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根本组织原则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在于民主集中制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重要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有很多的组织原则，如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原则、选举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政治教育原则，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总原则，经过长期的探索所作的经验性发展。民主集中制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制度和各项实际工作之中，构成了它们的基础、核心、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活动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组织结构、组织方式中的运用；党的工作制度，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职能部门运行机制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党的生活制度，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生活、党内关系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对国家政治生活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人民的政府，选举人民的代表，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以及集中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曾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他说：“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4]“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5]因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问题，不仅将坚持民主集中制看成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且把它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说其便利，是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能有效地制定出或执行各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领导者和人民对国情和时代的正确认识的产物，是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智慧的结晶，为了制定出强国富民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民主，就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也不可能保证这些正确路线得到卓有成效的执行。民主集中制就做到了这一点。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充分发展的民主，所以能集思广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而能迅速地将这些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以实施。民主集中制的便利性就在于它又议又决，定下来的就能保证执行，是议行统一的制度，而不像别的“民主制”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形成了如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各种“现代病”。邓小平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不是无端地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互相攻击、互相牵扯上，从而取得工作中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和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在各项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令行禁止，保证思想上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这是其它“民主制”所无法做到的。

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则在于它适合中国国情。12亿人口的中国，要想发展迅速，不能允许那种组织林立、山头很多、割据严重的情况出现，而要求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否则将天下大乱，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中，这在旧中国早就被证明了。稳定、统一是中国发展的最基本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作保证。民主集中制以其所具有的化解矛盾的巨大能力，凝聚民心的强大机制，是保证中国维持统一、稳定的强有力制度之一。要使党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有坚强的战斗力，能有效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在党内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另外，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增进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民主是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权利。它能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并能将人民的意愿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在现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健全，但从根本上说，只有在这些具体制度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切实地保证广大人民广泛而深入地行使民主权利。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已成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制度与原则，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为合理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才能创造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强国富民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