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基础与上层建筑再思考
这一讲集中讨论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隐喻，即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隐喻规定并塑造了文化研究的概念框架。通常来说，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文化理论的问题和用以表现意识形态的术语。然而，对于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进行研究的人们来说，它所带来的问题比马克思的任何其他概念都要多，尤其是如何找到它作为一种隐喻或模式的准确地位。在此，我只能对马克思作品中的一些主要提法进行简要论述，因为正是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一隐喻的含混性、不确定性，以及其最终的局限性。实际上，好几个理论问题都落入这个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中。首先，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它是用来表述物质条件（或者经济力量或者阶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质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次，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它被用来表示社会形态中不同实践层次之间关系的性质。最后，它为思考总体的复杂整体性指明了方向，我们用这种总体概念来表达一个社会或社会形态。显然，要在更具体的层面理解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探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力图连接、追踪或定位实践活动的艰巨任务相关，这种实践活动指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模式框架中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实践。
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为那些想要继续在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相关领域进行文化研究的人们规定了一系列的问题，也为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不满意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尝试做出重要修改的要点。当然，有些问题存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或者至少有出现这些问题的趋势，另外有些问题则是源于人们理解那些文本的方式，源于他们所追随的一些思潮，以及他们已经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了的阐释方式。例如，一些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关于社会形态决定论的特定概念，以特定的方式将特权赋予经济范畴与阶级矛盾，从而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而，探讨其他社会矛盾（如性别或种族）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这个隐喻就是必须要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著作里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通常出现在他对普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描述中，这一点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1970）、《〈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arx，1970）的“导言”以及《大纲》（Marx，1973）的“序言”中。这种隐喻为一般唯物主义方法创造了可能性，因为它指出了出发点与如何继续深入阐释其他部分一样重要，即，如何看待出发点和其他部分之间的决定关系。也就是说，基础—上层建筑通常出现在马克思反抗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它是所谓的对黑格尔主义的颠倒的一部分。它力图展示，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可以从实际的物质实践与条件出发，而不是从我们对它的观念出发。因此，这种隐喻产生于区分马克思方法的三个主要前提的语境中，并与之密不可分。第一个是历史前提：并不存在普遍或永久的历史形式。所有的历史形式、时代和生产方式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受制于历史决定的特殊性。第二个是结构性（不一定与结构主义相同）前提：分析的主要对象是规律、趋势以及特定生产方式的结构。具体来说，唯物主义分析研究将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属性。第三个前提与基础—上层建筑问题的联系更直接，就是唯物主义（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理解）前提：理解人类社会只能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人类社会是社会组织组合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组织依赖于人类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
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涉及许多各不相同但又互为相关的问题：对于分析对象的定义；对于主体和历史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结构的描述；关于变化（这一点与还原主义的责难相关）和决定的理论。而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的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不同的作品中对这一隐喻给出了不同的提法，这些作品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序言”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arx，1978b）。虽然我想集中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是，首先请允许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一下简要评述。
马克思提到，他的出发点是生活的物质生产，以及与其相关、由其创造的社会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社会关系和生产力，这是所有历史的基础。不过，马克思很快又补充了它作为国家的行为（这是马克思作品中典型的修辞策略——补充一个短语，再次使事情变得错综复杂，因为我们不清楚该如何进行解释）。由此，马克思开始论述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框架，以及它如何再现或表达为我们称为国家的概念。于是，这种方法解释说，不同的理论生产（意识形态、宗教、哲学、伦理等）都源于那个基础，并从中发展起来。以这种方式，整个社会形态得以展现与接合。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则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马克思在此关注的对象是关系，而不是个体、阶级或社会。确切地说，这里的出发点由以下事实所规定：在社会生产中，人们处在独立于他们意志的一定的关系中。在这种社会形态的观念中，个体的主体或施事者被彻底地移置或去中心化，不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进入社会关系中。他们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已经被社会关系所预先决定，他们生来就处在这些关系中，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们的约束与塑造。可以说，这些关系开辟了等待我们的空间，不管有没有被事先命名，它们自身已经携带一系列的事物——意义、实践、身份，对此我们能做的微乎其微。
由于马克思开始以特定的方式表述历史和主体的关系，社会形态问题被暂时取代。这显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提法很不一样，汤普森与威廉斯曾试图从这部文本中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模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重点截然不同，他提出要从作为创造者的人出发，如果没有人的活动，历史就一无所是。在这种模式中，分析的真正重点是人的实践。不过，这种强调仍然与我们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看到的不同，在那里，实践和结构之间存在双重性。也是在那里，马克思指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是在不受自己控制的环境中创造历史。
不过，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更为客观的立场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批判》并未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实践与结构的双重关系，只是提出，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不同种类的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关系。这是社会被组建与塑造的方式，也是它在时间长河中反复生产自身的方式。个体是那些关系的代理者或承载者；他们被放置于那些关系中，可以说，他们的活动和能动性既定于已经存在的关系线路中。此外，这些关系是确定的；这不仅仅是人们属于社会的传统社会学（即，涂尔干式的）命题，也是人们处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关系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命题。
具体来说，马克思所涉及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是与生活的社会生产相连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分析对象的结构是由生产关系所构成的，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不过，我们必须要小心行事，因为这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含糊的提法之一。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说生产关系自身有时也能成为生产力，那么区分生产关系结束和生产力开始的界线在哪里？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接合进生产力（基础）中是必要的，这能防止我们仅仅把生产力理解为技术。它们或许不会总是奏效，但是能很好地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一个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问题并不是机械或者任何可能的技术的后果，而技术的特定水平本身也是生产关系和其他生产力互相作用的结果。因此，尽管不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文本曲解为技术决定论，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提法的原意。确切地说，它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总和，这个总和规定了基础（在别处被称为“结构”）的定义。这就是马克思（希望这一点令他深感沮丧）称为“经济”的涵义，因为在一些特定理论体系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最重大的范畴谬误就是源于这种称谓的合并。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不会被西方世界任何自认称职的经济人士所认可。马克思对于“经济”一词的运用并非对应于该术语狭义的、技术及学科层面的意义；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术语的两种语域并不包含相同的涵义，尽管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自己的提法也寓意含混。因此，不论我们最终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作何反应，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要把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当今对经济的理解区分开。
即便稍微有些离题，但或许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提法敞开了对自身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空间。这种模式中，不同的社会形态可以根据社会组织产生的形式得以辨认，这些社会组织形式让人们能够介入自然，以便在社会层面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再生产。人们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关系当作一整套的要素来区分社会形态，这些要素以不同的组合产生出不同的形态，就像语言一样。这便是巴里巴尔所说的“复合”（combinatory），而阿尔都塞，或许因为他有些神经衰弱，就简单地将其称为“组合”（combination）。以这种简单但精练的方式，通过识别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如何组织自身以及这两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我们就有可能对历史构型与时代的复杂性进行化约。当然，这是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或者说是一种非常低程度的化约（取决于你是否那样认为）。不管怎样，这是描述被马克思视为伟大历史纪元的本质结构的一种方式。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法律、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特定形式所对应的正是基础结构。此处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地形图中，上层建筑包含两层：第一层由政治与法律结构及制度构成；第二层由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人们常常忘记这种区分，而只把它简化为意识形态形式，就连马克思自己有时也会这么做。然而，再说一次，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文本中一个常见的修辞策略：他经常会详尽地阐述一些复杂概念，然后再将其凝缩为一个句子或意象。这种凝缩并不否定概念的复杂性。例如，他将全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概括为“存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存在”。因此，威廉斯与汤普森诉诸这种语言，以便解救意识与更宽泛的存在概念的时候，他们的方法是将这种语言解读为好像它存在于整个基础—上层建筑地形图之外的地方，这种做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它是基础—上层建筑的总结。他们喜欢这种弱化的表达，因为它似乎更加开放，跟多层次社会形态的详细论述相比，它显得不那么结构化。但是，这两种论述并非不同的论题，而是同一论题的一部分。
然而，当马克思试图描述与解释历史变化，尤其是这种变化如何从一种组织形式继续发展到另一种形式的时候，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出现。马克思提出，上层建筑与基础紧密相连，因为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因此，它们以串联的形式移动，当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变化。不过，马克思显然看出了这种论点的问题，于是他很快补充提醒说，当然，与上层建筑中的变化相比，你能够更精确地理解基础中的转变——他使用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比喻。你可以开始思考，这一时期的客观生产关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私人占有。你可以开始评估，这种仍然存在于私有制迹象下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形式的荒唐之处。与分析法律、政治、哲学、审美和其他意识形态产物及意识形式随之变化的速度相比，你能够更加精确地分析这些事情。不过，马克思确实希望它们能保持一致。因此，在一种特定的决定作用的形式中，基础动力被赋予首要性，甚至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也是如此。
由于区分了社会形态的层次——基础、政治与法律形式，以及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似乎看上去错综复杂，然而，它未能承认决定作用真正的复杂性，因为这幢大楼上面的楼层不仅建立在基础之上，而且以这种方式必然地对应于它。结果，当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以保持一致。这种模式貌似复杂，实则并不复杂。看上去它好像被做了区分，但是若你询问它的移动方式，会发现它作为一体进行移动。也许物质关系的移动和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移动存在一点时差，但它们之间互不干涉。像有些可能性是不允许出现的，比如，两者在任何持续的时期朝相反的方向移动，或者两者之间出现脱节。换一种方式来说，最终，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看作一个总体的概念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发生在基础中的关系也表现在各个层次中，并不需要处理它们之间的不均衡性或系统性差异，甚或是中介形式的问题。
这种模式的第一条裂缝来自于对历史模式的建构。即使这种模式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作，我们按理也会思考封建社会的情况，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深受宗教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决定作用模式，其中，生产方式——人们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在凝聚社会方面发挥中心作用。马克思不是否认首要决定性在于基础，而是承认，有时候基础发挥决定作用的方式是将支配地位分配给其他层次中的一个：这里是政治，那里是宗教，等等。
这种决定性观念跟那种认为政治或宗教与基础一致，并表现或反映基础变化的决定性观念截然不同。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得出了以下观点，即认为基础决定上层结构的方式不是通过规定它的内容，而是通过将支配性分配给一个层域。从这种视角来看，我们指出封建社会中宗教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就是完全正确的。那并不意味着宗教成了决定因素，而是宗教在封建社会中被赋予了决定地位。《大纲》的1857年《导言》中也有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论述，其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的所有形式中，有一种特定的生产支配其他生产，这种方式决定其他关系的地位与影响。阿尔都塞的观点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同一段落中，马克思随后又指出，总是有一种特定的“其他”，决定着相关的得以显现的一切其他关系的确切比重。这似乎是在将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概括其决定作用，一种关于决定论的更加文化主义的观点。我很高兴能在一个段落中看到如此多元的决定论：那种决定作用不是取决于经济基础，而是遍及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它正是以结构的方式进行运作，不过不是通过阿尔都塞（1970，p.113）所说的，以“经济陛下”的样子超出其他一切之外来发挥决定作用，而是通过决定当前哪个层域带头领先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马克思关于决定性的论述之所以引发问题和争议还有一个原因，他至少以两种方式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首要（即，决定性）矛盾。在一种提法中，首要矛盾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他预见日益加大的差距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它所需的社会关系之间，包括占有、控制、剥夺（即，私有制）关系，那些生产力就处于这些关系中。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差距造成了矛盾，这接着又导致它们之间关系性质的不断变化。
不过，在另外一些地方，尤其在《共产党宣言》（Marx and Engels，1964）中，马克思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以结构化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而是放在社会阶级斗争与矛盾的性质上。在那里，首要矛盾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两种矛盾之间显然存在某种联系，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因此，上层建筑的变化到底主要跟结构矛盾相关，还是跟不同社会形态与实践的矛盾相关，取决于你读到马克思作品中的哪些部分，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我们要区分两种针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对理由：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
经济还原主义的指责说，尽管这种模式补充了提醒与限定条件，但基础就是其他层次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其他层次只是显现出来的表面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实质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复杂性和它们作为国家的表象，就好像国家实际上只是经济关系的一个层域。我们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在政治领域中构建的，所以花大把时间思考政治制度、过程等等。但实际上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只不过是各种关系在政治层面中的表达，它们实质上是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不仅断言，基础产生了其他层次，而且它们的本质内容也在基础中。结果，这种模式似乎强烈地暗示把社会形态的所有层次都还原到基础中。虽然它不要求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它显然不允许其他层次具有自己的现实决定作用，它们在这种模式中的作用仅仅是履行基础对它们的指令。
第二种对这种模式的指控是阶级还原主义，这一指控运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这两个文本。在前者中，人们看到，上层建筑与阶级之间更为清晰的关系极其简明扼要地在统治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中得以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似乎承认，观念在实现支配地位和维护统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他继续将一定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一定的阶级等同起来。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将整体意识形态归属于整体阶级。特定意识形态形式的决定作用问题通过诉诸观念与阶级之间必然而内在的关系得以解答。一个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客观立场带给它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和物质利益。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们拥有一系列对立于只能出卖劳动力的被剥削阶级的物质利益，接踵而来的便是围绕这两个对立群体的社会利益所产生的人生观、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如果有些人不在生活中经历结构层面规定的阶级斗争，没有按照自己在阶级关系中的地位所规定的方式生活，那么他们就是生活在虚假意识中。也就是说，由于阶级地位的缘故，阶级（以及个体）被认为会持有一种客观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立场。如果他们没有的话，肯定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
针对虚假意识观念存在许多异议，或许其中最有力的不是理论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绝对相信他们不是活在虚假意识中，但却能立即分辨出其他人活在虚假意识中。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政治组织和斗争领域提出严格地区分两种人，一类人能够看穿表面，透过复杂的社会关系，直达基础（因此他们根据真正的结构行动）；而另一类世界上有史以来数量众多的人们则不然，他们的思想被禁锢，是不明真相、糊里糊涂的傻瓜。他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们领取工资或薪水；他们购物、吃喝、养家糊口、四处旅游；他们这么做了，却看不到真实，看不到自己的利益，或者不明白自己应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我一直试图远离这种对立的立场，而是认为所有那些把人们有机地组织起来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它们具有人们可以识别的真实；它们确实能让我们理解与定义自己的体验。当然了，它们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真相：它们会强调一些事情而掩盖另一些；它们所带来的理解是偏颇的。但是，它们没有虚假到只有谎言、歪曲或误认。因此，虚假意识并不是关于阶级立场与意识形态问题的充分理论。
这些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部分说法与问题。不过我还不想离开这一立场，不仅因为这种立场已经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只不过这些工作时常被那些对不同立场问题进行有效批判的人们所忽视，而且因为我们得承认，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高于唯心主义要素的强调在部分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论战策略。我们不能将他的所有文本都视为好像是在大英博物馆中写成的，他的有些文本是在激烈地对抗其他哲学或政治力量。毕竟，马克思是在跟青年黑格尔主义作斗争，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的行进过程。马克思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打破这一点。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接地气的文本，它会讨论一些相当实在的事情，比如在思考观念之前先想想你的肚子或房子，它问道：“有人能只靠天主教过日子吗？”或者“谁能把政治当饭吃吗？”它指出，我们需要物质世界，应该理解人们是怎么组织再生产他们的物质存在的。马克思是一个年轻的狂热者。毕竟，他深谙黑格尔主义，因此，他不是在跟什么他不在乎的敌人争辩，而是在跟自己思想中的片段与习惯较量，跟唯心主义哲学的顶点斗争，跟一个了解历史、而非遗忘历史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作战，跟熟知政治经济学而非假装认为理念可以产生一切的人搏斗。为了应对这巅峰时期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必须要像阿尔都塞后来评论自己与结构主义的交锋那样，大幅度地“掰弯枝条”，他不想它折断，但是他的确要把它掰向大家都抛弃的那一边。实际上，马克思对于19世纪思想的看法正如人们有时对20世纪思想的看法：如果你任由唯物主义观念发展一番，会发现它滑向了唯心主义。在学术生活和西方思想结构中，唯心主义仍然具有现实的影响力，它部分程度上植根于观念与存在的哲学区分。一旦人们从那种双面性的框架出发，试图将其进行连接，就会发现唯心主义是用来应对复杂性的最强大的可用语言。(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在恩格斯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这种努力，他认识到马克思所强调的观点在论战中的重要性，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从那些一再把政治册子中的庸俗笑话当成科学真理的追随者中解救出来。恩格斯恳请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全新的方式研究历史（那应该成为每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明显标志），并避免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当成像黑格尔那样机械地建构历史的标准。毕竟，马克思是在与黑格尔以及黑格尔的以下思想做斗争，即认为历史其实是一幢巨大的建筑，只要你将它建造起来，并启动理念，就可以静观整个历史徐徐展开，就像理念在某种高度合成层面上的自我复归运动。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试图驱逐的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建构。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实际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时，会发现所有的场域都相互作用。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家庭等。因此，像威廉斯（在威廉斯之前，的确是这样，可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不同的时间起飞）一样，他开始思考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分析得越详细，要列举的偶然要素就越多。因而，人们不需要将基础的决定作用应用于历史上的一切事情。重要的任务是探寻主要趋向，描绘更突出的联系主线。相比一种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论，恩格斯提出了一种无限序列的彼此交叠的力量平行四边形，这些力量共同导致一种结果。这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做了准备，在这种决定论中，一个事件由许多不同的力量所决定。
在人生晚期以及马克思去世之后所写的书信中，恩格斯（Marx and Engels，1934）继续跟一种模式的遗留问题做斗争，这种模式被奉若神明，却不再是一种帮助思考的有用工具。他尝试提出许多其他的提法与解决方案，虽然无一充分，但它们表明了马克思思想中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所建设的关于物质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不充分。
我说这些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解读，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开始着手应对。尽管我并不完全赞成阿尔都塞式的观念，认为存在一个早期的、黑格尔主义的、虚假的、前科学的马克思和一个后期的、真实的、结构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或者声称这两者之间存在绝对的理论断裂或决裂，但是我认为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统一体或者连贯的整体的看法是准确的。马克思晚期的作品，尤其是写于人生后期的《资本论》与政治著作都是基于跟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同的关于决定问题的前提。这两个场域之间发生了某种断裂，首先它发生在政治层面，在1848年革命的挫败与失望之后，尤其是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在诸如《共产党宣言》之类的文本中所提出的阶级之间或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断裂节奏不能充分地描述他刚刚所经历的历史。
让我们花点时间看一下《共产党宣言》这部绝妙的著作，它是一部历史预言，而更妙的是，它就像一部音乐作品。它如同恢宏壮观、节奏分明的开场祈祷，提出阶级斗争的节奏和这种斗争进一步尖锐与深化的可能性，召唤人们想象红海持续分离的景象。不论阶级结构有多复杂，阶级斗争将持续分化这种结构，直至最后剩下阶级和阶级的对峙。利益成为结构中矛盾的组成部分，并最终表现在世界上两种阶级的深度对立中，随后是划时代的斗争开始，从这种斗争中将诞生社会主义。但是，作为对于19世纪中期欧洲历史的预言来说，它并不正确。不仅不正确，而且错得离谱。如果当时允许它生效的话（就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与预言被允许生效），那么政治与历史的代价将会是巨大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他们错把资本主义出生时分娩的阵痛当成了它的垂死挣扎。马克思主义中许多令人遗憾的遗留问题是它仍未摆脱那种误解。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也会以科学性的名义预测另一种未能发生的垂死挣扎。一战后就有过一次这样的预言，而且它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在欧洲出现与存活的方式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有太多个最后阶段，有太多次垂死挣扎，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灭亡的预测实际上成了历史判断上的重大错误。把马克思当成预言家，把他的作品当成可以查询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资本主义年鉴》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受挫。如果你把最后残余的信仰倾注给马克思，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预言，这只会毁了你的马克思主义；你是在做出一个马克思并未要求你做的承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可跟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也会犯错误。他不得不返回并越过《共产党宣言》，不是去否定它，而是去分析他差一点就预测准确的那些事件的实际转折。毕竟，马克思所说的1840年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出现重大的历史决裂也不算错，至多不过就像列宁与其他人所预言的1917—1921年左右欧洲会发生一系列的革命。它们的确发生了。在那个意义上他们不算错，他们错的是关于实际可能发生之事的范围。不过，那不仅仅是历史判断的问题，更是对于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判断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重新思考了这些实际的历史事件，它解释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划时代的1848年革命如何以一位戴着三角帽骑在马背上的男人收场，以及19世纪中期发生在欧洲中心地带的争取自由的那些巨大革命为何最终吊诡地在促进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束。
在讨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前，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事业中的第二个断裂场域。这种断裂发生在同一时期，不过是在他为《资本论》做准备的情境下。这是《大纲》笔记（Marx，1973）的时期，也是他即将进入大英博物馆从事革命，撤退到智识层面进行研究的时期。在我看来，此时他似乎开始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许多预设进行决裂，这一点在《资本论》之前的文本——尤其是1857年《导言》和《大纲》笔记——以及《资本论》中都可以看出来。
1857年《导言》是马克思最详尽的论述其方法的文本，因而非常值得简要地谈一下。虽然马克思仍然认为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但他现在开始关注研究不同的重要组成关系。毕竟，生活的物质生产不仅包含生产；它也包括消费与交换。因而，马克思开始剖析这一基础中的诸成分，而在此之前，它们被视为简单、单一的组合。现在它由各种关系构成，这些关系不仅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异也至关重要。如果交换、生产及消费关系各不相同，但它们仍然作为一个整体运行，那么它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在其中每种关系与其他关系相一致的简单构型。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关于这种组合运作方式的概念。既然关系不同，所用的方法就不应太多关注其一致性，而应该关注其差异。同时，还必须要弄清这些不同的关系在何种条件下、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运作系统。
同一性关系确实存在，但马克思越来越觉得它们的解释力比差异关系要弱，差异关系使你意识到构成经济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的节拍及存在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基础由生产、消费和交换关系构成，那么每种关系有其自身的存在条件。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断裂，每种断裂都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系统运作的瘫痪。例如，如果劳动力拒绝工作或者为劳动力剥削设置障碍，那么这样的条件会破坏生产系统。然而，当需求降低到人们能够耗费掉生产出来的产品标准以下时，就会出现消费或低需求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危机。因此，我们能够将这些关系彼此区分开来。当我们着眼于资本主义时，所有这些不同的过程一起运行，不是因为它们是相同的，而是因为它们彼此不同，而且可以相互接合。这暗示了在关于事物如何组合成统一结构的问题上，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区别于马克思早期论述中表现的总体性。这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其中不同的部分各不均衡甚至相互矛盾地彼此相关。在这种总体性中，每种不同的实践有其自身既定的决定水平。因此，马克思必须要从一种关系如何与另一种关系相接合的角度来思考统一性或总体性。
马克思认为，理论并不是既定地存在于所考察的事实中，而是在事实与论据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推演运作。因而，我们必然要通过观念的形成来进入论据内部。观察、理论化和抽象是不可分离的。同样，理论也决不能不指向现实世界，远非如此。我认为马克思不会拥护阿尔都塞的观点，那种理论实践的观念仅仅基于自身内部论述的逻辑连贯性，而跟它解释特定历史发展的能力并无关系。然而，马克思也不会支持那种认为理论仅仅是概括总结已知论据的观点。在他看来，首先，任何一组历史事件的表象都是复杂、无序、相互矛盾的现象形式或事件。因而，我们不得不借助必要的抽象进入它们内部，我们不得不通过清晰表达的概念与抽象来切入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的表象中，结果就产生了他所说的“思维之具体”（the concrete in thought）（Marx，1973，p.101）的产物，也就是说，理解具体历史事例中真实关系的能力取决于理论的生产和介入。理解历史总要绕道经过理论；这涉及从经验层面到达抽象层面，然后再回到具体。你越接近某一历史时代的具体性的再现，你要考虑的决定层次就越多。
我来举一个例子：生产方式等同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论点是最高层次的抽象。但是，根据要提出的问题，这种抽象层次或许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要研究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差异，它就是一种有用的抽象层次，因为它能够辨别区分这两者的关键点。那么它们是与分析特定封建社会相关的唯一术语吗？当然不是。如果要探讨任何封建社会或者封建主义的不同阶段，就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这种抽象层次是有时间维度的。同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层次，也与特定的时间段相关——从早期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出现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想要了解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从生产方式这个常见的抽象概念出发，它可以告诉你有关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告诉你在占有自然的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如果想要了解17与18世纪英国农业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就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决定层次。从部分程度上来说，必须补充经济组织中更多的其他决定层次。不过当然了，没有哪种经济生产方式可以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法律的关系而单独存在，若不把所有那些决定层次都加入分析中，就无法描述任何特定时期的任何特定社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有些重大问题就是由对抽象运作层次的误解造成的。如果想要解释前天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那么试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始末这样的抽象层面来进行理解是没有意义的。在如此高度的抽象层面中，你没有充分的决定层次来做出针对特定社会的解释命题，它根本无法解释说明特定的社会形态。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许多研究都在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明白这项任务需要他将这一特定概念抽象出来。为此，当他剖析这种特定的抽象概念时，他几乎不得不忽略其他的一切，忽略现实中其他所有的决定要素。《资本论》实际上包含了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运作的许多不同的话语。最高层次的抽象，也就是商品的抽象，出现在第一卷的第一章（Marx，1977）中。谁曾见过商品跑来跑去影响经济？它用来描述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细胞”。我们把这种抽象层次跟《资本论》末尾马克思对1840年代英国工厂法的探讨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与前者并不在同一个抽象层面上；因而你不能对两者做出同样的表述。类似地，在第二卷（Marx，1978a）中，马克思从不同经济形式中生产、消费、交换的抽象关系的角度描述资本主义，而在讨论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时，他则使用与历史更密切相关的因而更加明确的话语，这两种论述显然处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
在马克思自己的研究中，这些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并没有明确地划分开，但是，这不能免除我们辨识这些不同抽象层次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辨识它们，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我们都会为马克思主义制造难以克服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我们提出社会形态中权力与决定作用的复杂组织问题。如果要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要描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描述资本的作用：它占有生产资料；它将劳动力置于自由市场上；它剥削劳动力。仅此而已，没别的了。不管资本主义是高还是矮，是黑还是白，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无关紧要。然而，倘要研究英国特定的资本主义阶级的构型以及这一阶级在历史中演变的特定方式，就必须讨论它如何从其他的社会与阶级构型中浮现出来；必须要追根溯源，分析它如何分离出来并确立自身；必须考察市场交换的早期形式如何开始；等等。当降低抽象层次，就会更加接近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构型中的细节，那时就不得不把其他的决定要素引入话语，以便使论点能够站住脚。因此，当马克思说，劳工被给予在文化层面合乎惯例水平的工资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他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论述，并不涉及这种惯例水平是什么。但是，如果想知道任何特定历史形态中这种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性质是什么，怎么能不分析家庭的问题呢？因为，毕竟长期以来，家庭恰恰是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发生的场域。同样，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层次上研究劳动，那么劳动是黑色、棕色、黄色、红色还是白色，或者它先进与否都不重要，只需要搞清楚劳动在资本主义模式中所发挥的最基本的职能。但是，一旦去询问某种特定劳动力的构成方式在美国和南非的差异，怎么能不涉及强制劳动与非强制劳动，或者不同劳动力阶层中基于种族与族裔差异的劳动剥削方式呢？显然不行。这表明，至少马克思话语中有些所谓的沉默是相关的抽象层次所导致的，而不是说明他认为那些其他的决定要素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谨记以下这点很重要：即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在高度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不是他的论述所处的唯一层面，但却是他的理论中非常明确的抽象层次。在这一层次中，他时常不由得暂时排除其他种类的决定要素，而这些要素对于理解真实历史时期的现实社会至关重要。
我并不是要说，马克思建立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由对相关抽象层次的误解所导致的。由于这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资本主义出现与发展的其中一种路径——即在英国的情况，因此，它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被引入的不同方式，比如，通过征服和殖民。如果你对劳动的理解仅限于英国语境中逐渐产生的自由劳动这种形式，那么你没有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关系网在扩张并遍布全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形式。在后者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并非倾向于削弱、毁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中特定的当地差异，恰恰相反，社会形态中的趋向是利用、发展并建设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当地差异，把它们当作现实中资本主义剥削本土劳工、当地社会形态以及本地物质资源的手段。
《资本论》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分析性著作。没有哪种历史可以与之相匹配，如果说有的话，马克思会在那些部分的写作中采用描述特定事件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他所描述的关系仅仅以一种形式融入另一种形式的透明方式出现，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维持系统。相反，他承认，他所描述的关系是以血和火的文字被载入现实社会形态和现实人民的真实历史中的。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深知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历史动乱和剥削的结果。不过，以一种简单的语言、一种不涉及详细刻画资本主义最终的或必然的剥削关系的语言，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对那种情况进行描述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分析层面上也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更加近距离地分析具体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仅仅就是把他不予考虑的决定要素一一囊括进来，比如种族、族裔和性别要素，而并不触及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也无意将分析现实社会形态的任务留给其他人。实际上，关于这种分析如何进行的最好范例恰恰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了1848年至1851年之间的法国历史事件。马克思一踏上这种具体的历史事件场域，就采用了跟《资本论》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术语。在两种不同的抽象层次上，探讨阶级与政治问题所用的语言也不同。在具体的社会形势层面，所有那些在生产方式抽象层次中不会出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开始发挥作用，而且这些力量没有确切的阶级归属：军人、牧师、官吏、律师、作家以及记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报纸被当作现实的人或者政治力量来对待，而阶级本身甚至成了破碎而流动的概念。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情况如何？马克思几乎不会谈论它们，而是谈论大地主、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流氓无产者。阶级中存在现实的派别、分部、分支，而这些力量在具体形势的政治分析中举足轻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资产阶级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由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以及在它组织之下的其他阶级派别构成的政治集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从来都不是整体阶级统治其他整体阶级的语言。
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愿景不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挫败和逐渐被边缘化的故事。可是，阶级和政党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党派与立场——从制宪国民议会、立法议会，到大众民主制、共和制以及君主制——其中每一种又跟不同的阶级派别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资产阶级分化成两派，一个派别认为通过君主制可以最有效地进行统治，另一派则支持共和制。而无产阶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从未作为政治上独立的阶级出现。它不能完全抛弃改良主义，总是与其他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未占据作为历史阶级的位置，而是不断地跟资产阶级中的派系缔结同盟——先是跟至少相信选举的金融资产阶级，然后又跟另一边。最终，无产阶级成了结束资产阶级不同派别间的战争，并将它们团结起来的唯一事物。而为了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围绕家庭、法律、秩序和财产的语言建立了秩序党。无产阶级则被建构为他者，建构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的政党。这就是一种政治场域的建构，其基础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象征主义形式。因此，阶级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在生产方式的决定层面被加以描述；它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必须要剖析君主制和共和概念在法国的意义，描述维持不同政治制度的传统，并理解不同的政党如何构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一系列不同的口号。不能在政治复杂性的层次上分析一种具体的历史形势——这正是我们多数人在多数时间所做的事情——却又不涉及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其他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提问，既然生产方式决定了一切，影响了上层建筑，那么它怎么才能被重新插入历史论述中呢？让我试着扼要地来整合一下马克思重新将生产方式引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方法。第一点要注意的是，在法国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相反，其生产方式是两种生产方式的组合：一种是正在走上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衰落中的农民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治出现的形式了吗？不，它不能明确地规定政治形式，马克思也不打算让它这么做。这种决定作用极其微弱，并且鞭长莫及。我们只能说，它为政治与经济的关联设定了一定的限制，划出了界限，并创造了一些可能性或可能形式，包括一些当时没有出现的形式。除了这些，决定作用在这个层次上并不能兑现。
然而，如果我们转向这一时期争取权力的斗争如何得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生产方式的抽象概念和具体历史分析之间的距离。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阶级（派别与联盟）都未能建立稳固的统治，于是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层面被拿破仑所代表。这显然是一种截然不同且令人震惊的关于决定和表征的观点。阶级、大历史集团被一个人物所取代：拿破仑·波拿巴。或许他间接地代表资本主义，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或许他出生在那里，与他们共享观念与利益。但是，马克思宣称这些问题与之毫无关系，也不能回答拿破仑代表何种阶级力量的问题。相反，拿破仑代表农民，因为继资产阶级反对他掌握政治大权之后，他在农民那里找到了政治基础。尽管农民在法国代表一种旧的生产方式，不能以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进入19世纪，但是他们愿意支持拿破仑，因为他们“喜欢拿破仑的观念”。然而，如果他不让资产阶级发挥作用的话，他又怎么代表资本主义呢？他发展了国家，而国家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种折射，不过，国家独立于各种不同的阶级。正是国家本身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不是通过代表任何单一阶级的利益，而恰是通过一种公开独立的方式进行运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作为国家获得了其持续运转所需的权力；也是在这里开始产生法国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的遗产，这种遗产使得法国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区别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与机制。
在此，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阶级与新出现的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是马克思对于它的分析却不是试图直接运用经典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马克思实际采用的模式的确给了社会矛盾一席之地，这种矛盾不同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这种分析主要基于社会运动、社会群体、联盟和没有清晰阶级属性的集团，然而，有一点很明确，这种分析所用的内在语言毫无疑问是唯物主义的。于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给出了经典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替代方案，同时也没有放弃这一隐喻所具备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