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美亚》的公开信

致《美亚》的公开信[1]

我对5月号上题为《反省美国政策》的那篇重头文章很感兴趣，我之所以写信给您，唯一的原因在于罗杰S.格林先生的与其地位及对远东事务的熟悉程度相吻合的声望。我从他的文章中得到的印象是，它包括几个具体的论题，把这些论题综合起来，在我看来是相互矛盾的，文前的理论阐释在我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

就美国的一项对华政策而言，他愿意看到治外法权的废除及在华武装力量的撤离，但同时，他却提倡“廉价的美国资本”在这个国家的谨慎投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完全赞同格林先生倡议的办法，但当然是出于不同于他所列举的理由。他就美国对日政策所作的建议倒并不那么令人震惊。除了认同美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及对中国东北问题“不置一辞、不动一指”的现行政策之外，看来他所坚持的唯一观点在于“对日本和所有其他民族延长目前正在实行的限额制度”。除了东北问题之外，格林先生对于其他重要问题愿意说得和做得这么多，这似乎令人惊奇。

只有注意格林先生文章的开头部分，才能对他的态度作出解释。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他相信“我们最终必须和其他民族一起加入到一个组织中去，这个组织能保证每个成员的恰当安全，并通过公正的途径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这一过程要尽量保持和平，但在必要时，也可采取平心静气的武力制裁”，接下去他又说：“在那个阶段来临之前……如果我们放弃任何对在远东保持公正和秩序负有责任的想法，那我们就是明智的。”显然，这两个段落是不相容的。

看来，支持格林先生立论的唯一理由是：“在强国和弱国的争端中，试图干预看来往往会加强侵略者的最坏冲动，使它的最后一个牺牲者比第一个更惨，阿比西尼亚和中国东北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权威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已经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证明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最多是犹豫不决的干预企图，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论点对东北问题刚好适用，或许含义更多。缺乏干预和半吊子的措施事实上已经鼓舞了“侵略者最坏的冲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非常相信格林先生所说的“在那个阶段来临之前……如果我们放弃任何对在远东保持公正和秩序负有责任的想法，那我们就是明智的”这句话的政治家们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这种政策应该对他所悲悼的国家负责。

对世界和平及国际公正仅予口惠而避免接触实质性问题的政策极其奇怪地在沈阳事变前3年被一位尖锐的美国记者预见到了。在被一名日本将军问及假如日本军队占领东北，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芝加哥论坛》的R.O.马西森先生回答说，国务卿或许会发表一个抗议，然后，“整个案子会逐渐移交给国际联盟，而美国并不是国联的成员。国联会指定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又会指定一个分支委员会；分支委员会会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会向分支委员会提出报告；分支委员会会向全会提出报告；然后，全会会同意进行调查。第二年会用在调查上。调查报告将送达分支委员会；尔后又送达全会；尔后再送达理事会；理事会将召集一次议会会议；会议将通过一项决议。到那个时候，又一年过去了，在别的地方可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情，因此，东北发生的一切将成为历史，已经不再重要了。”

不管是否明白他本人所鼓吹的不干涉主义政策“往往会怂恿侵略者最坏的冲动”，格林先生的焦虑看来是置于未来而不是当前之上。看来他所关注的是“弱国会被鼓励得在未来不讲道理”。显然，格林先生希望他的国人为了未来的缘故而忘却目前中国遭受的侵略。这似乎暗示着美国的整个远东政策应当建立在200年以后的可能情况而不是现在的紧迫性之上。

不过，格林先生完全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当他建议美国政策不要在“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试图对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进行干预时，他同样可以沿着唯物主义的路线思考。在论证他的不干涉主义政策时，他说：“要令人信服地证明下面这点是极其困难的，即：如果日本成功地占领大片中国国土，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会在整体上严重损害美国的贸易利益。”不过直到现在，他的“重要限定”的实现至少是可疑的。甚至日本的政治家，像可敬的已故高桥先生，也公开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并没有给日本民族带来预期的利益，今后的投资必须极为谨慎地进行。按照格林先生的逻辑推理，在日本人在东北的冒险真正成功之前，美国的贸易利益不可能不受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原棉和废铁是日本从美国最重要的进口物品中的两种，据官方宣布，在华北发展广大的棉花地带以及在东北开采巨大的铁矿资源也是日本的国策，就此看来，当日本政策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美日贸易要保持不受干扰是不可能的。我怀疑是否会有许多善于思考的美国人会赞同格林先生所说的“日本人影响的扩大会显著地反映于我们的贸易，这一点看来是极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比其不干涉政策关系更大的是格林先生的下述无根假设，即：从前，他们想“完全依赖外部帮助”。他完全忽略了从一开始东北人民就进行了武装抵抗，这一抵抗力量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5万人的抗日义勇军的事实，更无庸指出随后在上海和绥远进行的武装抵抗。中国人民希望从其他民族那里得到积极的同情，但他们从来不抱仅仅依靠外部助力获得民族解放的想法。

格林先生认为日本“无疑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组织”的乐观想法看来受到了他在文章末尾所写的内容的轻微挫折。他说：“西方在教育、医药、农业和商业上的影响可能已经由于提高知识及减少人口增长方面的自然控制而产生了恶化问题的直接后果”，如此看待人口问题在我看来是愚蠢的；而在进行日本在中国的现代化使命的当前讨论中，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会奇怪，如果中国要由外国来实现现代化，为什么要由日本来相助，它自身还处于半现代化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格林先生的论点显然将给日本侵略者提供实行其现行大陆政策的理论托辞。我认为，他那种态度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因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目前远东已被认为是可能点燃世界大战战火的地方之一。

陈翰笙

193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