或流放，其余的土司或是得到允许保留一笔年金，或是被迁到外省去。到1807年，整个地区平静下来。湄公河以西的土司们仍然依他们自己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但湄公河以东的土司已全部由朝廷任命的汉族地方官取代。〔44〕总督鄂尔泰的品衔升到了世袭男爵。后来他被召回北京，成为军机大臣并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为了他采取的消灭摆夷世袭土司的政策，满清皇帝最终赏给他一个可以永久世袭的头等公爵位。在他1745年死后，他得到了配享太庙和列名先贤祠的荣耀。
西双版纳满汉合一的统治越来越坏，在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与遍布华中华东各省的太平天国起义同时，云南发生了回族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尽管杜文秀在云南领导的回民起义是从1855到1872年，这次运动本身却早在1838年就在该省西南部开始，直到1874年才在东南部的蒙自和开化结束。36年的战乱和随后发生的瘟疫使该省人口从1500万下降到了400万。〔45〕
在云南回族起义期间，西双版纳西部保持相对平静。这里一直还没有汉人官吏，没有汉人县长来治理。车里的摆夷土司刀正综帮助湄公河以东的汉人地方政府招募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显然，他是在对汉人地方政府在前一时期摆夷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支持了他的祖先表示感谢。但摆夷是如此同情回族起义，对汉人压迫者如此反对，以致他们策划了一个密谋，在1864年暗杀了他。刀正综作为汉人的傀儡没有考虑摆夷的民族利益，他本人也在对他的百姓进行勒索。从1864到1906年，车里和湄公河以西的其他摆夷社区是独立的，但或多或少也是孤立的。〔46〕
居住在湄公河以东的摆夷感到必须反抗他们的汉族统治者，随后他们与回民起义合兵一处。他们和该省的所有回民被总督岑毓英指挥的军队击败，后者是自鄂尔泰时期以来云南最著名的官员。岑毓英出生在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夷族家庭，曾国藩侯爵保证他忠实于北京的满族朝廷，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负责人。
岑毓英在财政和军事管理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尽了最大的力量恢复云南北部和东部的文职官僚体系。到1909年，红河和湄公河之间的很多地区仍然没有一个汉族知县。西双版纳湄公河以西的主要部分完全处于汉族行政体系之外。在科尔奎豪恩1881年画的地图上，车里在中国国境之外。车里，或湄公河以西的西双版纳，直到1893年中英谈判并于次年缔结条约之后才成为中国领土。按照1894年的这一边界协议第五条规定，没有中国和英国事先一致同意，车里不得与任何第三种势力结盟。
到这一条约缔结时，拟议中的从仰光经曼德勒和吉蔑到车里修建铁路的计划已被中断。苏伊士运河已经商业性通航。轮船把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从仰光运到了广州。棉纺织品绕道广东和广西运往云南更迅速也更廉价。一支马帮从昆明经思茅和车里到仰光平均所用时间约为4个半月，而两个月之内就可以把棉类商品从仰光运到广州再用船运到百色，从那里用马驮运到昆明。〔47〕
因而，当车里最终实现汉族征服时，湄公河以西的这一地区仍处于国际甚至国内贸易路线之外，它一直处在明显的隔绝状态。
1909年，当3个行政县从湄公河以西的这一地区分割出去，并分别任命了3个知县时，汉人对这一特别区域的征服开始成形。这第三个但并不彻底的征服阶段是由第一版纳中心勐海的摆夷争夺继承权的战争引起的。刀柱国和他的侄子召雅合都声称自己是第一版纳的土司，进行了一连串的械斗。汉族驻防指挥官谢有功站在刀柱国一边反对召雅合，因而激起了数千摆夷士兵地方性的起义。市场被破坏，从四川来的汉族大商人被这些义军杀死，引起中国政府派出了大批军队进行讨伐。柯树勋指挥下的整整一个团围攻叛军在顶真山区的堡垒长达半年有余，伴随着种种暴行和血腥战斗。〔48〕
在这次摆夷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北京朝廷的政策是把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任命汉族地方官）扩大到湄公河以西，包括勐遮、顶真、勐混、勐海和勐阿等5个摆夷县。但出现了明显的困难，因为由鄂尔泰在湄公河以东地区实行的这一政策，至多只是部分的成功，而在约两个世纪以后的此时，不仅在昆明而且在北京，汉族行政体系日益腐化，军事力量严重衰弱，同样的政策几乎无法在这一特殊地区运用。这里一直没有实行土地的私人占有，没有小地主也没有自耕农，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一直属于作为公社的村寨和作为摆夷统治阶级的贵族。除了长期战争的破坏或强有力的军事独裁，这一土地制度不可能迅速解体，让位于建立在向私有土地征税的基础上的新行政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效的丈量土地而又不会引起规模肯定更大的起义。在汉族商人和车里的摆夷土司劝说下，满汉合一的政府最终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个新政策，即设流不改土，意思是“任命汉族地方官而不废除世袭摆夷土司”。〔49〕原有的土地制度将得到保留，田赋由土司按照家庭而不是按照耕地的单位面积征收。这样一来，即使仅仅是为了征收汉族地方官要送往朝廷的贡品，原来的部族行政体系也有必要保留。鼓励汉族农民和当地驻军进行拓殖的政策对这一政策作了补充。然而，由于汉人发现这一地区太不利于健康，不适于定居，到现在为止，拓殖从来没有成功过。〔50〕摆夷原有的土地制度一直原封未动；就湄公河以西地区来说，汉人的征服还是不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