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C.卡特

致爱德华·C.卡特[1]

亲爱的卡特先生：

也许您已经看到了您还在莫斯科时我寄到梅特罗波尔饭店的信。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自然有某些变化。关于日本人在华北发动新的突然袭击的可能原因，我已经在前一信中尽力作了概括。而要点仍在于，从5月份到7月份，南京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护其在河北和山东的政治和军事权威，另一方面却试图避免加入统一战线政策。日本人不得不置一切国际情形于不顾，在统一战线可能形成之前加速实现其目标。

迟至6月，西安事变后不赞成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首脑在南京与亲日派握手言和，直到最近，才由于后者争夺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利益而发生争吵；作为这一恢复友好关系的结果，他们共同决定请求日本人在作“重新调整”时有耐心，千万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日本人明白中国的民众力量正在壮大，因此没有理睬他们的请求。这个例子足以让人们理解为什么南京政府虽然发表了若干声调高亢的官方爱国宣言，却没有派飞机到天津阻止日本军队的登陆，甚至没有利用随后沈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混乱状况（由暴风雨和洪水引起）来实现北平和天津的可能收复。在此期间，有不下于20万的中国军队结集在河边。

南京既没有决定在北方作战，同时，在民众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宣布它不会答应任何地方性的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不仅进一步揭示了政府构成的混乱，而且还让日本人明白，他们不但不能停止阻挠统一战线的形成，还必须往前跨一步摧毁其基础本身（南京军队）。日本人敏捷而巧妙的战术真让人惊叹（在这一点上），他们迅速策动了上海飞机场事件，以此作为外交口实。在上海战役真正发动之前的10天中，南京官员处于狼狈境地，他们的最后决定应当归功于日本人的主动，因为他们等得不耐烦，最后向蒋介石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这一秘密条款包括哪些内容我尚不得而知，但据可靠消息，至少有以下两项重要内容，即给予他们上海/南京铁路的某些特权，以及南京空军彻底解除武装，很显然，日本人企图把南京政府降低到宋哲元领导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角色。这对总司令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最近受到其妻子的某些影响，后者目前显得比其丈夫更有政治才能。（例如，就是她首先建议把广泛分布的省部队召集到上海前线以灌输全民族政治觉悟。）

因为弗雷德·菲尔德不在，波特小姐把您9月3日给他的信转给了我，她让我答复有关事项。关于您提出的后两点，我就冒昧地说几句。

第一，关于中国红军与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自然的合作。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以后，作为一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乘坐南京飞机5次前往牯岭访问的结果，近3/4的红军月饷由南京提供。也给了他们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卡车，但不给机关枪和飞机。7月份河北的战斗打响后，红军和南京之间的关系迟滞了下来，但在8月中旬，红军开始要求正式受任在北方抵抗日本人。这一任命直到连续恳求几个星期之后才下达，这一消息同时由电台和南京的个人代表宣布。目前，红军已经正式称为国民政府的第八路军，原红军指挥员朱德和彭德怀继续指挥。看来这支部队可以利用晋陕地方部队的某些军需品，包括飞机和西安的机场。

第二，我们纽约的一些人仍不知道八路军是将与其他部队混合作战呢，还是仍将保持其独立前线，但不管怎样，据纽约新闻界的报道，这支部队的先锋目前已经到达晋北大同附近，此地靠近绥远中部。如果我的看法正确，平绥线西端距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仅250公里；因此，也就是说，山西东部的高原和绥远西部不久之后很有可能构成战争前线。

世界无疑已经在推测中国的政治前途，您所指出的海外传闻的军事可能性其实与此相关。您知道，蒙特利尔的帕金先生是非常热衷于寻求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的极少数的几个商人之一；最近，他对我们的办公室就以下问题提出咨询。1）中国军队的阶级构成。2）为什么中国农民恨其地主甚于恨日本人。3）被视为中国商业和工业阶级的一种特殊武器的新的中国空军的政治影响。帕金先生的问题碰巧由我回答，随信附上我给他的回信的副本，因为这与我上面所写的事情有关。(https://www.daowen.com)

乔姆利小姐[2]昨天回来了，我们看了塔尔先生8月24日给您的信的副本及您的回信。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查塔姆·豪斯先生关于会议计划的备忘录，但在塔尔先生的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们的建议是夏威夷会议讨论和由您及比尔·霍兰所提议的拟议中的新形式之间的一种折衷物。看来查塔姆·豪斯所提议的会议第一部分不仅代表一种退步，而且很难得到较为满意的实行。毫无疑问，查塔姆·豪斯对3年期间作一个总体性的包罗一切的评论并不是很难的，但是，人们不能指望到处都能找到像汤因比那样的人，这样一件工作交给缺乏经验的人，或者交给那些没有控制力或思想平庸的人去做，只会产生对会议灾难性的荒谬后果。想一想如果预备会议试图强行让论文主题一律的话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且，难道有理由期望这样的评论能够及时准备出来提供给会议的“总体评论和分析”吗？

因此，埃尔西和我仍然赞成我们在今年春天写给您的信中所讨论过的建议。明确的理由在于这一建议不同于查塔姆·豪斯方式（先总体，然后贸易，然后政治），它真正清楚地设计出了指导整个会议的显著途径。塔尔先生关于灵活性的愿望和您的在讨论中和解的评论都提醒我们指出我们在联名信中所强调的内容。

您的忠实的

陈翰笙

193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