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元时期
宋
白鹭洲书院建成之时，南宋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从1241年建成，到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白鹭洲书院南宋时代仅有35年。
然而，这一时期，白鹭洲书院声名远播，闻名江南。慕名来学者成百上千，出现了“不于州学则于书院”“可容诸生数百”[1]的盛况。在当时，能容纳数百名学生办学规模的书院并不多见，白鹭洲书院办学之盛可见一斑。
兴建山长厅 景定四年（1263），宋理宗诏吏部：“诸授书院山长者，并视州学教授”[2]，诏令官办书院的山长与州学教授享受相同的政治、经济待遇。白鹭洲书院由于是官办书院，书院山长自然被纳入官员体系。时任书院山长是湖南严陵人黄嘉，虽然他志在育人，无意仕途，但听到这一好消息，还是非常感奋，他“闻之欣跃，曰：‘上嘉惠斯文至矣’”[3]，于是，立即请示州守，请求兴建书院山长厅。
山长，即书院的主讲人和管理者。黄嘉任山长时，书院没有山长厅，且有数百名生员，院内的号舍都不够用，于是他只得“假私屋以居”，在城内租用民房作为自己办公、居住的场所。他认为这种办公环境与教授这一官职的待遇不匹配，有损书院形象，更有负于皇上对斯文的嘉惠，对书院山长的信任和恩宠，于是竭力请建。他的要求得到上级的批准，也拨出了一些银两给他建山长厅，他很快就将山长厅建好了。
《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
事情传到京城，有新中进士在委派其任府学教授一职时，竟然主动要求任白鹭洲书院山长。黄嘉听闻此事，更是高兴，于是请求德高望重的前任山长欧阳守道撰写《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
那时的山长厅建于何处？规模怎样？欧阳守道在《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中记载：“得地于境内之东南，出便门数步，即一苇至洲矣。材木瓦石，与凡工役百须之费，多方经营，铢积而寸累之，佐以俸给之余，为门厅、堂室、便坐数处，数月而成。高明宽洁，内外整整，无复欠缺。”[4]从这段话可以得知，书院山长厅初建时并不是在洲上，而是在城内东南角找了一块地，大约在今天的金牛寺附近。这块地临江，出城门就是码头，登船撑一竿就到了洲上。黄嘉如同建造自己的私宅那般尽心尽力，从设计施工到购买材料、组织工匠等，都亲力亲为，精打细算，府衙拨的钱不够了，他拿出自己的薪俸补贴。建成后的山长厅有门厅、厅堂和内室，还有厢房数间，高大明亮，宽敞整洁，山长办公、居住的各项功能和设施都齐整完备。
元
元代近百年间，元朝政府对书院教育尤为重视，大部分书院都收归官办。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白鹭洲书院延续着南宋末年的辉煌，办学不断，名声依旧。元代中后期，由于政府采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开科取士，大力任用汉人，书院教育更日渐兴盛。元代，书院有记载的修建工程有四次，分别是：兴建江文忠公祠、兴建复古亭、顺帝至正二年（1342）维修和至正十五年（1355）维修。
祥兴二年（1279）兴建江文忠公祠 祥兴二年二月，宋元两军在广东崖山展开生死海战，随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7岁的赵昺被丞相陆秀夫背着跳入茫茫大海，南宋王朝彻底灭亡。这年六月初一，被俘的文天祥在囚船上顺赣江北上押往元大都时，绝食昏迷中经过家乡吉州，经过他的母校白鹭洲书院。也就在这一年，白鹭洲书院内立起了一座新祠堂——“江文忠公祠”。
江文忠公，即江万里。江万里以身殉国后，朝廷授其谥号“文忠”，后人因此称其为“江文忠公”，以示尊重敬仰。“江文忠公祠”即祭祀江万里的专祠，又因为江万里号古心，故后人又称该祠为“古心祠”。
江文忠公祠的兴建者是山长曹奇，书院学子、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刘辰翁撰写了《江文忠公祠堂记》[5]以传后世。
刘辰翁在记中写道：“自斯文一变而至欧公，再变而至先生。而先生又以身绚，宇宙与之终始，虽康之山、鄱之水，同光而共洁，而其道隐然增鹭洲之重，与欧公而并。其好士似欧公，论谏似欧公，变文体似欧公，而又得谥似欧公，受乡人毁似欧公。欧公老颍，而先生祀吉，老颍者有所避，而祀吉者以其思。呜呼！岂偶然哉！”
欧阳修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自北宋之后，吉州城内有三忠祠、四忠祠，祠祀对象第一个就是文忠公欧阳修，他在后世吉州士人心目中，犹如圣贤，备受尊崇。曹山长以欧阳修配祀江万里，可见江万里在南宋遗民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他代表的不仅是道德文章，更是民族精神和气节。所以刘辰翁在文中赞颂江万里：其精神与天地长存，其气节与山水同辉。
江万里谥号“文忠”，欧阳修谥号也是“文忠”，他们两人的道德文章都高迈前贤，又都直言敢谏，爱才敬贤。欧阳修是吉州人，却老死于颍州，江万里是都昌人，却祀在吉州。这是偶然吗？刘辰翁认为，这不是偶然。他曾经跟随江万里15年，深切体会到江万里对欧阳修的景仰，对吉州、庐陵的厚爱，“某事先生十有五年，日所见之，犹史独为庐陵言，则言之先生玉立如山，和气在眉，睫间如柳……”[6]
吉州，因为江万里创办了白鹭洲书院，他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气质影响了一大批庐陵学子，使他们本就融于血脉中的忠正之气更加浓烈，才有了宋末在庐陵大地上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元斗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悲壮感人的爱国史诗。而在南宋刚刚灭亡之时，曹山长建祠祭祀江万里，不仅仅因为他是白鹭洲书院的创办者，更多的是对消失的王朝的怀念，彰显的是江万里感召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https://www.daowen.com)
“祠成，闻者垂涕。”江文忠公祠建成后，郡城里的百姓听闻，个个泪流满面。这是怀念的眼泪，是悲愤的眼泪，更是感动的眼泪，是振奋的眼泪。虽已改朝换代，但教育不能废，儒学不能丢，民族精神不能弃！振作起来，发奋图强，是对先贤最好的告慰。
此后，江文忠公祠一直矗立在白鹭洲书院里，直到古代书院教育制度结束。2013年，吉安市委、市政府为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对白鹭洲书院进行整体改造，全面恢复清代书院建筑规模，并将逢源堂辟为纪念江万里的专厅，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书院开创者。
延祐年间（1314—1320）兴建复古亭 白鹭洲，最早为佛教场所，大约东晋末年始，洲上就有僧人修行弘法。江万里在洲上创办书院，劝说僧人让出大块地方修建书院。书院建成后，白鹭洲上一直是佛儒双修，士子与僧人相安无事。宋末，随着书院名气日增，寺庙香火日见式微。
到了元代，因统治阶层崇尚佛教，洲上寺庙香火又日益兴旺起来。到元中期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寺庙长老甚至想弘佛抑儒，于是大张旗鼓开展传教活动。这样一来，来来往往的香客，严重干扰了书院的办学。时任山长余天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请求当时的吉安路总管，撤掉洲上的净土庵。
余山长的请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元代统治者信奉的是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在余天民的努力下，吉安路总管同意撤走洲上的寺庙。僧人撤离后，为防止再有僧人来此修行，余山长将庙宇也都拆除了，并在拆除之后的空地上立了一座亭子，额曰“复古亭”，为“敦复古道”之意。意思是告诫士子不要信奉异教，中华传统的儒家礼教应成为唯一信奉。山长余天民，也因“勇撤浮屠”，兴建“复古亭”，在白鹭洲书院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瞬间。
后世，白鹭洲书院屡遭洪灾，复古亭亦时有时无。明万历二十年（1592）书院重修时，当时的知府汪可受同意了僧人请求，在书院旁边重新建了佛教寺庙。此后，白鹭洲上又恢复了书院初建之时的儒佛双修气象，乾隆时期的书院山长孔兴浙有《复古亭》一诗就此曾抒发心中感慨：
江汪开大业，胡尹亦功臣。
复古亭何在，苍茫气象真。[7]
到清代末年，书院重建之时，又修建了复古亭，一直留存至今。
至正二年（1342）维修 白鹭洲书院有记载的第一次被水冲毁和重建，在至正二年（1342）。《白鹭洲书院志·建置沿革》记载：“元至正二年壬午，鹭洲书院圮于水，吉安路总管李珏修复。”[8]需要指出的是，此处“至正二年”为元顺帝至正年间。《光绪吉安府志·秩官志》中亦有“李珏，顺帝二年任”相印证。
顺帝元统二年（1334），李珏任吉安路总管，至正二年（1342），赣江发大水，白鹭洲书院被水冲毁，之后，李珏便组织重新修葺。这次维修，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只在至正年间永新人吴师尹所作《重修白鹭洲书院记》中有一句话“前至元（应当至正）壬午，洪水漂没，太守李珏重葺之”[9]可证之。
至正十五年（1355）维修 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的战火蔓延到吉安，起义军沿水路进攻，占据白鹭洲驻扎屯兵。其间，将书院建筑大部毁坏，只有夫子庙不敢染指。此时，由于战乱，书院暂停办学。两年之后，即1354年，白鹭洲又遭受洪水，本就废弃的书院被大水一冲，更是荡然无存。但奇怪的是，书院夫子庙中的孔子造像竟“俨然不坏”。
当时吉安路最高行政长官名叫纳速儿丁，见此情形，他心里暗自揣摩：这恐怕是天意不绝斯文啊！得赶紧想办法筹钱，将书院重新建起来。可是，刚刚平定红巾军叛乱，收复了城池，修葺了府衙官署，哪里还有钱修书院呢？恰巧这时，书院山长郭庆传、训导曹中一起上书强烈请求复建白鹭洲书院，吉安府众僚属也纷纷附和，纳速儿丁感慨道：“三代之学，所以明人伦也。书院亦讲学明人伦之地，若废驰不葺，牧守责也。修葺而耗民财，殚民力，又非圣贤意也。”[10]
这段话意思明了，作为地方官，兴教助学义不容辞，但是官府现在没钱啊！如果让民众出钱出力，又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这也违背了圣贤之意。怎么办？思来想去，这位大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命西昌欧阳成德捐赀特力修之。”[11]
西昌，位于今天泰和县境内，那么欧阳成德是何人？为何官府命其独力承担复建书院的费用？这些信息尚无资料可考。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欧阳成德一定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因为复建书院花了很多钱。总共花了多少钱呢？“凡用楮币至五万缗”，楮币，是元代发行的纸币，也是基本流通货币。五万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元代初期“天下茶课不过五万余缗尔”[12]，即相当于元代初期全国一年的茶叶税收。
有了钱就好办事。复建工程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开工，四月二十五日就完工了，两个多月就建成了，真是神速啊！这次维修，所有建筑及门额均恢复旧制。永新籍进士吴师尹撰写了《重修白鹭洲书院记》，详细记载了书院自建成后的毁废情况和此次修缮情况，并将书院所有建筑列出。从文中，我们了解到，书院当时的建筑有：正殿、两庑、棂星门、云章阁、道心堂、万竹堂、六君子祠、三贤祠、古心祠、风月楼、斋舍、庖禀、复古亭、浴沂亭和夫子庙，共十五处。这也是第一篇对书院所有建筑进行详细记载的文章，让后人对书院始建时的建置有了清晰的了解。
纳速儿丁重建书院，功德固然昭著。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位独力捐助的商人——欧阳成德。古代社会，阶层分明，“士农工商”，士人最受尊敬，商人却不那么受待见。所以吴师尹在《白鹭洲书院记》中也只有“命西昌欧阳成德捐赀特力修之”这一句话带过这位义商。我想，无论欧阳成德是否自愿，他毕竟独力重修书院，是吉安商人捐资助学义举的典范，值得后人铭记。
吴师尹的文章中还提到了理宗皇帝的赐额：“今御书石刻尚存。”这句话第一次明确指出理宗皇帝御书的“白鹭洲书院”题额，是被刻石留存在书院的，且经过百年之后，这块碑石依然保存完好。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这块“御书石刻”还在书院大门上，当时的山长孔兴浙有诗为记。